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现实与历史的投射
武侠小说：作为类型小说的一种
金庸曾多次提到他的武侠小说不是殿堂上的文学作品，意味着他所抱持的文学概念是文学高于武侠小说。据我个人意见，如果将武侠小说排除在文学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破坏或伤害了文学。文学的类型不是只有唐诗宋词或经典名著，文学领域其实非常广泛，远超于此。从广泛的文学类型来探索，武侠小说其实是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换句话说，在文学的范围里，会有不同的文学类型召唤读者，要求读者以不同的眼光及方式去阅读。类型小说当然与大部分文学作品不一样，具有大众化及娱乐读者的性质，即使如此，还是应该认真看待类型小说。
类型小说有它自己的创作公式，阅读类型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读者必须在开卷前有一些酝酿和准备，否则一辈子也走不进武侠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就是必须搁置现实感，在阅读武侠文本的同时，暂时悬置怀疑的念头，这意味着你不能用现实世界的眼光和标准去看待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以及武侠小说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武侠小说的虚构性质扮演了最重要的功能。由于它创造出“不真实”的感受，在阅读当下，读者能够暂时脱离现实，逃避现实世界中的狭仄，愈是深入武侠其境，愈是容易让人抛开外在的现实；有些时候，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反而是读者愿意逃避现实世界，从阅读武侠小说的过程中获得暂离现实的愉悦感。
当读者心甘情愿同意武侠小说的设定，虽然明知武侠世界是虚构的，但仍然愿意相信在江湖世界陆续登场的人物及事件，才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与武侠小说发生深刻的联结。简而言之，想借由阅读进入武侠世界，首先必须具备一项条件—相信武侠小说的特定规则，比如说，相信飞檐走壁的轻功、绝世的神剑及刀法。你必须认真看待盖世神功，哪怕只是稍有一点点现实的判准，对于神乎其技的武功招式、劈山裂石的掌风或是深厚的内力嗤之以鼻，你就无法神游在武侠世界里。
不仅如此，武林中有数不尽的“巧合”（coincidence）。“巧合”的设置在武侠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情节机关，透过这种精心布置的巧合，武侠故事才能在意外的转折中一直延续下去。比如说，《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一回“鸳鸯锦帕”写郭靖与黄蓉两人告别一灯大师，依依不舍下山之后，走到桃源县城中的“避秦酒楼”，两人吃着酒楼名菜蜜蒸腊鱼。郭靖想起了恩师洪七公，说道：“不知恩师现在何处，伤势如何，教人好生挂怀。”黄蓉正待回答，只听楼梯脚步声响，上来一个道姑，身穿灰布道袍，用遮尘布帕蒙着口鼻，只露出了眼珠。黄蓉向道姑一望，只见道姑将遮在脸上的布帕揭开一角，露出脸来。黄蓉险些惊呼，眼前的道姑竟是穆念慈。三人下酒楼后结了账，约莫走了五六里路，三人在一株槐树下见面。穆念慈找郭靖和黄蓉说话，是为了告诉他们：“你们雇的船是铁掌帮的。他们安排了诡计，要加害你们。”因为这桩巧合，郭靖和黄蓉才逃过一劫。
紧接着下一回目“湍江险滩”，郭靖、黄蓉两人在江上与铁掌帮裘千仞进行一场恶斗。后来两人在客店中歇息，说话间，忽听十余丈外脚步声响，两个夜行人施展轻身功夫，从南向北疾奔而去，依稀听得一人说道：“老顽童已上了彭大哥的当，不用怕他，咱们快去。”一听到“老顽童”三个字，心想这不是周伯通吗？理所当然跟在这两个夜行人后头走，果然看到周伯通坐在地下僵硬不动。
无穷无尽的巧合兜来转去，穿插在这些小说角色之间，刚路过一桩巧合，不久之后又会遇到另一桩巧合。甚至在武侠小说的叙事架构中，郭靖、黄蓉他们两人的江湖旅程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意外的转折，来回遇见认识的人。你不能用现实的逻辑去计较这是不自然的巧合叙事，你只能接受如此高频率的巧合。阅读类型小说，你必须要有所准备，接受江湖中各种难以想象的巧合，这也就意味着类型小说有其特殊的阅读规则。
在类型小说的领域里，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值得我们一再重读和探究？我的一本著作《雾与画：战后台湾文学史散论》，其中探讨了武侠小说系谱的来龙去脉，依循武侠小说的传统叙事架构和系谱脉络，更能定义金庸的文学成就。
一般而言，提及中国武侠小说的系谱，很多人偏向从《庄子·说剑》开始讲起，或者是唐传奇及《水浒传》，但如果要明确梳理武侠小说系谱，就必须先勾勒出江湖武林的形成。谈及武侠小说系谱的建立，至少一定要上溯至人称“现代武侠之父”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这是台湾武侠小说通林保淳教授都同意的共识。向恺然出生于1889年。他被长沙楚怡工业学校开除后，旋即赴日留学入华侨中学，一度返回中国。他原来计划二度前往日本，却苦于旅费无着，还好有同乡编剧家宋痴萍介绍，将其手写的《拳术讲义》卖给《长沙日报》。
向恺然写《拳术讲义》来自他的背景和本事，他出身武术世家，而且是有货真价实的拳脚功夫。《拳术讲义》的内容正是传授拳术及武术，卖掉这本书后，他用卖书的钱筹措旅费，再度动身前往日本留学。向恺然结束留学后，返回上海，将在日本的见闻裁减拼凑，写成《留东外史》，竟大受欢迎，成为清末民初留学史上的一本名著。接着，他连续又写《留东外史补》《留东新史》《留东艳史》等相关小说。《留东外史》比较趋近于纪实作品，但一本又一本留日见闻写下去后，及至《留东艳史》也就渐渐变成小说了。
台湾资深武侠迷、研究武侠小说的重要学者叶洪生，曾著《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其中的一篇文章《近代武坛第一“推手”》写道：“当《留东》四部曲陆续在上海出版时，因文中颇涉武功技击，真实有据，乃引起行家注意；加以向氏生性诙谐，健谈好客，遂与往来沪上的奇人异士、武林好手如杜心武（南侠）、刘百川（北侠）、佟忠义（武术名家）、吴鉴泉（太极拳家）、黄云标及柳惕怡、顾汝章、郑曼青等结交为好友，切磋武学。上海滩青洪帮首脑杜月笙、黄金荣、虞洽卿等亦为座上客，时相过从。由是见闻益广，对于江湖规矩、门槛无不知晓。”
向恺然凭借自己通晓武术拳法，以及擅写使读者好奇的通俗小说，再加上与现实帮派密切接触，这三项条件，成就了平江不肖生“现代武侠之父”的地位。
可是“现代武侠”到底是什么？平江不肖生究竟开创了什么前人未及发掘想象的武侠成分呢？平江不肖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公推《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两部小说皆以“传”名，而且细绎其形式，明显是中国文学“纪传体”与章回小说的奇妙结合。
所谓“纪传体”，是指《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所传者皆非一人一侠。虽然电影推波助澜—“红姑怹儿子叫陈继志，她火烧红莲寺”，一度是非常轰动的闽南语电影和连续剧，使得《江湖奇侠传》书中的“红姑”声名大噪。不过红姑及“火烧红莲寺”故事，在原书中一直到八十回左右才登场，前面大肆铺写的是“争水路码头”（即武汉三镇，九省水路码头）的来龙去脉。“火烧红莲寺”之后，小说又热火火地拉出另一条张汶祥“刺马案”的轴线来。《近代侠义英雄传》以霍元甲贯穿其间，然而读者却不可能不对一开头就出场的大刀王五或后来的罗大鹤、孙福全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二书都是“群传”“群侠传”，平江不肖生在写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大量援引中国传统史学的“传”体，给出每位出场的英雄豪杰清楚的身世来历。换言之，每一位英雄豪杰都仿佛是现实存在的人，有真实的人生来历。
这种笔法在叙述“争水路码头”时最为明显，甚至有时引起读者阅读上的困扰。《江湖奇侠传》第四回中，平江不肖生先叙述了平江、浏阳两地“争水路码头”的事件梗概，继而说：“只是平、浏两县农人的事，和笑道人、甘瘤子一般剑客，有什么相干呢？这里面的缘故，就应了做小说的一句套语，所谓说来话长了！待在下一一从头叙来。”
这一叙，先叙了杨天池的一大段来历，中间连带介绍杨继新出身，作为后文伏笔。杨天池拜师练艺，回到义父义母家，刚好遇上“争水路码头”，平江不肖生借事件转圜，改而追踪怪叫花常德庆的来历。常德庆的师父是甘瘤子，于是又得费一番唇舌讲甘瘤子，再由甘瘤子牵出桂武来。绕了一大圈，讲了五六人的曲折生平，好不容易回头写了一段常德庆与杨天池“争水路码头”的交涉，不料笔一转，平江不肖生又写起向乐山来！向乐山的事从第十二回写起，一路写到了第十九回，故事还是没回到常德庆、杨天池身上，却从向乐山再牵出朱复、万清和……
这种写法，一方面有章回小说如《儒林外史》的影子，一个角色牵出另外一个角色，如撞球般一个撞一个。不过另一方面换个角度看，这些角色的每一段详细刻画，事实上就等于一篇“奇侠传”。事件只是叙述的引子、幌子，真正重要的是留下这些“奇侠”的身世来历。给每一位奇侠一个来历，就是给他一个身份、一份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倒不必然如施济群（1896—1946）评注中所说的：“向君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非尽向壁虚构者也。”是否事实，我们无须查考，不过一个角色有了那么详尽的生平故事，就显见他不是作者单纯为了情节推进方便而去捏造出来的。这些角色，作者不断喻示，有小说情节以外的丰富的生命经验可供取汲。这种“非功能性的叙传细节”，给了这些角色“真实性”。
引张大春的话说：“侠不再是凭空从天而下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装置；侠必须像常人一样有他的血缘、亲族、师承、交友或其他社会关系上的位置。”（《小说稗类》）张大春还更进一步解释：“在《江湖奇侠传》问世之前，身怀绝技的侠客之所以离奇非徒恃其绝技而已，还有的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可供察考探溯的身世、来历，也就是辨识坐标。侠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绝顶的离奇遭遇、一个无从解释的巧合。”然而在平江不肖生手里，众多奇侠不只个个有来历有身世，而且彼此关系交错，组成了一套人际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