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风暴帝国：台风、海啸
1.瓦努阿图的绿人
2015年瓦努阿图被热带气旋帕姆（Pam）袭击之后，连绵的大雨和强风仍旧不断，在去往该国应急管理办公室（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的路上，我不得不躬身缓慢前行。瓦努阿图首都的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飞驰而过，溅得我满身泥水。不经意间我瞥到街头一些怪诞而突兀的标语：“拉斯特万岁”[1]“脸书”（Facebook）“幸福就是自由”和“购物巴黎”。在政府办公楼的拐弯处，有一家杀鼠灭虫店，墙上挂着一只受伤老鼠的大幅照片。离海岸边不远的地方，有一艘遇难的渔船，它的名字饰刻在破碎不堪的船舷上，“Tru Blu Ⅱ”。旁边是它的姊妹船费利西蒂号（Felicity），斜靠在前滩上，情况也不容乐观。
当我浑身湿淋淋地到达大楼前时，一名穿着考究、行色匆匆的救援人员朝我喊道：“别在水坑里站着，鞋子要毁了。”他随手递给我一把五颜六色的大雨伞，我撑开雨伞走进国家应急管理办公室，被领到一个四周是玻璃面，人们戏称为“鱼缸”的小房间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都是待在这里，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工作。
2015年的台风帕姆是有史以来袭击南太平洋地区最强的台风，不过，这一纪录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一年后袭击斐济的温斯顿台风（Cyclone Pam）就超过了它的强度。台风帕姆以每小时280千米的速度席卷了瓦努阿图65个有人居住的岛屿中的23个。3万多间房屋被毁，农作物受损严重，而且至少有11人丧生。
最近（2013年11月）的超级台风海燕（Typhoon Haiyan）摧毁了菲律宾许多城市，造成6000多人死亡。与之相比，帕姆台风造成的伤亡可以说是非常小了。由于此次参与救援的国际人员很多来自菲律宾，这一较小的死亡人数便成为他们两相比较的重点。他们第一次来到瓦努阿图看到台风过境后的情景时，都异常惊讶，不约而同地说：“还好这里不是塔克洛班（Tacloban）。”
塔克洛班是菲律宾莱特省一个被摧毁的城市。低死亡人数证明了瓦努阿图政府和一些长期发展援助机构在过去几年中所做的工作卓有成效。在我的办公之地“鱼缸”旁边，贴着一张用比斯拉玛语[2]（相当于瓦努阿图的皮钦语[3]）写的海报，上面写着：“Yumi save stanap agansem disasta”——意思是我们知道如何对抗灾难。它描绘了台风前后的两个场景。在第一个场景中，一个尼—瓦努阿图男人[4]自豪地站在一所精心准备的房子前，房子有整洁的地面和为防被风吹走而用沉重的棕榈叶压住的茅草屋顶。海报用自信满满的文字宣布：“一切准备就绪。”第二个场景中，这种信心已然不再。漂亮的茅草房子被毁了，一个尼—瓦努阿图妇女站在房前哭泣，而一个戴着松软白帽，穿着短裤，背着包，大腹便便，双手叉腰的中年欧洲男人站在旁边。海报的标题是“并没有准备好”。
由于担心台风过后糟糕透顶情况的出现，瓦努阿图政府发出了国际援助呼吁，援助机构蜂拥而至，伴随而来的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英国和汤加等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物资。在我们工作的“鱼缸”里，瓦努阿图军民协调官员与精力充沛的法国海军后勤人员（穿着绿色连身衣）努力沟通着，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则穿着带有象征意义的背心，打扮得像赛车手一样，通报了一系列资助机构和合作伙伴的消息。这是一件几乎是必备品的服装，俗称“小丑夹克”。不过，来自澳大利亚的救援官员并没有穿它，而是略有歉意地展示了他们为救援计划而新设计的外套。此外套的特色是上面的红袋鼠图案——或者是“红老鼠”，对这些不得不穿它的救援人员来说，这个动物再熟悉不过。瓦努阿图应对灾害的部门压根不会想到，这些国际灾难救援人员竟然穿着短裤，头戴毛巾帽，打扮得像怪兽一样，但他们已经抵达，并在“鱼缸”里安顿下来，也只能默不作声了。维拉港（Port Vila）的轻松生活节奏很快被军人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和对任何军衔高于自己的人大喊“是，长官”的场景所取代。
时不时地，当总理办公室的人出现并试图提醒聚集在一起的军队和援助机构，瓦努阿图政府仍然存在时，“鱼缸”里的喧闹声才会被打断。一天，总理办公室的政策专家本欣（Ben Shing）来宣读注意事项。他有一口标准的英国口音，脚蹬军靴，爆炸头，蓄着浓密的胡须，看上去更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煽动者，而不是一位高级官员。与那些退休的公务员不同，他是美拉尼西亚传统中的“大人物”：不仅是总理的亲属，更是可以在迷人而深刻、浮夸而专横的政治表达方式之间自由切换的显要政客。他盯着所有人，目光透过其钢架眼镜，向面前的人指出，任何违反瓦努阿图政府期望的、最高人道主义援助标准的人员和组织都将被驱逐。
有一天，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送来一些过期食品，这件事激怒了他，他向“鱼缸”里的人吼道：“我可以让你们任何人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各个军事部门的人员立刻应声答道：“是，先生！”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则蜷缩在房间后面，大气不敢出。
我是受国家应急管理办公室邀请，来帮助做一些协调应对工作的，所以我需要在政府中指定一个人作为我的官方联络人。要选择谁，我心里并没有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参观了“鱼缸”内外的所有办公室。渐渐地，我发现一套该国无形的行政体系在默默运作。走廊和后勤办公室中塞满发展报告的复印机和书架后面，有许许多多的瓦努阿图政府代表。他们说话轻声细语，彬彬有礼，知识渊博。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反应部门的自信世界。我问一位政府雇员，她是否担心国际救援团体的到来会使她丢掉工作。她立刻回答说：“绝对不会，因为再过几个星期，这些穿绿衣服的人就会离开，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在最初的几周，工作强度很大。这是一场迅捷、紧张并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合作和实力的展示——后勤人员是主角——穿着绿色连身衣的人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整合了六支不同军事力量提供的物资。在维拉港，平常时期往来于此的游轮已被同样庞大的海军舰艇所取代，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托布鲁克号（Tobruk）和新西兰皇家海军的坎特伯雷号（Canterbury）在岛屿周围巡逻，运送救援物资。汤加政府派出的巡逻艇则迅速驶入狭窄的海峡，到达舰艇无法到达的地区。黑鹰直升机（Black Hawk）不停地向外海岛屿方向出动，而大型军用运输机则带着崭新的物资抵达当地，更为显眼。法国军方的“美洲狮”（Puma）直升机借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巡洋舰的帮助，与在远处岛屿巡逻的汤加船只在计划中的最后时刻接头，其衔接的精确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这类活动虽然花哨，但实际效果却令人怀疑，比如一旦从澳大利亚运出的物资延迟，意味着许多军用飞机飞来飞去也徒劳无功。我想应该有其他的运送模式在起作用。事实的确如此，商业运输公司迅速恢复运营，非政府组织也悄悄高效地开展工作，并租用民用渡轮、卡车和香蕉船运送救援物资，这使得大量的军事行动变得多余。帕姆台风似乎成为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动用联合军事力量，以检验“FRANZ协议”——这个协议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由法澳新三方合作以应对太平洋地区灾害——的完美掩护，目的主要是应对其他国家对太平洋事务的介入。
台风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些机会。在“鱼缸”外面，我遇到了一位年轻游客，为了协助执行一项评估任务，他已经坐着黑鹰直升机在瓦努阿图的领空上飞了一整天。他并非第一次参与这种人道主义评估，之前他曾在当地一处度假胜地游玩期间短暂地参与过。这次灾难发生后，他再次自愿帮忙，并加入了一个前往外岛的评估小组。我问他评估过程中的见闻。他先是说“这里到处都有很多需求”，但没有详细展开，接着说：“这是一种多么好的结束假日的方式啊，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妈妈，我刚刚坐了四架黑鹰。”
几天后，我也坐上了一架直升机，试图去了解外岛房屋的受损情况。和我一起乘机的还有一位红十字会的代表，他负责管理一个力图恢复失散人员家庭联系的项目。一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人联系了他，想知道他们的远房表亲和失联已久的姑妈的下落。其中有5个人，他一直无法联系到，便不得不亲自来到这里寻找。此行的目的地是偏远地区的村庄，飞机载着我们在深蓝色的太平洋上空飞行，我们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一边聆听旋翼桨叶发出的嗡嗡声，一边凝视远处的岛屿。
这不是快节奏的“黑鹰”或咆哮的“美洲狮”，而是一架小型的更像一只机器蚊子的商用直升机。我们一路扫视地平线，研究地图，寻找村庄的坐标和可能的着陆点。飞行员慢慢将飞机降落到毫无戒备、没有水电的村庄，在找到一片空地放下这台精密的机器之前，它在村子上空兜了一圈。村里的孩子们通常会最先发现我们，然后一窝蜂地拥来，他们既兴奋又害怕。有的孩子看过战争片，记得强大的军用飞机在空中冲锋陷阵的画面。他们后来告诉我们，以为我们会带着枪冲出来，开始一场战争。
村子里的老人小心翼翼地向我们走来，我们向他们解释，因为收到一份报告，说村子里有一位老妇人，自从强热带风暴来袭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我们来此的目的就是确认她是否还健在；她是否住在这儿。我们想跟他们谈谈。老人们微笑着把我们带到一间小茅屋，见到了那位老妇人。她很好，并没有受到风暴的伤害。我们拿出卫星电话，安静地站在稍远的地方，让她和在新西兰的亲戚通话，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短短20分钟的通话，竟然过去了整整10年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场面啊！她们通完电话后，我们回到直升机旁。我们不再是“鱼缸”中应急管理中心做出种种客观规划的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而是正在寻找一些被亲属挂念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对于我们来说，填写各种报告、电子表格，以及完成让捐助者和总部满意的各类行政工作，与这些无论在哪里都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幸福相比，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当我们系好安全带，飞行员重新启动飞机，我忽然注意到，有些老人手里拿着手机，好像正在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我不清楚这些手机是否能正常使用，也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否只是表明自己的地位和权威，但从技术上说，除了卫星电话，普通电话暂时是无法接通的。我什么也没说，继续飞往下一个村庄，接着寻找失踪者。
那天晚上回到维拉港后，我和一些同事去了一个纳卡马勒[5]（nakamal）。这是位于一棵大树下的黑暗而隐蔽的建筑，也是瓦努阿图人传统生活的重要文化中心。在这里，人们喝着一种由卡瓦根[6]制成的温和而有镇静效果的饮品，在聊天中消磨夜晚时光。我们加入到一群美国和平队（American Peace Corps）[7]志愿者中间。我发现自己坐到了一截不怎么舒服的木头上，喝着几乎难以入口的卡瓦酒，旁边坐着的是澳大利亚志愿者布瑞（Bree）。她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和脆弱小鸟一样的神情。
她问我：“你有看到过关于我和特洛伊（Troy）的新闻吗？”
我坦陈自己没有看到过，于是她便向我讲起她的故事。她来瓦努阿图是为了逃避恋爱的压力。
她说：“我们分分合合。每次见面的时候，我都以为这段感情会持续下去。我们相处得很好，非常合拍。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你的身材太棒了’。我说，‘是吗，谢谢。你是小孩子般天真的特洛伊’。我们开始恋爱了一段时间，后来交往越来越频繁。因为有其他的参赛者，我认为我能赢，但并没有赢，所以我们又在一起了。”
我听得一头雾水，努力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有一个美国人过来帮我，对布瑞讲的故事进行了一些解释。他告诉我，“这个小鸟一样可人的宝宝（布瑞）是澳大利亚《单身女郎》[8]节目半决赛的选手，她之前已经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现在轮到你来听了。这是个好工作。如果不是你来倾听，那就又是我们了。”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困在布瑞和特洛伊的故事中。那些美国人在几米开外，看着我开心地坏笑着。
布瑞继续对我喋喋不休：“我开始考虑制作一个关于我的健康和幸福的电视节目，或者成为一名演员，我的推广顾问说，将会有很多观众喜欢布瑞团队，我会有大量的粉丝，所以，我必须小心维护的我的个人品牌，不要匆忙投入任何事情。”幸运的是，卡瓦饮料开始发挥它的神奇镇静作用，我很快就看不清电视，听不到布瑞所讲述的她的品牌困境，再过一段时间，耳边的声音就被柔和的微风和海浪冲刷着海岸的击打声淹没了。
*
这是一场我从来没见过的大雨。幸运的是，天气的好转让一些救灾协调员得以搭乘航班从维拉港飞往瓦努阿图南部岛屿塔纳（Tanna）的怀特格拉斯机场（Whitegrass Airport）。
该岛屿也遭到帕姆台风的严重打击，关于援助公平问题的辩论在首都变得越来越有争议，使埃法特（Efate）主岛和塔纳岛本身之间的宿怨越变越深。这个国家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来自塔纳，大街上的信息和首都公共汽车上流传的谣言都说，“塔纳男人”（man Tanna）安排了这一切。但其他报告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由于道路没有铺好，又下着大雨，虽然救济品已运往主要港口和机场，但要把它们运到农村地区，即便有这个可能也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其中一位部长甚至呼吁建立一个他所说的“帐篷城”，为在台风中失去一切的人们提供临时居所。各个机构开始行动起来，但很快被困在路上，之前的泥土路变成了厚厚的泥浆河，卡车轮胎陷入其中不得动弹，行动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为了阻止更政治化的反应，也为了防止形成另一个悲惨的“集中营”，我和几个同事直接去现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路异常艰辛。尽管天气短暂地好转让我们的航班得以降落，但雨却下得更大了。我们在机场租了一辆破旧的小货车，司机是一个同事的叔叔斯蒂芬（Stephen）。从机场回到城里，我们要在车斗上站一路，全身很快就都湿透了。几千米后，引擎啪的一声熄火了，我们在一个小锡棚外停了下来。斯蒂芬沮丧地说：“没油了。”然后，他走进小屋，接着，身后跟着出来一个拖着装有燃料的塑料容器的瘦弱男人。油钱贵得吓人，每升要20美元，我心里想着才刚走出这么点距离就要添加燃料，继续走下去我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
很快我们就决定脱下身上的衣服，我换上了随身携带的泳裤——在倾盆大雨中，其他任何衣服都显得不切实际——我们又强行开了一段路，然后下来推着车到了小镇附近一家基本上废弃了的旅馆。雨看起来是越下越大，我们不可能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决定待在旅馆，直到天气转好一些。
但天空反而更加阴暗了，大雨继续倾盆而下。大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又下了一天，第三天还在继续，而且没有变好的迹象。我们不得不继续等待，在大雨连续下了四天之后，圣经上记载的大洪水似乎真实地出现了。我从没见过这样大的洪水。我们酒店剩下的部分在洪水连续猛烈的攻击下开始瓦解，我躲到了曾经是餐厅的地方。不像圣经里记载的，我们没有疯狂地利用时间去建造木筏。我们被困在酒店无法活动，与外界的通信完全隔绝，这些使我们的情绪异常低落。我们在台风之后大雨持续不断像鼓点一样的沉重敲打下昏昏欲睡，四肢僵硬，活动缓慢。大家十分疲惫，在这连绵而有节奏的雨声中，昏沉沉睡去。
我试图工作，让自己沉浸在文件中以填补这空虚的时间，但几个小时后，电脑电池的电量就耗尽了，屏幕接着就暗下来。我环顾酒店四周，发现了一支蜡烛，而令我吃惊的是，还发现一箱未开封的红酒，是很久之前的一位法国官员留下的。瓦努阿图被戏称为“幸运之地”。在1980年独立之前，瓦努阿图一直由英国和法国共同统治。当殖民势力离开这个国家时，他们留给它的不是法国美食和英国司法所象征的富足生活与有序社会的完美结合，而是恰恰相反的一片混乱。在第四天和第五天，我坐在酒店慢慢地喝着红酒，望着外面一片阴冷的景象：天空乌云密布，地上水流如注，一层又一层的灰色雨幕无休无止地笼罩大地。
到了第六天，虽然雨还下得很大，但云层中出现了一丝缝隙。我们做了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我们从酒店走了出来，光着脚，穿着泳裤，沿着大路向北走，希望那是法国红十字会所在的方向。我们陷在没膝的泥浆里，小心翼翼地沿路前行。从空中看，我们就像在红红的泥土上划了一道弯弯曲曲的口子。我们路过一个食品分发中心，那里的人们排着队等着卡车运来的一袋袋大米，面无表情地期待着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每月配给的富含辛酸钙的大米早点到达这里。但由于道路无法通行，配给粮运送也被取消了。消息传到了分发中心，人群忍无可忍，由于我的同事穿着一件有瓦努阿图政府标识的T恤，他们转而愤怒地对着他大喊大叫，表达不满。
我们继续往前走，沿途看到更多凄凉的景象。一群男子站在他们传统的“纳卡马勒”里，树叶和树枝组成的厚厚树冠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避雨空间。他们最初是在一所房子里避难的。那所房子是村里一个富人用混凝土刚刚建成不久。他在维拉港有一份稳定工作，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比较现代的材料。这些材料看起来很重、很结实，而且似乎可以抵御台风的冲击。村民们开始以为他们在这里是安全的，但是后来随着台风的不断增强，大家需要一起用力才能固定住屋顶，而且不久墙体就开始倒塌，大家在半夜迅速做出了痛苦的决定，逃到距离最近的传统的台风避难所。他们向外看不到任何东西，特别害怕被周围以每小时近300千米的速度飞行的碎片击中。
传统结构的台风避难所用重量比较轻的木棍和结实的麻绳扎制而成，他们在这样的避难处反而幸存下来。20或30个人按住屋顶可以防止建筑物被吹裂，低矮的设计，长长的屋檐一直延伸到地面，有一种空气动力学的效果，可以减轻住房屋顶部的强风，不会造成避难所的墙和屋顶同时从内部被吹裂。这种传统建筑简单、美观、有效，然而，随着资金的流入，观念的变化，人们认识到贵一些的混凝土是一种更理想的建筑材料，所以，这一地区逐渐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房屋形制也跟着有了不同。但是，新建的房屋和学校在这场台风中都倒塌了，反而那些古老的传统建筑与灌木缠绕在一起，经过多年的强化，具有了钢铁般的抗拉强度，台风过后，它们傲然屹立于世。太平洋大教堂的高拱形屋顶，就是由当地的椰树叶或棕榈茅草制成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我们来塔纳是想教这里人建筑技术的，但到了这里才发现自己没什么可教给他们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人们记住，他们的传统建筑技术一定要牢牢记住，传承下去。”
*
我们爬上山顶到达法国红十字会的营地时，太阳终于出来了。法国人不知道我们从哪里冒了出来，而且我们浑身是泥，呆呆地站着，招呼也没有跟他们打。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个热情而惊讶的声音对我们说，“欢迎光临”，并问我们想喝点咖啡吗？塔纳岛上有世界上最好的咖啡。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和法国救援人员以及一些当地志愿者一起坐在纳卡马勒喝浓浓的卡瓦酒。夜晚很晴朗，我们听着海浪的声音，不久这款烈性饮料就开始起作用了。夕阳西下，晚风吹起，驱散了我们白天的炎热和紧张，在那半暗的夜空中，还混杂着一种持续时间很长、几乎像交响乐般此起彼伏的小贩叫卖声、行人咳嗽声和海浪冲击海岸的噼里啪啦声。瓦努阿图的卡瓦酒中往往会泡上几片木槿叶，是太平洋地区味道最烈的卡瓦酒之一。甚至对于经常喝酒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触时都觉得它劲儿大，难以下咽，以至于许多卡瓦酒吧的工作人员在回到树荫下或茅屋下的座位上继续他们的谈话之前，会为他们的顾客指一指喝酒后呕吐的地方。那天晚上，小贩的叫卖声音深沉，音色多变，这说明这里是一个人们非常擅长音乐的社会，他们用最好的歌声吸引着人们前来购买他们的物品。在卡瓦酒和持续不断的呕吐之间，我们和法国人一直谈到深夜。
我最近受到了澳大利亚右翼媒体的攻击，他们指责我用气候变化的危言耸听来吓唬小孩。这是他们对我在宣传一幅漫画中扮演的一个小角色的恶意回应，这幅漫画试图建议向太平洋岛屿社区提供规模更大的防灾、救灾援助。我其实也不确定我说的完全都对，所以我试着在卡瓦酒吧中向当地的志愿者提出这个问题，提问过程中我避免使用价值判断色彩严重会引起社会两极分化的词。所以，我是这样发问的：“你认为环境在改变吗？”
有一些人回答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气候变化？当然了，它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塔纳岛很少有人不相信这是正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最初这种影响较慢，传统的农业模式被打乱，收获和种植季节推迟。原本干旱和潮湿的季节被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加剧，这虽然是自然发生的，但使这些季节更加极端和难以预测。随着海水逐渐侵入农田，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影响了芋头和椰子的收成。然后是台风，它的剧烈和不可预测性震惊了每个人。此外，台风季似乎已变长。
岛民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许多人已经离岛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和逃避日益不稳定的传统生活。但随着很多人从外面汇钱给家人，岛上不断增加的金钱也在改变着这座岛屿。人们建造了更多崭新、不够安全却造价更昂贵的建筑，人们吃更多的快餐而减少了本土作物的摄入，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在无声的抗议中，救援机构分发的、一面印有红袋鼠的篷布（以确保受益人不会不知道他们应该感激谁）被翻了出来，这样岛民自己的房子就不会被无比自信的捐助者贴上标签。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嘴唇因卡瓦酒而变得麻木，感觉脚下地面似乎也变得柔和起来，岛民们思虑着他们社会的发展前景和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那平静而又澎湃的思绪随着晚风飘进满天繁星的夜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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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台风救援工作三个月后回到澳大利亚时，发现信箱中有一封令人惊讶的信。我和一些同事一起被提名了一个奖项。我很荣幸，但也有些遗憾，由于先前的工作安排，我不能亲自参加那个仪式。
和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一样，瓦努阿图的领导人生活在一个不稳定、残酷的环境中，与在卡瓦酒吧宁静的夜晚中沉思的美好相去甚远。在这场颁奖典礼即将举行时，瓦努阿图总理离开国家来到澳大利亚出席典礼，他的内阁成员认为这是发动政变的绝佳机会。总统得知（政变）消息后，十分愤怒，很快乘下一班飞机返回维拉港，冲进政府大楼，指责政变发动者的罪恶。在警察部队的支持下，他下令把叛变的政客们扔进码头上的一个集装箱里，他们各自的律师一起陪同。
与此同时，在下午和煦的微风中，颁奖典礼将在室外举行。满脸喜悦之情的客人们穿着他们最漂亮的衣服，等待着瓦努阿图总理亲自授予他们勋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总理已经回国平息政变，一直在徒劳地等待着，总理没有及时回来，奖章没有被授予获奖者，灰心丧气的人道主义者们空手而归。几个月后，作为补偿，我收到了另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参加活动的证书，还有一箱青苹果，标签上写着“新鲜可口”字样。我知道，这封信和这箱苹果是瓦努阿图政府对我参与该国救灾工作的认可与感谢。
[1] 指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ism），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自牙买加的一个黑人基督教运动，除宣扬其信仰之外，也大声疾呼如贫穷、压迫等社会问题的解决。
[2] 比斯拉玛语是瓦努阿图三种民族语言之一。它是一种新的语言，是在过去两三百年里由英语、法语和当地词汇混合而成的。
[3] 皮钦语（Pidgin）指由不同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从纯粹语言学角度看，它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阶段，指在没有共同语言而又急于进行交流的人群中间产生的一种混合语言。
[4] 尼—瓦努阿图人是瓦努阿图原住民的称呼。
[5] 纳卡马勒（nakamal）来自瓦努阿图比斯拉玛语的一个方言词，是当地的传统聚会场所。在瓦努阿图每一个重要的农村社区都有纳卡马勒。
[6] 卡瓦是一种胡椒科类植物，属多年生灌木，主要生长于南太平洋岛屿。其根茎有放松身心、帮助睡眠的作用，也有致幻效果，当地人常将其榨汁作为情绪饮料。
[7] 美国和平队（American Peace Corps）是美国政府运营的一个志愿者独立机构，旨在展开国际社会与经济援助活动。
[8] 澳大利亚的一档真人秀节目，一位未婚女子在一群男子之间找到真爱，每集淘汰一些，最后剩下的男子成为获胜者，与未婚女子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