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消费空间：创作传播的辅助推动力

清代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朝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超前代，出版业亦在清代走向繁荣。书籍种类丰富、流通畅达，由此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化消费空间。蒙古族诗人活跃在文化消费空间之中，他们购买、收藏、交换、鉴赏，并以作者身份出版诗集，参与市场流通。文化消费空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文化的循环滋养，帮助他们保持创作传播的热情。可以说，文化消费空间是蒙古族诗人创作传播的辅助推动力。

一 文化消费空间的成熟

清代出版业延续明代，大体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的核心力量在京师。紫禁城专设武英殿修书处，武英殿刻书，一为官方藏书，二为赏赐示恩，三为政府公务，四为对外售卖。乾隆三年（1738），高宗明确提出，武英殿、翰林院、国子监的书板应允许人刷印。[83]至于地方，康熙四十四年（1705），曹寅奉圣祖之命，在扬州城北天宁寺创办扬州书局，隶内务府。同治以后，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江苏书局、江西书局等陆续开设，重刊经史，意图恢复江南等受战乱影响较深的地方的文化面貌。地方书局在光绪年间进一步扩大，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翻译西学的官书局建立，光绪二十四年（1898）设立译书局。

乾嘉私人刻书盛行，《书林清话》对此多有记录：“当时则有阮文达元《文选楼丛书》，则兼收藏、考订、校雠之长者也。顾修《读画斋》，李锡龄《惜阴轩》，……多者数百种，少者数十种，皆校勘家也。”[84]除好刻丛书，时人还热衷刊刻乡邦郡邑之书，“力大者举一省，力小者举一郡一邑。然必其乡先辈富于著述，而后可增文献之光”[85]。至于坊刻，则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叶德辉以为，同治以后，“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自学校一变，而书局并裁，刻书之风移于湘、鄂，而湘尤在鄂先”[86]。

民间出版的书籍种类相当丰富，据吴世灯《清代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福建四堡刻书见到实物或有文献记载的有667种，经去重后，共489种，其中文学类则有历代文人诗文、宋词、元曲、小说。[87]文学类书籍深受市场欢迎，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郡中剞劂匠多刻诗词戏曲为利。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88]又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89]可见出版效率极高。

出版业，和图书市场、读者购买力息息相关。江南刻书独占鳌头，同时江南的文化底蕴最为丰厚，经济发展亦领先于全国。根据郑士德考证，清代可考的苏州书坊和家刻单位约107家，加上无锡、常熟书业共达118家。[90]北方唯有北京凭借政治优势能与之抗衡。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北京共有书坊112家。[91]集中在内城隆福寺与宣武门外琉璃厂。[92]《琉璃厂小志》载：“琉璃厂书市发展时期，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之日起。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93]可以说，京师是北方最为成熟的文化消费空间。

出版业的繁荣象征着文化的繁荣，文人自然是受益者。法式善是厂肆的常客，他在《陶庐杂录》中说：“十年前，余正月游厂，于庙市书摊买宋明实录一大捆，虽不全之书，究属秘本。”[94]《郎潜纪闻》记载：“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95]逛书市、买书是士大夫中流行的文化活动。《天咫偶闻》记录：“至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骏，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96]成熟的文化消费空间为诗人创作传播提供了保障。法式善在《重刻有正味斋全集序》中指出，吴锡麒“名重中外，诗文集凡数镌板。贾人藉渔利致富，高丽使至，出金饼购《有正味斋集》，厂肆为一空”[97]。由作品流通获利，显然也可以帮助诗人保持创作传播的热情。

二 蒙古族诗人的出版意识与行为

陶冶在成熟的文化消费空间，蒙古族诗人自然生成了刊刻出版的传播意识。贵成、恭钊[98]、崇彝等人皆是自刻诗集。而法式善对待出版最为慎重。他第一次决定刊刻诗集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检箧中凡得三千余首，吾友程兰翘、王惕甫皆为甄综之，汇抄两大册，寄袁简斋前辈审定，简斋著墨卷首，颇有裁汰。洪稚存编修又加校勘，存者尚有千余篇。其后，汪云壑同年掌教莲池书院，合前后诸抄本皆携往，许为编次作序。余屡以书促之，云壑但求缓期。……云壑以谓：‘商定文字，不可草草，当平心静气出之。’……云壑死，余诗不传矣。”[99]由这段叙述可知，第一，初时法式善存诗三千余首，而经袁枚裁汰后，剩千余篇，可见删减幅度，时人对出版的认知较为一致，力求存精去粗。第二，出版前法式善先请程昌期[100]、王芑孙[101]拣选、汇抄，再请袁枚审定，洪亮吉校勘，最后又请汪如洋[102]编次作序，法式善力图精益求精，足见他对出版极为看重。第三，参与出版过程的几位人士，皆为乾嘉时期的名宿，料想法式善是要增加诗集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诗集如若出版将是诗坛重量级成果。但是，法式善的出版步骤太多，又分别找人执行，增加了诗集丢失的风险，天意弄人，法式善意欲传播的精心之作反而不传。

自诗集丢失后，他靠着友人整理和自己回忆，勉强凑诗十卷，而“前此兰翘、惕甫、简斋、稚存、云壑所点窜欣赏诸长篇，多不在其中。……丁巳以后，乃每年录为一册，手自排次”[103]。后来法式善虽然创作不断，但并不热衷于出版，他的弟子彭寿云曾云：“泾上吴孝廉文炳敦请全集付梓，师却之。……春堂自楚北书来，娓娓千言，请任剞劂之役，师答书不许。程素斋邦瑞自扬州来，乞刻全集，赋诗辞之。”[104]而由于他名声在外，读者对其作品有一定的需求，所以在他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阮中丞元刻于广州，吴庶子鼒、陶明府章沩刻于京师，黄布衣承刻于淮阳，皆非全本”[105]。最终弟子联手，未经法式善许可，出版了《存素堂诗初集》。王墉在题记中云：“存素堂诗七千余首，兹录存者，吴兰雪、查梅史选本也，彭石夫寄自京师，受业弟子王墉校刊于湖北德安官署，时嘉庆丁卯孟夏。”[106]法式善对此非常不满，“此版刊于湖北，德安王春堂守御雅意也。刻手既不佳，重复讹误，时复有之，删增非余意。已致书春堂，版藏之不可刷印，以彰余短。及门中必有欲得此者，识数语为忏悔欤”[107]。嘉庆十七年（1812），王墉又刊刻《存素堂诗二集》六卷本，序云：“辛未，詹止园明府奉差入都，托请文与诗并刻，未允。止园再申意，仅付诗六卷缄縢。”[108]此次法式善勉强答应。至于《存素堂文集》，法式善自序是程子素来京过访，将其文抄成副本，回扬州后，告知法式善将出版，法式善全然不知，并欲制止，但镌刻已过半，只好“致书素斋勿以余文轻示人”[109]。法式善逝后，阮元刊刻《存素堂诗续集录存》九卷本，又亲写法式善年谱附于续集之首。[110]法式善诗集刊刻，未能再经裁汰校勘，这也导致作品泥沙俱下。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111]可见慎重对待出版是文人传统。托浑布自刊诗集，曾请李嘉端校阅。[112]升允[113]的《东海吟》在日本出版，标有“乙亥之春善邻书院刊行”字样，封底写昭和十年七月五日印刷，八日发行，由小林活板所印刷。在宫岛大八写的序中，提及升允在日本三年，出诗若干卷，嘱咐他取舍随意。宫岛辑为一卷出版。[114]由此推断，宫岛曾删减升允之作。但事实上，诸多因素干扰，慎重出版往往说易行难。即使是白居易与元稹相约“今且各纂诗律，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亦“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115]。法式善虽有愿裁汰而终未行，其余诸人更难以做到。相当一部分蒙古诗人的作品是在逝后出版：博明《西斋诗辑遗》是嘉庆辛酉（1801）由外孙穆彰阿镌，梦麟[116]《梦喜堂诗》是吴门穆大展镌，和瑛《易简斋诗钞》由其子奎昌、壁昌刊，文孚[117]《秋潭相国诗存》乃张祥河刻，谦福[118]《桐华竹实之轩诗草》由其兄恒福出版，锡缜[119]《退复轩诗》《退复轩试帖未弃草》由其子龄昌刊刻，恩泽《守来山房櫜鞬馀吟》是宣统元年王闿运刻。咸丰三年（1853）柏葰刊刻了《薜箖吟馆钞存》诗六卷、赋二卷，戊午科场案后，柏葰被杀，其子钟濂在同治三年（1864）再版了《薜箖吟馆钞存》，将柏葰在咸丰四年（1854）至八年（1858）的创作纳入，辑为诗八卷赋二卷。由后人刊刻总是尽可能求全，很难再删减。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族诗人的作品曾在市场畅销，但它们确实会成为商品。白衣保《鹤亭诗稿》由学生拖克西图刻于道光丙申（1836），收藏家在封面写乙巳十月初三买，价格是二百文。和瑛的《西藏赋》成于嘉庆二年（1797），但李光廷在同治甲戌（1874）八月写：“余在都，与公曾孙锡佩韦卿同事吏部者数年，不知公有著作，此本为陈兰甫买自书肆，举以寄赠者，而韦卿已卒于川东道任矣。因抄丛书亟以著录焉。”[120]锡佩乃和瑛曾孙。《天咫偶闻》提到法式善身后，“所藏书籍字画，出卖殆尽。光绪中，其家又将著述之板，举而尽售。为一书肆所得，印行于市，价为之顿贱，然止《诗集》及《清秘述闻》《槐厅载笔》三种。后为志伯愚锐、崔盘石永安二君购其板，藏之翰林院中”[121]。这些记录都说明诗人作品在流通，他们或其后人多少都会因此受益。

至晚清几乎每一个创作者都具有了出版意识，出版也更容易实现。诗人随写随刻，一版再版。旺都特那木济勒[122]的《如许斋集》，光绪乙酉（1885）刻，分为《公馀集》《公馀集续编》《窗课存稿》，而后二集曾在光绪辛卯（1891）刊刻。三多《可园诗钞》附《可园诗钞外一北行诗录》《可园诗钞外二柳营谣》《可园诗钞外三缀玉集》《可园诗钞外四倦游集》，此四集都曾单独刊刻，《北行诗录》中的部分作品又被选入《可园诗钞》。三多还刻有《东游诗词》《可园文钞》，去世后门人刻《粉云庵词》。延清[123]更是随写随刻的典型代表，作品集包括《奉使车臣汗纪程诗》《庚子都门纪事诗》《锦官堂诗草》《锦官堂诗续集》《锦官堂试帖》《来蝶轩诗》《蝶仙小史汇编》等12部。

但也必须指出，在出版业已成普及之态，大量诗人都可以刊刻诗集的背景下，还是有一些蒙古族诗人因缺乏出版意识未能留下诗集。蒙古贵族中，循郡王府额驸丹巴多尔济，僧格林沁的孙子那尔苏和博迪苏，那尔苏之子阿穆尔灵圭，在史料记载中皆是能诗之人，惜无别集传世。他们若想刊刻诗集实非难事，缺少出版意识应是主要原因。另外，外界诸多变数也常常使得作品难以流传，燮清[124]《养拙书屋诗选》现存版本，是光绪二年（1876）晚香堂印。负责刊印的堂侄延钊在跋中记录：燮清的《养拙书屋诗》多散佚，《六壬明镜》《奇遁元真》诸书也都散佚了。燮清诗稿曾刊于咸丰壬子（1852），翌年城破版毁。原稿本辗转流传。[125]文孚为国栋的《偶存诗钞》写跋，提及国栋在淮南时，其诗稿曾被吴洵士先生刊之，后镌板散失。子文孚得遗稿，重刊于嘉庆二年（1797）。[126]清瑞[127]《江上草堂诗集》刻于道光年间，因战乱原板散失，家中藏钞本，辛亥革命后，孙子云书刊于1917年。[128]散佚，或原板不存也是古代文人作品流传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不论是京师还是江南，成熟的文化消费空间都滋养了蒙古族诗人的创作生涯。他们看到文化消费空间的繁荣，自然明白刊刻出版对诗人的重要性，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尽力刊刻诗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诗集才得以流传至今，为今人走近他们保留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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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是：色冷、牧可登、奈曼、保安、诺敏、国柱、国栋、博卿额、梦麟、福明安、永慧、博明、雅尔善、广顺、嵩贵、和瑛、法式善、白衣保、松筠、托浑布、柏葰、倭仁、瑞常、花沙纳、谦福、柏春、清瑞、恩泽、贵成、燮清、来秀、锡缜、锡珍、恭钊、延清、荣庆、瑞洵、彭年、三多、升允、崇彝。笔者排除了一些无法查证的诗人，例如《熙朝雅颂集》卷一百二载保泰，字砺堂，蒙古人，累官兵部侍郎，但一直到嘉庆朝结束，没有名叫保泰的兵部侍郎。身份信息过于简单之人亦不在列，例如永龄、永清，《熙朝雅颂集》仅载表字，没有研究意义。

[2] [美]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60页。

[3] 铁保辑：《钦定熙朝雅颂集》，赵志辉校点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4] 参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1、345页。《清实录顺治朝实录》也可以提供佐证。

[5] 铁保辑：《钦定熙朝雅颂集》，赵志辉校点补，第350页。

[6] 杨锺羲：《雪桥诗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7] 参见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9—150页。

[8]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

[9]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1，《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页。

[10]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1，《清实录》第3册，第112页。

[11]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0，《清实录》第3册，第175页。

[12]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47，李洵、赵德贵主点，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4页。

[13] 白衣保，字命之，号鹤亭，又号香山，蒙古镶黄旗人。曾任蒙古镶黄旗印务章京，乾隆十四年（1794）官荆州镶黄旗蒙古佐领，升右翼协领。

[14] 白衣保：《鹤亭诗稿》，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15]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49，第953页。

[16]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49，第949页。

[17]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翰林院侍读学士春台奏颁咸安宫官学书籍事》，乾隆二年九月十二日。

[18]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

[19]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绥远旗志、京口八旗志、福州驻防志（附琴江志）》，马协弟、陆玉华点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页。

[20] 徐苏：《京口旗营述略》，《镇江高专学报》2012年第1期。笔者按：根据《光绪丹徒县志》，当地有去思书院、鹤林书院、宝晋书院。《光绪丹阳县志》，有鸣凤书院。《嘉庆溧阳县志》有平陵书院，《光绪溧阳县续志》有南麓书院，《民国重修金坛县志》金沙书院。镇江府下辖各县均没有敷文书院，敷文书院在杭州。

[21] 希元、祥亨纂：《荆州驻防八旗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22] 铁保（1752—1824），字冶亭，号梅庵，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两江总督，嘉庆十四年（1809）被免职。

[23] 法式善：《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4页。以下引用法式善诗歌皆出自此集，不另注。

[24] 《批本随园诗话批语》，袁枚《随园诗话》，顾学颉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3页。

[25]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6页。

[26] 玄烨：《升平嘉宴同群臣赋诗用柏梁体》，《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82页。

[27]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198页。

[28]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198页。

[29]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179页。

[30]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68页。

[31]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199页。

[3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0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09页。

[33]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68页。

[34] 博明，字希哲，号晰斋，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蓝旗。乾隆壬申（175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云南迤西道。存有《西斋偶得》。

[35] 法式善：《成均同学齿录序》，《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1032页。

[36] 《十朝诗乘》卷十记载，九家者，钱塘吴锡麒，长乐梁上国，蒙古法式善，长洲王芑孙，南丰雷维霈，灵石伺兀娘、何道生，江阴王苏，大庾李如筠。龙顾山人：《十朝诗乘》，卞孝萱等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37] 支恒荣：《锦官堂试帖序》，《锦官堂试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38] 柏葰（？—1859）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因“戊午科场案”被杀。

[39] 花沙纳，字毓仲，号松岑，蒙古正黄旗人。道光壬辰（1832）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左都御史。有《东使吟草》等诗集。

[40] 倭仁，号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己丑科（1829）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41] 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47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

[42] 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47册，第528页

[43] 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47册，第531页。

[44] 和瑛，原名和宁，避宣宗讳改，字太葊、太庵，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清史稿》列传一百四十有载，乾隆辛卯（1771）进士，历官安徽太平知府，四川按察使，安徽、四川、陕西布政使。五十八年（1793）充西藏办事大臣。嘉庆朝又历官理藩院侍郎，工部、户部侍郎，山东巡抚，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尚书。

[45]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他在官场多年，职位变换频繁，仅在边疆就任过库伦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伊犁将军、察哈尔都统、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职，逝后祀伊犁名宦祠。

[46] 和瑛：《西藏赋》，嘉庆刻本。

[47] 李光廷（1812—1880）字著道，号宛湄，宛湄轩，止庵，番禺人。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工诗及骈散文，尤精研史学地理。

[48] 和瑛：《西藏赋》，嘉庆刻本。

[49] 松筠：《镇抚事宜》，道光三年（1823）刊本，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之七十七》，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09页。

[50] 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51] 托浑布，字子元，号安敦、爱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嘉庆己卯（1810）进士，历官湖南安化、湘潭知县，福建兴化府知府，福建督粮道，直隶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

[52] 托浑布：《瑞榴堂诗》，《清代诗文集汇编》600册，第495页。

[53] 刘逸生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54] 潘衍桐编纂：《两浙輶轩续录》卷36，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2页。

[55] 瑞常（？—1872），字芝生，号西樵，蒙古镶红旗人，承袭恩骑尉，道光壬辰（1832）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著有《如舟吟馆诗钞》。

[56] 贵成，字镜泉，马佳氏，蒙古正白旗人，道光癸卯（1843）举人，庚戌恩科（1850）翻译会试中进士，历任户部员外郎、堂郎中监督仓务，简放热河兵备道。著有《灵石山房诗草》。

[57] 三多，字六桥，蒙古正白旗，蒙古钟木依氏。官至库伦办事大臣。著有《可园诗钞》等。

[58] 瑞常：《如舟吟馆诗钞》，光绪年间刻本。本章所引瑞常诗歌均出自此集，不另注。

[59] 参见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60] [美]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61] 三多：《可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2册，第594页。以下引用三多诗歌皆出自此集，不另注。

[62] 贵成：《灵石山房诗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5册，第460页。

[63] 陈衍：《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64] 朱彭寿：《旧典备征 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2页。

[65]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46页。

[66] 吴庆坻：《蕉廊脞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页。

[67] 戴璐：《藤阴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68] 赵慎畛：《榆巢杂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0页。

[69]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1页。

[70] 《藤阴杂记》卷十记载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法式善组织的陶然亭雅集。

[71] 见于法式善的诗歌《九日李墨庄主事杨蓉裳员外招同人集陶然亭》，《法式善诗文集》，第319页。

[72] 见于法式善的诗歌 《陈曼生鸿寿招同人陶然亭雅集》，《法式善诗文集》，第363页。

[73] 见于法式善的诗歌《陈石士胡书农孙平叔陈范川徐星伯五编修招集陶然亭》，《法式善诗文集》，第725页。

[74] 戴璐：《藤阴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75] 法式善：《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176页。

[76] 戴璐：《藤阴杂记》，第54页。

[77] 钱泳：《履园丛话》，张伟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9页。

[78] 钱泳：《履园丛话》，张伟点校，第519页。

[79] 戴璐：《藤阴杂记》，第141页。

[80] 朱彭寿：《旧典备征 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2页。

[81] 崇彝（1890—？），字泉孙，号巽庵、梅坞，别署梅坞散人、选学斋主人，巴鲁特氏，隶属蒙古正蓝旗，柏葰之孙。今存《选学斋诗存》四卷，光绪刻本；《选学斋集外诗》一卷，民国刻本；《枯肠词》一卷，1940年铅印本。

[82] 崇彝：《选学斋诗存》卷二，光绪刻本。

[8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0，《清实录》第10册，第130页。

[84] 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85] 叶德辉：《书林清话》，第190页。

[86] 叶德辉：《书林清话》，第191页。

[87] 吴世灯：《清代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叶再生编《出版史研究》第二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88] 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6页。

[89] 李斗：《扬州画舫录》，第180页。

[90] 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91]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页。

[92]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50页。

[93]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4] 法式善：《陶庐杂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页。

[95]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2页。

[96]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97] 法式善：《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7页。

[98] 恭钊，字仲勉，号养泉，廪生，三等侍卫，咸丰间任甘肃西宁道。

[99] 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原序》，《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8页。

[100] 程昌期，字阶平，号兰翘，江南歙县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探花，官至山东学政。

[101] 王芑孙（1755—1817），字念丰，号惕甫，又号楞伽山人。江苏长洲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举人。以学问、文章、诗歌闻于世。

[102] 汪如洋（1755—1794），字润民，号云壑，浙江秀水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状元，官至云南学政。

[103] 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原序》，《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8页。

[104] 彭寿山：《彭寿山跋》，《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650页。

[105] 彭寿山：《彭寿山跋》，《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650页。

[106] 王墉：《王墉题记》，《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3页。

[107]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中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6页。

[108] 王墉：《存素堂诗二集六卷本王墉序》，《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658页。

[109] 法式善：《法式善自序》，《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1017页。

[110] 阮元：《存素堂诗续集录存九卷本阮元序》，《法式善诗文集》，刘青山点校，第659页。

[111] 白居易：《与元九书》，《全唐文》第3册卷67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3054页。

[112] 托浑布：《瑞榴堂诗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0册，第528页。

[113] 升允（1858—1931），字吉甫，号素庵，多罗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历官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陕甘总督等。今存《东海吟》一卷拾遗一卷，日本善邻书院1935年铅印本。

[114] 升允：《东海吟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7册，第206页。

[115] 白居易：《与元九书》，《全唐文》第3册卷675，第3053—3054页。

[116] 梦麟，西鲁特氏，字文子，号谢山，又号午塘、喜堂，蒙古正白旗人。乾隆乙丑（1745）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官至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病逝前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存有《大谷山堂集》。

[117] 文孚（？—1841），字秋潭，嘉庆年间以国子监生考取内阁笔帖式，历任吏部尚书，实录馆总裁，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谥文敬。

[118] 谦福，字吉云，号小榆，蒙古镶黄旗人，额尔德特氏，道光乙未（1835）进士。

[119] 锡缜，原名锡淳，字厚安，号渌矼，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官至江西督粮道。著有《退复轩诗文集》。

[120] 李光廷：《西藏赋跋》，《西藏赋》，嘉庆刻本。

[121]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122] 旺都特那木济勒，字衡斋，乌梁海氏，喀喇沁札萨克郡王。

[123] 延清（1846—？），巴哩克氏，字子澄，号小恬，一号梓臣，京口驻防，系蒙古镶白旗人。

[124] 燮清，字秋澄，奈曼氏，蒙古正黄旗人，京口驻防。存有《养拙书屋诗选》。

[125] 燮清：《养拙书屋诗选》，清晚香项氏钞本，鸿宝斋书局1936年影印。

[126] 国栋：《偶存诗钞》，嘉庆刻本。

[127] 清瑞，字霁山，瓮鄂尔图特氏，京口驻防，蒙古正白旗人，著有《江上草堂诗集》。

[128] 清瑞：《江上草堂诗集》，民国六年（1917）沈阳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