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复杂性：原始景观与澄明判断

这里所说的复杂性，当然包含了对原始复杂情景反映的意思，它是原始复杂情景在历史化研究中的投影。同时，也是研究主体观念开放与开放的观念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理论，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的语言分析”，即便在一体化时，它也不可能是某种本质必然的真理性终极话语，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悖论、断裂的历史生成和构造的产物。而依据詹姆逊的元共时性和形式意识形态，来审视处于“过渡时期”的当代文学，就会看到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背后同时伴随着“系统的或结构上的对抗”。[24]也就是说，不管当代文学如何一体化，它都不可能如我们所想象那样单一纯粹，而是包含与之相悖的许多“异质”的成分，是“一体”与“异质”的复杂构成。从纵向历时性角度来看，历史既有连续性、同一性的一面，也有顿挫、断裂、犹豫的另一面。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就是在“80年代”亦有类似情况。如果处理不当，它极易出现被“后见之明”观念抹掉，即“因果率”颠倒的舛错。倘若把一定时期的文学看作“史事”，那么“凡是一件史事”，就“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胡适当年将顾颉刚的这种治史方法进一步概括为，“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这就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解释。[25]这些有关历史叙述的观念，如今已成为共识。如果违背了，就会致使“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都被受某种利益原则控制的书写者给过滤掉了”。李建军最近在一篇论述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文章中提到：在希特勒侵略苏联之后，当然主要是作恶和犯罪，但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对苏联农村的控制，也做出了符合人类经验模式的明智选择，以致有回忆文章说，在德国人占领下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比苏联好。[26]这也提醒我们，历史是复杂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可见”的文本，同时还要关注“未见”的文本，尤其是带有异质特点的“未见”的文本。

也因此故，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不再像80年代那样习惯于从“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角度进行考察，而是从自我反思及从历史和人的复杂性、实践的多样性的角度展开再叙述，因此研究对象身上复杂暧昧的内涵普遍得到关注和发掘：一方面，为以前忽略的“十七年”所隐含的审美和人的元素被发掘，文学与政治冲突的裂缝被揭示，由此引发了“十七年”文学行情看涨乃至出现“再重评”思潮。另一方面，是从新时期出道并取得较大成就和影响的一些作家作品或现象思潮的发生学的追问中，探寻他们与“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前者，如在业内产生广泛影响的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的革命历史小说研究，张均由“制度与人”向“本事”转换，将勘探目光投向社会历史纵深和隐秘深处的研究；后者，就更多了，从李杨的“没有十七年及文革，何来新时期”开始，李陀、於可训、董之林、程光炜、李杨、陶东风、王晓明、蔡翔、王尧、何平等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学者，它几乎构成了近一二十年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一种新走向。不同于以往好作政治或道德式的简约主义、断裂式的评判，他们基于对历史与生活复杂性的认知，通过史料的发掘与发掘的史料，不仅如实还原和呈现了“五七”和“知青”（含回乡“知青”）两大创作群体，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韩少功、王安忆、路遥、贾平凹、莫言、北岛、食指，包括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跨时代”作家，被人为回避或剪裁了的历史细节，而且还揭示了为他们从前所回避的“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文学那里寻找源流脉络，指出其“潜在写作”与当时公开发表的“主流文学”并不截然对立。王尧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讲，他是喜欢用“复杂性‘这一概念’的，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时也常常探讨‘复杂性’因素存在的状态”，甚至认为在历史化问题上，存在着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偏差、修正与调整的‘循环往复’”的规律性现象。[27]

当然，在中国当代语境下讲复杂性，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文学与政治关系这个历史化主脉进行。文学与政治关系是一个老话题，迄今有关这方面文章多矣，本书不想对此过多饶舌。这里，只是根据论旨需要，仅就以下一个问题略述一二：在经过一段不无冲动而又偏激的“非政治”“去政治”之后，近些年来当代学界逐步认识到文学与政治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文学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并非政治的对立物，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真正割断与政治的关联。文学所谓的“非政治”“去政治”，其实是一种“神话”，它只是表明你所“非”的或“去”的是你不喜欢的这一种政治，而想要的是你所喜欢的另一种政治。并且一味地“非”之或“去”之，弄得不好，可能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狭窄，反而给你的历史叙述因人为“洁化”造成的不应有的简单、平面和逼仄，将与政治相关联的文学以及启蒙文学和通俗文学、旧体诗文等遮蔽了，排斥于现代性之外。不少学者正是从这个思路出发，在充分肯定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为研究供新内涵的同时，对被遮蔽了的新文学激进主义即与中国政治革命相联系的一面提出了批评，认为“从这个角度反观毛泽东对‘新文化’的阐释和构想，不得不承认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是一种外部理论，但却敏锐地抓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28]并由此及彼，对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进行了反思。

如程光炜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一文中，针对已经被固化了的“双重变奏”理论和标准，指出这种“要么用‘左翼’压抑‘自由’，或再用‘自由’来简化‘左翼’，即把历史的复杂性就那么‘格式化’”的处理方式，不仅“窄化”了当代文学历史，显得“十分可疑”，而且也无法来统摄、规训并顺利地到五四和鲁迅的历史轨道上运行，更无法面对和理解漫长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经验”问题。[29]另一位“50后”学者董之林，则通过对“十七年”小说类型的分析，从观念与实践之间的错位契入，告知我们，尽管激进的政治化、革命化内容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旨，“小说家一旦进入写作，就像一种知识的生产，小说随即变成对某种先在理念的增殖、变异或改写。这时的小说家，不论他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无法从某种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讲述历史……面对叙事多元构成所形成的张力，采取非此即彼的阐释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她还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为例，指出“虽然农业合作化运动绝不像小说写的那样理想，但小说艺术成功的经验表明，即使在现代激进观念盛行的年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必然包含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因素，而是传统因素对实现本土现代化也应起到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就是像《李自成》这样深受阶级斗争理论和农民革命动力说影响的作品，它也有大量出色的明清易代各种矛盾、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民情风俗等大容量的“综合”历史与生活的描写，而不仅仅将笔墨拘囿于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30]

颇有意思的是，钱理群、王富仁、温儒敏等比较推崇现实主义、历史理性，强调学术独立性的年长一辈学者，以及张均、杨庆祥、黄平等受到后现代主义、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他们彼此思想主张和理论资源虽有较大差异，但在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也都不期然而然地对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有了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认知。前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做了不同于80年代的评价。如“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者之一的钱理群曾说，他的思想立场就从原来单一的启蒙说，转向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双重反思”，即“既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意识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批评遮蔽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31]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今天与今后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和固有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内，而需要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32]另一位提出者黄子平也有类似情况，他在对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革命历史叙事进行研究时发现，“‘革命历史小说’绝非党史教科书的形象翻版，关注的毋宁是人们在彼时彼地的生死命运以及能够彪炳后世的道德风貌——我们谈论的这些作品，或许正应如此而保存了若干自身的价值”。而在讨论怎么写时，还进而发现这些“叙事形式本身却可能蕴含更多的文化传承和解释功能，使我们甚至在文本内部也能看出‘革命历史小说’所置身的历史语境的复杂性”。[33]

张均、杨庆祥、黄平等“70后”“80后”的年轻学者，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没有新时期的亲身经历，但相同的学术背景，也使他们对原来心向往之的启蒙的“再思考”，对一大批政治色彩历史人事的“再解读”，包括对20世纪80年代曾“平反”人事的“再解读”，从而使历史观和思维方式方法更健全客观，更具包容性。有人说，50年代后期形成的历史化叙述，过于强调当代文学作为“唯一历史方向”的特征，而80年代历史化叙述则过于强调当代文学生成的“强制性”和“被迫”成分，这种状况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松动和整体环境的变化，“使得一种相对复杂化的分析和阐释成为可能”，它可使人们“在更为开阔、复杂的历史视野中来重新面对此前已成定论的问题”。[34]我们以为，这样的概括是合乎事实的。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学术转型，上述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少数，在21世纪之后，它已逐渐演化为相当普泛的一种学术思潮，在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还将其当作一种学术旨趣的追求，如刘福春就明确将“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作为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目的与动因，认为“再现‘复杂’可能要比追求‘真实’更重要也更有意义”。[35]孟繁华的有关当下文学批评和研究，则“始终着眼于一种复杂性的辩证展开，在这种辩证的展开中，既呈现问题及问题域的复杂性，同时也呈露自身复杂的主体性”。[36]而洪子诚的研究呢，他有感于一体化概念被滥用，在后来的有关著述中对此作了调整和修正，强调指出一体化这个概念，“在某些地方很适用，但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的具体研究”，更不可将它凝固化、纯粹化，事实上在一体化的总体格局下面，“文化‘分层’的现象，不同力量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消失”。[37]曹文轩则从更内在也更隐秘的角度指出，洪子诚高频地使用“复杂性”这个词，让我们看到了其“学术思考的另一种理路”，并认为他的学问正是“诞生在那些复杂之处。在本学科内，他比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缝隙、层面、转折、拐点，表象之下的杂多、矛盾、背景、后置和幽深处。他尽可能地对所有现象表示理解，不喜欢用泾渭分明的是非观加以性质上的判定，尽量保持叙述上的弹性。他的学术贡献，正在于他看到了简单之下的复杂，并在细致解析这些复杂之后，得出了更为辩证、更为妥当，也更为可靠的看法”。[38]这表明他们对长期以来盛行的简约化主流历史叙述模式的不满。

也许更值得关注，并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上述有关复杂化的思维理路已开始逐渐由方法进而引向内容层面，对原有不无简单平面的阐释框架及其结论起到丰富补充作用。以周扬研究为例，迄今为止，对这位身上凝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坛明浪暗涌而又执牛耳的历史人物，从1993年李辉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开始，不少文章指出周扬在“十七年”时期的带有“周期性”规律的摇摆性，即运动中坚定不移地迎合政治，运动结束后又向艺术偏斜——就像“秋千”一样，不断在“仕途的雄心与文化的使命”这两者之间来回摇荡，“在他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期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39]反映在作为文坛班主的“报告”和“讲话”两种文论话语方式上，“‘报告’传达的是意识形态的规训要求，而‘讲话’则是在反思中流露出自己的真实个性与想法。这两种话语方式都是他一手建构起来的，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这是政治官员与理论学者的身份冲突使之然，也是现实权力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目标冲突使之然”。[40]这样的解读，较之20世纪80年代对其所作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捍卫者、阐释者”，或“历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组织者、批判者和施害者”之类的定位，似乎更符合事实，也更富意味。与之相似而又不尽相同，是年轻一代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反右”书籍的文化分析，因为将其纳入更为开放开阔也更为复杂化的国家、民间、市场、知识分子解释框架中，揭示他们不无反讽的生存遭际，而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41]这显示了“语言学转向”后，年轻一代学者批判性地重返历史现场的努力，从而多侧面、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当代文学历史的“原始景观”。

当然，对复杂性的强调，固然为历史本真的还原准备了条件，但正如真理多走一步就成谬误一样，如果不加限制地扩张，那也极易使研究迷失于某种神秘和复杂中不能自拔，走向相对主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复杂性保持一种澄明的判断与认识。无论如何，这一切毕竟都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文化想象，是对社会主义经验和社会主义想象的一种叙述。事实上，复杂性只是我们认识和解读历史的一种路径，而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当我们说它复杂性的时候，不仅意味着我们对它的评判，而且蕴含着我们对之解决或解释的承纳。即是说，历史叙述作为一种“事后”研究，它“既要保留作为现象特征的丰富性、具体性、个别性，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呈现某种模糊状态，又要进行或一定程度的选择、概括，使文学史图景具有一定的清晰度”。[42]这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无法规避的一个悖论，这是其一。其二，复杂性虽然重要，但从实践角度讲，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呢？这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不管我们今天具有多大的在场优势，作怎样的努力，“但既是‘事后’，也就不可能完全回到历史现场……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叙述的简约化。更为重要的是，如洪子诚先生所说，简约并‘不是只有负面的意义’，尤其是在革命年代简化的观念、思想、情感，会发生巨大的动员作用；就我们所讨论的文学史研究而言，也是以一定程度上简化历史‘为其价值实现的前提与代价的’”。[43]所以，不应对复杂性不加限制地夸大和滥用。其三，当代文学复杂性叙述，还与近年来兴起和发掘的鱼龙混杂、纷纭繁复的史料有关。这些史料不仅需要甄别、辨析，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即使证实了是真实的，也没必要全部纳入，它还有一个如何选择及其与整体性关系协调的问题。在对过去僵硬的“本质论”“必然说”进行反思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碎片化”“表象化”的偏至。这也是詹姆逊整体性意义之所在，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需要正视的。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是程度不同地存在“澄明判断”不足的问题：首先，在讲复杂性时，对“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文学中异质性因素有缩小或夸大之嫌。比如说邓拓、廖沫沙、吴晗20世纪60年代的“三家村”杂文，洪子诚认为它“是政权内部一种比较‘开明’的观点，是另一种思想和政策的反映”，而“不能说成是对当时统治的抗议，尽管姚文元在文革开始时，批判它们是‘反党的’”，主张对“十七年”这类文学的“偏离程度和性质，应该给予限定，而且要给予分析、说明”。[44]当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80年代胡风问题“平反”时，将其夸饰为反体制的“英雄”，而忽略了胡风在整体上努力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只是在个别地方微调，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之作了重塑的客观事实。说实在的，在当代中国一体化体制之下，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文学文化的“对抗体制”，相反，如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所说，对于后者的有效清除，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体制的基本功能。[45]其次，有些学者基于某种所谓的“中性立场”，也囿于理性知解力的薄弱，在对研究对象还原和转换时，往往为自己收集占有的丰富复杂的材料所惑。这时候，他对历史的复杂言说反而给历史化带来了不应有的戕害。如刚才提及的有关周扬的“周期性”摇摆的解读，它的确给人带来一些新鲜的洞见，并且是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的，但随意挪用或奢谈，这就不仅以偏概全，而且也存在着将历史人物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人为切断的危险。实际上，正如后来有研究者所说，真实的周扬及这一代人始终是“一元”的（“一元的周扬”），即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所谓的“摇荡的秋千”，或“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痛苦抉择与摇摆”等有关描述，更像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并不真正地、完全地适用于他们，从一定意义上，它只是90年代知识分子日益远离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心，并向职业化与学院化方向发展背景下的一种“自我想象”。[46]

这也告诉我们，在对历史人、事进行复杂叙述时，不能将眼光仅仅停留在外在表象上，而应努力确立一种整体深邃的分析框架，保持学术研究应有的价值指向、思考向度和化约能力，使之具有研究应有的澄明和清晰度。也是曹文轩，他在高度赞肯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复杂叙述的最后，不忘提醒我们：不要“将他的这一路神圣化、格式化”，文学史也可像夏志清那样，“可以写成一部明确强调文学价值的文学史”。他还特别指出，洪子诚成就的取得与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这些同事兼同行学者有关，“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学者为你创造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理论语境，你的学问大概也难做到这个制高点上”。[47]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站在更加开阔，包括从与理论联系的高度来看待当代文学的复杂性问题。随着新史料的陆续发现，随着观念进一步开放，可以预料，当代文学历史化中的复杂性叙述的澄明判断问题将愈加突出。因此，如何处理一元论历史框架与多元史料之间的关系，清理文学内部的杂质与污浊，给研究以清明的秩序，这将成为当下及今后历史化的一个毋庸回避的问题。它需要人们既有洞幽烛微的眼光，又有化繁为简的能力，还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总之，对研究者的理论思维和综合学养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杂性只是历史的一个面向，一种呈现的方式而非全部，并且是有“陷阱”的，我们不能将其无限夸大，否则很有可能在还原过程中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