二 理论探讨
早期艺术研究中考古资料的解读问题
考古资料是早期（本文指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艺术研究的基础，无论是通过美术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学的途径，还是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目的都是要将考古资料还原到其所属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加以认识，以“透物见人”为目标，分析早期艺术中所蕴含的社会、思想、信仰等层面的内容。可以说，正确地解读考古资料是早期艺术研究中的最重要环节。
目前学界对早期艺术所涉及考古资料的解读往往莫衷一是，对同一件器物常有多种不同认识，个别器物，如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纹饰，甚至有多达二三十种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艺术特征方面。早期艺术本身的多变性及超自然性，非写实的特点使之难以与现实事物相对应。第二，文献方面。缺乏同时代文献的注解和佐证，同时，在使用后世文献时又常出现种种纰漏。第三，研究途径方面。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往往选择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诠释，而研究途径的差异对结论会产生重要影响。总之，由于上述原因，想对早期艺术品给出一个广泛认可的解释必然是极为困难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些解释中不乏一些主观性较强的结论，究其原因很多是研究方法上的纰漏，如孤立看待考古资料、主观建立器物间联系、望“纹”生义、以偏概全等。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尽力保证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只有通过较为全面、客观的论证，才可能将答案引导向正确的方向。
一 考古资料解读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一）孤立看待资料 主观建立联系
部分学者对考古资料的认识基础仅建构于发掘报告（甚至是网络搜集）的纹饰图片，无视其所附带的考古学信息。这样其实无异于将纹饰抽离于器物载体、埋藏环境、所属文化、所在地域、所属族属等一系列相关背景，而将其变成研究者书桌上一幅孤立的“画”。
一旦将器物纹饰抽离出考古信息的“束缚”，解读手段就变得丰富起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艺术品，凡是与所论纹饰有相近之处，就可被作为辅助理解的论据。又因古今中外的艺术品均能成为论据，这样的论证往往倒显得“论据充分”。如个别文化人类学者在解读早期艺术时，就常通过这样的“全球视野”寻找论据。当然，并不是说这样的论据没有意义，因为无论是“进化论”还是“传播论”，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区域的早期文明在许多文化事项上的确有相似之处。但严谨的学人也应明确，这样的论据虽然显得丰富，但其与所论对象间的关系往往难以落实，忽略时代、文化、地域、族属的差异，纵横几千年、跨越几万里，仅因纹饰相似就判断两者具有某种关联（或者彼此可以相互解释），这样的假设缺乏太多证据。由于两者间的联系是研究者自行构设的，所以结论往往具有一定主观性。
如有学者在探讨史前时代不同文明间的远距离交流时，便常以个别艺术品的相似性为支撑材料。如通过古希腊文明中的戈尔工面具与商周时期饕餮纹的部分相似特征，讨论两者间的相互借鉴，进而论证欧亚大陆间的早期交流问题；又如有学者通过美洲印第安文明中个别形象与汉代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形象的几处共同特征，论证印第安人源自商人后裔的推测。这样的研究往往会得出令人震撼的结论，不少网站也乐于转载以增加关注，在一般群众中造成不小的影响，但事实却可能与这样的推论相去甚远。
从学术角度来看待这些研究，可发现其对考古资料的解读和使用模式是存在问题的。此类研究的论证过程一般是先将两个文明中的个别形象抽离出其所属文化语境，再通过对比两者的部分相似性来推断两者间的传承关系，并以此为论据论证两个文明间的关联。客观来说，这样的研究过程很难说是严谨的。首先，这些可对比的例证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其次，纹饰脱离其所属“语境”是否还有比较的意义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最后，图案相似是否就一定源于文化传播，这更是应该慎重对待的问题，尤其是对像欧洲与东亚、东亚与美洲这样超远距离的文明之间文化传播问题，更应谨慎。若不考虑两者间的传播路线，仅靠相距千万里、相差千余年的几个图像的相似性，是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的。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考古资料须以其所在文化为基础认知背景，切不可直接将其抽离于考古信息和历史阶段。仅基于图像特征的比较研究往往过于主观，结论的可信度不高。
（二）望“纹”生义 以偏概全
由于早期艺术缺乏同时代文献的诠释，研究者很容易依靠主观感受判断纹饰意义。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对之后探讨方向的确定和支撑论据的选择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直觉的判断是否靠得住，却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我们和古人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社会、文化、信仰、观念、思维模式等方面差异巨大，面对同样的纹饰，我们很难和古人产生同样的直觉体验。其次，不同的学术背景会对学者的“学术直觉”产生巨大影响。最后，很多现在作为“艺术品”研究的对象，在当时往往有着重要的仪式、信仰层面的功能，不结合器物性质和使用环境，仅凭直觉很难揭示其真实意义。
个别学者的研究模式是依直觉“设定”了早期艺术的意义后，便着力寻找能够支撑该观点的论据。常见的情况是：论者精心挑选各种符合自己观点的论据，漠视不利证据，这样不全面的材料基础，难免会使结论以偏概全。很难想象在论据搜寻过程中，论者错过了所有反例，更可能的情况则是有意将反例排除于所选论据之外。但这样“精致”的论证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反例可能就会颠覆其所有观点。
为了避免望“纹”生义、以偏概全情况的出现，在最初就应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并尝试将该纹样置于纹饰发展脉络（纵）和相关纹饰体系（横）之中，再结合考古信息和文化背景，总结纹饰特征，谨慎提出假设，同时，重视反例，通过反例修正假设，并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观点。总体来说，在全面的资料基础上开展学术探索，要比始于直觉臆测的研究更能推动学术进步。
以饕餮纹的原型研究为例。自中商阶段以后，一部分饕餮纹变得具象化，这就使学者们能够通过部分器官特征来探寻饕餮纹的动物原型，主要观点包括“牛”说、“羊”（或羊鸡结合）说、“虎”说、“龙”说、“雷鸟”说等。同是基于饕餮纹器官特征的研究，结论却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研究者的探讨对象常集中于饕餮纹的某种类型，研究所依赖的资料基础并不全面。基于不全面的材料基础，却试图得出涵盖全部饕餮纹的结论，以偏概全，自然会导致结论差异巨大。
若将具象饕餮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写实动物纹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判断饕餮纹各器官的动物来源（图1），主要包括：牛、羊、虎、蛇、鸟等。牛、羊为饕餮纹提供“角”（图1:1～4），虎为饕餮纹提供“虎口”“虎耳”（图1:5、6），鸟为饕餮纹提供“鸟爪”“羽纹”，蛇为饕餮纹提供“蛇口”“蛇身”（图1:9～11）。可以说，殷墟期的具象饕餮纹正是以这些器官为素材库，通过各器官的重组，形成新饕餮纹的基础形态，这也是饕餮纹形式多变的重要原因。
图1 饕餮纹的器官来源
通过对比可知，任何一个饕餮纹都不是某种现实动物的再现（即使如图1:1所示的饕餮纹，虽然基本上表现的是牛首的形象，却也配备了形似虎牙状的獠牙），而是多种动物的“混合体”。对于这种“混合体”，马承源称之为“各种幻想动物的集合体”，李济称之为“复合动物”，认为它是“由不同动物的不同器官或肢体汇合在一起构成的”，应该说这一观点是较为符合真实情况的。
另外，还应该明确，这些能判断器官来源的饕餮纹，只是中商阶段之后才兴起的，而且即使在殷墟期也是具象饕餮纹和抽象饕餮纹并存。因此，基于具象饕餮纹的探讨，其结论是无法覆盖全部饕餮纹的，例如对于二里岗期较抽象的早期饕餮纹，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蛇、虎、鸟、牛、羊等动物器官与之对应。因此，对某一阶段饕餮纹开展的研究，其结论也只能适用于该阶段，不应忽视纹饰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各阶段的差异，不可将动态的发展历程视为静态、无差异的集合。应重视纹饰自身的发展序列，不可以偏概全地用某一阶段中的某一类特征去定性整个发展过程。
二 考古资料的“语境”问题
上文所论及考古资料的解读问题，如孤立看待考古资料、主观建立联系、望“纹”生义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研究者对考古资料“语境”（Context）的漠视。正如词语的意义只有通过其所在语句和语段才能正确认识，同样地，对于考古资料来说，也只有将其置于器物载体、埋藏环境、使用场合、文化背景等考古学提供的原始“语境”中才可能做出较客观的解读。
语言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词语只有放在所属语句中才有较确定的意义，而该语句又必须结合整段、整篇文章的思想和主旨才能正确认识（否则就很容易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而文章又必须结合作者的知识体系、文化背景、个人经历、思想发展等方面来分析，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又必然映射出其所属时代、信仰、文化等方面的部分特征。所以，宽泛地来看，词语的“语境”是有层次差异的，这些层次大致可归类为：词语—语句—文章—作者—时代。这些层次对词语意义的解释效力是逐层弱化的，但所构建的理解背景是愈发宏大的，合理地结合各层次提供的信息，便能够有效推进认识的深度。
与对词语的理解类似，对考古资料的认识也要依其“语境”的层次而开展，因为不同层次的“语境”对于考古资料的解释效力是有差异的，“宏观”的解释层次必须建立在对“微观”层次的认识基础之上，不可将不同层次“语境”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均视为等效的。
下面就以青铜器纹饰为例（其他早期艺术可结合自身特性大体参照），从器物载体、埋藏环境、使用场合、文化背景这四层“语境”尝试为纹饰的理解笼统地构建一个认识系统（本文仅以提纲性质概述，具体论证容另文详述）。需要说明的是，从“语境”中认识纹饰是在已对纹饰自身特征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如首先要对青铜器纹饰的表现内容、风格特征、构成动物等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再将其放入下列不同层次的“语境”中去认识。
（一）纹饰与器物载体
器物是纹饰的依托和载体，我们不能脱离器物去研究纹饰，就像无法脱离句子来理解词语的所指。目前有些研究仅基于纹饰拓片和线图，忽视所属器物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如纹饰组合、纹饰分布等。可以说，器物载体是纹饰最直观的“语境”，能为纹饰解读提供诸多重要信息。器物载体层次的“语境”可通过以下几组关系来考虑。
（1）纹饰与器物关系。第一，器物功能与纹饰主题间的联系。第二，纹饰内容与所饰位置的关系。
（2）纹饰与纹饰关系（纹饰组合）。第一，纹饰组合的断代功能。第二，牺首与主体纹饰的关系。第三，对同器饰有两种纹饰风格的认识。第四，对纹饰组合是否具有组合含义的探讨。
（3）纹饰与铭文关系。第一，纹饰与铭文的方向性研究。第二，铭文的纹饰化研究。第三，纹饰与铭文内容关系研究。第四，同族徽铭文器物的纹饰研究。
（4）纹饰与材质关系。第一，陶器、玉石器、骨器、木胎铜釦器与青铜器在器型与纹饰方面的相互借鉴。第二，不同材质，同主题纹饰的特征与比较。第三，同主题，圆雕与浮雕纹饰比较。
（5）纹饰与器物属性关系。第一，外来品与本地铸器的纹饰比较。第二，明器与实用器纹饰比较。
（6）纹饰与铸造工艺的关系。第一，纹饰与工艺水平的动态关系。第二，纹饰与陶范比较研究。第三，扉棱的功能。第四，铅、锡比例与纹饰关系。
（二）器物（及纹饰）与埋藏环境
以巫鸿为代表的艺术史学家为理解墓葬的“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等属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该研究也可视为向理解纹饰提供了相对于器物载体更高一层的“语境”。虽然早期墓葬相比于后世墓葬可能难以提供如此丰富的理解角度，但探讨器物与墓葬、随葬器物之间、器物与墓主人等关系，仍可为更好地理解纹饰提供重要的“语境”。
（1）纹饰与墓葬等级。第一，特定纹饰出现。第二，纹饰总体覆盖比例。
（2）器物与墓主人关系。第一，器物（及纹饰）与墓主人身份关系。第二，器物（及纹饰）与墓主人性别关系。第三，器物与墓主人经历的关系（自作器、祭器、明器、日用品、战利品、贡品、封赏品、收藏品等）。
（3）窖藏、祭祀坑与墓葬器物纹饰比较。第一，窖藏与墓葬不同“语境”下的器物及纹饰异同。第二，器物及纹饰组合方面的差异。第三，窖藏器物纹饰与祭祀关系。
（三）纹饰与祭祀
祭祀是青铜器作为礼器最重要的功能，它们以食器、酒器等形式在仪式中盛装祭品向祖先献祭，其上纹饰也与祭祀目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张光直先生就曾指出青铜器上铸刻的神话性动物花纹是沟通人间和祖先世界的媒介。也就是说，青铜器纹饰并不仅是装饰图案，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功能，它和青铜礼器一样在祭祀仪式中充当人神的中介，甚至可以说，是纹饰加强了青铜器作为人神媒介的性质。因此，商周时期的祭祀仪式和宗教信仰为理解青铜器纹饰意义提供了可参考的语境。
（1）纹饰与礼器的性质。第一，礼器的祭祀功能与纹饰的关系。第二，容器、乐器、仪仗性兵器在祭祀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及纹饰起到的作用。第三，纹饰对礼器的“媒介”功能的加强。
（2）纹饰与巫觋形象。第一，青铜器上的巫觋的形象。第二，人兽主题。第三，饕餮纹与面具关系。第四，饕餮纹与人兽主题关系。
（3）纹饰与王权、神权关系。第一，商王身份的双重性。第二，青铜钺及纹饰所体现的王权、神权统一。
（4）纹饰与祭祀。第一，纹饰与礼器的陈列。第二，纹饰与牺牲。第三，纹饰所反映的商代宇宙观。
（四）纹饰与文化交流
商周时期，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在青铜礼器纹饰上虽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征，但整体来说仍与王畿地区纹饰体现出较多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视为中原文明对周边文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又因纹饰和礼器其实是信仰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外在体现，所以，这种一致性其实表现了商周时期不同区域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的趋势，这对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早期形成非常重要。因此，基于区域文化交流为青铜器纹饰的探讨提供了更广阔的认识“语境”。
（1）同主题纹饰的区域差异。第一，王畿地区—中原商文化区—周边文化区的纹饰差异。第二，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第三，同主题纹饰所表现出的地方风格，以及本地文化因素的融入模式。
（2）纹饰中的外来因素。第一，王畿地区纹饰中的外来因素。第二，区域文化中纹饰的中原文化因素。第三，外来因素的融入模式（征伐、朝贡、涵化、文化互动等）。
（3）纹饰所体现的文化认同。第一，青铜礼器所体现的祖先崇拜与地方信仰体系的结合。第二，区域文明间精神文化的沟通手段、模式与渠道，以及所体现的文化认同。
（4）纹饰所体现的文化互动的意义。第一，反映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的趋势。第二，推进中华文明共同体早期形成过程的研究。
总结
考古资料的解读是早期艺术研究中最重要的环节，但目前学界在研究中却常出现孤立看待考古资料、主观建立器物间联系、望“纹”生义、以偏概全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研究者未能在考古资料所属“语境”中展开讨论。
正如“词语”要在其所在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含义，“语境”对于考古资料的正确解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商代青铜器纹饰为例，通过“载体”“埋藏”“使用”“文化交流”四个方面的探讨，可以为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解读设立较为全面的认识语境。即使是宏观性的研究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展讨论，不可本末倒置。在器物自身提供的“语境”中认识纹饰，可大幅减少研究过程中的主观成分，并可有效规避考古资料解读不规范所造成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