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秦灭六国，华夏一统，维系政局稳定的时间仅有12年（前221年至前210年）。始皇帝驾崩次年，即二世元年（前209年）秋，陈胜吴广遂于大泽乡起义，引爆反秦的时代潮流。刘邦作为起义军中的一支，最终兵临咸阳，子婴投降（前207年），秦亡。秦之速亡，给时人以莫大的精神冲击。如何吸取秦亡教训，维系汉家长治久安，是汉初政论家、思想家反思历史的共同问题意识。

陆贾“马上不可治天下”和贾谊“攻守不同术”的认识，得到汉初士人认同。这一认识在承认秦之“攻道”的基础上，提出汉之“守道”的转变策略。以秦法为“攻道”，是汉初士人在塑造“秦”这一政治形象中对秦的正面肯认。这就使得“汉承秦制”和“反秦苛法”二者在对立中得以统一，有了策略选择的参照依据。即在维护统一向度，可以效法秦制，比如以郡县代分封、建都关中这样的建国举措和叔孙通“起朝仪”、贾谊强调礼制尊卑等对秦制的因袭。同时，“改正朔、易服色”的更化改制和以儒家仁义王道治守天下等对秦的更张措施，也有了政治合法性。既要维系、巩固政治的一统，又要改变秦短祚的命运，这一时代之问，亦是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实践考察。

在王朝兴灭之际的秦汉交接时段和武力征伐的动乱社会环境中，政治权力无暇顾及对思想认知的严厉管控。摆脱政治权威严密控制的宽松环境，正是多元思想交辉争胜的良好场所。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时代相较，汉初思想承接百家余绪，更多地表现为融合的大趋势。以儒、法两家言之，单靠儒法中的一家即可平治天下的思想策略，让位于儒法攻守互补的实然选择。像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1]的迂远遐想，在汉初士人的语辞中已然鲜少提及。因之，以改朝换代的建国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一个“变”。从后来者的角度观察，这一变革对整个中华政治文明之影响既深且巨，打通了上至国家、社会，下到个体和心理等各个层面的隔阂，塑造一统的政治心理。

承秦之制、革秦之弊、变秦之法，是汉初政治的一大关节。在革故鼎新的秦汉之际，选择什么、改变什么、放弃什么，是政治智慧也是人生智慧。对常与变、经与权的实然选择，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汉代经学学术思潮。韩婴本人生活年代即处于这一变动之际，其所编著《外传》乃对这一形势作出自己的思想解说，我们亦即立足这一背景来审视《外传》所呈现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