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公羊经始《隐公元年》当代诠释

第一章 五始：“元年春，王正月”

晚年的孔子回到鲁国，传道授徒之余编著《春秋》，始于隐公，而终于哀公。[1]鲁惠公的元配夫人孟子早死，无子，声子是孟子的陪嫁。惠公纳宋女仲子为“右媵”，宫中地位较高，而生公子允，封为世子。惠公薨，允仅六岁，庶兄息因年长而贤，被鲁大夫举荐为国君，代允而立，即为鲁隐公。据《春秋》载，隐公五年，春，“公观鱼于棠”[2]，讥讽隐公“非礼”而与民争业；九月，《左传》曰，“考仲子之宫”，并“初献六羽”。[3]隐公主持仲子陵寝落成典礼，表演六佾乐舞，带头破坏礼制，影响恶劣。但隐公执政期间，总体上还算“不尸其位”[4]，故得谥为“隐”，鲁国与大国的关系也较为平和。据《史记·鲁周公世家》，隐公十一年冬，公子翚建言除掉世子允，遭到隐公拒绝，理由是“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5]。公子翚怕公子允听到此事而诛灭之，便向公子允诬陷隐公，请求让自己杀掉隐公。子允听信谗言，趁隐公祭拜郑国大夫尹氏的家神后住在附近大臣氏家中，就让公子翚杀了隐公。公子允立，即为鲁桓公。为了掩人耳目，桓公与公子翚下令讨伐氏弑君之罪。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五指出，隐公之失，不在让位，而在让位之道考虑不周。当初就不该即位，上策是学其祖宗周公辅佐成王，“抱负以临群臣，听国政”[6]，自己则代理国相，行摄政之事便可名正言顺，时机成熟再归政于太子。即使有奸人挑拨，也难以找到借口。尽管他有心让位，已经做好了退隐准备，但仍不足以打消世子的顾虑，也不足以杜绝公子翚之流野心家的阴谋。其贪恋权位，犹豫不决，显然是一大祸根。而自己政治能力软弱，没法约束下属，处于政治漩涡中心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则难免酿成悲剧。

孔子所作《春秋》从鲁隐公开始，而不是鲁国的其他君王，杜预《左传序》以为是要“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隐公有贤德，主观上愿意推辞君位、交出君权，真正维护嫡长子继承权，其即位也无正典，生母去世也只举行普通葬礼，却能够为仲子违礼献演。因而，隐公事迹值得在诸侯中加以宣传和褒扬。平王是东周第一任天子，隐公是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基本处于一个时间段，如果平王、隐公能够中兴，周室则大有希望。孔颖达《春秋正义序》也以为，《春秋》不只是鲁史，其记事“尊卑尽备”，而“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因而是后世帝王治身治政的一部终极教材。宋欧阳修、苏轼、孙复则相反，指出周平王、隐公都是庸主，在他们的治下非但没有重振王室、公室，还使其走向衰败。正因为天下无王，一塌糊涂，才需要一位“素王”的横空出世，唯有孔儒发力方可加以拯救。或许，隐公时代已经是孔子本人在所见世亲耳听闻祖辈们能够忠实回忆、口述鲁国历史的上限，十二君，共两百四十二年，再多也就不可靠了，因为没法把握，孔子也便不愿意承担溢出的文字责任，毕竟他的内心还存有一份无史官之位而不能作《春秋》的胆怯和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