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词都散了

“把那个什么递给我……”

“什么？”

“那个涂在面包上的。”

“人造黄油？”

“不是。”

“黄油？”

“你明知道我好多年不吃黄油了！”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皱起眉头，因自己的无能而越来越恼怒，因此她立刻狡猾地切换到攻击模式。

“什么样的女儿会不记得抹在面包上的东西叫什么！”

“抹？奶酪酱？”

“就是它，白色的那种。”她气呼呼地说，仿佛她已经下决心再也不说奶酪酱这个词了。

她所有的词语都脱落了。她很生气，她真想跺脚，用拳头捶桌子，大喊大叫。但她只是僵在那里，愤怒在她内心涌动，格外轻快鲜活。面对一堆词语，她只得停下来，就像面对着一幅拼不出来的拼图。

“把饼干给我，下体那种。”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饼干。纤体饼干。她的大脑依然在运行：她用更熟悉的下体代替了不太熟悉的纤体，于是，一个惊人的组合从她嘴里吐了出来。这只是我的想象，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

“把耳机给我，我要给雅沃尔卡打电话。”

“你是说手机吗？”

“对。”

“你真要打给雅沃尔卡吗？”

“不，怎么会呢，我干吗给她打电话？！”

雅沃尔卡是她多年前认识的人，谁知道她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名字。

“你想说的是卡娅，对吗？”

“对呀，我说我想给卡娅打电话，不是吗？”她哼了一声。

我能听懂她的话。大多数时候，我都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通常她忘记词语的时候，会这样描述它：把喝水的那什么拿给我……这个任务很简单：指的是她一直放在手边的塑料水杯。

之后，她似乎还是想到了办法来应对。她说话时开始加上小、小可爱、小可心、甜心之类以前从来不用的小词。就连人名，包括我的名字前面，也会加上这些尴尬的昵称。它们就像磁铁一样，果然，四散的词语又整整齐齐地聚合在一起了。她尤其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她最贴身的东西（我的甜心睡衣，我可爱的小毛巾，那个松软的小枕头，我的小瓶子，那双舒服的小拖鞋）。也许这些词句就像唾液，可以帮她融化硬糖一般的词语，也许她只是在为下一个词、下一个句子争取时间。

或许这样一来，她就没那么寂寞了。她向周围的世界轻声低语，于是世界好像也变小了，没那么可怕了。除了这些小词，她的话里偶尔还会蹦出来一些大词，像弹簧一样：蛇变成了邪恶的大蛇，鸟变成了又老又肥的鸟。在她眼中，人往往比实际上更大（他是个大—块—头！）。其实，是她变小了，世界就显得更大了。

她用新的、更幽暗的音色慢慢地讲话。她似乎很享受这种音色。她的嗓音有些嘶哑，声调有些傲慢，是一种要求听众绝对尊重的语调。在频频失语的情况下，音色就是她仅剩的一切。

还有一个变化。她开始倚靠某些声音，仿佛声音就是她的拐杖。我听到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冰箱，去浴室，按照某种规律的节奏，嗯嗯嗯，或者呜呼呼，呜呼呼。

“你在跟谁讲话？”我问。

“没有谁，就我自己。我在和自己讲话。”她回答。

谁知道呢，也许在某个时刻她突然被寂静吓到了，为了驱散恐惧，她学会了嗯和呜呼呼。

她害怕死亡，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她忘记了太多东西，却从来不忘提起她认识的人的死讯，无论亲疏远近，朋友的朋友的死，甚至她未曾谋面的人的死，还有她从电视中得知的公众人物的死。

“出事了。”

“怎么了？”

“我担心说了会吓到你。”

“说吧。”

“韦斯娜太太过世了。”“哪个韦斯娜？”

“你认识的那个韦斯娜太太！住在二楼的？”

“不认识，我都没见过她。”

“失去儿子的那个，有印象吗？”

“没有。”

“电梯里碰见总是笑眯眯的那个？”

“真的一点印象都没了。”

“就是这几个月的事儿。”她说着，合上了脑海中韦斯娜太太的小档案。

她的邻居、密友和点头之交相继离世，以女人为主的社交圈日渐缩小。男人很早以前就死了，有些女人埋葬了两任丈夫，有些甚至埋葬了自己的孩子。提起那些对她无足轻重的人的死讯时，她波澜不惊。几则纪念性的小故事具有治疗作用，讲述这些故事能驱散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然而，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她却避而不谈。密友近期去世后，她一直缄默不语。

“她已经那么老了。”她只在后来简单提了一句，好像吐出一块苦涩的东西。这位朋友只比她大一岁。

她扔掉了衣柜里所有的黑衣服。以前她从来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现在她永远穿着红衬衫或者嫩草色T恤，这样的T恤她有两件。我们叫出租车时，如果车是黑色的她就拒绝上车（再叫一辆吧。我才不想上这辆呢！）。她把摆在架子上的她父母的、她姐姐的、我父亲的照片都收了起来，换成她孙辈的、我弟弟弟妹的和我的照片，还有她自己年轻时的漂亮照片。

“我不喜欢死人，”她告诉我，“我想跟活人待在一起。”

她对逝者的态度也变了。在此之前，每个人在她的记忆中各有其一席之地，一切都井井有条，如同在一本家庭相册里。现在相册散了架，照片散落一地。她不再提起过世的妹妹，反而突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她的父亲。父亲永远在读书，还经常带书回家，父亲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她曾亲手把父亲送上神坛，如今又亲手把他拉了下来，关于父亲的记忆被她体会过的最彻骨的心寒永久地玷污了，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也绝对不会原谅。

然而，她给出的理由与谈起这件事时的痛苦并不相称，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有一对夫妇是外公外婆的好友。外婆去世后，他们一直照应着外公，特别是那位妻子，也是外婆的朋友，对外公十分照顾。有一次，我妈妈偶然目睹了外公和这个女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一幕，外公在亲吻她的手。

“我觉得很恶心，妈妈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说：‘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

外婆不太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她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这种可悲的恳求，是被妈妈塞进奄奄一息的外婆嘴里的。

与恶心的吻手画面粘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画面，妈妈无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她上次回瓦尔纳[1]时，外公请求妈妈带他一起走，但是她——被我父亲绵延的病情、临终的剧痛和最后的离世折磨得心力交瘁——惧怕责任的重担，拒绝了他。外公被遗弃在瓦尔纳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把我送他的小毛巾卷起来，夹在胳膊下面，转身进了门。”她这样向我描述他们的最后一面。

听上去，她是把一条毛巾夹带进了最后那一幕里。每年夏天，我们去看望妈妈的保加利亚亲戚时，总会带着一堆礼物。她不仅喜欢送礼物，还喜欢自己送礼物时的样子：她回到阔别已久的瓦尔纳，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就像一位善良的仙女。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与自己父亲告别的画面中加上一条小毛巾，仿佛她在用那条毛巾鞭打自己，仿佛夹在他胳膊下的毛巾是人类衰败时最恐怖的意象。衰败就发生在她眼前，她却袖手旁观，没想着要阻止，或者至少减缓一下它的颓势。她没有作出那真正的壮举，即经过漫长痛苦的官僚程序，还得不到确定的结果。相反，她塞给了外公——一条毛巾！

贬低死者是她最近才出现的需要。她的指责并不严重，全是零碎的细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很有可能是她当场编造出来吸引我注意力的，仿佛吐露了一个从未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也许逝者的形象现在由她掌握这一事实会让她感到满足。有时她回忆起故去的朋友，就像刚刚决定在学校记录上把他们的成绩降一档，她会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从来都不待见他；也从来没怎么喜欢过她；我对他们印象都不好；她一直是个小气鬼；不，他们都不是好人。

有一两次，她甚至想抹黑我父亲的形象，这位她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将他留在了他死后她为他建起的神坛上。

“你不是真的爱他爱到发狂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但我确实爱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安静。”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爸爸确实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我记忆中的外公也是位沉静的人。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仅都安静，还都是妈妈见过的最诚实的人。

也许通过对逝者偶尔的亵渎，她可以消除自己本该做某些事却没有做的负罪感。她用严苛的审判来掩饰自己对最亲近的人不够尽心尽力的愧疚。她似乎只是害怕多关心别人一点。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她就像畏惧死亡一样畏惧生活。所以她才会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固守着自己渺小而倔强的坐标，面对那些对她来说太过刺激的场面和情景，她选择闭上眼睛。

洋葱一定要炒熟。健康是第一要紧的。撒谎的人是最坏的。老年是可怕的灾难。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煮羽衣甘蓝一定要倒掉第一道水。

也许她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我没有在意。现在，一切都变小了。她的心脏萎缩了。她的血管变细了。她的步子变小了。她的词汇量缩小了。生活也越缩越窄。她以特别的分量说出这些老套的话。我想，这些老生常谈让她觉得一切都还好，世界各安其所，让她觉得她仍然掌控着一切，仍然有决定权。她挥舞着她那老一套，仿佛它们是无形的印章，她把它们盖得到处都是，急切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她的头脑仍在运转，双腿也还合用，她能走路，诚然，是在助步器的帮助下，但是她毕竟能够行走，她仍然知道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老年是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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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arna，保加利亚第三大城市，位于黑海西岸，著名的海岸旅游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