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研究
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中国自从推行改革开放以来面向海洋的发展密切相关，有许多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也因此将这种发展形象地称为当代中国的“海洋转型”（Maritime Transformation）。[1]总体上看，当代中国面向海洋发展的背后实际上有两重内在动力：一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中国陆上疆界的日趋稳定，而正是这种稳定才使当今的中国有可能集中精力向海洋谋求发展；二是中国自从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业已产生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使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全球范围的资源和市场。[2]与此相对应，“海洋转型”在促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日益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究竟应选择向陆发展还是向洋发展？海上力量的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面向海洋的发展趋势将会对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产生什么影响？
所有这些与中国当下及未来的繁荣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大战略”的范畴，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分析，也因此需要有一种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澄清思路的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大战略是一个超越了单纯军事战略的现代战略概念，历史上首次对此予以系统阐述的，是20世纪前期英国最著名的军事史学家兼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哈特明确指出，“大战略的任务就是要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确定的目标”。[3]尽管哈特之后的许多学者对大战略的概念不断地进行拓展和延伸，但这些修正并没有根本脱离哈特划定的范围。在哈特对“大战略”的界定中，主要有三个关键点：目标、手段及两者间如何进行协调，即大战略本质上是有关目标如何确立、资源如何动员及两者如何进行协调的一种艺术。这里的“艺术”就是指任何形式的大战略理论都不可能是一种类似数学公式那样的刻板教条，而只是一种旨在帮助决策者提高认知水平的理论分析框架。[4]这也是大战略研究不同于其他国际关系研究的独特之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以来，由于美苏冷战的有力推动，大战略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战略研究一直深受肯尼斯·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促进大战略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使它带上了某些根本性的缺陷。总体上看，那些以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大战略研究，一般都以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为核心变量，尽管其他因素（尤其是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可以作为干扰变量而存在，但这些变量并不能影响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对这类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研究者一般都是从国内变异中寻求解释，这点也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在理论上，要认清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大战略分析框架的内在弊端，首先涉及的，就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理论问题，即“经典路径”（Classical Approach）与“科学路径”（Scientific Approach）两者的分歧。对这种分歧的认识不仅有助于理解按照实证科学标准构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弊端，而且有助于把握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理论的特质。[5]
一 “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经典路径”的首要代言人是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英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科学路径”的代言人当时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6]相比而言，卡普兰的名字已经近乎被遗忘，他的著作也早就已经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但布尔的名字却随着“英国学派”的发展不断出现，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不仅如此，就第二次论战而言，虽然“科学路径”后来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但卡普兰的文章却很少被人提及，反倒是布尔的文章不断被人加以引用。[7]作为“英国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德利·布尔的主要成就不仅在于对“国际社会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而且在于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与大多数研究者不同，赫德利·布尔界定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是指人们可以提出的“有关国家间关系，或有关更广泛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的，一整套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所谓“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实质上是指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的两种不同路径。[8]
值得注意的是，赫德利·布尔于1966年发表的那篇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为经典路径辩护”的文章虽然一直被后世的研究者不断加以引用，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者对他阐述的“经典路径”一直都存在着两个错误认识：一是将“经典路径”与历史研究绝对等同起来；二是将理论构建路径与具体的研究方法混为一谈。在冷战后第三次论战背景下，“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之争往往被归为“史学”与“科学”两种不同知识类型之争。这种看法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将理论构建路径之争简化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统一性”之争（即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是否适用于同一种研究方法），而且在于将作为理论构建路径的“经典路径”与历史研究绝对等同起来，而这恰恰是赫德利·布尔明确排斥的理念。除“经典路径”与历史研究的等同外，对这两种理论构建路径之争的另一种错误认识，就是将这两者与具体的研究方法混为一谈。这种错误认识虽然在西方也同样存在，但主要存在于当今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翻译造成的歧义，二是对“科学”认识上的狭隘。[9]
赫德利·布尔是极少数强调历史与理论并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国际关系实践的具体特征，更在于其是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伴侣，即历史研究不仅是理论命题的重要来源和理论检验的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而揭示这种历史对理论的理解与批判都非常重要。[10]布尔虽然强调历史研究的意义，却认为历史研究并不能够取代理论研究，即必须要摒弃那种认为“国际关系只能且必须以历史研究的方式进行”的看法。因为理论研究不是历史研究，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厚重的历史分析作为支撑，但任何历史研究都包含了不同程度的理论思考。[11]布尔界定的理论研究有两重目的，一是批判性分析，二是理论的构建。首先，任何有关世界政治的讨论都包含了许多含蓄的前提，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辨别、阐述和修正这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前提；其次，理论研究还必须关注理论的构建，即研究者不仅要探究理论前提和理论论断的有效性，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系统且牢固的知识体系。[12]
将“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之争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虽然在西方学界也存在，但目前主要存在于当下中国学界。Classical Approach和Scientific Approach在中文语境中一直被译为“经典方法”和“科学方法”。这种译法上的不准确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那些没有条件或没有能力参考英文原著的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上的歧义，即造成他们将两种不同的理论构建路径之争与具体的研究方法混为一谈。不仅如此，那些力图在中国倡导“科学路径”的学者，其初衷是希望将那些低水平研究排挤出学术主流，从而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所谓“科学方法”似乎为此提供了一种足够有力且足够公正的话语。但问题是，这种想法固然是可贵的，却与“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之争毫无关联，这两种构建路径都符合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标准。按照布尔的界定，这两种理论构建路径的论争焦点，就在于究竟哪一种路径能够对国际关系进行更好的理论化概括，这不仅涉及具体的理论形态，且更涉及是否有助于人们对实践的认知，这也就意味着，这两种路径与具体研究方法存在着本质不同。[13]
按照赫德利·布尔的界定，“经典路径”乃是一种“源自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的构建理论的路径，这种路径的首要特征是明确地依赖判断力的实施和一系列前提假定，即如果我们拘泥于严格的验证或检验的标准，那么对国际关系便很难能提出多少有意义的见解；而有关国际关系的任何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也因此必定是来自一种在科学上并不完善的感知或直觉的过程；与其来源的不完善相对应，这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最多也只能是尝试性和非结论性的”。[14]与采用“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相比，那些采用“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其命题要么是基于逻辑上或数学上的证据，要么是基于非常严格的经验性检验程序”，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那些采用“科学路径”的研究者，要么将“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斥之为毫无价值，且明确将自己看成是一门全新科学的开创者”，要么是勉强承认“采用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聊胜于无”，但这两种人都是相信自己的理论将取代以往的理论。[15]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分歧涉及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即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理论及这种理论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知识？
确切地说，“科学路径”力图构建的是由一系列有内在逻辑联系且旨在解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命题或假设构成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当代最杰出的代表，也就是肯尼斯·沃尔兹按照实证科学标准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这也是沃尔兹的理论一出世便风靡整个国际关系学界的原因，而且其影响至今仍然可观。[16]与此相反，“经典路径”力图构建的乃是一种思辨（哲学）性的旨在对现象的意义进行诠释或理解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当代最杰出的代表，实际上是赫德利·布尔创立的“国际社会理论”，而这点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采用“经典路径”创立的“国际社会理论”虽然不曾极度风靡，却能够日久弥新且长盛不衰。[17]按照布尔的界定，衡量“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高低优劣的标准，关键就是看哪种路径能够对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国际关系更好地进行理论化的总结和概括，而这点则要取决于国际关系实践本身的性质。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肯尼斯·沃尔兹的最大错误之处，在于将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缺少实质性进步的根源“归咎于理论家自身，而不是问一问这种失败是否源自这个领域（国际关系）的本质。即我们是否有可能构建一种有关不确定行为的理论”。[18]
“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的分歧，确切地说，也正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经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间的分歧，这两种理论对现代大战略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当代大战略研究的影响，集中地体现在当代许多大战略研究者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为主要自变量，尽管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尤其是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在具体研究中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而存在，但这些变量并不能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对这类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研究者一般都是从国内变异中寻求解释。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当代大战略研究的影响，乃是通过三位学者的成就得以体现的，即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美国著名学者型外交家乔治·凯南和美国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这三位战后历史上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不仅对战后的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大战略理论）的发展，而且对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对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曾经推行的遏制战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
二 “结构理论”与大战略研究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进程的代表性成就，沃尔兹创立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这种理论赖以构建的思想基础之一，是源自亚当·斯密且经过保罗·萨缪尔森改造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沃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根本效应的界定和阐述，实际上正是建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市场之类比的基础上的。[20]然而，沃尔兹提出的这种类比实际上难以成立，这不仅因为市场逻辑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才能够顺利运行（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缺少相应的制度条件），更是因为市场逻辑的诸种构成都是流动性的（但国际政治的构成要素则不具备任何流动性），这种缺憾也正是解释了为什么沃尔兹的理论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非空间的”。[21]沃尔兹理论的“非历史”和“非空间”的缺憾，恰恰造成那些以此为指南的大战略研究在关注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同时，普遍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的潜在含义。就大战略研究而言，这种缺陷集中地体现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有关冷战后美国应该采取相关大战略的讨论中。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彼此间虽然有许多分歧，但两者都认为安全是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由于一国的权力实际是一国安全的基础，因而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安全通常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这两种理论的论争焦点，不在于国家追求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还是安全最大化，而在于一国为确保自身安全究竟要拥有多大程度的权力。[22]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一国确保自身安全的最好办法是获得体系霸权，从而以此消除另一个大国可能对本国构成的挑战，即使在取得体系霸权后一国也不应停止对权力的追求；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大国为保障自身安全的最好做法是获得最低限度的足够权力，追求霸权只能给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安全，因为任何形式的霸权都将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抗。“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都是不同程度的“结构理论”，但两者却普遍地被研究者利用来构建某种大战略理论（也就是预测单个国家行为而不是体系性结果的理论）。而这点则使两者在冷战结束后普遍被用来回答有关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的许多问题，尽管彼此间有许多重大分歧，但具体应用到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为冷战后的美国不应寻求区域外霸权。[23]
由于解释的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因而结构理论通常都忽略了体系中不同的大国各自面临的不同环境对国家大战略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但作为有关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结论上的相似性正是某种干扰性变量（即美国是一个远离欧亚大陆且具有洲际规模的岛屿性国家）的作用造成的。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使所有国家都渴望获得全球霸权，但水体阻碍力的作用却使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是获得区域霸权而不是全球霸权；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岛国地理位置使美国没有必要对欧亚大陆推行一种霸权式大战略，因为这种战略不仅将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基础，而且可能激发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论上相似性的决定因素，实际上乃是美国特定的地理位置，即由于受天然屏障的保护，美国没有必要为安全而获得霸权。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对欧亚大陆推行的应该是“离岸制衡”战略而不是“绝对优势”战略。[24]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之所以推崇“离岸制衡”，并非因为他们认为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事态发展与美国的自身利益毫不相干，而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是有关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在面临他国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威胁时，主要行为模式是“制衡”而不是“追随”。[25]正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大国）面对霸权威胁将普遍采取制衡的行动，所以美国不仅能够让相关的地区大国首先来承担起制衡区域霸权国的责任，而且相关的地区大国采取的制衡行动也将为美国赢得充裕的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均势的变化，而这点正是结构理论家推崇的“离岸制衡”对美国大战略的真正要义。[26]作为从沃尔兹理论的构架中衍生出来的结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大战略的探讨虽然都考虑到地理因素的潜在含义，但由于地理因素在结构理论中只能作为干扰性变量而存在，因此两者都没有把握美国作为当今主导性海洋国家这一要素的政策含义，这也是“离岸制衡”从来也没有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原因。
作为不同形式的结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都没有能预见而且无法解释为什么二战后和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推行大战略模式，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结构理论依赖的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难以成立。一般来讲，由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不一定采取制衡行动，且技术进步造成的大战略运行环境变化使美国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局势的发展，因而美国要确保防止欧亚大陆上区域霸权国的崛起。非但无法在和平时期从大陆脱身，反而必须时刻保持对大陆事务的干预能力，这正是美国对欧亚大陆推行的大战略模式的内在逻辑。在理论上，结构理论之所以无法预见和解释美国对欧亚大陆的霸权式大战略，不仅是由于其理论自身的弊病，同时更在于结构理论是一种缺少时空维度的普遍理论，因而它们对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大战略运行环境的变化缺少根本把握。结构现实主义者对这种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采取的典型做法，通常都是从各种国内变异中寻求解释，而这点也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贡献。[27]
与单纯的结构理论相比，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首要出发点仍然是体系结构（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国家拥有的相对权力数量）对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提供的机遇和限制，但与结构理论不同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由于体系压力必须要经过单元层次上干扰性变量的转化”，因而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即结构并不能决定一国对外政策。[28]正因为兼容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上的两种变量，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采取一种霸权式大战略的原因。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美国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雷恩所提出的“区域外霸权理论”，这个理论兼容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的变量，前者构成了美国扩张的许可条件，后者解释了美国霸权大战略背后的动机。[29]对区域外霸权理论而言，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及其战后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虽然使美国在大战略选择上几乎享有绝对自由，但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并非由结构而是由美国的国内因素决定的，而这使美国的大战略倾向于区域外霸权而不是离岸制衡。
从严格意义上说，新古典现实主义这种以美国的霸权动机来解释其霸权行为的做法虽然并没有违反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但从根本上说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以美国的霸权动机来解释其霸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这种论证并不能够对战后美国霸权式大战略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反而预示着现实主义理论正在逐渐地演变为一种不断退化的研究纲领。[30]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同样也是从结构现实主义构架中衍生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结构理论原本在解释力上存在的某些不足，但后者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结构理论的做法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这也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31]结构理论的内在弊端（即忽略地理政治环境及其变迁对国家大战略的潜在含义）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当代大战略研究缺乏一种可用来把握超出权势分布以外的物质环境之战略含义的分析框架，而这点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那种以技术因素与宏观地理环境间的互动联系为出发点的经典地理政治学对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
三 “经典理论”与大战略研究
与肯尼斯·沃尔兹相比，二战后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出现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性人物，而这点也正是造成人们对经典现实主义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汉斯·摩根索外，二战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有三位代表性人物，即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乔治·凯南和亨利·基辛格。作为早期经典现实主义者之一，斯皮克曼在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地位与汉斯·摩根索是相同的。乔治·凯南滞留在大众记忆中的印象首先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外交家兼“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者。至于亨利·基辛格，尽管做出过非常杰出的理论贡献，但他的成就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务活动领域，而不是学术研究领域。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这三位理论家全都是按照传统的“经典路径”而不是“科学路径”来构建他们的理论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三位理论家的思想成就基本都不符合二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推崇的实证科学的标准，因此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科学性”。而这点实际上也正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三位理论家在战后国际关系学科中一直都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32]
与肯尼斯·沃尔兹相比，这三位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代表性人物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学术成就上，更体现在他们的理论对国际政治实践的影响上。作为一个与汉斯·摩根索齐名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斯皮克曼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两部著作（即《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与《和平的地理学》）不仅影响到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甚至对冷战后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33]乔治·凯南的学者身份一直以来都被他的官方身份掩盖，他不仅是美国国务院最早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及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署的第一任主管，更是美国“遏制战略”的最主要设计者。[34]亨利·基辛格不仅先后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还亲自主持实施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一次转向，这种转向的直接后果，就是苏联的瓦解和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绝对优势地位。[35]二战后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实际上也正是昭示了后世的学者对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大战略思想）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的必要性。
斯皮克曼、凯南和基辛格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对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其关键因素在于他们的理论都深刻揭示了地理政治逻辑对国家大战略的支配性作用。二战结束后，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由于被认为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除一些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外，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几乎销声匿迹。与此相对应，法国维达尔传统（The Vidalienne Tradition）在战后也同样偃旗息鼓。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批判地理政治学”的兴起才使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法国维达尔传统得到部分复兴。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真正地获得实质性发展的，乃是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外政策关切的经典地理政治学。由于“地理政治”一词在二战结束后已经成为某种禁忌，因此二战后的经典地理政治学主要是依托经典现实主义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战后三位最具代表性意义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即斯皮克曼、凯南和基辛格）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地理政治思想家，即他们继承的实际上乃是哈尔福德·麦金德的现实主义衣钵。[36]
斯皮克曼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阐述了美国介入二战的理由；二是将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均势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最终获胜，美国在军事上也不会迅速失败，因为美国太强大且拥有防御上的天然优势，无论从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要入侵或征服一个洲际规模的现代化强国将面临巨大阻碍。他指出：美国参战是因为这种防御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因为德、日两国在获胜后将会对西半球实行全面禁运，这将使美国面临严重的原料短缺并最终屈服，任何以武力打破这种禁运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37]斯皮克曼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国可能会面临的战略包围问题上。他注意到，历史上美国的安全总是同欧洲和亚洲的均势相伴的，美国受到战略包围的可能性仅仅出现过四次，其中最后一次就是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德日同盟的出现有可能颠覆“大洋对岸（欧亚大陆）的均势”，尽管美国自身实力确实非常强大，但如果必须面对一个统一的边缘地带，那么美国仍然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一个超级势力的包围。[38]
作为“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同样是一位麦金德式的现实主义者。凯南认为，美国人历来以“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前者以国家间利益和谐为前提，且力图通过国际机构实现和谐，从而将自身的安全需要从属于国际社会的安全需要；后者虽然不排斥国家间合作，但力图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需求，对国际事务进行现实和有利于自己的安排。[39]凯南相信，“普遍主义”实际是一个不适当的框架，这不仅因为它过于理想化，而且可能会使美国陷入“一种毫无结果且麻烦不断的国际议会制度的泥潭”;“特殊主义”是捍卫美国利益的一种合适方式，这种方式的要旨是设法维护国际秩序内部的平衡，从而使任何国家或集团无法主宰国际秩序。[40]由凯南提出的这种“特殊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核心，是防止足够多的权力聚集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质威胁，尽管权力可能有多种来源，但他坚持将工业军事力量看作他所处时代的国家权力的关键，并且据此确定了二战后世界上五个可能对美国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地区和国家，即北美、日本、英国、德国和苏联。[41]
正因为这五个地区均具有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潜力，对凯南而言保持美国安全的关键在于对这些地区的权力分布进行调控，其中尤其是必须防止它们聚集在一个能够威胁到世界上的岛国及海洋国家利益的单一强国控制下，而这点恰恰也正是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力图实现的根本目标。[42]凯南认为，美国的利益就在于保持内线强国间的某种稳定平衡，“以防止它们中的一个能够奴役其他国家，能够征服欧亚大陆沿海地带，能够在成为大陆强国的同时也成为海洋强国，能够动摇英国的地位，能够从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会这么做）某种对我们怀有敌意且得到欧亚内陆地区巨大资源支持的海外扩张”。[43]凯南对二战后美国安全的主张明显带有麦金德的痕迹，而且他后来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我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安全一直都是有赖于英国的地位；加拿大则是一直保持我国与英帝国间良好关系的一个特别有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则是有赖于能否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正如同对英国一样，“确保没有任何单一强国统治欧亚大陆”，对我们而言同样是必须的。[44]
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明确从地理政治角度来思考美国对外政策并对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是二战后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兼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基辛格曾经大量使用“地理政治”一词，这在《白宫岁月》一书中显得特别明显。尽管基辛格在此书中对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但他明确将“地理政治”与全球范围的均势及美国在这种全球性均势体系中永恒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而这点也正是地理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素。对基辛格来说，“地理政治”代表了一种与美国传统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对立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将美国对外政策建立在一种对国家利益的明智认识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容易导致极端并且常常是起伏不定之政策的感情基础上。对基辛格而言，这种政策意味着美国应当同中国建立起某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现实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的根本目的是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野心，即美国并非寻求在中苏两国间选择中国一方，但美中两国确实有共同抑制苏联扩张野心的必要。[45]
四 地理政治学与海洋转型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体系中主导性海洋强国兼领导者，但与此同时，美国同样继承了历史上英国对大陆均势的警觉，正是这种警觉使美国在二战后和冷战后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西欧和东亚）的政策与历史上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并没有多少本质性区别，即防止大陆核心区域出现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这也是主导性海洋强国最根本的战略利益。[46]首先，一旦某个国家取得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霸权，那么它也将获得必要的资源，从而有能力对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地位发起挑战；其次，一旦某个国家取得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霸权，那么它也将能使大陆市场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完全封闭，而后者在保持一个开放性体系上的既得利益，则要求体系中的核心区域必须保持对自己及追随者的门户开放。[47]正因为保持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强国间的均势直接关系到主导性海洋强国兼体系领导者的相对权力优势，故历史上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历来都对大陆事态保持着足够的警觉，这种警觉实际上也正是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不惜以战争方式反复卷入大陆核心区域事态发展的根源。
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美国历届政府的决策者一般都是从这种地理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苏联威胁的。1950年，杜鲁门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就曾写道，“一方面，世界人民渴望免除因核战争风险而引起的焦虑。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统治地区的任何更进一步的重大扩张，都将使集结起一个足以能够用更为优势的力量来抵抗克里姆林宫的联盟根本无法形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公民正处于极度危险中”。[48]1988年，里根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写道，“如果某个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了欧亚大陆——即通常被称为世界心脏地带的地区，美国最基本的安全利益将处于极度危险中。我们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曾进行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自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竭力防止苏联利用其地理战略上的优势来统治其西欧、亚洲和中东的邻国”。[49]即使在冷战结束后，虽然有许多美国学者一直在反复地强调美国应该要适时撤出西欧和东亚，但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都表明，美国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政策在冷战时和冷战后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延续性。
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与“结构理论”主导的大战略研究间的脱节，不仅显示出按照“科学路径”建构起来的“结构理论”的种种不足，且同时反映出当下普遍地缺少一种思考与当代国际关系实践相关的大战略问题的分析框架，而这点同样也体现在与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密切相关的研究和思考中。近年来，有许多学者都曾经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的思考，所依据的理论背景主要是现实主义。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次级理论。与“结构理论”在探讨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时的遭遇相似，这种理论也无法解决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尤其是无法为思考与当代中国“海洋转型”相关的重大政策问题提供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这些重大问题主要包括：当代中国究竟应选择向陆发展还是向洋发展？海上力量的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面向海洋的发展趋势将会对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产生什么影响？
与面向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国家一样，中国同样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强国”。这种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究竟选择向陆发展还是向洋发展？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明代中国在经历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后，出于各种原因，最终选择了“禁海”，从而丧失了一次宝贵的历史机遇。清代中国在19世纪中期同样也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论争及最终结局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当代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同样出现了海权与陆权的论争，这种论争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而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关键，是双方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和同一个框架。正是因为如此，这种论争无论有多么激烈，充其量也就是“鸡同鸭讲”，因为双方的争论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在同一个时空或同一个框架内进行的，双方无法找到任何的共同点，由于缺少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双方也都不可能有意义地阐明自身立场的依据，因此也不可能说服对方。[50]
在理论上，“海洋转型”不仅意味着一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上决定性地依赖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同时也意味着一国武装力量构成上的变化，即与海洋相关的武装力量所占比重的变化。无论从哪一种角度看，这两种类型的发展都将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产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影响，而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所有这些与“海洋转型”相配套或是“海洋转型”所必然带来的政策变化，则将会直接地关系到中国的发展能否持续。从严格意义上说，要理解和把握所有这些与“海洋转型”相配套或是“海洋转型”所必然带来的政策变化，就必须对相关政策的内涵及其可能产生的效应有一个基本认识，而做到这点的关键是必须首先确立一个与需要思考的问题相匹配的认识框架。就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要思考与当代中国“海洋转型”相关的战略问题，最值得探索的，就是二战后美国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所体现的地理政治学。[51]
作为当今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当代中国的“海洋转型”不仅将对区域秩序，而且将对全球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当代中国在海洋转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应对那些来自周边邻国的压力。当代中国海洋转型中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兼体系领导者的压力。除实力上的领先优势外，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对于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另一优势，是在防止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上与大陆上其他国家存在共同利益，这也是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能够多次成功构建大同盟的根源之一。当代中国“海洋转型”遭遇的困境并不是独有的，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海洋转型无一例外都遇到过这种双重压力，而如何应对这种压力且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恰恰是当代中国必须要认真思考和努力应对的问题。[52]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海洋转型都将是深刻影响到21世纪前期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事态，这种转型不仅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将会深刻地影响21世纪期间的亚太区域秩序乃至全球国际秩序。在理论上，当今中国的海洋转型很大程度上也将是检验中国能否在21世纪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最主要的试金石，因为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容忍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出现一个陆海两栖性强国，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都因此而无一例外地引发了现代历史上的两轮霸权战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正确地思考和应对中国在21世纪前期的海洋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与压力，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于确立一种正确的理论框架和思考范式。地理政治学对当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集中体现在这一方面。[53]
五 主要内容与框架结构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专门术语，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和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在当代中文话语语境中都算不上是完全陌生的词语，但有关三者间的区分却常常被许多研究者忽视。简单地说，地理政治学主要指那种基于历史上海权与陆权的相对重要性而阐发的一整套彼此间有密切联系的理论；地缘政治学则是指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内主要由德国“慕尼黑学派”提出的一整套有关地理空间与国家政策间关系的理论；政治地理学则是指那种力图以政治因素解释人文地理现象的现代地理学分支。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在许多具体研究中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就需要研究者对此进行非常细致的甄别，以免在研究中误入歧途。自“世纪末时代”诞生之日起，地理政治学与国家大战略间就存在密切联系，造成这种联系的关键则在于，任何大战略都必须反映客观的地理政治现实，否则将危及国家的成功乃至生存，只有那些推行了某种反映客观地理政治现实的大战略的国家，才能够获取或保持自己的相对优势，而这点也是被历史实践反复加以验证的一条真理。
对当代中国研究者而言，要准确把握地理政治学理论框架的关键，必须首先明确地理政治学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和权力变量。中文的地理政治研究中的“海权”“陆权”这些关键性术语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英文中的“Power”一词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强国”，二是指“权力或力量”。这种情况就要求中文的著译者必须要根据上下文语境对“Sea Power”或“Land Power”之类的确切含义做出明确区分，但目前绝大多数中文著译者几乎从来没有对两者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区分，而是全部译作“海权”或“陆权”，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正是造成了中文研究者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事实上，如果要真正做到与英文著作的原意相对应，中文著译者必须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分析范畴。第一类分析范畴中包含的实际上也就是地理政治学的主要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即地理政治学视野中的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Sea Power”（海上强国）、“Land Power”（陆上强国）和“Rimland Power”（边缘地带强国）。第二类分析范畴中包含的主要是地理政治学的内生性变量，这些变量大致有五种类型，即“Sea Power”（海上力量）、“Land Power”（陆上力量）、“Air Power”（空中力量）、“Space Power”（空间力量）及目前已经可以确切知晓会出现的“Cyberspace Power”（智能空间力量）。
在理论上，地理政治学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涉及的乃是第一类范畴，即海上强国、陆上强国和边缘地带强国的大战略取向，但大多数研究者在具体分析过程中通常也可能涉及第二类范畴，即涉及针对各种权力类型的分析，这种情况则要求中文的著译者要时刻注意这两类性质不同的分析范畴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两类范畴间的具体关系是：“海上强国”“陆上强国”“边缘地带强国”原则上都可能不同程度地拥有“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空中力量”“空间力量”和“智能空间力量”，但由于战略需求上的差异，这三类不同类型的强国在发展各自需要的力量类型方面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侧重。中文著译者常使用的“海权”“陆权”和“空权”确切地说属于第二类分析范畴，即它们分别等同于“海上力量”“陆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这也是所有这三个概念的首创者原本使用的含义。从严格意义上说，地理政治学在当今中国仍然处于一个艰难的起步阶段，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盲目的科学化倾向妨碍了地理政治学在中国的进步，二是研究者自身的不严谨。
本书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力图建立一种相对正确的地理政治学理论框架，从而为其他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二是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初步地探讨一下与当代中国海洋转型相关的几个主要问题。这里必须加以注意的就是：首先，本书力图展示的地理政治学理论框架，绝非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版本，而是为其他研究者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种基础的确定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当今中国战略研究水平的进步；其次，本书也并不力求为所有与当代中国海洋转型相关联的战略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些答案实际上只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渐地形成，且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而是为更有效和更深入地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比当下那些熟知的理论更为合适的分析框架。任何与当代中国在21世纪期间的和平发展相关联的理论与话题，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仓促之举，而是必须经历几代人的探索、思考与完善才能够做到了然于胸。而做到这点就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古今中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长期的认真研究和艰辛思考，且这个过程也不是任何形式的装神弄鬼和哗众取宠能够替代的。
本书除导论外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力图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地理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则主要是探讨地理政治学在具体个案中的实际运用。本书第一部分包括三章（第一、二、三章）：第一章是探讨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关系，特别是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相脱节的原因、地理政治学的现实主义本质及地理政治学不同于当代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特征；第二章主要探讨地理政治学的三个核心命题，即海洋优势与大陆核心区域均势间的共生性关系、主导性海洋强国承担大陆义务的重要性、心脏地带大陆强国战略上特有的两重性；第三章是探讨地理政治学在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定位，这其中主要是探讨地理政治学与当代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关系及其可能的贡献。本书第二部分共四章（第四、五、六、七章）：第四章主要是探讨地理政治视野中的现代国际体系运行模式，尤其是德国大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阐述的现代国际关系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模式完全不同；第五章是探讨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其中尤其是它们在发展方向选择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两难选择，这些问题不仅对历史上许多强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六章主要以历史上著名的“克劳备忘录”为起点，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初英德对抗的兴起，对这个历史问题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中国海洋转型中将面临的问题，而且对如何避免中国重蹈现代强国崛起的老路具有重要意义；第七章主要是探讨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权上面临的挑战及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些挑战与问题本质上都是与人们对海洋的“公地属性”的错位认识及由此产生的“绝对安全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论述集中体现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由美国海战学院（Naval War College）三位学者主编的著作中，参见Andrew S.Erickson,Lyle J.Goldstein,Carnes Lord,eds.,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polis,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2]Michael A.Glosny,Philip C.Saunders,Robert S.Ross,“Correspondence: Debating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No.2,2010,pp.161-175.对此问题的详细阐述，参见 Robert S.Ross,“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Prospects,and the U.S.Response”,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No.2,2009,pp.46-81; 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No.4,1999,pp.81-118。
[3]B.H.Liddell Hart,Strategy, New York: Praeger,1974,2ndRevised Edition,pp.321-322.哈特对大战略的论述最早出现在1929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他后来对该书内容进行了扩充并且以《战略论》为名于1967年出版，本书采用的相关引语都是出自哈特所著的《战略论》第二版。参见 B.H.Liddell Hart,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 Boston:Little Brown,1929; B.H.Liddell Hart,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London: Faber,1967。
[4]参见Paul Kennedy,“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in Paul Kennedy,ed.,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4; Edward M.Earle,“Introduction”,in Edward M.Earle,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viii。
[5]尽管自诞生之日起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政策影响力一直乏善可陈，但这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当代大战略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而正是这种主导地位导致了当代大战略研究的内在弊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代言人在当时分别是赫德利·布尔和莫顿·卡普兰，参见Morton A.Kaplan,“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 Vol.19,No.1,1966,pp.1-20;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 Vol.18,No.3,1966,pp.361-377。但值得注意的是，卡普兰对布尔的回应只局限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他的文章完全没有回应布尔明确提出的“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如何构建理论？”这两个根本问题，因此他们两人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一场错位的论争。真正代表“科学路径”在同一层次上与布尔展开对话的，实际上是后来的肯尼斯·沃尔兹。沃尔兹在他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从“科学路径”的视角回答了“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如何构建理论？”这两个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真正代言人应该是赫德利·布尔和肯尼斯·沃尔兹。
[7]Ole Wa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Paradigm Debate”,in Steve Smith,Ken Booth,and Mary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2.
[8]有关“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的分歧，参见 Tim Dunne,Lene Hansen,Colin Wight,“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No.3,2013,pp.405-425; Simon Curtis and Marjo Koivisto,“Towards a Second‘Second Debat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4,No.4,2010,pp.433-455; Emmand Navon,“The‘Third Debate' Revisited”,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No.4,2001,pp.611-625; 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No.2,1976,pp.101-116; Stephen George,“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Classical' and‘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ennium, Vol.5,No.1,1976,pp.28-40; Richard B.Finnega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isputed Search for Method”,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34,No.1,1972,pp.40-66。
[9]有关“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之争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史学”与“科学”之争，参见Simon Curtis and Marjo Koivisto,“Towards a Second‘Second Debate'?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4,No.4,2010,pp.433-455。有关“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之争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讨论，参见Quan Li,“The Second Great Debate Revisited: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ivid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iy009,https://doi.org/10.1093/isr/viy009。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的最权威界定仍然是赫德利·布尔1966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参见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 Vol.18,No.3,1966,pp.361-377。
[10]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R”,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No.2,1976,p.104.
[11]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n Academic Pursuit”,Australian Outlook， Vol.26,No.3,1972,p.252.
[12]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 Vol.18,No.3,1966,p.362.
[13]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属性的讨论，参见Milja Kurki and Colin W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in Timothy Dunne,Milja Kurki and S.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4-35; Jeffry A.Frieden and David A.Lak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Rigor and Relevance”,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00,No.1,2005,pp.136-156; Colin Wight,“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2,pp.23-51。
[14]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 Vol.18,No.3,1966,p.361.
[15]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 Vol.18,No.3,1966,p.362.
[16]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06,No.3,1977,p.50.
[17]Robert Jackson,The Global Covena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1.
[18]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06,No.3,1977,p.52.
[19]有关二战后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参见Nicolas Guilhot,ed.,The I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and the 1954 Conference on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Stefano Guizzini,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1998。
[20]关于这个问题，参见Jonathan Kirshner,“The Economic Sins of Modern IR Theory and the Classical Realist Alternative”,World Politics,Vol.67,No.1,2015,pp.155-183; Jonathan Kirshner,“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No.1,2012,pp.52-74。
[21]关于这个问题，参见Hans Mouritzen,Theory and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dershot: Ashgate,1998; 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2]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 Jeffrey W.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No.2,1999,p.132。
[23]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大战略研究代表性著作，参见Christopher Layne,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Norton,2001。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参见Jeffrey W.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No.2,1999,pp.128-161;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30,No.2,1978,pp.167-214。
[24]有关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这两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相关大战略问题上的理论综述，参见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有关防御性现实主义为什么会竭力推崇“离岸制衡”战略的内在逻辑，参见Christopher Layne,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有关进攻性现实主义之所以推崇“离岸制衡”战略的内在逻辑，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Norton,2001。
[25]Hans Mouritzen,Theory and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dershot: Ashgate,1998,p.27.
[26]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Norton,2001,p.235.
[27]有关“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关系，参见Brian Rathbun,“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Security Studies, Vol.17,No.2,2008,pp.294-321; 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Vol.51,No.1,1998,pp.144-172。
[28]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Vol.51,No.1,1998,p.152.
[29]Brian Rathbun,“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Security Studies, Vol.17,No.2,2008,p.296.
[30]John A.Vasquez,“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No.4,1997,pp.899-912.
[31]有关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结构理论做法存在的各种问题，参见 Bernard I.Finel,“Black Box or Pandora's Box: State Level Variables and Progressivity in Realist Research Programs”,Security Studies, Vol.11,No.2,2001,pp.187-227; 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No.2,1999,pp.5-55。
[32]有关二战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概括及主要代表性人物，参见 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Baton Rouge,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
[33]有关斯皮克曼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参见Colin S.Gray,“Nicholas John Spykman,the Balance of Power,and International Order”,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8,No.6,2015,pp.873-897; Robert Art,“The United States,the Balance of Power,and World War Ⅱ: Was Spykman Right?”,Security Studies, Vol.14,No.3,2005,pp.365-406。
[34]有关乔治·凯南的现实主义思想，参见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Richard L.Russell,George F.Kennan's Strategic Though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olitical Realist, Westport,CT: Praeger,1999。
[35]有关亨利·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参见Winston Lord,Kissinger on Kissinger: Reflections on Diplomacy,Grand Strategy,and Leadership, New York: All Points Books,2019; Mario Del Pero,The Eccentric Realist: Henry Kissinger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
[36]有关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地理政治思想与现实主义理论的关联，参见 Lucian M.Ashworth,“Mapping a New World: Geography and the Interwar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No.1,2013,pp.138-149; Lucian M.Ashworth,“Realism and the Spirit of 1919: Halford Mackinder,Geopolitics and the Realit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No.2,2010,pp.279-301。虽然从没有明确提到过“地理政治”一词，但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战略主张上来看，二战后美国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继承的实际上正是麦金德（而不是任何其他思想家）的衣钵，而这点长期以来一直都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略。
[37]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42,p.293、392.
[38]Nicholas J.Spykman,The Geography of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44,p.40.
[39]George F.Kennan,Around the Cragged Hill, New York: W.W.Norton and Company,1993,p.181.
[40]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6.
[41]George F.Kennan,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64.
[42]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7.
[43]George F.Kennan,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65.
[44]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5.
[45]Leslie W.Hepple,“The Revival of Geopolitics”,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Supplement,Vol.5,No.4,1986,p.S27.
[46]Walt W.Rostow,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0,p.543、544.
[47]有关对主导性海洋强国这一核心利益的详细探讨，参见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1962,p.58、75、166、263。
[48]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
[49]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50]有关中国明清两代的海洋能力的发展，参见：Jakub J.Grygiel,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有关当代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论争，参见：Andrew S.Erickson and Lyle J.Goldstein,“Introduction:Chinese Perspectives on Maritime Transformation”in Andrew S.Erickson,Lyle J.Goldstein,Carnes Lord,eds.,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polis,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p.xiii-xxxvi。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参见 Zhengyu Wu,“Towards Land or Towards Sea? The High-Speed Railway and China's Grand Strategy”,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6,No.3,2013,pp.53-66.
[51]“海洋转型”是国际战略研究领域新近出现的一个议题，对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理论性的探索，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案例研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历史上法国和德国进行过的海洋转型。参见 Andrew S.Erickson,Lyle J.Goldstein,Carnes Lord,eds.,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polis,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C.I.Hamilton,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1840-187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Holger Herwig,“Luxury”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1888-1918， Amherst,N.Y.: Humanity Books,1987。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讨论，参见Robert S.Ross,“Nationalism,Geopolitics and Naval Expansionism: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Rise of China”,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71,No.4,2018,pp.16-50。
[52]对历史上位于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在海洋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双重压力，最经典的讨论有两本主要著作，参见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1962; Nicholas J.Spykman,The Geography of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44。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相关历史著作可以参考，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关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的研究。这两个国家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尝试进行过海洋转型，这也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两次最接近成功的海洋转型，但最终这两次努力都在双重压力下归于失败。有关这种双重压力的讨论，请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的各章节。
[53]要理解地理政治学与二战后美国遏制战略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参考两个人的著作，一是乔治·凯南，二是与他同时代的沃特·李普曼，参见George F.Kennan,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 Walter Lippmann,U.S.War Aims, 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4; Walter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3。两位美国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和梅尔文·莱富勒的著作都极好地展示了地理政治思想对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影响，参见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