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的伦理风险

这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各种文化元素汇聚成滚滚而来的文化洪流，让人目不暇接。资本和高技术的强势介入已经形成全新的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在文化繁荣的表象背后，在众声喧哗中冷静思考时代的文化生态，我们发现了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伦理风险。

启蒙责任可能被淡忘。文化存在的起点是人类的物质劳动，但物质生活绝不是文化的目的地，文化路线图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人的精神生活需求的满足和人的精神结构的完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当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出现分工时，文化才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什么样的人必然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存在，人的意识能动性是主体作用于物质实在性的先导，人的意识能动性的提升意味着主体性的强大。人的意识能动性的提升以人的意识受动性为基础条件，因此，文化对于人类的首要责任是完善人的精神结构，文化完善人的精神结构的过程被称为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指出：启蒙是人类为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所做的努力，“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3]。

在任何时代，启蒙都是文化的首要责任。文化对于完善人的精神结构负有全部责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文化资源的读入，增长经验知识，扩大认知领域，提升理性思考能力，在掌握科学知识基础上继续探索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推动理性能力的进步和文化创新的延续。文化是人类精神的灯塔，在黑暗世界为人类祛除迷茫，照亮前行的道路，将人类从蒙昧状态中拯救出来，引导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文化记录、诠释和传播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理想、信念、信仰、意义，不仅是关于个人与社会完善状态的规划与指引，而且是对人的行为是否正义或高尚进行标注。人类文明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万千大众拥有关于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的基本共识，有着关于正义标准的基本认同，否则这个世界将处于无休止的敌对和战争状态。文化将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以及正义、高尚和人生的意义，输入个体的精神结构，由此，个人从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存在者，成长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存在者，尽管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但是在理论理性得到完善的基础上，实践理性的完善是人类依赖科学知识走出蒙昧状态之后摆脱野蛮和残暴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人类的不成熟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文化的启蒙责任不能被淡忘。多少善良因为缺少理性的引导而被极端情绪、狭隘的情感和愚蠢的行动方法反杀，人性的美好因为缺乏文化启蒙和教养而被埋没在泥土中，由于失去在文明的阳光雨露中成长的机会而无法开枝散叶，无法成长为庇护人类身体与灵魂的菩提树。我们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化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可以依据一个明显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个时代那些文化生产的主体或者是那些接受过高端教育的文化人群体，是否淡忘了文化的启蒙责任，是否始终将文化的人民立场当作文化价值观的支柱。

知识群体文化核心价值观错位，有可能将文化价值观带入歧途。从文化生产角度而言，受过专门知识训练和高端文化教育的群体拥有文化的创始权力。无论文化以什么方式存在和发展，它的逻辑起点必定是文化人的文化生产行动。同时，人类文化已经发展到高度专门化或专业化阶段，其生产、叙述、解读以及传播等工作，必须由那些受过专门知识训练和高端文化教育的群体承担，因此知识群体所秉持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时代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行为具有重大导向作用。当代知识群体的文化核心价值观面临两个强力挑战：一个是市场化，另一个是职业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每个人成为自身利益的第一责任人，功利主义和个体主义在市场经济的催动下迅速膨胀。曾经被嘲讽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知识群体，在市场空间发现了文化产品和文化行动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商业化通道，此时他们需要做出选择：将启蒙作为个人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教育等行动的第一责任，还是通过文化行动赚取物质财富？那些坚守文化的启蒙责任、以人的精神结构完善作为文化核心价值的文化人，当看到其他文化人因为文化行为的商业化而发家致富而自己却固守寂寞和清苦的时候，很难继续坚守自己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当文化商品化、文化行为商业化成为知识群体共识的时候，文化的首要责任和第一价值，就不再被看作是人的精神完善或增加人的精神自由，而是将人的文化需求作为赚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当一个社会的文化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在市场机制的带动下出现崩塌并开始拥抱商业价值的时候，文化的伦理危机开始显现。

当代知识群体的文化核心价值观面临的另一个强力挑战是职业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速增长，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知识群体成为文化群体主流人群，他们是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中坚力量，在体制内，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需要跨过层层设置的考核门槛晋升职称或职级，按照职业化要求定制自身的文化行为。如果所取得的文化成果没有达到考核指标的要求，不仅职称晋升无望，经济利益受损，本人的文化影响力因为职称或职级的低层次而受到限制，文化成果公之于众即发表在期刊上的机会都成为稀有权利，由此，职业化压力最终演变为文化群体对于各种考核和晋升机制的认同和遵循。当文化人群体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对职业压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的时候，还会有多少文化人依然能够淡定而超然地坚守文化的启蒙责任。虽然立德树人被确立为高等教育的总目标，但是存在设计缺陷的职业制度，有可能成为文化承担育人责任的障碍。

在文化事业的产业化转型后可能出现商业利益驱逐启蒙责任的现象。在市场体制成为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主导机制后，资本强势进入文化领域是必然结果。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推进文化行为的商业化，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对于资本的历史进步作用做了充分肯定。高科技传媒技术的低成本与高效率，催生了一个巨大的新型公共生活空间即文化空间。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传播技术发达、文化消费成本的低廉，以及不断被刺激的文化需求，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终于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所覆盖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精神渗透力，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与其比拟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通过市场机制，借助于前沿传媒技术，迅速实现了文化生活的彻底市场化。资本强势介入文化领域，一方面迅速提升了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传播的效率；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商业逻辑重塑文化行为方式。追逐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是所有资本的本质属性，是资本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文化资本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合乎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于是，时代的文化状况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

文化资本主导的文化行为，有可能将人的文化需求当作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人的精神结构完善不再是文化的目的和文化行为的责任，而是成为文化资本获取经济利益的附带结果，或者，人的精神结构完善根本不在资本自愿承担的责任清单之列，人不再是目的，只是资本赚钱的工具。文化只是充当获取物质财富的工具和物质行动自由的条件，而没有将人的心灵完善或精神完善当作目的，温和、恭敬、谦让、良善等那些传统美德被忽略，以至于暴躁、粗鲁、极端、羞辱他人、为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利益的种种言行在各种文化元素中畅通无阻。商业资本不一定关注精神关怀与心灵滋养、情感抚慰，过度商业化的文化主体忘记了启蒙理性，没有担负起为人类精神发展设置路标的责任。

当代文化缺乏必要的历史主体意识。对于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我们称为文化轴心时代，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古希腊的西方文化奠基时期，西方社会近代化进程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或西方现代化文化模式的奠基时期等。每一次的文化繁荣，都是一次持久的民众精神结构塑造以及文化基因注入的过程，即国民性的建构过程。人是文化的主体，也是文化的建构对象。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结果，同时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与完善提出自己的时代要求，这就是社会赋予文化的历史责任。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长久努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综合素养能否承担起历史主体的责任。文化需要承担起完善公众精神结构的历史重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人。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创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的宏大理想的实现，需要国民性的完善。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能否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能否通过文化建设，为社会个体成长、为承担历史责任的主体创造条件？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就意味着时代文化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没有将促进人的发展和培育合格历史主体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

文化向何处去？从《列子·说符》关于“歧路亡羊”的寓意解读中能得到深刻启发。“歧路亡羊”一文的大意是：杨子的邻居丢了一只羊，请了很多人去找寻这只羊，终无所获。杨子问何故，邻人回答说，因为歧路太多，我不知道羊在哪个岔道上。杨子听到这句话，一整天没有笑容。杨子的学生孟孙阳从杨子那里出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心都子。心都子见到杨子说，齐国三兄弟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仁义之道，但是当他们的父亲询问仁义之道是什么时，三个兄弟的回答却完全不同，这是何故？杨子回答说：众人向一个善于游泳的人学习游泳技术，却有不少人因此淹死了，这是何故呢？听到杨子此言，心都子对孟孙阳说：大道因为岔路太多而丢失了羊，求学的人因为方法太多而丧失了生命。学的东西不是从根本上不相同，也不是从根本上不一致，但结果却有这样大的差异。只有归到相同的根本上，回到一致的本质上，才会没有得失的感觉，而不迷失方向。

迷失方向的不是那只羊，而是那些寻找羊的人迷失于歧路。文化人与其在歧路徘徊或迷失，不如回到根本，即文化初心。文化初心是什么？追求真理，探索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方式，为人的自由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创造和运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以及文学艺术作品，启蒙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完善人的精神结构，为人的自由提供更好的精神条件，为每个人的心灵建造美好的精神家园，只有如此，时代的文化才能够担负起自己的伦理责任。北宋思想家和教育家张载用四句话抒发自己的文化志向和文化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谓惊天动地，后来冯友兰先生将这四句话概括为“横渠四句”。每一个文化人都是“牧羊人”，文化牧者是在歧路亡羊，还是回归文化初心，担负文化使命？这是我们始终面对的文化伦理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