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学振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实施了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所谓“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则“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行为”[1]。在慰安妇制度下，来自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妇女成为牺牲品。
1991年12月，日本政府曾着手调查“慰安妇问题”，并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了调查结果（“河野谈话”），对其予以承认：“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大范围的区域设置有慰安所，存在大量慰安妇。慰安所根据当时军方的要求而设置营运，原日本军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在征募慰安妇方面，主要由应军队要求的业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许多哄骗、强制等违反本人意愿的事例，而且，也确实存在当局直接参与的事例。此外，慰安所内的生活处在强制状态下，非常痛苦。”[2]
然而，随着近些年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慰安妇制度这一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却被有意歪曲，日本的一些官方人士不断发表谬论，否认政府的介入，否认其强制性，企图推翻“河野谈话”。1994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表示“‘从军慰安妇’政策没有违背国际法，根据警察厅的调查，没有相关资料”[3]。1996年6月5日，自民党议员奥野诚亮声称“‘慰安妇’是商业交易，没有强征，是自己愿意参加的，与国家（军队）无关”[4]。2007年3月1日，针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日本战时推行性奴隶制度的决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说：“当时没有证明（‘谈话’）定义的强制性的证据，这是事实。没有旧日本军强征、管理从军‘慰安妇’的证据。”5日又说：“美国议会的决议案不基于事实。虽然得到通过，但我不会谢罪。从狭义看，没有证明强制性的根据。也没有能证明那些的证词。也许不会有从军‘慰安妇’自己愿意走那条路，的确有业者在中间强征的情况。可是，没有官员冲进屋子里、把人带走的那种强征性。”[5]2014年2月28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布安倍政府决定设立一个重新调查“二战”慰安妇问题的政府团队，“来研究1993年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军‘二战’期间强征朝鲜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6]。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河野谈话”的调查报告，声称“‘河野谈话’的内容和措辞当年曾受到韩国政府干预”[7]。12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对于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慰安妇问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河野的‘承认发言’是‘慰安妇’问题的根源，必须予以否定”，他说：“我们否定这一发言。作为政府，为了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赖，将会尽力（向国际社会）阐述立场。”[8]2016年2月16日，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对日审查会议上，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杉山晋辅就“慰安妇”问题做了说明，坚称“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没有能证明军队或政府部门进行强征的证据”[9]。
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冥顽不化，“慰安妇”问题不时掀起波澜，因此这一问题不再只是“二战”遗留的一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既关乎历史，亦关乎现实和未来。在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征召“慰安妇”是政府和军队行为、具有强制性的情况下，对“慰安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还原其历史面貌，就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了。
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出自“慰安妇”的同时代人之手，是对“慰安妇”生活的真实记录，从另一侧面还原了“慰安妇”的历史，提供了“慰安妇”血泪的文学证言。相较于档案、口述等文献材料，这些作品可能更为生动、更为丰富，因此是兼具艺术价值与文献价值的。
抗战期间以及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内，有一批“慰安妇”题材的作品问世，其类型较为丰富。小说方面，有布德的《第三百零三个》、舒群的《血的短曲之八》、碧野的《花子的哀怨》、草明的《受辱者》、无名氏的《棕色的故事》、谢冰莹的《梅子姑娘》、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柳青的《被侮辱了的女人》等，长篇小说《春雷》（陈瘦竹）、《粉墨筝琶》（刘云若）也对“慰安妇”的生活有所涉及；诗歌方面，新诗有沙雁的《当营妓》，旧体诗有王季思的《朝鲜少女吟》、冯玉祥的《南京一少女》等；戏剧方面，有陈定编剧的中国现代第一部大型歌剧《秋子》、冷波根据谢冰莹小说改编的五幕剧《梅子姑娘》、林心平根据布德小说改编的独幕剧《第三百零三个》、王澧泉的独幕剧《慰安所》等；纪实文学方面，有章国康的《敌寇行乐所》、梅兰的《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翁北溟的《血债》、映光的《福山的女人》、鲍雨的《扬州的日兵在自杀》、爱媛的《“慰安所”十日记》、伯南的《一个少女被污记》、潘世征的《敌随军营妓调查》、郑燕的《高丽姑娘》等。
这些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既对“慰安妇”的血泪生活进行逼真的写照，也对“慰安妇”的反抗与觉醒进行热情的礼赞。
作为日军泄欲的工具，“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其身心遭到极度的伤害，甚至连生命也毫无保障。“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从“慰安妇”的征召、“慰安妇”的处境等方面形象地表现了“慰安妇”的血泪生活。
由于军国主义思想的麻醉，的确有个别日本妇女相信用自己的身体去“慰劳”日军是对天皇尽忠、为国家出力，因此自愿应征，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梅子姑娘》中的美田子就是这种“慰安妇”的典型，当另一个“慰安妇”绢枝子抱怨她们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时，美田子大声呵斥：“谁又在发牢骚了，真有点无聊！随‘皇军’做慰劳队，是何等光荣的事，难道精神上还有什么不愉快吗？”但是像美田子这样自愿应征的“慰安妇”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慰安妇”，特别是来自中国、朝鲜等受压迫国家的“慰安妇”，都是日军以欺骗、买卖、强征、掳掠等方式征召来的。
（1）欺骗。日军往往以慰问、招工等名义欺骗妇女，使其沦为“慰安妇”。《梅子姑娘》中的梅子就是一个受骗者：因为未婚夫藤田应征入伍开赴中国战场，梅子参加慰劳团来到中国，“目的是完全想做中国的孟姜女第二，来一次万里寻夫”，她天真地以为慰劳队只是把千人针、旗帜、罐头、手帕、慰劳袋等东西送给日本兵就算完事，没想到一下子就落入了虎口，来到汉口就被编为营妓，“供给那些野蛮的官兵发泄兽欲”。《血债》则记录了日军侵占浙西后欺骗中国良家妇女成为“慰安妇”的罪恶勾当：“由汉奸冒充沪上某某大工厂招女工，于是一辈乡间贫苦无知妇女，为生活所迫，纷纷前往应募。敌先唆使汉奸择稍有姿色者录取，旋即用轮运往上海虹口，贩售于日鲜浪人所组织之妓寮为娼，从此永陷火坑，供敌泄欲。”《春雷》中，石家镇维持会秉承日军意旨，以裕丰丝厂的名义开出高薪“招工”，那些不明就里的乡村妇女纷纷报名，维持会精挑细选了年轻貌美的女性四十名，三十名送往无锡“慰劳”城内的日军，十名关入石家祠堂供驻扎在本镇的日军宣淫。
（2）买卖。与妓院老板勾结，买卖贫苦妇女，也是日军获取“慰安妇”的一种手段。《敌随军营妓调查》写道：“敌军创立了营妓制度，于是由敌人派人在朝鲜去招收贫苦的女孩们，用钱给朝鲜衣食无着的母亲或无父母的孤女，把女孩子买了作他的养女，带到了中国来供应敌人。”该报道还具体记叙了在腾冲和“慰安妇”一同被俘的两个朝鲜老板娘买卖人口的勾当：她们一个原来和丈夫在中国东北开餐馆，一个原来在家务农，因为“这种生意好”，就各自买了十来个女孩来到腾冲为日军“慰安”。
（3）强征。日军甚至不顾廉耻，公然在中、朝、日等国强行征召“慰安妇”。《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中，鬼子进入裴屯，抓了联保办公处主任，吓破了胆的联保主任伙同汉奸李三妞，带着鬼子强征了十八个青年妇女，送到奶奶庙供鬼子宣淫。《昆明通讯》则报道了日军强征中国妇女组织慰安所的消息：“敌寇去岁屡次犯我腾北，遭到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在腾城西华街设立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10]《最初的闪烁》中，市民李业仁有孕的妻子也是被强征为慰安妇。李业仁请维持会会长杨谨修帮忙解救，杨谨修让他等到日军松冈大队长在天长节（天皇的生日）召开庆祝会“宣布德政”的时候提出释放的请求。庆祝会上松冈大队长大讲“亲善，防共，保境安民”，“和气得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炮火，刺刀，毒药与火把”，李业仁趁机提出放回他当慰安妇的妻子，但是“和气”的松冈立马咆哮了，不仅李业仁的妻子没有解救出来，李业仁本人的头也被砍了下来，“挂在南城门三天”。《粉墨筝琶》中，天津的日伪军警名义上是“征发妓女和各种卖淫妇女，分遣到各地慰劳军队”，其实连良家妇女也不放过，摆烟摊做小生意的大巧儿得罪了警察，被警察诬为“妓女”捉进了慰劳队去做慰安妇，只是因为负责征发的流氓头子冯世江贪图她的美貌，意图把她留下来自己享用，大巧儿才侥幸躲过一劫。《朝鲜少女吟》揭露日军在朝鲜半岛上强征“慰安妇”的罪行：“皇皇督府张文告，道是前方要‘慰劳’。民家有女不许婚，留待‘皇军’来征召。”东家阿妹“旧是皇妃闵氏族”，出身高贵，南邻孀妇“家有三龄遗腹子”，孤苦无依，均未能幸免。《花子的哀怨》中，朝鲜慰安妇花子的身世飘零，她被一个恶媒婆欺骗，卖给浅间山下一个日本农夫为妻，日本经济萧条，她被丈夫卖到千叶为妓，七七事变后又被日本丈夫征调到中国当随军慰安妇。《扬州的日兵在自杀》与《秋子》中的秋子以及《第三百零三个》与《慰安所》中的慧子，原本都是东京的良家妇女，有着美满的家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她们的丈夫应征入伍，本人也被征召到中国来当“慰安妇”，秋子夫妇在慰安所重逢，羞愤难当，双双自杀。
（4）掳掠。在中国，侵华日军常常趁兵荒马乱之机掳掠妇女，使其落入“慰安”的虎口。《受辱者》中的丝厂女工梁阿开，在丝厂所在地沦陷时被日本兵捉住，编进“妇女劳军第五小队”，奸污至“半死”。《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因为和夏大宝的自由恋爱受阻，赌气跑到山下的天主堂去找神父请求做“姑姑”，不巧的是那天偏偏来了鬼子，结果来不及逃走，被鬼子掳掠而去。《被侮辱了的女人》中，“‘爱护村’的妇女都要慰劳皇军去”，“全村的年轻女人和大姑娘都给搜寻出来”，用卡车装起来、用枪吓唬着去充当“慰安妇”。逃难过程中曾被日军侮辱的赵宽嫂恨透了日军，反应激烈，“她不去，死也不去，衣服也撕烂了，头发也披散得不像样子，她就是不去。她给我们磕头，请求一枪了结了她”，但鬼子“抱住她，拉她，抬她……”不但赵宽嫂逃不脱“慰安妇”的命运，连不再年轻的李二妈也被掳掠而去了。《南京一少女》中的南京少女，也遭到了敌人的掳掠，只不过她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避免了成为“慰安妇”的命运。
作为日军的性奴隶，“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日军蹂躏她们的罪行令人发指，直接写进作品之中恐怕会让善良的读者难以卒读，因此“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从侧面表现“慰安妇”在慰安所里遭受的苦难。如《我在霞村的时候》没有正面表现贞贞在日本军队的遭遇，但从“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手上带着使人“感觉刺激的烫热”等对贞贞病情的描写中，从贞贞“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是当时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等看似轻描淡写的回忆中，从女干部阿桂发出的“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做了女人真倒霉”等一连串感叹中，读者是不难感受到贞贞在这一年多里所遭受的罪的。再如《春雷》也没有正面写日军对“慰安妇”的施暴过程，但写到村民感觉“一向都很清静”的石家祠堂“闹鬼”，时常听见“鬼哭”和“皮鞭子啪嗒啪嗒抽打的声音”，后来大关娘子趁游击队攻打石家镇之机从石家祠堂翻墙逃出，才真相大白，原来大关娘子、大福娘子、阿菱等十名女性被骗后，秘密关押在石家祠堂，沦为了日军的性奴隶，所谓“鬼哭”实际上是这群“慰安妇”在哭，皮鞭子也是结结实实地抽打在这群“慰安妇”身上。
“慰安妇”的身体遭受残暴的摧残，心灵也遭受无情的戕害，这种心灵戕害是无形的，至死难愈，“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书写“慰安妇”身体遭受的摧残的同时，也难能可贵地表现了她们心灵遭受的戕害。《受辱者》中的梁阿开，在被日本兵掠夺了贞操和唯一值钱的一对玉耳环后重新获得自由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回去”还是“投水”。尽管求生的意念占了上风，梁阿开却不能直面作了五天“慰安妇”的事实，当被别人问及这五天到哪里去了时，她想到的是：“如果我把日本人对付我的龌龊情形告诉了她们，那么，以后我还能在别人跟前讲一句响亮的话吗？”于是她编造了被日本人的军马挤落水底，为老船家黄祥发所救，在他家养病得以生还的故事，被鬼子抢走的那对玉耳环，在故事中也变成了送给救命恩人的谢仪。梁阿开觉得“扯谎是一种罪孽”，可她还得忍受内心的煎熬，将这个谎继续圆下去。“有许多日子里，她很少到外面去，别人的眼光在她身上多停一刻，她就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竭力避开人家的视线。”“（她）本能地坚守着自己被俘获的秘密，好像即使别人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她还得扯谎下去的样子。在她独自的时候，她却痛苦地追悔了。”
肉体和精神的极度痛苦使得大多数“慰安妇”非死即残。《新的信念》中十三岁的银姑，因为年幼体弱，被几个日军轮番奸淫后气若游丝，日军见其已经不堪“慰劳”，就把她扔在墙角不闻不问，此后的命运“多半是喂了狗”。《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虽然侥幸逃出了虎口，也落下了“不轻的病症”。《朝鲜少女吟》中朝鲜“慰安妇”们“人前强作欢颜笑，对镜临妆长自悼”，出自旧日皇妃家族的闵姓少女被折磨致死，“夜深宛转闻娇啼，清晓遗尸弃深谷”；与三岁遗腹子生离死别的崔姓寡妇则是精神错乱，虽生犹死，“仰天终日语喃喃，皮骨虽存神已死”。《被侮辱了的女人》中的赵宽嫂，原本是个年轻、漂亮、好强的女性，她喜欢孩子，也很想要个孩子，不幸她是在逃难过程中被日军奸污而怀孕生子。孩子是她疼爱的骨肉，又是她被侮辱的标记，赵宽嫂“陷进一个不能自拔的矛盾的深渊”，“有一回李二妈去她家的时候，看见她抱着孩子，挤眉弄眼，点头缩脑地逗他玩，她用自己的脸颊偎贴着他的小脸，嘴里哼出甜蜜的声音”，“而另一回，张大婶子去的时候，她说她差一点没有给吓死——赵宽嫂瞪着眼睛，上牙齿咬着下嘴唇，手里握一把剪刀，正对准那孩子的胸脯”。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以及邻居张大婶、李二妈的好心劝解使得赵宽嫂在痛苦的撕裂中勉强过活，但被强征为“慰安妇”的经历雪上加霜，彻底击溃了她，从此她就疯疯癫癫、神志不清了：“自从那回慰劳过皇军以后一直到今天她总是在我们村街上，游魂一般飘来荡去，头发蓬散在肩膀上，裤脚拖在脚底下也不怕掉下来，上衣顶边的几颗纽扣也不结，袒露出粉团一般的胸脯和奶头。人啊，完全变成另一个。她有时在当街上坐下来，给街上描写她那回慰劳皇军的情形，有时在街上学兵操跑步和走正步，要求过路人不要看不起她，她还想当女兵哩。她常常大声唱戏，唱花腔，她在那里一个人说话好像同谁骂仗一样，再不干净的话，女人们听了都要低头脸红的话，从她嘴里从从容容地说了出来……”
日军将“慰安妇”视如草芥，毫不爱惜其生命。《敌随军营妓调查》记载了日军在溃败前夕将慰安妇杀死的罪行：“敌人在十二三号的晚上，果然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这些被宰割的羔羊。一个十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是替妓女们打洗脸水的，她得在死亡中逃生，出来后报告，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手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十三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十四日上午，国军攻克腾冲最后一个据点。在一处墙缝里，发现十几具女尸，都穿和服，还有穿漂亮西服的。她们都被蒙上眼睛，死得非常整齐。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非人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部分“慰安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反抗与觉醒。“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对此进行了如实的记录。
一种是本能的自发反抗，包括逃亡、自杀、杀敌等形式。
（1）逃亡。《新的信念》中那个五十七岁的老太婆被日寇抓住后，又是做苦工，又是被糟蹋，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顽强的老人终于趁夜色逃出魔窟，爬回了自己的家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沦入敌手后也跑回来过几次，只不过因为刺探敌军情报的工作需要又被有关方面派回去过。《春雷》中大关娘子趁游击队攻打石家镇造成的混乱，从关押“慰安妇”的石家祠堂翻墙逃出，已如前述。
（2）自杀。《昆明通讯》传递了腾冲西华街“娱乐部”中国“慰安妇”们“不堪蹂躏，忿而自尽”的消息。《日寇暴行纪略》讲述了中国“慰安妇”的纷纷自杀：“这种耻辱和痛苦，自然是受不了的，于是每天就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了。自杀的增多，是说明着‘慰安者’的减少。在兽兵们看来，饭倒不妨少吃两顿，但‘慰安者’却少不得一个。于是他们就用恐吓手段，禁止那些不堪蹂躏的女同胞们自杀。然而那深重的痛苦，不是恐吓所能减轻的，自杀的人，不但未因恐吓而减少，而且还一天比一天多！”[11]《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中的女主人公也是准备在写完给爱人的最后一封信后自杀守节。《扬州的日兵在自杀》则报道了日军士兵宫毅与其妻日本“慰安妇”秋子一起自杀的事件。《秋子》《第三百零三个》与《扬州的日兵在自杀》取材于同一个事件，其结局也是日本“慰安妇”和来到慰安所寻求“慰安”的丈夫一起自杀。
（3）杀敌。《春雷》中，被传召的梅大娘以身饲虎，假意迷惑日军军官，以剪刀将其刺死。《南京一少女》中被敌寇掳掠的那个南京少女更为壮烈，她拼死抗拒，不作慰安妇，被敌寇关入禁闭室，后来寻机破门而出，三名敌寇前来阻拦，她用菜刀将三名敌寇砍死，然后举刀从容自尽。
一种是觉醒之后的自觉反抗，包括宣讲日寇暴行、搜集传递情报、参加抗日武装等形式。
（1）宣讲日寇暴行。慰安妇的经历是惨痛的，受害者一般都讳莫如深，绝口不提。《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死里逃生之后，却不惜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为了激发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励更多的人参加抗日队伍，她经常到周围村镇一遍一遍对大家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她残酷地描写她受辱的情形，一点不顾惜自己的颜面，不顾惜自己的痛苦，也不顾人家心伤”。
（2）搜集传递情报。《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慰安妇贞贞本来已经逃回来了，可是为了搜集传递情报，她又自愿地回到了火坑。苦难的经历使得这个柔弱的姑娘“心变硬”了，“硬”得足以承受敌人的摧残，“硬”得足以承担重大的使命：“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病）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了有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路我一个人来回走了卅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别的不关紧要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这不行哪，唉，又怕被鬼子认出我来，又怕误了时间，后来整整睡了一个星期，拖着又拖起身了。”
（3）参加抗日武装。《梅子姑娘》中的日本慰安妇梅子，最终成长为抗日队伍里的一名反战勇士。梅子出生于日本的下层劳动者家庭，父亲应征入伍后在中国送掉了生命，祖母也因此哭瞎眼睛。正当她幻想和未婚夫藤田过上小家庭的幸福生活时，藤田也被征调入伍开到上海作战。梅子抱着孟姜女万里寻夫的决心，随着慰劳团来到中国，得到的却是藤田战死的消息，自己也被迫成为“慰安妇”。苦难的人生历程、耳闻目睹的“皇军”的罪恶、反战人士“谁杀死你的父亲和祖母的？谁杀死你的爱人的？”的启发，使得梅子认清了日本军阀和侵略战争的罪恶，她和日军飞行员中条，利用游击队进攻的机会，主动投入中国军队，得到司令长官的接见，并被编入朝鲜义勇队，成为抗日队伍里英勇的战士。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存光教授，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当我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时，就知道李老师在巴金研究、现代回族文学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但是直到2014年12月张中良教授主持的上海交通大学左翼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才有机会见到景仰已久的李老师（这也是迄今我和李老师唯一的一次见面）。我当时是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负责人，并主持着教育部高校学报首批名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因此会后曾冒昧地向李老师约稿，李老师慨然应允。后来我调离学报编辑部，就没有再与李老师联系此事，但我知道李老师宝刀未老，又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就像他的巴金研究、现代回族文学研究一样，李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研究也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今年年初，李老师突然通过邵宁宁教授（邵教授是李老师和杨义先生共同指导的博士生，也是我在海南师大的同事）联系上我，原来李老师拟将我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两篇文章推荐给韩国学者翻译成韩文出版，为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是求之不得。此后我与李老师联系频繁，李老师赠我不少珍稀资料，我受惠良多。
4月11日，李老师给我发来邮件，告知我准备将搜集到的“慰安妇”作品编成一本书出版，希望我为此书提一些建议。李老师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抗战期间日军‘慰安妇’的书籍不少，均为历史档案的挖掘，健在幸存者的采访、口述，新的文学和影视创作，鲜有从当时的文学作品方面予以关注的。因此，我想让这本书成为既具审美性的文学读物，又具学术性的文献史料。”我拜读了李老师发来的目录，发现其中大多是学界未曾注意过的篇目，以我有限的见识来看，可谓详尽完备，无可挑剔。我提不出建议，心中充满的是对李老师的佩服和感激，佩服他史料功夫了得，感激他年过古稀，仍辛勤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部珍贵的文献资料！我觉得，这部书既是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各种谬论的文学证言，又是推动抗战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块基石。目前我们关于“慰安妇”文学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不就是因为资料难找吗？有了这么一部完备的资料集，对“慰安妇”文学的研究一定可以进一步深入；多一些和这部书一样的“基石”，抗战文学研究完全能够得到深化！
李老师在邮件中还嘱咐我为即将编就的这部书作序，我感到十分惶恐，虽然我已到知天命之年，但从未有过为别人的著作作序的经历，我一直以为作序是那些名人的事，与我这个普通人没有关系。但是，仅仅因为我比较早地关注到抗战文学中的“慰安妇”题材，李老师就屈尊纡贵，和我这个后辈交流，我又怎么能够拒绝李老师这位有着古君子之风的长者对我的抬爱呢？于是拉拉杂杂写下了上面的话并借此机会遥祝李老师身体健康。
2019年7月16日于海口
[1] 苏智良、姚霏：《将还原历史、披露现实、献策未来一肩担起——苏智良教授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 『慰安婦関係調査結果発表に関する河野内閣官房長官談話』，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1993年8月4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kono.html。
[3] 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不可擦掉的历史，日军“慰安妇”》（中文版），首尔：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2007年，第68页。
[4] 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不可擦掉的历史，日军“慰安妇”》（中文版），第69页。
[5] 兰台：《安倍晋三为何敢屡次否认强征“慰安妇”史实？》，凤凰网，2014年6月26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anbeifourenweianfu/#pageTop。
[6] 《安倍政权决定重新调查“慰安妇”问题》，中国日报网，2014年2月28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02/28/content_17313730.htm。
[7] 冯武勇：《“河野谈话”调查折射安倍们缺德》，《新华社每日电讯》2014年6月21日第3版。
[8] 《日本首次公开否认慰安妇问题遭国际谴责》，中国江苏网，2015年12月28日，http://news2.jschina.com.cn/system/2015/12/28/027489447.shtml。
[9] 《日高官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 将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2月17日，http://www.cssn.cn/gj/gj_gjzl/gj_sdgc/201602/t20160217_2870041.shtml。
[10] 《昆明通讯》，《新华日报》1944年2月3日。
[11] 《日寇暴行纪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6月编印，转引自苏智良、姚霏、陈丽菲编著《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