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理论与文学研究
浅谈考古文物角度和视野下的文史资料
蔡路武
（湖北省博物馆）
文史一向密不可分，在文博机构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也包含丰富的文学资料，历史性和文学性兼具。本文从文物考古的角度和视野出发，来谈一谈文史资料的获取途径和方式，提供一点思路，以供文史研究者参考。
一 传世文献
文博机构中的传世文献多种多样，大致有古籍、档案、书稿、手稿、方志、家谱、碑帖等几大类，其中有些独有的文史资料，不为外人知，颇为珍贵，值得深入挖掘。分述如下。
（一）博物馆馆藏古籍
不仅图书馆藏有古籍，不少大的博物馆也藏有古籍，而且相当丰富，比如故宫、国博、上博等大馆。湖北省博物馆、浠水县博物馆也藏有相当数量的古籍，其中有些古籍颇有学术价值，值得整理研究。近代湖北著名藏书家先后计有鄂城柯逢时、宜都杨守敬、沔阳卢靖、卢弼、蒲圻张国淦和武汉徐行可，先后化私为公归入图书馆、博物馆。武昌大藏书家徐行可（1890—1959）以藏书为乐，与当时社会名流章太炎、黄季刚、陈伯弢、熊十力等皆成挚友。精于金石考证、经史诸子、目录志略等学。其花费毕生心血收集了十万余册古籍、善本图书，书画碑帖古器数千件。卒后，其后人将所藏古籍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书画、印章、碑帖等文物捐献给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接受私人捐赠规模数量最大、质量上乘的一次。
湖北省博物馆现藏古籍九千余种、七万多册，包括经、史、子、集、丛书、方志、善本等七类。2010年湖北省博物馆被列为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已成功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十四种及“湖北省珍贵古籍名录”八种。多年来，利用馆藏古籍资料，参与了湖北省“荆楚书库”项目，已经或正在整理出版的有《湖北文徵》《王葆心文集》《学书迩言》《杨守敬评碑评帖记》《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邻苏园藏书目录》等著作。
古籍中以子部数量最多（医药、释道、命相、阴阳类等民间常见书籍占大宗），乡邦文献数量不少（方志、诗文集占大宗）；从所属时代来看，大部分属于清同治至民国时段，明万历之前古籍少见，符合现存古籍的一般规律；从版本类别来看，除了刻本，清末以来的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为数甚多（大部分为较为常见的坊间出版物）；从递藏源流来看，相当一部分属于柯逢时旧藏（以所钤藏书印判断，柯氏藏书多来自杨守敬、蒋凤藻、周星诒、谢章铤等人），亦间或有李嘉绩、冯辨斋、李宝常等人旧物。
发现了一些以往未曾留意的古籍善本，如行款与已知所见各本均不相同的清乾隆活字印《朱批谕旨》。此书一百一十二册全，不分卷，清世宗胤禛批，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清乾隆间木活字朱墨套印本。此书楮墨精良，字体是典型的硬体字，刻印上乘，十分精美。放眼全篇，有墨色浓淡不均、单字偶见重影等现象，具有活字印本的明显特征。《朱批谕旨》一名《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至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间，雍正帝对二百余名臣属奏折御批的总集，约占雍正朱批奏折总量的十分之三四。《朱批谕旨》中收录奏折的作者，大部分是地方官，也有少量是清廷派到全国各地的钦差大臣。这些人从不同角度，将各地情况上闻天听，雍正帝随文做出批示，少则数字，多则千言。通过这些御批和奏折内容，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许多真实情况，而这些情况很多是《世宗实录》及其他官方史料所未记载的，为后人了解研究清代雍正年间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再如现存于世的泥活字印本的最珍贵实物之一——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翟金生泥活字印本《仙屏书屋初集》。此书对于证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以及古籍版本鉴定具有重要意义。毕昇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史上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泥活字印本《仙屏书屋初集》无疑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可行性。翟金生，字西园，安徽泾县人，以教书为业，家境清寒，所作诗文，无力刊行。因读《梦溪笔谈》得到启发，翟氏开始试制泥活字，在生计艰难的条件下，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制造出大小五种、十万余个泥活字。道光二十四年（1844），翟氏用自造的泥活字首先试印了自己的诗稿，定名为《泥版试印初编》。由于试印的效果甚佳，翟氏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又陆续印了几部书籍，《仙屏书屋初集》就是继《泥版试印初编》之后利用泥活字排印的。《仙屏书屋初集》的作者黄爵滋是禁烟派的重要人物、翟金生的好友，撰有许多诗文。全书共十八卷，分诗录十六卷，后录二卷。《仙屏书屋初集》的行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是切实可行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批驳了一切否定毕昇泥活字的错误论调，又为我们认识和鉴别泥活字，提供了实物样本，价值十分重大。其他版本少见和重要的还有《闽川诗话》《四然斋藏稿》《空同诗选》《韩诗外传》《范忠宣公文集》等。
（二）博物馆馆藏档案
博物馆藏有各种档案，其中的专门档案尤为重要。如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的清宫档案，反映了皇室朝廷的方方面面。有少数馆藏有敦煌文献，极为珍贵。湖北省博物馆藏有辛亥革命档案、回忆录等，先后编撰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中卷、下卷）、《武昌起义档案资料续编》《湖北地区辛亥革命档案资料联合目录》《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辛亥首义人物谱》等。同时，另一大宗收藏是一批契约文书两千余份，以天门岳口镇为主，主要为清代民国时期。数量众多，地域集中，自成体系，为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合作整理出版了《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湖北民间文书》。
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了辛亥革命文物近千件（套），其中大部分为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档案文书。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孙武、张振武等人倡议下，经时任副总统黎元洪批准，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以记录、编纂湖北革命史实。实录馆成立后，先后收集武昌起义史料五百余件（套），后因战乱，资料曾一度下落不明。1956年，原湖北革命实录馆馆长谢石钦先生去世，其家人将这批珍贵史料交武汉市文史研究馆，后辗转经湖北省政协拨交湖北省博物馆。这批资料大多为手写本，撰述者都是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士，翔实记载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后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事略。是研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宝贵。
（三）博物馆馆藏书稿手稿
有些博物馆藏有名人书稿手稿，非常珍贵。比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1966年老文博工作者方壮猷先生发起的在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文物考古学家之间开展的关于越王勾践剑铭文考释的学术讨论，至今仍在我国学术界传为佳话。参加的著名专家有郭沫若、夏鼐、于省吾、唐兰、容庚、陈梦家、罗福颐、商承祚、苏秉琦、徐仲殊、王振铎、胡厚宣、顾铁符、史树青、马承源等，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相互切磋，历时两月的切磋争鸣，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来，郭沫若先生赋诗一首：“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银缕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这数十份珍贵的往来书信，一直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又如历史地理学大家杨守敬先生手稿，整理出版的有《学书迩言》《杨守敬评碑评帖记》《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再如近代著名学者王葆心毕生辛勤治学，对经学、文史和方志学等研究颇深，著述达170余种，规模庞大，正在整理之中。全书共分为12卷出版，大体上分为：经学1卷，文学3卷，史学、教育学、方志学及方志编纂学2卷，地方史志3卷（含罗田县志稿1—2卷），杂著3卷（青坨杂录、晦堂文钞等）。其中文史方面的手稿见表1至表3。
表1 经学（约32万字）
表2 文学（约138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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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史学、教育学、编纂学（约3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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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物馆馆藏方志、家谱
有些博物馆早年收藏有各地的方志、家谱，后来有意识地收集各市县方志、家谱，日积月累，渐成规模。这些方志家谱对研究当地的地方史、专门史、人口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湖北省博物馆藏方志学大家王葆心先生关于方志学的资料、论著蔚为大观。其中，《方志学发微》收采宏博，原始要终，在方志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表4 方志学（约4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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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地方史志（约9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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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罗田县志（约12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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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土文献
（一）甲骨文
北京、河南、陕西、天津、东北、台湾等多地部分文博单位和研究机构收藏有商周甲骨文，对研究商周历史、商周文明、语言文字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湖北省博物馆亦有少量收藏，20世纪50年代，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向湖北省博物馆移交一批甲骨藏品。这批甲骨共计117片，属于商代晚期。郭沫若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曾收录其中20余片甲骨拓片。这批甲骨多数契刻有文字，字体风格大多细小、工整，常见折笔字。甲骨内容大致分为占卜和纪事两类，其中占卜类可明确分辨的有天气、狩猎、收成、祭祀等。虽然字数不多，但意义重大。
（二）青铜器铭文——金文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享誉世界，是中华文明璀璨夺目的瑰宝。不仅种类繁多，造型奇特优美，纹饰精美，工艺精湛，而且众多青铜器上的铭文比比皆是，内容极为丰富，对传统文献资料阙如的商周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极为宏富，是长江文明的代表和典范，与黄河文明相媲美。西周时期，江陵万城、京山苏家垄、随县熊家湾等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随州叶家山出土的青铜器更是精彩。经过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有数千座，大型的墓葬有曾侯乙墓、包山楚墓、九连墩楚墓等，出土了大批的楚国和与其相关的文物，反映了丰富多彩独具风格的楚文化，其中的铭文铜器尤为重要。湖北境内商周青铜器铭文主要是一些族徽标志、国名、器主名、征伐、祭祀、联姻、乐律和吉祥语等，铭文国名有楚、曾、陈、蔡、鄂、琥、吴、邓、息、江、黄、巴、北漾、长、魏等国，这些资料对研究湖北境内古代国家及其相互关系，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曾侯乙编钟钟体、横梁、钟钩上铭文总共有3775字，内容涉及钟的编号、铭记、标音及乐律，是研究先秦音乐史极为珍贵的资料。
（三）简牍
全国各地如湖北、湖南、甘肃、四川、山东等省不断有地下文献——简牍的出土，对研究先秦、秦汉史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使得“简牍学”成为国际上的“显学”。其中湖北最为丰富，尤其是春秋战国的曾侯乙墓、望山、包山、九店、郭店，以及秦代云梦睡虎地等墓出土的竹简，包含典籍、文书、日书、卜筮祭祷、丧葬记录等各方面的内容，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价值之大，在全国独具特色，独占翘楚，称为“简牍之省”，实不为过。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竹简总数为3646枚，分为战国、秦代、西汉等几个时期。内容主要为遣策、卜筮祭祷、法律、文书、天文历法、典籍等。
战国竹简共有2305枚。包括曾侯乙241枚、望山60枚、包山448枚、九店124枚、九连墩1367枚、郭店65枚。
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有6696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可与《周礼》相印证，是研究当时车马兵器的重要资料。1965年出土的望山竹简，约一千字，内容为几篇记述“祭仪”的文稿。包山竹简为司法文书、卜筮祭祷和遣册方面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郭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多为儒、道学派的著作，道家篇有《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语丛》；儒家篇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仪》《性自命出》《六德》《语丛》等，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为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郭店楚简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弥足珍贵。
秦代竹简共有1240枚。包括云梦睡虎地1061枚、云梦龙岗179枚。其中以睡虎地的秦代竹简最为有名，1975年云梦出土，简文为墨书秦隶，系由多人书写。计有《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等九种。《编年纪》逐年记载了自秦昭王元年（前306）至始皇帝三十年（前217）秦统一六国的历次战争，所记史实，大都与传世史书记载相符，显得尤为重要。云梦睡虎地秦简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农业、手工业、历法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大部分为法律文书，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以刑法最为成熟。为研究秦代历史，尤其是秦代法律提供了珍贵的可信的史料。其中有两件木牍，内容为黑夫、惊两人的家信，叙述了他们从军到淮阳一带的情况，为秦代家书的首次发现。
西汉竹简共有101枚。包括江陵毛家园75枚、老河口光化6枚、随州孔家坡20枚。
最近有新的发现：2021年9—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郑家湖墓地274号墓葬发现一件木觚。由一截圆木纵向中剖而成，半圆形木面修削成7个棱面，每个剖面分7行，其中6行书写文字，1行留白，全文约700字。记载了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的故事。战国后期，当时秦国势头强劲，东方五国结盟抗秦，取得暂时胜利，谋求与秦休战，故派谋士筡前往秦国游说。筡引经据典，又以自己所见所闻，劝说秦王止兵，使民安居乐业。最后，筡细述秦国地广、兵强、人众、物丰，暗喻秦王应当“知足”停战。半圆形木觚形制罕见，内容丰富，是一篇全新策问类文献，风格与《战国策》相似，未见于传世文献，属于佚篇，同时也是研究秦隶的宝贵资料。该木觚年代最早，篇幅也最长，是目前所见中华“第一长文觚”。
在漆木器中，部分器物有文字和图像，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漆衣箱，上面彩绘二十八星宿图，文图结合，被认为是迄今所见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秦汉漆木器上还有书写或针刻的文字，内容包括产地、工匠、吉祥语等。
（四）古建题记、墓志、碑刻、拓片等
历代墓志、碑刻、铭文砖、画像砖、拓片等，蕴藏丰富的文史资料内容。湖北省博物馆此种类藏品以汉唐、宋明为主，亦有少量六朝时期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极为少见的六朝铅质买地券、郧县唐代李世民儿子李泰家族墓志、宋代墓志、辗转递藏而来的宋代玉笋、明代藩王墓志（楚昭王墓志、宣德皇帝之弟梁庄王的墓志、封册、谥册）等，上面的文字、图案、纹饰等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学艺术、书法艺术、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的珍贵资料。
墓志石刻方面，黄梅四祖寺、五祖寺有唐代诗人裴度、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黄庭坚和元明清等许多名人诗文题刻。宜昌黄陵庙有历代诗人如李白、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的诗篇。襄阳古隆中，自西晋、唐、宋、明、清以至近代，文人墨士大多来隆中树石立碑。黄冈东坡赤壁，李白、杜甫、杜牧、王安石、陆游、辛弃疾等唐宋著名文人留有诗篇。有前后《赤壁赋石刻》，清光绪十五年（1889）出土苏轼手迹《乳母任氏墓志铭》，清光绪年间，黄冈知县成都人杨藻初搜集苏轼书法名帖刻成《景苏园法帖》126方石刻。杨守敬手书《留仙阁记》石刻及《东坡赤壁游图》石刻等。武当山华阳岩石殿有《华阳严记》《浩然子愚斋记》《浩然子自赞画像碑》元代石碑三通。鄂城怡亭铭摩崖石刻，乃唐李阳冰篆，李莒八分书，裴虬为之铭，世谓三绝。襄阳米公祠石刻，有雍正八年（1730）摹刻米芾手书法帖30方，其子米友仁法帖两方，另有黄庭坚、蔡襄及赵子昂等著名书法家手迹石刻8方。宜昌三游洞石刻，前有唐白居易、其弟行简、友元稹，后有宋代苏洵、苏轼、苏辙，洞室内外壁存有欧阳修、黄庭坚、陆游、叶衡等宋人题刻十余处和明代重刻《三游洞序》石碑一通，及明清以来诗文题刻30余处。其他有长江西陵峡水文石刻，丹江口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碑文记述了武当山宫观的缘由，是研究武当山道教及其建筑的重要资料。
馆藏有11000多件碑帖。馆藏碑帖、书画文物主要来源有两方面：一是单位调拨，如原武汉市文管会、原中南文化部、原中南土展、文史馆等；二是藏家的捐赠，如徐行可、晏石卿、杨先梅等。以徐行可先生捐赠最多。代表性的有宋代《麓山寺碑》、宋代玉筍石刻及拓片、辛亥志士刘静安墓碑和拓片、王汉画像等。
北宋玉笋石刻，是北宋熙宁年间吴兴（即湖州）太守孙觉收集聚于郡治墨妙亭的众多石刻中唯一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文物。北宋时期高邮人孙觉知湖州时建有“墨妙亭”，聚古名人碑刻于其中，后历经沧桑屡变，其收集在墨妙亭的古刻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明代“白雪太守”湖广景陵（天门）人吴文企在吴兴郡斋古茂树草中，竟奇迹般发现了原墨妙亭中的一件石刻玉笋，视若珍宝。在吴文企离任时，将玉筍运载以归故里天门，置香雨楼，由其子孙世守。20世纪50年代初从天门征集入湖北省博物馆。玉笋实为一件石质文物，该文物高190厘米，重量不下数百斤。玉笋平放似琴瑟，竖立则如笋。上端阴刻“玉筍”二字，四面均有刻文。易均室（1886—1969）夫妇亲手毡拓“玉筍”四面拓片，连同其他拓片及少许书画作品捐献给了湖北省博物馆，非常难得。
（五）书画、陶瓷等器物上有诗文
有些博物馆藏有书法大家的书画和手稿，如浙江省博物馆藏黄宾虹书画和手稿，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书画和手稿，湖南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北京画院美术馆藏齐白石书画和手稿。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杨守敬书法对联、张裕钊书法，还有杨守敬的《学书迩言》《杨守敬评碑评帖记》《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等手稿，以及早年搜集的敦煌经卷、日本卷子。
杨守敬于光绪年间作为驻日使馆随员到日本，在日本致力于搜求在中国散失的汉籍。数载所得古籍其藏书乃至百余箱，古籍达20余万卷归国。其孙杨先梅将杨守敬的书法和祖父收藏的碑帖、古籍交给了文史馆，文史馆又转交给了湖北省博物馆。杨氏捐给湖北省博物馆的文物主要有碑帖、部分杨守敬书法作品，仅书法作品就达200多件（套），碑帖数以千计。其中包括许多日本经籍古卷子，主要为日本高山寺文书典籍，这批日本经卷计65件。
古代陶瓷器上亦多有诗文，以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最为典型。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唐诗有100多首，多为五言诗，少量七言诗和六言诗。其历史背景有二：一是唐朝开明的政治环境促进了文学尤其是诗文的空前繁荣；二是科举制度的举行，促进了诗文的普及，诗歌与百姓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社会政治因素导致诗文“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歌在唐代几乎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因此，长沙窑瓷器上出现大量的诗文题记作品是十分必然的。代表性的诗文有：“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语笑，佯卧醉池台。”“二月春风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和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相似。“君去远秦川，无心恋管弦。空房对明月，心在白云间。”“须饮三杯万事休，眼前花发四肢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肠中别何愁。”“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寒外，早安到边亭。”“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开。寒随今夜走，春至主人来。”“住在绿池边，朝朝学采莲。水深偏侧就，莲尽更移舡。”“无事来江边，求福不得福。眼看黄叶落，谁为送寒衣。”这些诗文具有商业文化特性，浓郁的茶、酒文化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饱含地域风情。出自下层平民之口，反映了下层平民的思想情趣，是他们生活情感的真挚表露，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综上，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机构是一个文史资料富集的宝库，各有自己的特色收藏。查询、搜集、整理、研究文学史料，不仅要到图书馆、档案馆、文学名人馆、纪念馆、专题馆等机构中去，也要利用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机构。这是一个丰富的少为人知的宝藏，要打开眼界，拓宽视野，多方面多途径获取资料，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同时，文博机构不能单打独斗、闭门造车、“闭关锁国”，要和高校、研究所加强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各擅其长。比如，在竹简文物方面，我们和武汉大学简帛中心合作；在音乐文物方面，和武汉音乐学院合作；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和华中师范大学合作；等等，成效显著，成果丰硕，实现了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