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黄河与长江的双星辉映
仰韶文化的农业定居生活
在华夏大地的历史长河中，仰韶文化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远古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光芒。其农业定居生活模式，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迎来了仰韶文化的繁荣时期。这片广袤的土地，有着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为农业的兴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的人们，已从单纯的采集狩猎逐步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考古发掘为我们揭开了仰韶文化农业生产的神秘面纱。在众多遗址中，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石斧、石铲、石锄等磨制石器，制作精良，刃口锋利，显示出当时高超的石器加工技术。这些工具是仰韶先民开垦土地、播种收割的得力助手。石斧用于砍伐树木，清理农田；石铲则可翻耕土地，疏松土壤，为农作物的生长创造良好条件。而石锄，轻巧灵活，方便在田间除草松土，保证庄稼茁壮成长。
除了工具，农作物的遗迹也屡见不鲜。粟和黍是仰韶文化时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半坡遗址的窖穴中，就发现了大量碳化的粟粒，这些粟粒保存完好，颗粒饱满，见证了当时农业的丰收景象。粟，耐旱性强，适应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是先民们维持生计的重要口粮。黍，同样具有生长周期短、产量较高的特点，为应对食物短缺提供了保障。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少量的稻粒遗迹，表明仰韶文化区域可能存在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尽管其种植范围可能不如粟和黍广泛，但这也显示出当时农业作物种类的多样性。
农业的发展促使仰韶先民过上了定居生活。他们在适宜农耕的地方，搭建起房屋，形成了一个个聚落。这些聚落布局有序，功能分区明确。以半坡聚落为例，其居住区位于中心位置，房屋环绕着一个中心广场呈环形分布。房屋多为半地穴式，这种建筑形式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适合北方地区的气候。半地穴式房屋一般深约1米，平面呈圆形或方形，屋内设有灶坑，用于取暖、做饭和照明。房屋的墙壁和地面经过精心处理，先铺上一层黄土，再用火烧烤，使其坚硬结实，增强了房屋的耐久性。
聚落中还有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多分布在房屋附近，方便取用。窖穴的形状多样，有圆形、方形和椭圆形等，有的窖穴底部还铺有一层草木灰，起到防潮防虫的作用。在聚落的周围，挖有壕沟，这不仅可以防御野兽的侵袭，还能起到一定的防洪作用。壕沟外，是公共墓地，仰韶先民将逝去的亲人埋葬于此，体现了他们对逝者的尊重和对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视。
随着定居生活的稳定，仰韶文化时期的家畜饲养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猪、狗、羊等家畜的骨骼。猪是当时最主要的家畜之一，其肉质鲜美，繁殖能力强，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肉食来源。狗则被驯化用于看家护院和协助狩猎，成为人类忠实的伙伴。羊的饲养，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羊奶和羊肉，其羊毛还可用于纺织，制作衣物。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食物种类，增加了生活物资的储备，进一步巩固了定居生活的基础。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过程中，仰韶先民积累了丰富的天文、气象和物候知识。他们通过观察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行规律，来确定季节和时间，以便安排农业生产活动。例如，他们发现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与季节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斗柄指向东方时，万物复苏，是春耕播种的时节；斗柄指向南方，天气炎热，农作物生长旺盛；斗柄指向西方，秋风送爽，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斗柄指向北方，寒风凛冽，进入了农闲时期。同时，他们还注意到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变化与季节的对应关系，如桃花盛开时，适宜播种；布谷鸟鸣叫，提醒人们及时插秧。这些知识的积累，使仰韶先民能够更加合理地安排农事活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仰韶文化的农业定居生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居住环境，还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农业生产需要人们相互协作，共同开垦土地、播种收割，这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关系逐渐复杂。同时，定居生活为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如制陶、纺织、石器加工等行业日益兴盛，为后世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
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堪称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以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和丰富的内涵，展现了远古人类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制品，这些彩陶不仅是实用的生活器具，更是珍贵的艺术瑰宝。彩陶的制作过程极为复杂，需要经过多道工序。首先是选土，仰韶先民们会仔细挑选适合制陶的黏土，这些黏土一般具有细腻、黏性好的特点。他们往往会在河边、山谷等地方寻找合适的土源，然后将土采集回来，经过筛选、淘洗等步骤，去除其中的杂质，使黏土更加纯净。
选好土后，便是制坯。制坯的方法主要有泥条盘筑法和手捏法两种。泥条盘筑法是将和好的泥搓成粗细均匀的泥条，然后一圈一圈地围绕着一个中心，从底部向上盘筑，逐渐形成陶器的形状。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陶器，器壁较厚，质地较为坚实。手捏法则适用于制作小型的陶器或陶器的附件，如把手、耳等。工匠们凭借着灵巧的双手，将泥团捏成各种形状，然后与主体部分拼接在一起。在制坯过程中，工匠们还会对陶器的表面进行修整，使其更加光滑平整。
制坯完成后，接下来便是装饰。装饰是彩陶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也是体现仰韶文化艺术特色的重要部分。彩陶的装饰手法丰富多样，主要有彩绘、刻画、堆塑等。其中，彩绘是最常用、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手法。仰韶先民们使用天然的矿物颜料，如赤铁矿、氧化锰等，将其研磨成粉末，然后与水混合，调配成各种颜色。红色是彩陶中最常见的颜色，由赤铁矿颜料绘制而成；黑色则来自氧化锰颜料。这些颜料附着力强，经过高温烧制后，颜色依然鲜艳夺目。
在彩绘之前，工匠们会先用白色或红色的陶衣涂抹在陶器表面，作为底色。陶衣不仅可以使陶器表面更加光滑，还能增强颜料的附着力，使彩绘更加鲜艳持久。然后，工匠们便用细竹枝或羽毛等工具，蘸取颜料，在陶器表面绘制各种精美的纹饰。仰韶文化彩陶的纹饰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几何纹、动物纹和植物纹三大类。
几何纹是彩陶纹饰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包括弦纹、网纹、三角纹、菱形纹、折线纹等。这些几何纹简洁明快，富有韵律感。弦纹是用细线条在陶器表面环绕而成，一般位于陶器的颈部、腹部或底部，起到装饰和分隔区域的作用。网纹则是由横竖交叉的线条组成，形似渔网，寓意着人们对渔业丰收的祈愿。三角纹有正三角和倒三角之分，它们相互组合、排列，形成了各种富有变化的图案。菱形纹和折线纹则以其独特的形状和对称的结构，给人以稳重、规整的美感。
动物纹也是彩陶纹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有鱼纹、蛙纹、鸟纹、鹿纹等。这些动物纹栩栩如生，生动地展现了远古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认识。以鱼纹为例，在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中，鱼纹的形态多种多样，有的鱼纹线条简洁流畅，仅用几条简单的线条就勾勒出鱼的轮廓；有的鱼纹则较为复杂，细致地描绘了鱼的眼睛、鳞片、鳍等部位。鱼在当时的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食物的来源，还可能被视为一种图腾崇拜的对象。蛙纹在彩陶中也较为常见，蛙的形象通常被描绘得憨态可掬，其四肢伸展，腹部圆润，可能与当时人们对生殖繁衍的祈愿有关。鸟纹和鹿纹则展现了动物的灵动与优雅，鸟纹有的展翅飞翔，有的栖息枝头；鹿纹则或奔跑或站立，形态各异，体现了仰韶先民对动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植物纹相对较少，但也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常见的植物纹有花瓣纹、叶纹等。花瓣纹通常由多个花瓣组成，围绕着一个中心排列，形成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寓意着花朵盛开，生机勃勃。叶纹则以简洁的线条描绘出树叶的形状，有的呈细长状，有的则较为宽大，展现了植物的自然之美。
装饰完成后，便是烧制。烧制是决定彩陶质量和颜色的关键步骤。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窑主要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横穴窑的火膛位于窑室的一侧，火焰通过火道进入窑室；竖穴窑的火膛则位于窑室的下方，火焰直接向上进入窑室。在烧制过程中，工匠们需要严格控制火候和窑内的气氛。一般来说，烧制温度在900℃至1050℃之间。如果温度过高，陶器可能会变形甚至熔化；温度过低，则陶器质地疏松，颜色暗淡。同时，窑内的气氛也会影响彩陶的颜色，在氧化气氛下，陶器会呈现出红色或红褐色；在还原气氛下，陶器则会呈现出灰色或黑色。经过精心烧制，一件件精美的彩陶制品便诞生了。
仰韶文化的彩陶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彩陶的纹饰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例如，鱼纹、蛙纹等动物纹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反映了远古人类对自然界的敬畏和依赖。几何纹的大量运用，则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秩序和规律的追求。同时，彩陶的制作和使用，也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私有制的萌芽。在仰韶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制陶的工匠，他们的技艺代代相传，使得彩陶工艺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一些精美的彩陶制品，可能成为了贵族或部落首领的专属物品，显示出社会阶层的分化。
总之，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以其精湛的技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我们研究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艺术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
良渚文化玉琮的制作工艺与象征内涵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在这一文化体系中，玉琮以其独特的形制和深邃的内涵，成为了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符号之一，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
玉琮的制作工艺堪称精湛绝伦，在没有现代机械工具的远古时代，良渚先民们凭借着简陋却精巧的工具，以及非凡的耐心与技艺，雕琢出了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玉琮。首先是选料环节，良渚文化区域内的玉石资源较为丰富，先民们会仔细挑选质地优良、色泽温润的玉料。这些玉料多为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其硬度一般在摩氏4—6度之间，虽比现代的钢铁等工具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加工起来依然困难重重。他们通常会在附近的山地、河流中寻找玉石原石，一些高品质的玉料甚至可能来自较远的地区，通过部落间的交换或贸易所得。例如，在良渚遗址群中发现的部分玉琮，其玉料的矿物成分与周边地区的玉石有所不同，经地质学家研究推测，可能来源于现今江苏溧阳、安徽等地，这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流网络。
选好玉料后，便进入切割工序。良渚先民使用的切割工具主要是石质或骨质的薄片，如燧石片、鲨鱼牙齿等，同时辅以解玉砂。他们将解玉砂与水混合，制成一种具有研磨作用的浆体，然后用薄片工具蘸着解玉砂浆，在玉料上反复切割。这是一个极为耗时费力的过程，每切割一小段距离，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一件普通的玉琮为例，其边长若为5厘米左右，从一块较大的玉料上切割下来，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在切割过程中，为了保证切割面的平整和光滑，工匠们需要不断调整切割的角度和力度，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玉料破裂，前功尽弃。
切割完成后，便是造型雕刻。良渚玉琮的基本形制为内圆外方，中间有一贯穿的圆孔。在制作外方的形状时，工匠们先用石制的刻刀或磨具，在玉料表面划出方形的轮廓线，然后沿着轮廓线进行雕琢。由于玉料质地坚硬，雕刻时需要先从浅处开始，一点点地加深刻痕，逐渐塑造出方形的外形。在雕刻过程中，为了保证四个侧面的垂直度和对称性，工匠们可能会使用一些简单的辅助工具，如直角尺等，以确保每个角度都精准无误。而内圆的制作则更为复杂，他们先在玉料中心钻出一个小孔，然后用一种特制的管状工具，蘸着解玉砂浆，在小孔内不断旋转研磨，使圆孔逐渐扩大。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心，要保证圆孔的直径均匀、内壁光滑，否则会影响玉琮的整体质量。
良渚玉琮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其表面精美的纹饰雕刻。这些纹饰主要以神人兽面纹为主，此外还有鸟纹、云雷纹等辅助纹饰。神人兽面纹通常由上部的神人形象和下部的兽面形象组成。在雕刻神人形象时，工匠们用极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的头部轮廓、眼睛、鼻子、嘴巴以及冠冕等细节。眼睛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用阴线刻出眼眶和眼珠，显得炯炯有神；鼻子则为梯形，线条简洁流畅；嘴巴微微张开，露出整齐的牙齿。冠冕部分的雕刻最为复杂，上面布满了细密的云雷纹和羽毛纹，每一条线条都细如发丝，且线条之间的间距均匀，显示出高超的雕刻技艺。兽面形象则以宽扁的嘴巴、圆形的眼睛和卷曲的獠牙为主要特征。兽面的眼睛通常采用浅浮雕的手法，微微凸起，增强了立体感；獠牙则用阴线刻出，显得锋利而威严。鸟纹和云雷纹等辅助纹饰一般分布在神人兽面纹的周围或玉琮的边角部位，起到装饰和衬托的作用。鸟纹多为展翅飞翔的形态，线条简洁明快，展现出灵动之美；云雷纹则以连续的回旋线条组成，富有韵律感。
这些纹饰的雕刻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神人兽面纹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图腾，它体现了良渚先民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神人代表着神灵或拥有特殊权力的巫师，兽面则可能象征着某种神兽或图腾动物。在良渚文化的信仰体系中，神人能够与神灵沟通，传达神灵的旨意，而兽面则是神人沟通神灵的媒介或助手。玉琮表面的纹饰通过雕刻的方式固定下来，使得玉琮成为了一种承载着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的神圣器物。拥有玉琮的人，往往被视为能够与神灵交流、掌握神权的特殊人物，在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力。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玉琮的出土位置和墓葬规格也反映了其特殊的象征意义。在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中，玉琮通常放置在墓主人的身体周围，有的甚至直接握在墓主人手中。例如，在浙江余杭反山墓地的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被誉为“琮王”的玉琮。这件玉琮重达6.5千克，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是目前已知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纹饰最精美的一件。它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腹部位置，周围还环绕着大量其他精美的玉器。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位重要首领或贵族，其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而“琮王”的出土，更是彰显了墓主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和权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很少或几乎没有玉琮出土。这表明玉琮在良渚文化社会中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少数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人才能拥有和使用玉琮。
此外，玉琮的形制和纹饰在良渚文化的不同区域和时期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早期的玉琮形制相对简单，纹饰也较为粗糙，可能是制作工艺尚未成熟的缘故。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琮的制作工艺逐渐精湛，形制变得更加规整，纹饰也愈发复杂精美。在不同的区域，玉琮的纹饰风格也略有差异，这可能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制作工艺以及与其他地区的交流融合有关。但无论如何变化，玉琮作为权力和信仰象征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它贯穿了良渚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成为了良渚文化最为鲜明的标志之一，对后世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商周时期的玉器制作，到后世的文化艺术创作，都能看到良渚玉琮文化元素的影子，其独特的造型和深邃的内涵，一直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良渚文化玉璧的制作工艺与文化寓意
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体系中，玉璧与玉琮一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玉璧以其简洁而规整的圆形造型，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寓意，是良渚先民精神信仰和社会等级的重要体现。
玉璧的制作工艺同样展现了良渚先民卓越的技艺水平。选料是制作玉璧的第一步，与制作玉琮类似，良渚先民会挑选质地细腻、色泽均匀的玉石作为原料。玉璧对玉料的要求极高，不仅要质地纯净，无明显瑕疵，而且要具有良好的韧性，以便在加工过程中不易破裂。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璧，其玉料多为透闪石软玉，部分玉璧的玉料还带有淡淡的青绿色或浅黄色，光泽温润柔和。这些玉料的来源广泛，除了本地的玉石资源外，可能还通过贸易或其他方式从周边地区获取。例如，在一些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璧，其玉料的矿物特征与江苏、安徽等地的玉石相似，这表明当时存在着跨区域的玉石资源流通网络。
选好玉料后，接下来是切割成坯。良渚先民使用石质锯片或线锯，配合解玉砂，将大块的玉料切割成厚度均匀的圆形玉坯。切割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因为稍有偏差就可能导致玉坯的厚度不均匀，影响后续的加工。为了保证切割的准确性，工匠们可能会在玉料表面划出圆形的轮廓线，然后沿着轮廓线进行切割。在切割圆形时，他们可能使用了一种简单的圆形模具，将锯片或线锯固定在模具上，通过旋转模具来切割玉料，从而确保玉坯的形状规整。
玉坯切割完成后，进入打磨工序。打磨是使玉璧表面光滑细腻的关键步骤。良渚先民使用兽皮、竹片等柔软的材料，蘸着细腻的解玉砂，对玉坯进行反复打磨。打磨时需要用力均匀，从玉璧的边缘到中心，一点点地将玉坯表面的粗糙痕迹磨去，使玉璧呈现出光滑的质感。在打磨过程中，工匠们还会不断调整打磨的角度和力度，以保证玉璧的两面平整光滑，厚度均匀。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玉璧表面会呈现出一种温润的光泽，这种光泽并非现代机械抛光所能比拟，它蕴含着远古先民的智慧和心血。
良渚玉璧的造型相对简洁，通常为扁平的圆形，中间有一圆孔。虽然外观简洁，但在制作过程中，对尺寸和比例的要求却非常严格。玉璧的直径和孔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不同等级和用途的玉璧，其尺寸和比例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大型玉璧的直径可达20厘米以上，而小型玉璧的直径则在几厘米左右。在制作过程中，工匠们需要精确控制玉璧的直径、厚度和孔径的大小，以确保玉璧的形制符合规范。例如，通过对大量良渚玉璧的测量和研究发现，一些大型玉璧的直径与孔径之比接近黄金分割比例，这表明良渚先民在制作玉璧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和美学原理，能够运用比例关系来创造出和谐美观的器物。
除了基本的圆形造型外，部分良渚玉璧的表面还刻有简单的纹饰。这些纹饰主要有弦纹、同心圆纹、网格纹等。弦纹是用阴线刻出的平行线条，一般环绕在玉璧的边缘或中间部位，起到装饰和划分区域的作用。同心圆纹则以玉璧的中心圆孔为圆心，刻出一圈圈大小不同的圆形线条，使玉璧的表面呈现出一种富有层次感的视觉效果。网格纹是由横竖交叉的阴线组成，形似渔网，给人一种简洁而规整的美感。这些纹饰虽然简单，但在雕刻过程中同样需要高超的技艺和细心地操作。工匠们使用细小的石制刻刀，在玉璧表面小心翼翼地刻画出线条，每一条线条都要保持流畅、均匀，不能有丝毫的偏差。纹饰的雕刻不仅增加了玉璧的美观度，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在良渚文化的信仰体系中，玉璧被视为一种与天地神灵沟通的重要法器。圆形的玉璧象征着天空和宇宙，中间的圆孔则代表着天地之间的通道。良渚先民认为，通过玉璧，他们能够与神灵建立联系，传达自己的祈愿和敬意。在祭祀活动中，玉璧常常被作为重要的祭品，放置在祭坛上，供神灵享用。例如，在浙江余杭瑶山祭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璧，这些玉璧与其他玉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在祭坛上，显示出其在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在良渚文化的观念中，祭祀是人与神灵沟通的重要方式，而玉璧作为祭祀活动中的核心器物，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社会等级的角度来看，玉璧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玉璧的数量和质量往往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大型墓葬中通常会出土大量精美的玉璧，而小型墓葬中则很少或几乎没有。例如，在反山墓地的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玉璧数量多达数十件，且玉璧的尺寸较大、质地优良、制作精美；而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可能仅有一两件小玉璧，甚至没有玉璧出土。这表明玉璧在良渚文化社会中是一种珍贵的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只有贵族和统治阶层才能拥有大量高品质的玉璧。拥有玉璧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就意味着墓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
此外，玉璧在良渚文化的对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良渚文化遗址的周边地区，甚至远至黄河流域的一些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与良渚玉璧相似的器物。这表明良渚文化的玉璧文化通过贸易、迁徙等方式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对周边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良渚文化也可能吸收了其他文化中关于玉器制作和使用的一些元素，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例如，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璧，虽然在形制和纹饰上与良渚玉璧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能看到良渚玉璧的影子，这可能是两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
良渚文化的玉璧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简洁而规整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寓意，成为了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它不仅是良渚先民精神信仰的寄托，更是当时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的生动写照。通过对玉璧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良渚文化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情况，为揭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