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起来，学者们对其相关理论与现象的关注与研究也逐渐增加。本书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问题，主要涉及产业国家竞争力、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产业发展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其中，部分综合性研究综述如下。

一 产业国家竞争力方面

迄今为止，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基础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布鲁斯（Bruce, 1985）认为，产业国家竞争力体现为国家比较优势。布鲁斯的国家比较优势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在全球价值链中国家按活动进行分工和合作，凸显了在全球价值链中将国家作为行动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家在特定活动环节市场竞争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要素租金的强弱，但首先应体现为吸引相关企业活动的能力，而不在乎企业的国籍。波特（Porter, 1990）认为，一个国家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会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等依次递进的阶段，各个阶段收入水平的不同，国际竞争优势性质不同，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同。竞争优势性质的不同，根本在于其依赖的要素条件存在着差异。波特的国家优势理论不仅丰富了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且还强调竞争优势的动态性和级差性，进而揭示了全球价值链中经济租金分布不均衡性原因所在。胡列曲（2002）认为，国际竞争力实际上是企业或企业家们在各种环境中成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在国际竞争力体系中，产品竞争力是核心，企业竞争力是基础和前提，产业竞争力是依托和场所，国家竞争力是合力和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官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学术界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日趋活跃。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有三种：国际贸易观、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解释了国家竞争力的内涵、构成与发展。刘林青（2006）将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企业，考察不同类型企业的竞争力贡献，据此构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评价模型，进而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典型模式和演化轨迹。冷昕（2014）从基本条件、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资金因素、环境因素、技术因素和创新因素七个方面对“金砖五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在总结并借鉴其他四国发展特点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信息产业竞争力的意见和建议。

二 产业升级方面

唐晓云（2012）认为，金融危机之后，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再度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更是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模式选择和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双重探索，因而有必要对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研究进行回顾，以促进产业升级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和创新。刘志彪、于明超（2009）从两方面分析了低端价值链锁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全球价值链收益分配的不平衡、非对称造成资金积累困难。如在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下，各主体之间市场势力存在巨大差异，如迪士尼、沃尔玛等显然是寡头垄断企业，而代工企业间基本属于完全竞争状态，这种买卖双方市场势力的差异造成价值权力被主导企业垄断，从而使收益分配出现极度不平衡。另一方面，代工企业与国际主导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纵向上进行分工，但与国内其他产业内的企业形成了横向分工，它们之间形成的竞争关系强于合作关系，同时“两头在外”的生产网络造成与国内市场和先进服务业投入的双重脱节，弱化了地区间产业联系和区域一体化动力，造成地区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俞荣建、吕福新（2008）认为，浙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价值增长，对外贸易量处于超高速增长状态，但价值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出口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增值不但没有得到迅速提升，有些指标还在恶化，正面临拉美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贫困化”增长风险。

三 产业转移方面

董爽（2010）认为，二线城市的迅速发展使我国区域经济和城市体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文章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客观评价了二线城市的发展阶段及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经济总量与发展速度、人均产值和经济效率、财政收入、吸引外资规模和城市人口增量五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认为，二线城市处于发展启动阶段，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二套发动机”，其发展前景广阔，将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王梅源（2012）认为，相对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来讲，武汉等二线城市，尽管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城市数量多，消费群体大，在产业发展中所需要的政策、成本、人力资源、投资空间等方面更具优势。李默风（2006）认为，京、沪、穗、深四个一线城市遭遇攀升的成本、动荡的人力资源和日益缩小的投资空间“三座大山”。因此，跨国外企不得不调整各自战略，聚焦二线城市，并成为他们谋求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

四 全球价值链方面

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现有研究中，国外学者大多从价值链主导者角度以实证研究方式展开对全球价值链含义、动力机制、治理结构、产业升级、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等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通常站在承接方角度以定性研究方式关注各种治理模式，特别是俘获型治理所带来的危害，突破路径与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较早由格雷菲（1999）提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定义：全球价值链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与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终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UNIDO, 2002）。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吴建新等，2007）。

国外研究中，巴克等（Backer et al., 2012）提供了横跨56个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的强度、长度和模式指标。采用最新的发达国家经合组织之间投入产出水平（ICIO）模型来计算这些指标。Cattaneo等（2013）认为，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在经营策略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发展模式。文章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分析工具，用来考查和提高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Khattak（2013）的目标是促进和扩展全球价值链分析的研究领域，通过实证研究南亚服装公司与全球价值链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交互导致的产业升级。文章包含三个实证章节，分别围绕着全球价值链中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结构框架即治理、结构和升级（特别是环境和社会升级）。

国内研究中，张向阳等（2005）系统论述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在产业升级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包括全球价值链治理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此外，文章也指出了目前全球价值链理论在产业升级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吴建新（2007）按照相关文献发展顺序，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做出系统梳理，客观评价了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熊英等（2010）补充和丰富了目前全球价值链理论综述所弱化和忽视的内容，归纳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已形成的初步分析框架，从框架中的概念演进、三大关键概念和四个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分析了有关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争议焦点，弥补了以往相关综述对租金来源的遗漏，并从产业分析的角度评述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目前显现出的解释局限性。

（一）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方面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关于它的动力模式。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关于动力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格雷菲（1994）等在全球商品链研究中给出的全球商品链运行的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种模式，并认为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基本来自生产者和购买者两方面。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等是在生产者或者购买者的推动下完成的。

生产者驱动是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可以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也可以是力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本国政府。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如汽车、飞机制造、计算机、半导体和装备制造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自主创新，实施独立的产业政策来推进产业升级的产业价值体系，其动力根源是产业资本，其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研发能力方面，因此，处于国际代工低端地位的中国企业，很难通过代工和链中的学习过程提升自己独立研发的能力（刘志彪，2009）。

购买者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加工（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玩具、自行车、农产品、家具、食品、陶瓷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参与这种类型的价值链（陈柳钦，2009）。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的动力来源是商业资本，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设计、市场营销方面，产品增值主要也源于品牌设计和营销阶段，因此，鼓励本国企业融入这种价值链，帮助企业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逐步进行创新是产业政策的主要指向（刘志彪，2009）。

周毅等（2008）认为，从动力机制上分析，全球价值链主要有三种驱动模式：购买者驱动、生产者驱动及高等级产业集群驱动。对于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群内企业互动，突破核心刚性障碍，跨越规模经济门槛，同时通过创新网络功能，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与工艺研发水平，打破技术依赖局面。购买者驱动全球价值链，集体发挥行动功能，实现范围经济，增强整体的营销能力，创建集群品牌。高级集群与低等级集群的互动而促进群内企业集体行动，如上下游合作，加强合作网络的构建，形成分工合作网络，实现“产学研”结合等，主要方式包括人员的流动、企业合作伙伴、研发合作等。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方面

格雷菲等（2003）在普维尔与斯特恩等生产网络理论基础上，结合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技术能力与企业学习等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分析框架，并根据价值链中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能力高低，把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型五种。格雷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目前最严谨的一个，它涵盖了目前发现的多数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

（1）市场治理模式，指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2）模块型治理模式，指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3）关系型治理模式，指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还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4）领导型（俘获型）治理模式，指产品复杂、供应商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他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俘获型治理模式对承接商的控制和俘获主要表现在控制承接商的升级进程方面，价值链升级指由于企业能力的提高使得厂商能够从事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经济活动，从而获得更多收入。

（5）层级型治理模式，指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Humphrey（2004）提出全球价值链的四种治理形式：市场导向型、均衡网络型、俘获网络型、层级型，用以解释全球价值链片断化、分离化形态下，以国家（地区）为单元的生产体系的对接方式和治理形式。格雷菲等（2005）运用三种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和企业层面的学习能力，来识别在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三个变量：一是交易复杂性；二是交易的可编码能力；三是基于供应的能力。格雷菲（2011）对全球价值链做了一个入门分析，重点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本质问题，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分析的四个维度：一是投入产出结构，描述将原材料转变为最终产品的过程；二是出于地域上的考虑；三是治理结构，解释了价值链控制；四是制度背景下产业价值链嵌入。

从发达国家立场看，俘获型治理和层级型治理最有利于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攫取。从发展中国家立场看，市场型治理、模块型治理最有利于其综合利益的获得，但要求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具备较高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同时能够支付较高的技术学习成本。因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会产生两难行为冲突，出现升级与反升级、控制与反控制的种种博弈和较量。

发达国家的大购买商在产品终端市场对销售渠道的控制及质量、品牌、技术研发的累积性优势，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的持续技术垄断能力、自主研发能力与销售终端控制能力的先位优势，使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嵌入俘获型治理和层级型治理模式成为常态。特别是对于以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或网络来说，俘获型治理模式就成为其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客观现实。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构建这种俘获型关系的关键要素有两个：一是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终端渠道以及价值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的牢牢把握；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定低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低生产成本制造能力。

五 产业发展对策方面

熊永芳等（2008）认为，制约我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风险因素有：企业规模偏小、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企业资质总体水平较低、企业接单能力和渠道有限，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运行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彭一峰（2005）指出，在为国际公司简单加工制造为主的第一轮全球化转移中，我国抓住了机遇，在世界经济中占领了一席之地；现在面对以服务产业为主的第二轮全球化转移，我国更应该主动承接，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卢锋（2007）从政策角度提出了我国发展软件外包的制约与对策。孙晓琴（2008）将软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分为竞争优势型、后发优势型、环境优势型和成本优势型四类，并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主要基于发包方视角从微观方面研究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对某一具体方面带来的效应，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含义、动力机制、治理结构、产业升级、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等方面，对区域与产业的关联主要是在经济及地理上区分发包与接包对象的不同，涉及面广泛、成果丰富，对国内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作用。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上对软件服务外包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对软件服务外包行为的研究主要基于承接方视角，体现了我国学者研究问题的特征，他们主要以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为平台，研究内容涉及软件服务外包的概念内涵划分、外包业务转移的动机与风险、外包业务承接的效应与优势劣势、外包的策略模式和发展趋势预测等，对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在俘获型价值链的嵌入与突破等方面，特别是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探究产业发展的对策等方面。

目前的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研究中缺乏针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内容；（2）波特等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构建了各种产业国家竞争力分析模型，但缺乏针对我国这样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产业竞争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的分析模型，以及影响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升级能力的因素研究；（3）针对我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力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对产业梯队分析、产业转移规划，以及城市与产业互动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本章对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首先界定了软件服务外包与二线城市的概念；然后分析研究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包括产业竞争力理论、区域优势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