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

无论是企业实践潮流的转变，还是特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要受到自身逻辑的支配和影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存在复杂的互动影响和交叉渗透关系，因而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对软件服务外包兴起与发展原因进行探讨。本书重点关注产业竞争力、区域优势和交易费用三方面的理论依据。

一 产业竞争力理论

产业竞争力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其代表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马歇尔的集聚优势理论等。这些理论框架清晰揭示了国际分工体系下国家间绝对与相对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因而是市场竞争力理论的基础。真正在一个明确或特定的竞争力概念下，以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评价体系来揭示竞争力形成与演变规律的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提出的，归纳起来，主要有成本优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制度创新理论等（罗辑等，2008）。

（一）成本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竞争力主要来自成本优势，而成本取决于劳动力、资源禀赋、人力成本、研发投入、信息、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该理论主要从国际贸易理论角度出发，认为外贸竞争力就是国际竞争力，具有片面性，但它提出的比较优势思想一直是竞争力理论的重要基石。

（1）绝对（成本）优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学说。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有利的生产条件来源于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自然禀赋与后天条件因国家而不同，这就为国际分工提供了基础。因为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可以使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绝对低于别国，而在该产品的生产与交换上处于绝对有利地位。各国按照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分工与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和资本得到最有效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加物质财富，使各国从贸易中获益。绝对成本优势理论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原则适于地域分工，也适于国际分工。

（2）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是针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提出的，它是基于国家间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异，说明国际贸易成因及利益的国际贸易学说，主要代表人物为大卫·李嘉图。他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进而获得比较利益。

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原理，自创立100多年来一直被西方国家经济学界奉为经典，并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发展的主线。不过，这个理论只提出了国际分工的一个依据，未能揭示国际分工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和价值规律。而无论是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以同质劳动这一单一要素为基础，把相对成本差异仅仅归结为商品生产中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与现实不符，而且没有解释比较成本产生的原因。

（3）规模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发达国家间相同产业的贸易频繁，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他用内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规模经济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因为基于国内市场建立的规模经济在产品出口之后，市场会迅速扩大，在生产继续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使产品的平均成本进一步降低，增加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由于产业内产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个行业的全部产品，在存在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情况下，竞争结果是使一个国家专业化于产业内的某一个或几个产品的生产更加划算，从而使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成为必然。规模经济理论指出，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领域，专业化生产某一种或几种产品，形成规模优势，更有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二）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技术创新理论。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认为，在不存在创新和企业家情况下，经济将处于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这种简单循环的均衡状态因创新的出现而被打破，企业家就是进行创新的人。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具体来说，熊彼特所说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五种形式：一是引进新产品；二是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新市场；四是控制原材料的新来源；五是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运动规律与社会发展趋势。在他看来，正是企业家对创新的不断追求，成为竞争力的源泉，也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自从熊彼特第一个系统完整地描述创新理论以来，国外技术创新研究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目前，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已形成四大理论学派：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而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竞争力来源的解释则是产业组织理论新的研究成果。新产业组织理论学派在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中逐渐淡化对熊彼特假说的争论，注重需求条件、技术机会、可专用性条件等产业特性，以及市场力量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三）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迈克尔·波特先后出版《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竞争问题，提出了影响竞争的五种作用力，即现有竞争者、潜在侵入者、供方、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替代品，企业的三个基本竞争战略即成本领先、差异化、目标集聚与价值链分析等一系列具有新意的观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站在国家立场上讨论了如何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问题。

波特认为，国家（区域）的竞争优势是由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决定的。创新机制源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宏观竞争机制又主要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和支撑产业状况、企业的竞争条件，以及两个辅助因素，即政府和机遇。竞争优势的根本在于经济资源与要素分工协作体系的系统化。在讨论生产要素时，波特专门区分了基本要素（先天拥有或不需要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如自然资源）和推进要素（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如人力资源、知识要素），并指出推进要素比基本要素更重要。在特定条件下，一国某些基本要素上的劣势反而能刺激创新。波特主张，政府应当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催化和激发企业创造欲的作用。他既反对“干预主义”，又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指出政府政策成功的要旨是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他提出摒弃政府对国内少数企业提供特惠扶持其成长的政策，鼓励国内企业竞争。

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竞争优势的来源不同。第一阶段为要素推动，此阶段基本要素上的优势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这一阶段企业通过自己的研究、生产和开发，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国家依靠维持既有竞争优势，竞争力逐渐下降。

（四）制度创新优势理论

以诺斯（Daoglass C. North）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竞争力优势理论认为，竞争力主要来自通过制度创新，营造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潜能发挥的环境。1970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托罗马斯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一个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是促进经济、技术发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诺斯认为，有效组织是制度创新的关键，而制度创新往往是经济增长方式或经营管理方式革新的结果。所以，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与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充分发挥其功能。

传统经济学理论一般都把制度作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诺斯看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片面性，技术进步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并非原因，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是受制度因素决定的，必须考虑制度因素的作用。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在推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相似性，其表现形式都是推动经济利益最大化，只不过创新的行为主体不同。不同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结果不同，但是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虽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制度却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还是最为根本性的因素。通过制度创新，可营造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潜能发挥的环境，从而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

总之，对产业竞争力的研究虽不足30年历史，对竞争优势来源的理论却探讨了200余年，涉及国际贸易、区域经济、技术经济、地理经济、经济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其理论观点可谓异彩纷呈，有的甚至完全对立。这些理论从各个侧面解释了竞争力的来源，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印记，反映了竞争力理论探索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为分析研究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 区域优势理论

20世纪30—50年代，区域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新学科，区域分工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遵循两条轨迹：一是放宽古典区域分工理论的假设；二是更广泛考虑除资本与劳动以外的其他影响区域分工的因素。前者有要素替代理论、新要素禀赋理论等，后者有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陈秀山，2003）。

（一）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定理）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解释了比较成本产生的原因，认为不同国家的技术大体相同，但它们的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自然资源和资本）拥有量不同，地域分工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各国各地区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而不是古典学派认为的由于劳动生产率差异产生的。不同区域的各种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供给量较丰裕的要素，其相对价格较低，密集使用这一要素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低；而供给量稀缺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较高，密集使用这一要素的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必然较高。各地区在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裕的要素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

俄林以后，琼斯等人的区域比较利益论把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模式直接用于产业区位比较，用区域比较利益来说明产业区位趋势，认为国内各区域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差异，是产业区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鲍德温又进一步把资本—劳动比率的差异补充为产业的发展研究密度和熟练劳动力供给。他指出，一个地区发展研究密度越大，设备、工艺、产品的技术创新可能性越大，从而对产业越有吸收力。假定合格因素为既定，则熟练劳动力供给越充分，对产业越有吸引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后继者割断了这个学说与劳动价值论的联系，代之以各种庸俗的价值理论（如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些庸俗的部分应当抛弃。但学说中关于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的概念，关于按区域比较利益、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原则，特别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对我国参与现代国际分工以及安排国内的区域布局、开展区域横向合作都有参考价值。在理论上有助于冲破长期以来各地区单干求全、自给自足的思想禁锢。

（二）要素替代理论

要素替代理论是采用经济学中的替代原则对区域理论进行综合与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区位决策理论。埃萨德（W. Isard）在1965年出版的《区位与空间经济》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要素替代对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古典分工理论与古典区位理论都只强调了相同因素的区际比较，而忽视了有些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比如煤、水电、原子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在生产中可以相互替代，资本与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等。因此，在分析区域生产优势时，不能只从简单角度按统一成本项目进行比较，而要按照各区域最有力的投入组合方式计算出的成本进行比较。在要素可替代情况下，比较优势由要素边际替代率和各种要素在不同地区价格共同决定。要素替代理论特别适用于研究发展水平与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结构类似的区域分工问题。

（三）集聚优势理论

集聚优势理论其古典基石集中体现在古典区位论和马歇尔关于产业的区位论述上面。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其1909年的著作《区位原论》的第一部分用了相当篇幅来说明产业集聚。韦伯试图寻找工业区位移动的规律，提出有关集聚因素对产业配置的影响问题。韦伯对集聚经济因素的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被引申为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

马歇尔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引入的边际分析方法成为现代规范经济学分析的基石。他把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作“产业区”，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相关的各类型企业，这些企业积极地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马歇尔定义的产业区，一是不同于一般经济区，区内生产活动不是自给自足的；二是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生产力迅速提高，促使区域与外部经济空间建立持久与广泛的联系。将产业集聚原因基本归结为协同创新的环境、辅助性工业的存在、有专门技能劳动的需求与供给、劳动需求结构的不平衡、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顾客的便利六个因素。以上六个因素促使相关产业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以韦伯和马歇尔为代表的集聚理论被称为古典理论。同样，集聚古典理论没有直接给出竞争力的命题，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区域利用优化和集聚资源的能力。

（四）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学者基辛认为，劳动不具同质性，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所具有的劳动技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工人的劳动技能、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等通常是通过教育和培训等途径获得和提高的。因此，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就如投入生产的有形资本一样会不断取得效益。这种效益也是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它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在计算某一部门的人均资本量时，不仅要计算有形资本，而且要计算该部门劳动所含有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资本与劳动力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通过对劳动力投资可以提高其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对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

（五）技术差距理论

技术差距理论由美国学者波斯纳于1961年首先提出。波斯纳认为，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差别外，还存在着技术投入上的差别，各个国家技术创新的进展情况也是不同的。因而，技术领先的国家就有可能享有出口技术密集型商品的比较优势。当技术领先国家发明出一种新产品或新的流程，且尚未被其他国家掌握时，就会产生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当然，其他国家最终会掌握这种新技术，从而消除差距。在某个国家新产品问世之后而其他国家仿制产品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由于创新国家垄断了新产品的生产，该产品自然具有出口优势，但随着技术上的国际标准化，动态的技术优势也会逐步消失。然而，技术领先国家并不会就此停滞不前，它会不断引入更新的产品和工艺流程，从而产生新的出口优势。这一理论说明，国家之间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创新方面的差距。

技术差距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突破，它将技术因素看作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未能解释技术差距为什么会出现、怎样的国家才会获得技术领先优势的问题。

（六）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雷蒙德·弗农于1966年提出，进一步扩展了技术差距理论。弗农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在市场上的营销生命，产品与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的周期，而这个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其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也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为了便于区分，弗农把这些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一般为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弗农还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弗农认为，新产品阶段，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技术上也不完善，加上竞争者较少，市场竞争不激烈，替代产品少，产品附加值高，国内市场就能满足其摄取高额利润的要求等，产品极少出口到其他国家，绝大部分产品都在国内销售；而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寡占地位被打破，竞争者增加，市场竞争激烈，替代产品增多，产品的附加值不断走低，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成本的下降，较低的成本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且创新国和一般发达国家市场开始出现饱和，为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抑制国内外竞争者，企业纷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逐步放弃国内生产；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对生产者技能的要求不高，原来新产品企业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消失，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创新国和一般发达国家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落地，再将产品远销至别国或第三国市场。

（七）新产业区理论

新产业区是生产系统或其一部分在地理上的聚集，是由服务于全国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中小企业的综合体，为竞争优势产业提供了区域创新环境。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甚至比国家更具有经济意义。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是依靠内源力量发展区域经济，各行为主体通过中介机构建立长期的稳定关系，并结合成一种合作网络，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从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区域创新环境，使区域经济、社会和技术三者协调持续发展。

在我国，目前出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较发达的专业化经济开发区和外向型企业开发区，都可以在新产业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发展。

（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域分工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域分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一般分工基础上，吸取比较成本学说的合理内核形成的地域分工理论。其主要观点认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单位和地域单位都很狭小，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地域分工和生产交换的发展，这也是前者的表现和结果；地域分工的作用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充分利用地域分工是节约社会劳动的主要源泉之一；具有比较利益的产业不是一成不变的。

（九）动态比较优势原理

根据马克思主义地域分工理论可以推导出动态比较优势原理，即在国际交往中，不仅要考虑静态比较优势，更要从动态中考虑比较优势转移。它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贸易结构的演变过程，提出比较优势演变的经验规律，即产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因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必然会逐渐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地区，并不断转移下去直到行业衰退消亡，这样就呈现出产业/产品在国家/地区之间分组排队型的动态转移现象。

每个国家/地区要努力在平移梯队中根据自己各种产品的劳动成本选择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发展规划中，动态地从比较优势转移分析中运用比较优势原理确定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在国际国内分工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综上所述，区域分工也必然导致企业与区域间的合作，分与合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李斯特强调的，分工要是没有合作，在生产上能产生的推动作用就很小，没有总体的协同性就不会产生高效率。在现实商品经济条件下各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资源差异性，或是难以承担巨大的投入和风险，或是难以解决资源的有效匹配，因此区域合作是一种合作博弈关系，最终目标是各利益主体能够获得更多利益，以此提高各自的竞争优势，实现多赢的效果。特别是现代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专业化协作的体系，各个地区、部门和企业之间都需要分工和合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分工合作是手段、竞争取胜是根本，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体分工合作的基础。

三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由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创立的。在快速发展的交易费用理论中贡献最大的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9）。

（一）交易费用的定义

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定义为：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分为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事先的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主要有：（1）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不适应的成本；（2）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3）建立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的成本；（4）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

（二）资产专用性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决定因素分为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和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其中，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指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条件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Williamson, 1985）。也就是说，当某项资产投入某种用途之后，把它转向另一种用途或由他人重新调配使用时其价值会有损失，则该资产为专用性资产。损失越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资产专有性程度越低。反之，损失越小，资产专用性程度越低，资产专有性程度越高。当一项耐久性投资被用于支持某些特定交易时，所投入的资产就具有专用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交易过早终止，所投入的资产将完全或部分无法改作他用，因为在投资带来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中都包含了一部分不可挽回的成本或沉没成本。所以，契约关系的持续意义重大，契约双方有一方投入了专用资产时，一旦另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前终止交易，投资一方就可能蒙受损失。因此，契约的或组织的保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这就是经济联系紧密的上下游企业间追逐纵向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胡浩志等，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