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学派”问题的分歧

在200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举行了一次以“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为主题的会议。[2]面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热潮，我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相反的立场。也许是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太与众不同，《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在2006年邀请我写篇文章谈谈我的看法。在文章的开头，我就写道：“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的，因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3]从那时起，“中国学派”的主要倡导者秦亚青和我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目前，国内外坚持“中国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广泛地接受了秦亚青的观点，而支持我的观点的则寥寥无几。越来越多的文章、学位论文和著作使用“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概念。[4]虽然这个概念使用得非常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将道义现实主义纳入“中国学派”是合理的。尽管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和天下体系通常被视为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三大”理论，但这三种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不一样。[5]正如张勇进所说：“中国学派内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明显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是‘中国学派’这个概念似乎都有着相反的含义。”[6]此外，彼得·J.卡赞斯坦等学者指出：“一些像秦亚青这样的著名学者致力于建立一个中国学派。而另外一些像阎学通那样的学者则认为没必要这样做，甚至认为这样做是有害的。这个分歧在其他的国家学派内部和国家学派之间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7]

我在《为何没有“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明确表达了我不同意建立“中国学派”的想法，并将该文作为2011年出版的《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一书的附录。尽管如此，一些人仍坚持认为我是“中国学派”的倡导者。例如，叶夫根尼·N.格拉奇科夫承认，“阎学通是唯一反对创建‘中国学派’的，他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是普世的”[8]，但他这是说，“尽管他们的路径不同，阎学通和秦亚青都被视为‘中国学派’的主要学者”[9]。萨尔瓦托雷·巴博内斯说：“众所周知，阎学通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坚定的实证主义者，他将社会科学理解为一门普世的、对假设可进行检验的，并对未来能进行预测的实证科学。他同时以避免发展中国特有的观念而闻名，与倡导中国学派相反，他希望通过引进成熟的西方理论和方法来促进中国学科的发展。”[10]2021年，黄义杰表示：“阎学通、赵汀阳、秦亚青等中国学派的主要倡导者确实将中国和西方并置，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独特的’中国式的世界秩序。”[11]

秦亚青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都明显地探索内嵌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哲学和思想，以获得他们的智力灵感和理论建构。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他们都有相同的文化烙印”[12]。同样，张勇进认为：“（中国学派）不是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场关于如何从一个不同视角建立理论来解释世界政治的对话，这个对话借鉴了中国文化资源，以中国将崛起为全球大国的历史环境为背景。”[13]然而，历史表明，共有的文化背景并不能让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建立属于同一学术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与共同文化论的看法不同，我同意贝亚特·雅恩的观点，即“没有统一的中国理论或统一的西方理论，相反是各自内部的理论分歧很多，存在不同的学派”[14]。我提出了几个反对“中国学派”这一概念的理由，这些理由都遭到巴博内斯的批评，他说：“我必须说，阎学通的理由似乎很肤浅：他认为学派不应该由其创建者们自己命名，学派很少以国家命名（尽管有“英国学派”），中国太多样化了，无法由一个学派代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