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选题意义与依据
女性问题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可谓一大热点，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主义文学、中西方妇女史、女性[1]解放问题等都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研究中国的女性解放时，学界的目光通常集中在晚清以来，并且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女性解放、男女平等之说均来自西方，而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晚明至清中期的解放女性思想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在相关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及妇女史著作中均有所涉及，但都比较零散，不成体系，不能很好地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中所生发出来的解放女性思想及其本土特征。因此，本书选取了晚明至清中期的解放女性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晚明至清中期的三百年里，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思想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早期哲学启蒙的曲折发展[2]，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解放女性思想的男性思想家，他们在其论著中对女性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既有对女性的同情、理解，也有对女性价值的肯定与赞颂，更有为女性鸣不平，大力呼唤男女平等者，此外，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具有解放女性思想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与哲学家解放女性的论述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这三百年的解放女性思想。系统地研究这些思想家的解放女性思想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通过对这三百年解放女性思想的研究，揭示社会转型中女性问题曲折的发展历程，探究中国本土解放女性思想的萌芽及其对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深远影响。采用时间顺序为写作线索，从男性视角关注焦点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到三百年来解放女性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
第二，通过对这一时期解放女性思想的研究，揭示中国早期启蒙哲学是如何通过批判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而展现出来的。同时，探讨由于哲学风气的转变，解放女性思想的表现形式在具体时段中所发生的变化，使解放女性思想与明清哲学的研究相结合。
第三，通过对一些重要女性问题的梳理，展示男性思想家的女性观，同时也揭示女性问题本身的一些特点。男性思想家妇女观往往表现出多样化甚至矛盾抵牾之处，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与思想家学术背景及个人经历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女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关于本书选题，还有如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本书选题采用了解放女性而非普遍使用的女性解放（妇女解放）一词，理由有如下两点。其一，以区别于女性作为主体自身发起的解放女性运动。据业师吴根友，女性解放的主体是女性，解放女性的主体是男性。[3]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引导者为男性[4]，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晚明至清中期男性思想家的论著中所包含的解放女性思想，而非这一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虽然后者也在研究的关注视野之内。其二，以区别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更多地意味着“妇女的解放”，其倡导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本书论题所使用的解放女性一词更加突出了女性“被解放”的意涵。
第二，区分“解放女性”与“同情女性”。在传统的女性观中，历来也不乏同情女性的声音。据陈东原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宋代的袁采即为同情妇女的第一人。[5]虽然具有解放女性新思想的思想家往往对女性充满了同情和体恤，但并不能把所有同情女性的思想都归入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之中，也不能把解放女性的内涵仅仅理解为对女性的同情、关怀。“解放女性”与“同情女性”二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解放女性的思想家也往往是出自对女性的同情，但“解放女性”本身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主要包括为女性争取普遍的人的权利，为女性鸣不平，肯定女性的价值、地位，认识到男女才德、智慧及天赋的人格平等等多个方面。
第三，关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选择。晚明至清中期具有解放女性思想的文学作品颇为丰富，从“三言”、“二拍”、《牡丹亭》到《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本书仅选取了《镜花缘》作为其中的代表，理由有如下两点。其一，《镜花缘》中所表现的解放女性思想较为集中且明确，其对女性教育、参政及社会性别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本土的解放女性思想中占有很关键的位置，这也是这一时期其他思想家那里所没有的。而其他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主题如自由婚恋意识、推崇女才思想等在本书所述的思想家那里已有相似的讨论与体现，因此本书选择了《镜花缘》的解放女性思想进行研究。其二，关于明清文学中的解放女性思想，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6]，由于笔者学识与专业所限，尚不能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故没有将其完全纳入明清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研究中。
第四，关于这一时期解放女性思想代表人物的选择，本书主要选取了对女性问题关注较多、相关论述比较丰富的李贽、唐甄、袁枚、章学诚、汪中、李汝珍、俞正燮七位思想家作为代表，但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也会涉及这一时期对女性问题有所关注的思想家，如吕坤、颜元、黄道周、赵翼、毛奇龄、焦循、钱大昕、钱泳等。本书主要以七位思想家的解放女性思想为主线，在论述的过程中相应地串联起同时期思想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二 研究现状与可推进之处
（一）研究现状
对于晚明至清中期解放女性思想这一大的课题，学术界尚无直接的研究著作，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主要表现为一些专门的单篇论文、相关专著中对该论题的涉及、具体人物思想研究中对其女性观的论述。按研究的领域划分，已有的研究成果涉及了哲学、文学、社会学、妇女史、思想史等领域。此处主要概述关于这一时期解放女性思想的综论性专文、通史与专著中析出的相关部分以及女性研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
1.综论性文章
李国彤《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综述》一文考察了“近代前夜的明清时期”[7]的解放女性思想。作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时段妇女解放思想的萌动[8]，并从时代思潮上分析了这种萌动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纲常理论出现裂痕”，另一方面在于“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9]此外，作者还论述了明清思想家的妇女解放思想对后世妇女解放思想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对胡适、蔡元培等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倡导者的潜在影响。[10]该文在论述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时采取了以问题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其长处在于把单个的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呈现得较为清晰，并凸显了这一时段作为一个整体在解放妇女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弊端则在于这一时段内部的思想变化得不到充分的展现，看不到三百年妇女解放思想发展变化的痕迹。
吴根友《文化转型的人性尺度——明清至清末解放女性思想简论》一文以李贽的男女平等观及其对男女价值的重估、袁枚对传统贞节观的批评、俞正燮对男性社会二重伦理标准的批判、谭嗣同及康有为的男女平等思想为例，论述了晚明以降，在秦汉以后逐渐形成的男权中心社会里，出现的一些为女性争取普遍做人权利的新思想[11]，并“将其看作是明清文化转型的人性标尺，以此揭示晚明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转型的根本特质”[12]。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晚明至清末解放女性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这也为本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
滕新才《明朝中后期男女平等观念的萌动》一文认为，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些妇女问题的转机，作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冲破等级的服饰新尚、夫权的衰落与男女平等意识的萌芽[13]，其材料多为当时的社会历史、风俗的记载，为明代中后期的解放女性思想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学、民俗学的史料支撑，但作者由此给出的“父权制的衰落”的观点还有待商榷。此外，男女平等观念的萌动是否就意味着当时女性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也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男女平等观念的萌动也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女性的地位低下，所以才受到了男性的格外关注，才会有男性出来发出控诉的声音，正如该文中所提到的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以小说的方式对女性的同情和对男女不平等地位的揭示。
张晶萍《乾嘉考据学者的妇女观——关于乾嘉考据学者义理观的探讨之二》一文围绕几个重要的女性问题，对乾嘉考据学者的妇女观进行了探讨。她的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钱大昕与焦循围绕“七出”之礼的不同解读；第二，焦循与汪中围绕婚姻关系实质成立的讨论；第三，钱大昕、焦循、汪中、俞正燮对未婚守节殉夫是否合乎先王之道的探讨；第四，俞正燮对寡妇再嫁的古礼考证。并指出他们的考证背后所蕴含的并非一个完全客观的对象，而是“出于寻求先王之道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回应”[14]。乾嘉考据学者的妇女观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所蕴含的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理论出发点，并不能简单地以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笼统归纳，而要结合社会思潮与考据学者个人的情感倾向给予综合全面的考察。在梳理其中的解放女性思想时，更需要谨慎分析其背后的深层诉求。
2.相关通史与专著
张莲波的《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1840—1921）》一书是对1840年以后的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的研究。作者认为，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来源虽主要是西方的“天赋人权”，但也承袭了明清之际的民主主义思想，因此该书的第一章论述了1840年以前的妇女解放思想，并把它作为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15]作者按照时代人物顺序，论述了李贽、唐甄、颜元、袁枚、俞正燮与李汝珍的妇女解放思想，认为他们在妇女问题上，带着同情妇女的心情，对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怀疑和有力的批判。[16]把以上诸位思想家的妇女解放思想定位为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这大体上不错，但作者把这三百年来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来笼统概括，并以此来作为这一时段妇女解放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则并不能揭示晚明至清中期复杂的社会变化、思想背景及其对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
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是对中国礼教思想的提纲挈领式的书写，其中也涉及了晚明至清中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本书第三章除了对李贽的男女二元论、徐允禄反对妇女守节、唐甄主张男女平等、袁枚的情感主义作了专门的讨论，又专辟一节“明清时代较开明者论妇女问题”对一些并不被经常讨论的比较开明的女性观作了简要的介绍，如谢肇淛反对重父轻母之说、魏禧的夫应为妻守节说、高炳曾的男女并重不可偏废说、李慎传的贞洁愈多风俗愈薄说等[17]，为研究晚明至清中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以下简称《流变》）一书中，作者依据明清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把明清启蒙学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代嘉靖至崇祯，约16世纪30年代—17世纪40年代；第二阶段为南明宏光、永历到清康熙、雍正，约17世纪40年代—18世纪30年代；第三阶段为乾隆到道光二十年，即18世纪30年代—19世纪30年代。[18]《流变》一书所概括的早期启蒙学术三大主题之一即为“个性解放的新道德”，而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正处于该主题之下，其中理性层面的理欲、情理、个性与群己关系的论说和感性层面对伦理异化的批判，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解放女性的问题。[19]因此，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问题也可纳入三个阶段的分期中来考察，以揭示这三百年来解放女性思想的发展线索及其与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社会风潮的密切关系。[20]《流变》一书也涉及一些具体人物的解放女性思想。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一书中，解放女性思想作为现代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也有较多论述。在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蜕变的核心标志中，解放女性思想也是“贵我”的组成部分，“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喊出了妇女解放的历史要求，使得人类的另一半——妇女的价值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同时也曲折地展现了女性这部分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21]。在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蜕变的多维表现中，女性解放思想也蕴含在艺术审美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教育观念的变化之中。教育观念的变化之一正是“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实现”，从李贽“女子学道并非见短”到李汝珍《镜花缘》呼吁女子要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这一贯穿明清三百年，且逐渐明朗化的女子平等的享受教育的观念，从一个侧面表明传统的精英教育在逐渐地向近代平民化的教育观念蜕变；它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思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达。”[22]在吴根友所论述的三个时期内，分别都涉及了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一是“价值重估时期”李贽“识有长短、非关男女”的男女平等观。二是“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明清之际。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一定程度上是晚明时期打破天理人欲的一种理性回归，“此一时期的爱情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些才子佳人类的小说中，开始正面描写对理性爱的追求”[23]。三是回流中前进的18世纪，“此一时期的解放妇女的呼声更为强烈。一些进步作家以艺术的形式将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颠倒过来，认为女性天生比男性更有道德价值，而在作家所虚构的女儿国中，女人仿照历史与现实中的男性生活方式对男性进行性别奴役，企图以艺术的想象形式唤醒男性中心社会的男人们的道德良知，希望他们尊重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真正做到男女平等”[24]。从该书的论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三百年来解放女性思想的兴起，更可以看到三百年中解放女性思想在每一时段内部的发展变化。既把三百年作为一个整体，同时也看到其内在逻辑进程。
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一书中有两章分别涉及对嫂叔有无服的讨论与婚姻关系的成立两个问题，前者所蕴含的是“男女有别”观念的松动，后者则与贞女问题密切相关。关于“室女守贞”的讨论，作者详细梳理了从毛奇龄到乾嘉考据圈众多学者对于室女守贞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认为“室女守贞与否的论辩，不只是一个道德信念或礼教问题，实际上它切中一个更根本的疑义：何谓婚姻？”[25]而这里所涉及的一个观念的变化在于：传统视婚姻为两个家族的结合，现代则视婚姻为男女双方的结合。[26]作者讨论了明清以降的学者通过经典考证把婚姻观念由“成妇重于成妻”转向“成妻重于成妇”的过程，从而也揭示了中国近代婚姻观念的一个转折。这也是需要我们发掘的隐含在烦琐考据之下的一条通向解放女性思想的重要线索。
3.女性研究中的相关内容
在女性史的研究中，学者也常常涉及一些重要男性思想家的观点。陈东原于1928年所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妇女史第一部系统性的论著，对于后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书不仅对中国妇女生活有详细的考察，也留意到了同情妇女的男性学者。清代的李汝珍和俞正燮的同情妇女思想都为其所关注。[27]刘士圣在《中国古代妇女史》一书中，简述了“明清之际同情妇女疾苦思潮的涌起”，他指出：“有些有识之士发表了一些同情妇女疾苦思潮的议论。从现象上看，同情妇女的社会舆论空前高涨，反映妇女疾苦的文艺作品空前繁荣；从性质上说，这种逐步形成的同情妇女疾苦的思潮业已突破一般的同情和哀伤陈述的局限，进而‘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了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这些事实，标志着明清两代的同情妇女疾苦思潮的涌起。”[28]
学者对缠足、贞节、女才等女性问题的专门研究，也为我们更全面地看待男性思想家的女性观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与观点。对于缠足问题，最早的缠足研究专著《中华妇女缠足考》一书的附录《近今之天足运动及其沿革》简述了天足运动的始末，涉及了袁枚、李汝珍、龚自珍等几位清代思想家的反缠足思想。[29]高洪兴《缠足史》一书不仅论述了缠足的起源、发展、风俗等，还对清代以来的反缠足呼声进行了概述，包括袁枚、李汝珍、俞正燮、龚自珍、钱泳五位思想家，将他们的反缠足论放在一个“天足运动”的整体背景中进行了考察。[30]美国学者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一书则将“缠足”放在一个动态的历史情境中进行了考察，打破了“以‘黑与白’‘男凌女’‘善或恶’等二分法来理解世界的方式”，其中还涉及了清代学者钱泳以考据方式对缠足的批评，这对我们今天思考缠足问题与看待思想家的反缠足论提供了诸多启示。[31]
对于贞女问题，董家遵《明清学者关于贞女问题的论战》一文将明清学者关于贞女的论战分为了甲派与乙派，并列举了各派学者的代表性文章与主要观点，本书重点论述的归有光、毛奇龄、汪中、俞正燮四人正是反对贞女的甲派的代表人物。[32]这种二分的派别划分为今天的贞女问题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也忽略了学者反对或支持贞女态度背后的复杂原因。美国学者卢苇菁对明清时期的贞女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她尤其注意到了贞女自身的信念、处境，贞女的选择与家庭的冲突，并在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贞女所引发的考据圈内外的论争。[33]田汝康《男性阴影与女性贞节——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一书考察了晚明（1567—1644）及其以后，烈妇与未婚殉夫自杀人数陡增的现象背后的伦理、法律、宗教等因素，作者认为，道德认同是自杀行为的诱因，但并不是引发自杀行为的本质因素，他还通过历史统计数据、个案研究即对地区文化特征的分析，强调女性的自杀与男性文人因科考受挫而与日俱增的失意与焦虑直接相关。[34]这一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贞节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层面的参考，揭示了贞节观念与社会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于明清时期的女才现象，很多女性文学的研究都有所涉及。与本书主题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如下论著：美国学者孙康宜在《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文中从袁枚、章学诚关于女才的争论出发，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自古以来关于女才与女德的争论。[35]美国学者曼素恩在《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一书中论及了清代学者“关于女性的论战”，着重分析了章学诚与袁枚对待女学的迥然相异的反应，她认为，前者心目中的典范是一个道德教化者，后者认为的理想典范则是一个年轻多情的唯美主义者。[36]
近年来，海外汉学在女性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为我们研究女性史与男性思想家的女性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晚明至清中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我们一方面可以避免简单、片面地看待女性问题与女性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视域的交汇，让明清时期男性文人的女性观与明清时期女性的生活本身进行对话，在二者的交互凝视下发掘更多的意涵。
（二）可推进之处
前人对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由于尚无专著研究，所以现有的研究或较为简略，或分散在相关的研究中，不足以展示这一时期解放女性思想的整体面貌。本书选取其中七位思想家的女性观作为代表，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进行整体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如下问题。
1.揭示晚明至清中期解放女性思想的特点。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的解放女性思想，有其不同于西方女性解放的独特之处，如“以复古求解放”，与传统女性观的密切联系等。
2.揭示三百年来解放女性思想的在这一时段内部的变化特征。研究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的学者往往习惯于把这三百年看作一个整体，揭示其整体的外在特征，而忽视对其中具体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的发展变化加以细分。本书采用时间线索为序，以重要思想家的女性观为主线，突出思想家关注焦点的变化，从而尝试寻找晚明至清中期解放女性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必要的时候对前后思想家的相关思想加以比较。
3.晚明至清中期的妇女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被压迫或是有一定的地位？束缚相对松弛或更加紧张？单一或多样化？这是妇女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一般以研究明清女性生活来回答此问题。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涉及此问题，但对男性思想家解放女性思想的研究可以为上述问题的回答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在这些解放女性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从这个角度尝试对以上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
4.传统女性观与晚明至清中期解放女性思想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哪些观念是可以被突破的？哪些观念是不可逾越的？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是如何连接了传统的女性观与近代的女性解放思想的？通过在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本书的研究将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三 写作方法
第一，从原典出发。立足于对原典的分析，力求忠实于作者本意，在此基础上发掘其中的解放女性思想，既小心避免过度诠释，又尝试从材料中发掘新的意涵，注重材料之间的联系。
第二，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统一。一方面，把这一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思想逻辑的基础、出发点，另一方面，又通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方法从中抽象出晚明至清中期解放女性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特点。
第三，哲学史的泛化与纯化相结合的方法。[37]一方面，把晚明至清中期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筛选出去，使其纯化为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以便揭示其思想发展的特殊规律；另一方面，把社会多方面因素纳入研究视野，看到解放女性思想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关系，丰富解放女性思想的现实土壤，此为泛化的方面。
第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在阐释这一时期的解放女性思想时对文本的分析有时过于笼统，将各种文本中的可能有新思想的语句摘取出来，汇总为某个时段的解放女性思想。这种做法往往并不辨析哪些思想在何种层面上具有新思想，可能造成过度诠释之嫌。因此，本书在分析思想家的女性观时也尽可能地兼顾其思想的整体性、文本的具体语境，力图避免过度诠释与主观臆测。
[1] 对于“妇女”与“女性”二词的区别，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中，“妇女”意指女人在家庭亲属关系中的位置，而“女性”一词代表的含义比较宽广，女人的位置不一定只是在家庭亲属关系中，她也可以有“性”（sex,sexuality）和“性质”（femininity）。因此取其宽泛的含义。参见成方令《女性主义历史的挑战：概念和理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陈宏谋《教女遗规》中有“夫在家为女，出家为妇”的说法，可知“女”与“妇”在传统语境中是有明确区分的。《说文解字》云“妇，服也。从女执帚，洒埽也”，段注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不难看出，“妇”字在辞源上已预设了一些压制女性的意涵在其中。综上，本书论题上采用了“女性”而非“妇女”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女性”与“妇女”二词基本无差别，在《汉语大词典》中，“妇女”释为“成年女子的通称”，“女性”释为“人类两种性别之一，与男性相对。常用为妇女的通称”。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4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260页。对于二词的用法，目前学界并无定论，在论及妇女解放或妇女观时多用“妇女”，论及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时多用“女性”。但有时也有女性解放、女性观、妇女文学等用法。论及女性历史时，既有妇女史，亦有女性史、性别史等用法。此不详述。鉴于此，本书据上下文背景及行文顺畅，在无异议的情况下，也会用到妇女、女子等词汇。特此说明。
[2] 详见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载《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1—36页。
[3] 关于中国的解放女性的主体为男性而非女性自身这一现象，也为一些研究近代女性史的学者所关注，但他们主要是针对近代的解放女性运动而言的。如孙兰英在《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男性特色”》一文中指出，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兴起直到辛亥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建立，解放妇女的宣传者、倡导者、组织者都是男性。同西方女权运动相比，这是一场具有鲜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妇女运动，而不是妇女解放运动。参见孙兰英《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男性特色”》，《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
[4] 这一时期也有个别的女性有了一定的自觉意识，如明代女作家梁贞仪明确反对纳妾，清代女学者王贞仪提出“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妇女也应有“足行万里书万卷，常拟雄心似丈夫”的豪迈气概的观点。参见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但在所能见到的材料中，这样的声音实在太少，和男性思想家解放女性的思想相比，还非常薄弱。
[5] 陈东原认为，袁采的《袁氏世范》中体现了他对女性同情的见解。参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5页。
[6] 如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王引萍《明清小说女性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永恩《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7] 具体地讲是“上起明中叶16世纪30年代，下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与本书所研究的时间段相同。李国彤指出，这段时间是早期启蒙文化与回光返照的传统文化相交织的文化阶段，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社会性质都发生着、积蓄着量变，因此标志着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妇女问题也异常敏感。参见李国彤《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综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 具体包括：（1）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2）驳斥“女祸论”，主张妇女参政；（3）反对片面的节烈观，主张妇女婚姻自由；（4）不以“妇人见短”，提倡女子文学；（5）反对妇女缠足。其中涉及了李贽、颜元、唐甄、冯梦龙、俞正燮、袁枚、汪中、汤显祖、李汝珍、曹雪芹等人物。参见李国彤《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综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
[9] 李国彤：《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综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相关内容在其专著《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第六章“明清之际精英阶层妇女观念的变化”中也有所论述。参见李国彤《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74页。
[10] 参见李国彤《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综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1] 参见吴根友《文化转型的人性尺度——明清至清末解放女性思想简论》，载《女性论坛》（第1辑），俞湛明、罗萍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8页。
[12] 吴根友：《文化转型的人性尺度——明清至清末解放女性思想简论》，载《女性论坛》（第1辑），俞湛明、罗萍编，第49页。
[13] 参见滕新才《明朝中后期男女平等观念的萌动》，《妇女研究论丛》1995年第3期。
[14] 张晶萍：《乾嘉考据学者的妇女观——关于乾嘉考据学者义理观的探讨之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5] 参见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1840—1921）》，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6] 参见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1840—1921）》，第1—18页。
[17] 参见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32页。
[18] 参见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2—5页。
[19] 参见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5—9页。
[20] 本书的分期与此稍有不同，主要为突出解放女性思想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各时段的时代背景仍可在一定范围内以此为参照。
[21]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22]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第78页。
[23]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第221—222页。
[24]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第271页。
[25] 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26] 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第270页。
[27] 参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191页。
[28] 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29] 参见贾逸君《中华妇女缠足考》，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版，第23—29页。
[30] 参见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156页。
[31] 参见[美]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179页。
[32] 参见董家遵《明清学者关于贞女问题的论战》，载《中国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51页。
[33] 参见[美]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55页。
[34] 参见田汝康《男性阴影与女性贞节——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刘平、冯贤亮译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13—130页。
[35] 参见[美]孙康宜《女子无才便是德？》，载《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191页。
[36] 参见[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21页。
[37] 参见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载《吹沙集》，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