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1世纪（2000—2021）元结研究述评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浪士、漫郎等。他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也是南岭民族走廊摩崖石刻艺术的开创者。自唐以来，对元结及其作品的传播、接受就没有中断过。唐代有杜甫、刘长卿、刘禹锡、皇甫湜等；宋代有欧阳修、黄庭坚、张耒、杨万里、范成大等；元代有张养浩、王冕等；明代有顾璘、管大勋等；清代有袁枚、邓显鹤、阮元、何绍基等。但从唐代至清末，学者对元结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本的校勘、点评，另外，与元结摩崖石刻相关的吊古伤怀之作较多，从理论上对元结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尚未起步，元结研究一直停留在片言只语的感悟式体验中。

20世纪的元结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整理、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思想和作品的研究、《箧中集》研究等方面。现简述如下：（1）在作品整理上，主要有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孙望校勘的《元次山集》，该书以明正德年间郭勋刊本为底本，以四部备要本、黄又本等校之，并对集中诗文进行了部分系年，后附元结生平资料及与元结相关的主要著录等，该书拓展了元结作品校勘整理的路径。（2）作家生平的考订上，主要有1928年孔德发表的《元氏氏族考》《唐元结世系考》。1935年孙望发表的《元次山年谱》，1944年孔德发表的《元次山评传及年谱》《唐元结先生年谱》等。20世纪下半叶，孙望在原有基础上对元结生平作了重新考订，中华书局出版了《元次山年谱》。其后，杨承祖也著有《元结年谱》。80年代，杨承祖又发表《元结交游考》，考订了元结与杜甫、颜真卿、刘长卿等17人的交往；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对元结生平予以了考订；李建昆在《元次山之生平及其文学》中，对元结生平也有考证。（3）作家思想和作品的研究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前，学者专注于版本校勘和年谱编订，仅孔德、汤擎民等少数学者对元结作品有所研究。80年代后研究进入了起始阶段，孙望的《元结评传》、李建昆的《元次山之生平及其文学》对元结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整体研究。聂文郁、孙昌武、王运熙、徐传胜、王启兴等人的论文主要对元结的思想与文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聂文郁的《元结诗解》[1]及刘法绥、梅新林、姬沈育等的论文从内容、章法、修辞、鉴赏、评价等方面对元结诗歌展开了研究。（4）许总、朱延春等人的论文对《箧中集》中诗人的人生态度、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等进行了分析。可见，20世纪学者对元结研究主要侧重在纯学术研究领域，比较关注作家、作品本身，这为21世纪元结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进入21世纪，元结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元结研究日渐成熟，构建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涌现出了一大批元结研究专家，其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作家、作品考订精细

20世纪元结研究从某种程度上看，十分注重作家生平、作品的考订，而且研究的整体意识比较强烈；21世纪初期的元结研究依然承袭这一研究倾向，杨承祖的《元结研究》[2]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该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元结评传。该评传对元结生平及创作情况进行了评述，对元结的思想、文学、人品也予以了充分肯定。第二部分为元结年谱。该年谱相较《孙谱》而言更为翔实，同时也订正了《孙谱》中的不少失误之处。第三部分为元结研究论文。包括元结年谱辨正、元结文学观、政治观的讨论，其中“元结文学交游考”考证尤为翔实，有不少独创之处。该著可以说是对20世纪以来元结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成为研究元结必备之书。但自此之后，在作家、作品的考订上，再无如此全面的著作。21世纪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考订大多呈现出精细化倾向，其研究情况分列如下：

（一）作家考订

与作家相关的考证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1.名号考

日本加藤敏著有《元结における“漫叟”の视座について》[3]，该文对元结别称“漫叟”“聱叟”“浪士”“元子”等名号一一进行了考索，并探讨“漫叟”与其他称号的关系，通过对“漫叟”等别号的使用情况进行探讨，揭示了不同时期元结作品的特色及蕴含的规讽意义。韩国《取号 唐代 自我意识-王绩 白居易，元结》[4]，该文通过对元结自号的变化分析出元结不同时期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的转变。

2.生平考

刘志强的《元结“率家避难”事探析》，从安史之乱元结“率家避难”的史实出发，结合元结民族、家族背景从四个方面探寻元结率家避难成功的原因，并指出元结“‘避难’过程虽然艰险，不过保全‘千余家’的结果，无疑给了元结相当的自信、尊严和荣誉”[5]。胡娟著有《元结祁阳浯溪行迹考》[6]，该文考证出元结一生中十一次经过祁阳浯溪，留下了不少摩崖石刻作品。

3.交友考

徐希平、彭超著有《元结与杜甫关系再探》，该文对元结和杜甫二人的交往经历进行了考证，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元结《舂陵行》《大唐中兴颂》及杜甫相关作品，指出二人在政治态度、文学艺术上的一致性，并指出“杜甫元结是否有交集已不重要，二人彼此无需多言而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堪称心心相印，是真正的知己和知音”[7]。

4.遗迹考

谷重《元结重修舜庙并置相关碑刻考》[8]，该文对元结重修舜庙的背景、时间、目的及相关作品进行了考证，对于了解唐代道州舜庙建制提供了一定帮助。此外拙文《中古文化遗址勘定的意义与方法——以柳宗元、元结永州文化遗址勘定为例》[9]对元结文化遗址的勘定提供了方法借鉴。

（二）版本、作品考订

高翠霞著有《〈元次山集〉版本源流考》[10]，该文对《元次山集》历代版本进行了简单梳理，开启了《元次山集》版本考索之先河。其后，丁蒙雅著有《元结著作版本考述》[11]，该文对自唐以来流传的元结版本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于了解元结文集的流传及作品的辑佚提供了一定帮助。彭小乐著有《〈元次山集〉版刻源流考》[12]，该文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了《元次山文集》的版本，并指出明刻《唐漫叟文集》系统要优于明郭勋刻《元次山集》系统，此外还有戎姝阳的《〈元次山集〉版本源流研究》[13]等也对元结文集版本源流系统进行了梳理。胡娟和肖献军整理有《〈元次山集〉版本四种》[14]，该书整理出了明清以来元结文集版本四种，对于了解元结版本的源流及每一版本作品收录情况提供了一定帮助。

二 思想、文学思想研究深入

21世纪前十年学者沿袭20世纪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元结儒家思想研究，后十年开始注意到元结思想的独特性，元结儒道并融的特性及“漫家”思想的开创性开始得到重视，并进而对元结思想做了溯源，对“漫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也有所论述。对于元结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元结文学思想的复古性、元结文学思想的创新性、元结文学思想的现实功利性及元结文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元结的“漫家”思想奠定了他在思想界的地位，而其文学思想则影响了韩柳古文运动的发展。其研究情况分列如下：

（一）思想研究

唐忠勇著有《元结之忠》，该文“从元结为人、为官、为文三个方面探究了其‘以忠为本’的高贵品质，并论述了元结对后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15]。乔凤岐著有《元结的君道论》，该文结合元结《皇谟三篇》《说楚王赋三篇》和《二风诗》等作品，从十六个方面归纳出了君主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认为“君主的言行只有符合民众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成为治世明君，建设一个和谐繁荣的美好社会”[16]。罗浩刚著有《元延祖对元结的影响》[17]，该文论述了元结父亲元延祖全身远害和躬耕自足的道家思想及生活方式对元结人生产生的影响。罗浩刚又著有《“漫家”元结的墨学色彩》，该文结合元结《漫论》《问进士》等作品，分析出元结“援墨入儒”的思想特征，探索了元结墨家思想的渊源，并进一步指出“元结与当时儒者的矛盾，其根本是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墨学与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儒学的内在学理冲突”[18]。彭小乐、王素敏著有《论先秦诸子思想对唐代鲜卑族后裔元结的影响》，该文探索了元结思想产生的文化根源，认为“在儒家思想之外，元结汲取诸子思想，以道家思想化解苦闷与愁绪，将法家、墨家思想融会至其为官理念中，构建了独特的精神世界”[19]。彭小乐另著有《论唐代鲜卑族后裔元结的吏治思想》[20]和《论唐代鲜卑族后裔元结山川铭的道德劝诫》，前文认为元结吏治以民为本，仁民恤民，重视农业，择贤授能，建立奖惩分明的制度，成功化解民族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对安史之乱后的颓败社会有所裨益；后文则重点研究了元结铭文道德层面的意义，指出元结“将道德精神注入山、川、石、亭等无名景物，意在规劝世人行儒家仁、义、礼、智、信与道家静和、谦让、清惠与淳朴，宣扬古仁人君子之道、君子之德”[21]。蒋振华著有《元结的道家道教人生与文学创作》，该文从元结隐逸文学入手，分析出其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羡仙意识，进而探寻元结复杂多元的道家人生价值取向，指出“元结对于道家人生价值的追求，除了表现于对道家理想社会图景的憧憬之外，还表现在对道家隐居生活的内容旨趣、生活境界的向往和践行上”[22]，并从家世和时代背景揭示元结道教信仰的根源。胡娟著有《论虞舜孝文化的生成及其地域接受与传播——以元结湖湘经历为依据》[23]，该文揭示了虞舜孝道文化对元结的影响及元结在湖湘地区推动了虞舜孝道文化的传播。何安平著有《元结与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24]，该文结合元结所处唐代文化共同体现状，指出元结在这一共同体中以古化今、坚守君子之道、勇于承担职责，保持独立与自由的人格，对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文化共同体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身后名对唐代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此外还有邹文荣的《论元结文之道德重建的宗旨》、奉荣梅的《元结：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邹文荣的《浅谈元结的责任感与其当代意义》、胡菡的《论家庭教育对元结的影响》、姚会涛的《元结的“漫”家思想及其儒道情怀》、刘隆的《元结：扶世济民，高品人物》等文章对元结人品、思想及思想来源有所阐述。

（二）文学思想研究

姬沈育著有《元结复古诗论浅析》，该文指出：“（元结）诗歌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主张文学创作讽谕以救时患，在创作实践中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从而使诗歌、散文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内容，为唐代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开路。”[25]同时也指出了元结文学思想开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影响了中晚唐时期的奇僻古奥一派。熊礼汇著有《“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元结古文创作论》，该文指出元结之文“偏于从政教、道德层面刺世疾邪，救时劝俗，而出语危苦激切、辞义幽约”[26]，并归纳出元结古文的三种表现形式，肯定了元结的人格精神和“追复纯古”的诗、文革新观念及元结在古文史上的地位。邹文荣著有《试论元结复古以求新变的古文主张》[27]，该文通过对元结作品及文论分析，指出了元结之文追复纯古、强调现实功用，同时也指出元结主张秉笔直言、提倡体制崇简和语言精练的古文主张。彭小乐著有《元结“以文为诗”论》，该文指出“元结的诗歌长于叙事描写，在诗歌创作中融入大量的议论，并采用散文化的语言进行创作，因此呈现散文化倾向”[28]，并与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对比，肯定了元结在这一手法上的开拓性地位。彭小乐另著有《元结的古文革新与唐代古文运动》[29]，则从元结对散文的革新角度肯定元结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张静杰《元结的诗史精神》，该文指出元结的诗文有着强烈的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的精神，“其诗文突出的现实特点主要表现在良史信笔、贬议君主、民本精神等方面，记事信而有征，对君主提出直接批评，宁待罪而不惜为民请命，可谓诗史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其对儒家思想的实践和发展”[30]。拙著《鲜卑后裔元结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论析》，该文指出：“鲜卑文化及其影响下的鲜卑文学构成了元结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渊源。”[31]元结表现出强烈的复古倾向，但复古中又不拘泥于古，他不断革新文体，自变文风，关注现实，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

此外另有卢华的《元结文学思想研究》、王景涛的《元结与中唐现实主义诗风》、陈麦的《元结诗文及其思想研究》、陈蕾的《元结的诗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何安平的《元结思想与文学研究》等硕士论文及高林广的《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元结诗学思想述评》、罗田的《论元结诗歌思想》、刘文先的《披着复古外衣的创新之路——对元结诗的再认识》、姜晓霞的《元结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戴婕的《论元结的诗学主张》、陕艳娜的《盛中唐转折时期的诗文探索——浅析元结诗文及其思想》、陆双祖的《元结的文质思想浅论》、李洁的《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元结文学主张研究》、隋晓聪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视域下元结诗论思想探究》等论文也从多角度探讨了元结的文学思想。

三 分体研究趋势明显

关于元结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性问题，这一时期仍有不少作家从整体上进行了分析，如，姜晓霞著有《元结的文学创作与民族情结》[32]，该文较早从民族学的角度解读元结作品，指出元结文学观的形成和定型，与元结民族情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张晓宇《元结研究》[33]，该博士论文从元结文集版本源流、元结的文学主张、元结的诗歌研究、元结的散文研究及元结对中唐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影响等五个方面研究元结的文学成就。刘志强著有《“真淳之语”：论元结文学创作的内在理路》，该文指出元结文学创作有着强烈的道德人格因素，其道德人格则追求“元气自然”，他的创作达到了“文道合一”的高度，并以元结箴铭体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元结作品，无论文辞、文意以及文学精神，无不体现出‘真淳’的创作特色”[34]。另有李洁的《元结诗文的创作成就及文化特征阐释》、蔡静波《元结的文学创作及其贡献刍议》等学术论文和邹文荣《元结诗文创作研究》等硕士论文也对元结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有较为详细的阐述。但总体来说，文学分体研究趋势十分明显，而且文学的分体越来越精细化，特别是诗歌中的乐府诗及《箧中集》研究，散文中的表文、序体文和山水游记的研究十分深入。这一时期，对元结作品的鉴赏也越来越具体化、深刻化。

（一）诗歌研究

张明华著有《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该文指出元结的“以文为诗”是以文意为诗，他“把散文的特点应用到诗歌中，从而扩大了诗歌的选材范围，加强了其干预现实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35]。该文把元结以文为诗和韩愈以文为诗进行了对比，肯定了元结在诗歌散文化上的成就。姬沈育著有《论盛、中唐转折时期的著名诗人元结》，该文从时代背景出发，指出了元结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天宝中后期唐王朝之政治腐败、民生困苦及战乱中统治阶级变本加厉奴役下的人民困苦不堪、无以为生的悲惨命运”[36]，他的诗歌对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起到开启和示范作用。邹文荣著有《句浅而情深——浅析元结诗歌》[37]，该文重点分析了元结诗歌的语言特征——不事雕琢，语言平易，直叙其事，少用典故，但情感却真实自然。朱琼娅著有《试论元结诗歌的规讽特色》[38]，指出了元结诗歌具有真善相融的规讽性审美特色。陈仲庚著有《“隔”与“不隔”的山水美——元结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该文指出元结的山水诗“为祛除官场的烦恼而钟情山水田园，这是‘隔’”，“将山水田园看作生命的归宿所在，这是‘不隔’”[39]，进而分析了元结山水诗的审美艺术价值，并且指出元结官场所失，换来了艺术的永恒。韩彩丽著有《元结诗体研究》[40]，该文从诗体的角度分别研究了元结的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骚体诗及系乐府诗，揭示了元结在诗体内容上的新变特征。此外还有陈蕾的《试论元结五言诗的叙事性结构与散文化句法》、李静的《元结及其诗歌研究》、刘备的《元结诗歌题材分类研究》、张晓宇等的《元结友情诗的思想内容》等论文对元结诗歌内容、结构上进行了分析。

在元结诗歌研究中，学者又特别注重元结的乐府诗研究。这类研究包括：何诗海《论元结在新乐府运动中的地位》[41]，该文从诗学理论、创作实践、作品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元结创作新乐府的时间比杜甫早，且对杜甫产生了较大影响。故元结才是新乐府诗的真正先驱。朱我芯著有《唐代新乐府之发展关键──李白开创之功与杜甫、元结之双线开展》[42]，该文把杜甫乐府诗和元结乐府诗从“主题内容”“形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元结的乐府诗开创了四言体及组诗并序的形式特征，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主张，与杜甫走的是不同路线。姜晓霞著有《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结》[43]，该文认为元结新乐府诗讽喻现实并高度关注现实，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对元白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邓芳著有《元结乐府的“比兴体制”及其对新乐府的意义——从〈舂陵行〉及相关政论文谈起》，该文指出元结的新乐府恢复了乐府诗的“美刺”传统，再次强调了乐府的政治功用，元结主张“采国风”在唐代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而其系乐府诗的创作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元结开了中唐新乐府的新声。论文最后追溯了元结创作新乐府的渊源，并指出：“白居易关于采诗、美刺、察政得失和上感下化的理论主张，实际上都在元结的乐府理论中可以找到源头。”[44]吕家慧著有《粲粲元道州：论元结与中唐的乐府创作》[45]，该文认为元结在乐府诗上影响了杜甫，进而影响了白居易，元结的乐府诗突出了“刺上”的一面，而其《箧中集》也深化了乐府诗“观风”的一面。另外还有何林军的《试论元结与新乐府运动》、陈蕾等的《论元结五言古诗对乐府民歌的艺术继承》及《论元结“系之风雅”的诗论观》等文章对元结新乐府诗也有论述。

元结编纂的《箧中集》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陶生魁著有《元结〈箧中集〉及其文学批评观》[46]，该文指出《箧中集》虽然带有复古倾向，但却是写实主义的先声。《箧中集》的选诗标准也为后代的选家提供了很好范例。陈蕾著有《〈箧中集〉与元结的诗歌审美观》[47]，该文分析了杜甫与元结及《箧中集》诸诗人的交往及诗歌唱和，揭示出元结及《箧中集》诸诗人对杜甫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杜甫“诗坛上‘不薄今人’而且‘转益多师’”，也是他能够集大成的一个重要原因[48]。石树芳著有《唐人选唐诗研究》[49]，该书第六章论述了元结选编的《箧中集》，对于研究者了解《箧中集》的版本源流、文学思想、选本的意义与主体追求提供了一定帮助。陈尚君著有《元结与〈箧中集〉作者之佚诗》[50]，该文辑佚了《元次山集》及《箧中集》收录之外的诗作，对于全面了解元结及《箧中集》诸诗人的创作全貌提供了帮助。此外还有房莹的《从〈箧中集〉看元结诗学思想的复古倾向》、张文萍的《试论元结〈箧中集〉的选诗标准及特点》、石张燕的《试论元结及其〈箧中集〉》、王贝贝的《试论元结〈箧中集〉中的讽谕思想》、邹婷的《从〈箧中集〉看元结的诗教观》等文章对《箧中集》也有研究。

（二）散文研究

黄丽容著有《元次山散文及创作理论》[51]，该书共分七章，分别介绍了元结传略及文学主张，元结散文的内涵、艺术等，该著作对元结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予以了充分肯定。胡燕著有《论元结散文文体的创新性——以杂文、杂记、山水铭为中心》，该文指出元结杂文偏于表达方式的革新，确立了杂文的基本体式，其杂记大量融入议论、抒情方式，达到劝勉或讽刺目的；其山水铭文则多用描写方式，来体现山水之乐或道德劝诫的目的，该文指出“元结革新文体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此创作出最适宜的文体来针砭时弊、劝时救俗”[52]。

在散文研究中，表文、序体文、山水游记、厅壁记等文体尤其受到重视。其研究情况分列如下：

1.表文

赵殷尚著有《“表文”的形成与定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该文指出了元结表文不事雕琢、情感真挚的特征，认为他的表文“打破一般公文的窠臼，自创了别开生面的表文特质”[53]。吕双伟著有《论元结的表文创新及其文学的政治化》，该文指出元结表文具有的语言简洁、内容真率、风格古质、个性突出等特征，并指出元结表文“放在同时和中国古代表文发展史上，确实具有独到的重要意义”[54]。

2.序体文

张晓宇等著有《元结诗序的作用与表达特色》[55]，该文指出元结的诗序具有交代诗歌创作背景、解释诗歌题目、阐发诗歌理论等作用，并对其诗序的表达方式与情感特质进行了分析。吴振华著有《沉郁顿挫，悲怆深沉：论杜甫、元结的诗序》，该文指出元结的诗序数量要远远超过杜甫，内容上也更为丰富。论文结合时代背景论述了元结诗序深广的社会内容，进一步指出元结诗序“唱出了一曲悲怆深沉的时代哀歌”[56]。拙文《论元结在序体文上的成就与贡献》[57]，站在序体文的角度分析了元结序体文的作用，指出元结拓展了序的表达范围，革新了序的表现方法，使得序体文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立倾向，充分肯定了元结在序体文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3.山水游记

霍松林著有《元结的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刍议》，该文指出元结的山水诗和山水游记前承陶渊明，后启柳宗元，并指出“他的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寄托了平安欢乐的时代愿望，其背后创作动机则是出于对安史之乱的痛恨，自己的儒、道意识以及对陶渊明的仰慕”[58]。周玉华著有《浅论元结的山水观》[59]，该文指出了元结在山水诗文中流露怀才不遇之情，表达了对理想道德的向往及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山水观。杨金砖著有《论元结游记体散文的艺术特质》，该文指出了元结的游记散文具有三方面特点：“一是高古澹远，直逮魏晋情趣；二是舒卷自如，深得老庄真谛；三是情融山水，有别六朝遗风。”[60]并进而肯定了其游记散文在古文运动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李思梦著有《元结山水游记与地志》[61]，该文总结了地志对山水文学的作用，并进而探讨了元结山水游记的创作情况以及对后世山水文学的影响。另外，周玉华的《元结：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开拓者》[62]等文章也对元结山水游记有所论述。

4.厅壁记

韩国赵殷尚著有《“厅壁记”的源流以及李华、元结的革新》[63]，该文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厅壁记的源流，肯定了元结在内容和文辞上对厅壁记的创新，特别是元结厅壁记中对官府的大胆批评更是难得，认为元结的厅壁记对韩愈厅壁记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诗文解读

这一时期，元结文学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解读也引起了重视，但相比较而言，对散文的解读要远多于对诗歌的解读。如，蔡静波、孙慧玲著有《元结〈七不如篇〉解读》[64]，该文通过对元结文本的分析，结合元结生平经历，揭示出了《七不如篇》中独特的思想价值。蔡静波、孙慧玲著有《元结散文〈恶圆〉〈恶曲〉解读》[65]，该文对元结《二恶》进行了解读，指出了《二恶》在文体上的创新之处，并指出其对柳宗元寓言体文学的影响。霍存福《唐元结〈县令箴〉的为官理念与其地位、影响》，该文对《县令箴》内容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论及了《县令箴》的为政理念与元结的为官理念，并对元结生平经历疑点进行了梳理、考证，对元结与元载、第五琦的关系论述尤有价值，该文认为“《县令箴》所概括的诸德目，并不限于县令，而具有通行于郡守县令甚至整个官僚集团的品质，它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共识和崇尚”[66]。另外还有诸定国的《忧世悯道、辞义幽约——元结〈右溪记〉赏读》、辛文等的《读元结〈管仲论〉》等文章对元结散文进行了解读。而诗歌的解读单独成篇的相对较少，张明华著有《哲人玄想、政治家务或和隐士的情怀——对元结诗文的重新解读》[67]，该文从内容上对元结诗文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了元结诗文古朴自然、奇崛超拔的特征，肯定了其对中唐文学的影响。另外还有闻达的《直言其事 针砭时弊——读元结〈贼退示官吏并序〉》等少数篇章对元结诗歌进行了解读。

四 比较研究新意迭出

这一时期，不少学者不再把元结当作个案来研究，他们开始认识到元结思想和创作的独创性，于是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不仅把元结与当时作家杜甫、独孤及等人进行对比，还把元结和后世作家柳宗元、韩愈、周敦颐、黄庭坚等人进行对比研究。这种比较是多方位的，包括人品、思想、创作等方面，通过对比揭示了元结在思想和创作上的独特性，同时也指出了元结对后世作家的影响。在诸多的比较中，元结与柳宗元的比较又最受重视，他们两人都曾在今天永州地区任职，都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作品，但二人作品风格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研究者结合两人家庭、生平、思想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作品产生不同风格的原因，并指出了比较的意义。另外，也有不少学术论文在论及元结对后代士人影响时，也多次把元结和这些作家进行对比，但相对而言，这种比较更侧重于共性。学者采用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与同时代人比较

1.与杜甫比较

邓芳《元结和杜甫——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一对有意味的比照》，该文以安史之乱为界，通过对两人人生经历及创作情况的对比，指出：“杜甫和元结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两个重要的文儒代表，他们思想上的相似性和人生遭际的差异性都是时代的产物，也代表了时代转折中两种典型的文儒命运。”[68]大卫·L.麦克马伦《Du Fu's Political Perspectives：His Outlook on Governorships and his Response to Yuan Jie's Daozhou Verses》[69]，该文概述了杜甫与元结交往的人生经历，从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入手，探讨二人在思想及政治方面的异同，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解释了杜甫不愿让元结看到他作品的原因。

2.与独孤及比较

侯志杰著有《元结、独孤及诗文用韵比较研究》[70]，该硕士论文对元结、独孤及诗文用韵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其相同和相异之处，指出了元结用韵既有古音的痕迹，又透露出实际语音的发展变化，这对于了解当时口语实际面貌提供了帮助。

（二）与后代士人比较

1.与柳宗元比较

杨晓山（音译）著有《元结、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命名与意义》[71]，该文从元结、柳宗元的政治地位和创作心态阐释了两人山水散文的异同之处。周玉华著有《元结、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蕴情差异性探析》，该文指出了元结山水游记中主要是以奇异之美的山水寄托自己对儒家礼治重建，恢复正统统治秩序的殷切期望，而柳宗元则在游记中，寄寓自己怀才被贬的不幸遭际，“也正是这种差异性，让二者的游记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也为游记的发展创造了多样的艺术形式。”[72]周玉华还著有《论元结、柳宗元山水游记之意象选取》《试论柳宗元借鉴元结游记艺术》《元结、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之“山石”意象比较》《论元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化精神》等系列文章分别从景物选取、意象描写、情感表达及蕴含的文化精神等角度阐述了元结、柳宗元山水游记之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指出了柳宗元对元结山水游记的继承与创新。徐汝瑄著有《论中唐山水游记中的“物我合一”——以元结、柳宗元为例》[73]，该文以元结、柳宗元山水游记为例研究了中唐游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指出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双向互构确立山水游记的哲学基础——“物我合一”。另外，苏利国《江山同助 情韵有别——试比较元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情感意蕴》等论文及徐爱华的《元结、柳宗元比较研究》等硕士论文也对元结和柳宗元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

2.与韩愈比较

何安平著有《元结、韩愈思想及文学观比较——以古文为中心》[74]，该文从二人思想、文学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人在思想、人生经历、文学主张及文学创作上的异同点。

3.与元好问比较

日本高桥幸吉著有《元好问和元结》[75]，该文从政治、隐逸、文学三个方面论及了元结对元好问多方面的影响。

4.与多人比较

张官妹著有《三子与三溪》[76]，该书“将政治家元结、文学家柳宗元、思想家周敦颐为道不同的三子放在同一平面上进行对比研究，意在说明三人在同一地域环境所受的不同思想影响，以及形成的不同生活道路和不同的文章风格”。

（三）从接受学角度进行比较

杨金砖著有《周敦颐对元结、柳宗元文风人品的承继》[77]，该文肯定了元结在思想和文风上对周敦颐的影响。邹文荣著有《略论元结在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78]，该文分析了元结之文与同一时期萧颖士、李华的异同，指出了元结散文“补偏救弊”的作用，并指出了元结的古文理论及创作实践对韩柳古文运动形成了一定影响。周艳菊著有《宋人对“漫家”元结的精神体认与宋人的吏隐》，该文对元结“漫家”思想进行了阐述，进而指出元结的漫家思想“为宋人提供了一种将仕与隐相勾连的人生范式”[79]，并进而探讨了“漫家”元结与宋人吏隐的关系。周艳菊另著有《少读漫叟文，晚寻次山迹——略论黄庭坚对元结的接受》[80]，该文从接受学的角度探讨了元结对黄庭坚思想、人品、文学等方面的影响。周艳菊另篇《宋代文人视域中元结的三重身份——以诗文中与人并举为观照点》，则把元结与不同类型士人并举为观照点，得出“在宋代文人视域中，元结的形象不是单一的，他至少兼具漫家、隐者、良吏三重身份”[81]。

五 地域研究日趋火热

人活动于一定地域空间之上，必然会在该地域上留下一定痕迹，特别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对地域的影响更大。对于学者而言，把地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研究，具有更多的实践价值。元结一生中经历了河南鲁山、江西瑞昌、湖北鄂州、湖南永州（包括唐代道州、永州）、广西梧州等地，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和摩崖石刻，对地方文化产生了较为重大影响。一般而言，地域文学研究的主体是地方学者，他们多关注该人物在该地域的活动，较少关注人物在其他地域的活动，因而研究大多是片段性的，但如果把不同地域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看，仍能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或许并不完全接近历史的真实，但人物更带情感性。而且相对而言，地域学者喜欢引用地志文献，准确性虽然不够，但考证往往更为细致，分析更为深刻。现分地域列研究成果如下：

（一）河南

河南鲁山为元结隐居之地，也有学者认为是出生之地，也是元结归葬之地。在河南鲁山，至今还保存了不少元结遗迹，如元子陵等，故学者对元结在鲁山活动也有一定研究。石随欣、王顺利《鲁山文史系列之三——元结》[82]，该文概述了元结一生的传奇经历，充分肯定了元结在为官、思想、文学上的成就及对河南鲁山文化的影响。王杰著有《由元次山碑解读元结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83]，该文从多维度对《次山碑》进行了解读，肯定了元结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鲁山还多次召开元结研讨会，其中2016年5月23日举行的“元结文化研讨会”及2019年5月18日举行的“元结学术研究座谈会”影响较大，对宣扬元结文化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湖北

元结在安史之乱后曾逃难猗玗洞（在今黄石，属古武昌），又曾在参荆南幕府后辞官隐居于武昌（今鄂州），在这里创作了不少诗文，学者对此也有一定研究。熊礼汇著有《由“猗玗子”到“漫叟”———浅论元结在武昌（今鄂州）的诗文创作》，该文对元结在武昌的两段人生经历进行了考证，并结合其作品，分析出了元结在武昌创作的诗文具有“关注现实社会、现实人生，敢于刺世疾邪，志在救时劝俗的特点”[84]，并进一步指出了元结诗文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对今天鄂州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三）湖南

元结曾两任道州刺史，经历过湖南岳州、衡州、永州、道州等地，其文化遗迹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永州（在唐分属于永州、道州），学者对元结在该地域的文化活动既有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也有分列研究的。其整体研究主要有：张官妹著有《元结在永州的创作地位和影响》[85]，该文就元结在永州创作的“补察时政的诗歌”和“开拓性的散文”对永州地方文学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指出元结对永州地方文化具有斩棘披荆之功。翟满桂、蔡自新著有《元结湘南诗文论略》[86]，该文分析了元结道州诗文、朝阳岩诗文和浯溪诗文的审美艺术特征及文学艺术价值，揭示了“地以人传”和“人以地传”的道理。肯定了元结对永州地方文化的贡献。张官妹著有《试论元结柳宗元的园林思想对湘南古村建设的影响》，该文认为“在浯溪的建设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注重山水的合理和谐地利用，在建设中注入了他的人文理念，表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87]。并认为元结“因地制宜”的造园建屋方法对湘南古村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张京华著有《元结与永州水石文化》[88]，该文概述了元结在永州的经历及著述情况，考证了元结在永州留下的遗迹，凸显了元结对永州水石文化的贡献。李花蕾、张京华著有《湖南地方文献与摩崖石刻研究》[89]，该书《唐宋永州摩崖石刻编年》等篇章对于了解元结永州摩崖石刻创作年代有一定参考价值。彭敏著有《元结〈湖南杂记〉初探》[90]，该文以元结七篇永州山水游记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七篇文章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并认为元结《湖南杂记》开唐代游记文之先声。彭敏等另著有《元结居湘诗文研究》，该书“选择以湖南为中心来探讨元结诗文的文学影响、语言学价值及相关典故的运用，以考量元结在中国文学及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91]。该书也从历代文人对元结的纪咏来考察元结诗文的传播与接受。该书分为七章，前三章从文体的角度对元结诗歌、杂记散文、序铭等展开研究；第四章为元结与石刻研究；第五章为域外作家与元结的研究；第六、七章从艺术角度探讨元结的语言价值与用典技巧。程章灿著有《方物：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该文指出“元结是永州水石的发现者、欣赏者和开发者”[92]。并把元结和柳宗元进行对比，指出“柳宗元自居‘谪弃’之身，与元结自居的‘隐沦’之身截然不同”[93]，故其作品各具特色，并进一步阐述了永州摩崖石刻对于永州文化景观建构的作用。周玉华著有《元结潇湘诗文研究》，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潇湘流域行迹考，第二章论述元结潇湘哲学思想，第三、四、五章主要论述了元结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艺术，末章阐释元结对潇湘文化的影响。该书“对元结的继续深入研究，对潇湘本土文化的繁荣，对潇湘旅游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94]（湛东飚语）该作者同时著有《论元结隐逸思想与潇湘山水的完美契合》[95]，该文探讨了元结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内涵、隐与仕的矛盾心理及元结隐逸思想与潇湘山水精神上的契合。此外还有张金玉的《谈元结永州诗歌中的战乱文化特征》及其硕士论文《唐代诗人与永州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元结、柳宗元、吕温为中心》、彭敏的《元结在湖南的文学创作及影响研究》、梅柳的《元结道州山水诗文对湖南旅游文学的开掘》等论文也有所论述。

其分列研究主要为三地：

1.道州

何家壬、黄福先著有《元结道州行迹传说》[96]，该文考察了元结在道州的生活历程，对于了解元结在道州存留遗迹提供了一定帮助。周玉华著有《纠结在敬仰与疑古之间——元结道州论“舜”文探究》[97]，该文就元结《论舜庙状》《舜祠表》《九疑山图记》三文展开讨论，探讨了元结对“舜”纠结在敬仰与疑古之间的原因在于其为人率性方直，秉心真纯，并指出了元结文中运用隐喻性手法的深意。陈尚君著有《元结在道州》[98]，该文对元结出守道州的经历进行了考证，并对元结在道州政绩及文学上的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另外，梅柳的《元结道州山水诗文对湖南旅游文学的开掘》[99]也揭示了元结山水诗文在旅游文化开发上的意义。

2.祁阳

美国乔纳森·皮斯“Doubt and Faith at Yuan Jie's Creek：What Yang Wanli Found Beneath the Wu Xi Moss”[100]，该文简述了杨万里的浯溪经历，肯定了杨万里《题浯溪摩崖》《浯溪赋》中对元结《大唐中兴颂》主题的探讨。张蜀蕙著有《谁在地景上写字——由〈大唐中兴颂〉碑探究宋代地志书写的铭刻与对话》，该文探讨了《中兴颂碑》的文化地景与文本的形成，以唐宋地志作为考查对象，考察了与《大唐中兴颂》碑相关的地志书写与地景记忆，进而分析了元结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思想、人格方面影响及《大唐中兴颂》在两宋时期接受的差异性，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宋代地志书写阅读的核心问题。桂砺锋主编有《元结·浯溪·永州》[101]，该书为论文集，分为三部分，一是论述元结的民本思想，二是论证元结的廉政思想，三是论述元结湘南诗文的艺术审美价值。该书阐释了元结对永州文明的发展和推动作用。刘春霞著有《宋代文人“浯溪”赋咏的文化内涵》，该文指出因为元结的到来，使得浯溪之名由地名向诗文意象演变，进而指出“北宋文人侧重反思《大唐中兴颂》一文的写作意旨及文体本质，是儒学复兴后文人主体意识高扬的体现；南宋文人强化了《大唐中兴颂》一文的‘中兴’意旨，多借赋咏唐朝史事表达中兴宋室的希望，是其‘中兴’情结的体现”[102]。彭敏著有《元结纪咏诗文研究——以湖南浯溪碑林与越南燕行文献为中心》，该文分析了浯溪碑林吸引清朝越南使者的原因及题留浯溪碑林诗文的内容与情结，并进一步指出“越南使者在朝清途中对浯溪表现出不同于他处的热情与友好，对元结所代表的文化表现出认同与赞颂甚至于自觉继承，本质上在于华夏文明的强大”[103]。王星著有《“于世忘情”的隐逸世界——元结浯溪石刻作品解读》[104]，该文分析了元结经营浯溪的时间、动机及留下的作品，并对其中四铭进行了详细解读，揭示了作品中的隐逸主题。

3.零陵

张京华著有《朝阳岩的几首唐代纪咏诗笺释》[105]，该文考证了元结《朝阳岩铭并序》及《朝阳岩下歌》的摹刻者及摹刻时间。张京华又著有《朝阳岩与寓贤祠》[106]，该文肯定了元结对朝阳岩摩崖石刻的开创之功，并对寓贤祠祭祀人物进行了考证，指出了寓贤祠尊元黜柳的原因。汤军著有《永州朝阳岩沿革述略》[107]，该文指出元结对朝阳岩的发现之功，并对历代朝阳岩景观沿革，作出系统而初步的梳理。李花蕾著有《明黄焯〈朝阳岩集〉校注》[108]，对元结《朝阳岩铭并序》及《题朝阳岩》进行了校注，对于了解元结作品提供了一定帮助。汤军编有《零陵朝阳岩小史》，该书肯定了元结对朝阳岩的开辟之功，对“茅阁”进行了考证，并提出维护意见。王涘海著有《元结与朝阳岩》[109]，该文也肯定了元结对朝阳岩摩崖石刻的创始之功。

（四）广东

元结在大历年间曾代摄连州刺史，在连州期间修筑了海阳湖，至今连州还保留了不少与元结相关遗迹。其研究成果主要有黄山长的《中日千年接力考证元结连州〈海阳湖〉组诗》[110]，该文罗列了国内文献关于元结与海阳湖的记载，结合地方文献和实地考察论证了《海阳湖》组诗为元结所作，补充了元结连州之行的经历。

（五）广西

元结代摄连州刺史后，在大历年间任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寄理梧州，在梧州创作了《冰泉铭》，又于容县修筑经略台，学者对此也有一定研究。如，彭匈著有《元结经略容州》[111]，该文考证了元结在容州的经历，肯定了经略台及《冰泉铭》的文化与经济价值。

六 石刻研究备受重视

元结一生中创作了不少铭文，其中尤以山水铭文著称。又元结喜留名于后世，他常选择山水绝佳之处请书法名家书写并刻之于崖壁之上，围绕着元结的摩崖石刻，历代名人或议论，或凭吊，或感怀，逐渐形成了摩崖石刻艺术群，其中尤以元结在湘南地区的摩崖石刻著称。元结是湘南摩崖石刻艺术群的开创者，其影响达到整个南岭民族走廊地区。除南岭地区外，元结在江西瑞昌、湖北鄂州也留下了不少石刻。元结的石刻文从文体的角度而言，属于铭序一体；从风格的角度而言，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元结留下的摩崖石刻以其独特的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受到了21世纪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石刻文献整理

桂多荪著有《浯溪志》[112]，该书分为四卷，其中第二卷主要论述了元结在浯溪的活动情况及存留石刻，第三卷则重点对元结《大唐中兴颂》碑进行了介绍，第四卷主要收录历代除元结以外的碑刻，尤以题咏类碑刻为多，且大多碑刻歌颂元结人品或对《大唐中兴颂碑》发表议论，该著作对于了解元结及《大唐中兴颂》的接受与传播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浯溪文物管理处编有《湖湘碑刻·浯溪卷》[113]，该书分为六章，考证了元结与浯溪碑林形成的关系，并对浯溪碑林石刻情况进行了概述，选编了部分现存碑拓，对于了解元结与浯溪摩崖石刻艺术群的关系提供了帮助。杨宗君拓片《阳华岩铭》[114]，让世人更多了解了元结《阳华岩铭》。河南鲁山政协委员会编纂《原石拓本比对——颜真卿元次山碑》[115]，该书把《元次山碑》的清代拓片和原石进行对比，使研究者对《元次山碑》的书法艺术及思想内容有了更深入了解。张京华、杨宗君等著有《永州摩崖石刻精选》[116]，该书对元结在永州摩崖石刻上的开拓性地位进行了阐述，并收录了元结《大唐中兴颂有序》《阳华岩铭有序》等作品的拓片，对于了解元结及其影响下的永州摩崖石刻提供了很大帮助。2021年9月18日，“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同月，拓片展图片以同名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其中就包括元结的《大唐中兴颂》等拓片，这使得永州摩崖石刻广为人知。

（二）石刻文本研究

熊礼汇著有《论元结山水铭文的修辞策略和美学风格》[117]，该文指出了元结铭文的两种类型，一是宣扬君子之道与德，一是表现作者耽于水石的人生之乐，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元结山水铭文的美学风格和修辞策略，肯定了元结铭文对韩、柳古文多方面的影响。彭敏著有《元结〈次山铭叙〉初探》[118]，该文揭示出了《次山铭叙》的思想性和文学文化价值，认为元结的《次山铭叙》，开创了湖湘的水石文化。邓小军著有《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该文讨论了《大唐中兴颂》的主题，认为《大唐中兴颂》是“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以及肃宗之不孝玄宗”，是一篇“包含贬天子之微言的颂体诗”；该文又从书法者颜真卿的角度分析了《大唐中兴颂》是一篇“创造性的微言书法”[119]，其以左行正书同样也具有隐喻褒贬之意。邹志勇著有《元结〈大唐中兴颂〉创作意图考论》，该文首先对《大唐中兴颂》主旨讨论进行述评，并从《大唐中兴颂》文本、元结生平行事及颂体文学特征等角度分析出“元结创作《大唐中兴颂》的真实创作意图在于赞颂唐肃宗的盛德大业，而非宋人所谓的暗含讥讽”[120]，观点与邓小军相左。张晓宇著有《小议元结铭文》[121]，该文概述了元结铭文的内容及“铭前作序”“铭文组合化”“自造新词”等方面的特色。王星著有《唐宋浯溪石刻的“中兴”话题》，该文从接受学角度探讨了《大唐中兴颂》在宋代的流播，指出“宋代石刻诗歌大致经历了颂扬唐代中兴之功、议论唐代中兴之政的得失和抒写大宋中兴之志愿与理想三个阶段，其内容和宋代政治史的发展相呼应”[122]。另有白云丽的《居庙堂济民，处江湖忧君——浅论元结山水铭文与寓言文》[123]，该文从元结山水铭文与寓言文中分析其思想情趣及政治追求。张津芝《文学视阈下的元结浯溪石刻析论》等文也揭示出元结在摩崖石刻上的开创性贡献。

（三）石刻书法研究

吴杰著有《浯溪与〈大唐中兴颂〉碑》，该文简要介绍了浯溪三铭及《大唐中兴颂》碑的书法艺术。迟志鸿著有《颜真卿〈元次山碑〉鉴赏》，该文“从研究分析颜真卿及其撰书的《元次山碑》入手，对有关史料进行梳理剖析，论证了《元次山碑》系颜真卿撰书及此碑刻制年代，并较为深入地对《元次山碑》的笔法、结构和章法进行了赏析”[124]。张同标著有《〈大唐中兴颂〉新访》[125]，该文对《大唐中兴颂》的文本价值、书写背景、书写特点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予以了充分肯定。林进忠著有《唐代篆书“浯溪三铭”的书写者》[126]，该文从书法的角度对浯溪三铭进行了鉴赏，并通过整理自宋代至今之相关文献，初步汇统了有关书写者之诸多记载，对浯溪三铭篆书研究者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周贤斌《元结浯溪遗迹的艺术和思想价值》论述了元结与浯溪碑林摩崖石刻艺术群的关系，揭示了元结浯溪遗迹的书法价值、文学价值、爱国思想价值和孝道思想价值，肯定了元结对浯溪碑林的创始之功。彭智恩著有《〈大唐中兴颂〉研究》[127]，该文对《大唐中兴颂》创作背景进行了介绍，对碑文及主题进行了探讨，并把《大唐中兴颂》与颜真卿其他楷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鄢福初著有《浯溪〈大唐中兴颂〉的书法美学与盛唐精神》[128]，该文从笔法、结体、章法布局等方面充分探讨了《大唐中兴颂》的独创性，肯定了其书法价值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从优美到壮美），而作品中蕴含的浩然之气，也成为我们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邓鸿娟著有《永州浯溪碑林摩崖〈大唐中兴颂〉图像学分析》[129]，该文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对《大唐中兴颂》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对碑文进行解读，从而探析其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另外还有毛全周的《碑林书法的文化艺术价值及审美意蕴研究——以湖南永州浯溪碑林为例》、肖先声等的《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遒劲的风格特征》、夏楚婷等的《从浯溪碑林碑文看颜真卿书法家身份的确立》等论文也对《大唐中兴颂》的书法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由此可见，相比起20世纪元结研究，21世纪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特点，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元结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关于元结生平、作品的考订虽然精细化，但过于琐碎。随着域外文献的回流和地志文献的挖掘，元结生平的系统考证或者元结年谱的重新编订需提上日程。二是关于元结思想与文学思想方面的研究虽然已深入，但重复研究较为普遍，不少篇章难出新意。对于元结“漫家”思想的独创性及其对思想史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文学思想中复古研究较多，创新研究偏少，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三是分体研究虽逐渐呈现出系统化倾向，乐府诗、《箧中集》、山水游记、序体文、表文等研究较多，但元结所涉及文体极多，诸如楚辞体、七言诗、辞赋、谟、述、规、箴、书、策问、议、论、说、辩、赞、墓表、状等都有创新，但研究者甚少，还可以进一步全面研究。四是虽然比较研究新意迭出，但侧重在元结与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实际上元结与当时复古主义作家诸如独孤及、萧颖士等人的主张与创作还是呈现出较大差别；元结与宋代作家的比较较多，但与元明清时作家比较极少，元结在元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较少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视野还较闭塞，西方一些成熟的研究方法很少运用于元结研究中，如能运用新方法研究传统问题，必能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五是地域研究虽然火热，但呈现出极不平衡状态，部分地域的研究呈现出空档。诸如元结曾在安史之乱后避乱瀼溪，后在平刘展之乱时又领兵九江，在瀼溪创作了不少诗文，然江西瑞昌地区很少有学者对元结作深入研究；元结在鲁山、鄂州、连州、梧州的诗文创作也较少受到关注，在地域研究上还有较大空间。六是元结在永州摩崖石刻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对于对整个南岭民族走廊摩崖石刻及地方文化影响的研究还欠深刻，缺乏大局观；同时，在研究元结摩崖石刻时仍偏重于文献整理和艺术研究，学者在推动摩崖石刻与地方人文景观重构上的影响力甚微，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摩崖石刻相比起其他人文景观的建设严重滞后，尚需学者与地方政府部门紧密合作，推动摩崖景区的重新规划与构建，进而推动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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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聂文郁：《元结诗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杨承祖：《元结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2002年版。

[3] [日]加藤敏：《元结における“漫叟”の视座について》，《千叶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2009年总第57卷，第396—388页。

[4] [韩]：《取号唐代自我意识-王绩 白居易，元结》，《》2015年第34辑，第325—346页。

[5] 刘志强：《元结“率家避难”事探析》，《平顶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61页。

[6] 胡娟：《元结祁阳浯溪行迹考》，《今古文创》2020年第23期，第48—49页。

[7] 徐希平、彭超：《元结与杜甫关系再探》，《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84页。

[8] 谷重：《元结重修舜庙并置相关碑刻考》，《中国书法》2018年第7期，第134—137页。

[9] 肖献军：《中古文化遗址勘定的意义与方法——以柳宗元、元结永州文化遗址勘定为例》，《今古文创》2020年第33期，第56—57页。

[10] 高翠霞：《〈元次山集〉版本源流考》，《唐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62—63页。

[11] 丁蒙雅：《元结著作版本考述》，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4年。

[12] 彭小乐：《〈元次山集〉版刻源流考》，《新世纪图书馆》2015年第6期，第82—85页。

[13] 戎姝阳：《〈元次山集〉版本源流研究》，《长江丛刊》2018年第3期，第7—9页。

[14] 胡娟、肖献军整理：《〈元次山集〉版本四种》，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

[15] 唐忠勇：《元结之忠》，《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第26页。

[16] 乔凤岐：《元结的君道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47页。

[17] 罗浩刚：《元延祖对元结的影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2—73页。

[18] 罗浩刚：《“漫家”元结的墨学色彩》，《社科纵横》2012年第7期，第75页。

[19] 彭小乐、王素敏：《论先秦诸子思想对唐代鲜卑族后裔元结的影响》，《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第197页。

[20] 彭小乐：《论唐代鲜卑族后裔元结的吏治思想》，《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第188—191页。

[21] 彭小乐：《论唐代鲜卑族后裔元结山川铭的道德劝诫》，《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1期，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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