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跨界景观与凝视

如果超越国家的话语限制，华文文学无疑滥觞于写作者的跨界旅行，因此除早期华工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外，以外交官、留学生及其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域外经历记载，是考察海外华文文学发生极为重要的开端。虽然他们在今天的学科归属方面可能仍然聚讼纷纭，但是由跨界及其书写所产生的意义，已超越学科知识的范畴。事实上，就算回到学科内部审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不难发现其生成与发展体现出不断跨界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应该说，这样一种言说主体的变化与华人生存状况、身份演变保持着历史阶段的内在一致，在书写主题方面经历了由谋生经验书写到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基本过程，生动呈现出华族进入异质文化空间时不断提升的心理期待图景，由此构成华文文学辽阔丰富、结构复杂的文学版图，同时也为审视中国（本土）之内的思想、文化、文学提供一种极具意义的平行参照。

如果说晚清“走向世界”的路径被华工谋生群体自发性地试探着打通，而在文化自觉层面，则是“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官僚和文化精英率先意识到并付诸行动。从离散华文文学命题考察，域外经验表述无疑内在地包涵了生命的移植与生根，但是这种经验在当时走向海外的谋生群体中，不论华工还是留学生，其实都没有“一去不返”的计划。比如，容闳说：“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7]因此，以后见之明的方式处理华人谋生经验与外交官、留学生的区别，并非可靠。杨匡汉先生此前已经阐释了海外中文不能将外派官员、流寓文人、留学生等群体排斥在这一体系之外的理由，假如搁置域外文学导致学科分类的争议，这种跨越边界的尝试所产生的思想意义对于学界来说，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认知课题。

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出版，意味着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志书问世，五年之后，经幕僚魏源参照其知识框架编撰的《海国图志》50卷完成，世界的基本状况得以在国人面前获得展示，魏源也成为“治域外地理的先驱”（梁启超语）。此后，还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和姚莹的《康輶纪行》（1856）等纳入个人认知与经验感悟的志书刊行。这些以介绍世界概况为主要目标而展开的转述，打开了中土之外的地理轮廓，自然无法跳出“以西洋人谭西洋”[18]的局限，真正从感性层面介入并形成有效的异域经验传达，还是要等到晚清文人域外写作的出现。

晚清思想家梁启超的世界认知就受到地理志书的影响，后来他谈到域外地理学的兴起：“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19]晚清文人的域外写作兴起原因大体相似，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跨出国门，所见所感推动他们以实录的方式向国人传递一种新的世界变迁图景。代表性的域外作品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王韬的《漫游随录》、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等。

根据费正清的说法，由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冲击促使中国警醒于世界形势之变迁，然后才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且不管这种历史解读充满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走向世界”的确构成了19世纪末以降一个日益加速的事实，士绅阶层乘槎远行者络绎不绝，他们在地理、文化的越界中追寻西方文明的秘密，并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书写记录。[20]这批洋溢着骚动不安的心情的作品，决定了域外书写与古代游记的精神差异，在内外交困的历史语境中，因域外经验的进入而成为古文的变风变雅之作。不仅彻底偏离了传统游记吟山咏水的闲情逸致，而且偏离了古文的义理旧轨，以西洋新知取代了儒道性理，引发了主体精神结构的一系列变迁，如现代空间观的形成、科学世界观的兴起、文化比较意识的萌生等，它们为新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全新的精神品格。文体乃精神之肉身，晚清域外游记昭示晚清士人精神嬗变的同时，其体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西方外来语的引入与自造词的大量使用，不自觉地打开了文言文封闭的空间，游记文旨在探其利弊的消息化、宣传化的书写方式，也破古文之体并开启了现代报告文学等文学新体式的发生。可见，无论精神结构还是文体样式，晚清域外游记都足以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一类富于包孕性的“过渡”文本，有效呈现了古文向“五四”新文学转化之间瞻前顾后的复杂流变。[21]

从文学写作主体身份来看，晚清旅外文士群体构成并非想象的那么单纯。与后来的清廷派出的外交官和留学生不同，率先走出国门的文人自然是来自民间的个人行为，根据出走原因大致可分为主动与被迫的选择结果，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异域的文学趣味。比如以林鍼、王韬、蒋敦复、管嗣复等为代表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便是近水楼台的一个群体[22]，颇有意味的是，他们的跨界行旅书写也体现出从传统文化视野进入西方世界的巨大转变。

钟叔河曾经指出，“指数1840年以来‘走向世界’的报道，只能从林鍼的《西海纪游草》算起。”[23]林鍼中断体制内的科举之路，在厦门这样一个“华洋杂处”的通商码头成为一名“舌人”。正是这种有别于传统士人的谋生方式，使得林鍼有机会成为晚清最早走向西方的中国士人。[24]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一改‘西洋人介绍西洋，借助洋人看西洋’的对外了解认识的方式，成为19世纪中国人眼中的美国缩影，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尤其对中美文化的早期交流具有特殊的意义”[25]。跨文化视域下的文本书写再现了普通民众身临西方文化冲击时的文化心理，迈出国门的异域之行在传统士人眼里带有从中心走向边缘、从文明走向荒蛮的意味，林鍼的出国旅行同样充满了难以抑制的痛苦：“萧萧长夜，碧海青天；黯黯离愁，临形吊影。……嚅蓼集茶，苦中之苦；披星带月，天外重天。父母倚闾而望，星霜即父母之星霜；家人筹数洐期，冷暖殆家人之冷暖。腹如悬磬，晨夕不计饔飨；身似颠簸，日夜漂流风雨。”[26]

远行在林鍼笔下流露出来的痛苦体验，既不同于传统文人追求功名的内心郁结，也与现代西方社会充满自由、乐观精神的冒险完全不同，这种由未知而导致的精神创伤，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中国与世界的疏离关系。1866年，清廷命官斌椿随赫德赴英国，出使异域被他视为一种须经受上天考验的磨难，悲壮之声成为当时看待出国的情感隐喻。“腹如悬磬，晨夕不计饔飨；身似颠簸，日夜漂流风雨”，林鍼的出洋由此成为一场身体的挫折，与外在的身受之苦相比，与亲人隔睽、不得尽孝更构成了内在的心灵之苦，它们成为林鍼反复吟咏的主题：“游子思亲际，原亲忆子时；思亲虞老迈，忆子患凄其；妻对牛衣泣，夫从斗柄移。”[27]内疚之情跃然纸上。

当林鍼历尽艰辛远涉重洋，置入全新的文明空间，都市形态、工业景观、社会文化、规章制度等新大陆场面，立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给他带去一场又一场脱胎换骨的灵魂震撼：

宫阙嵯峨现，桅樯错杂随；激波掀火舶，载货运牲骑；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泉桥承远溜，利用济居夷；战舰连城炮，浑天测海蠡；女男分贵贱，白黑辨尊卑；俗奉耶稣教，人遵礼拜规；联邦情既洽，统领法犹垂；国以勤农富，官从荐举宜；穷招孤寡院，瞢读揣摩碑；断狱除刑具，屯军肃令仪；暑寒针示兆，机织火先施；土广民仍少，售昂物只斯；南方宽沃壤，北省善谋赀；少蓄遨游志，今开夙昔疑。[28]

林鍼以眼见为实的域外来客视角，努力用文字构建一个远超东方文明的世界。这种初见西方而产生的感性认同与“惊羡”，不仅来自旅行者对西方的重新发现，而且来自一种新的空间意义被赋予：西方作为一个被亲眼“注视”的“他者”，正以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形象纠正亲历者的先见。这种古典中国与现代西方交汇的越界移动，以强悍的姿态冲击着外来者的视域，使其遭逢源于体验实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现代风暴，冲破了封闭的西方认知，引发作者的“惊羡”体验。

在表达对西方文化羡慕与崇拜的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也获得了一种重新回头看待中国的视野，修订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作为离散中文写作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而被逐渐建构，这是学界以往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时忽视的。不同于西方海外旅行的消遣意味，中国知识分子的海外行旅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以20世纪上半叶到英国去的知识分子为例，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身份抵达象征欧洲文明的地方，无形中成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先行者。按照约翰·厄里的观点，“偏离常轨”是大半观光旅游的核心，尤其是人们平日所见、所体验之寻常事物，与所谓“非比寻常”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比。[29]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自然而然成为此期“旅行者”凝视的焦点，他们将这些现代的知识和经验以游记、报告的形式传播回中国。在这些早期的旅行者眼中，英国的风土民俗、政教文化与中国皆有着巨大的差异。身体的移动带来了巨大的时空压缩之感，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来到工商业高度发达的英都伦敦，从“现代”的边缘来到“现代”的中心，巨大的视觉冲击带来的是心理、文化的冲击。

作为来自东方的局内人，不断面对英国关于中国的想象与误解，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走向英伦的知识分子开始反观英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变形的“凝视”，重新检视英国文学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探讨别国眼中“中国形象”实际上是探究中华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个“中国形象”中所包含的作者所在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存在。这种“凝视”别国的“凝视”的行为，可以看作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强压下的回应。以老舍、钱锺书为代表海外知识分子不再屈从西方的“凝视”，反感西方对于“想象的中国”的随意涂抹，寻求从文学的角度传达出平等对话的意图。

1924年9月，许地山到达伦敦，其时他已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此行到牛津大学继续研究比较宗教学。老舍说他“绝对不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好’的那种留学生。……因为要批判英国人，他甚至于连英国人有礼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可见此时的许地山来到英伦，已开始怀着批判的眼光，既看到它先进的一面，也看到了它阴暗的一面。

老舍在英五年期间写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文学作品，其中《二马》是老舍唯一一部以英国作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颇能体现当时他对于中英文化的思考。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写道：“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30]英国在当时已经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伦敦则是世界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老舍把传统中国的人物置放于英国的环境之中以观照，审视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他借小马的叙述表达自己对于英国人的佩服。马威到伦敦植物园看竹子的时候议论道：“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老马和马威的遭遇折射了中国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过程中几千年的文化积习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尝试变革所面临的痛苦和挣扎。在文化的对比中，老舍痛感于老中国的儿女毫无国家观念，他说道：“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国外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尽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一个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31]中国人固然有许多需要改正的地方，但是老舍并不赞同当时英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当时在英的中国人备受歧视，他们被描述成“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老舍痛恨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欺侮，尤其是妖魔化中国的行为，他在冷静观察中将英国人的傲慢与中国人的迂腐展现出来，不是单纯地艳羡西方文明的先进与发达，也不是一味地斥责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意图用自己的作品唤醒国民，求得民族自立自强。

1935年，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期间，他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后发表于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系统梳理“中国”形象在17—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的流变。钱锺书选择这一时期作为切入点，试图理解中国文化在英国流行的背后潜藏的文化心态，挖掘中英理解隔膜的根源。

约翰·厄里提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地都加强了自身的“观光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主要是替某个特定地点，从全球的地理、历史及文化的全貌中找到一个适切的定位，特别是指出该地点所实际拥有及潜在的物质性与符号性资源。[32]观光反思性可以用来帮助任何一个地方好好记录、调整它在整个动荡不定的全球秩序中的位置：“全球的公众舞台逐渐浮现，几乎所有的国族都得找机会上台来竞争，都把自身动员起来成为奇观，好吸引大量的观光客。”[33]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处于“现代”的边缘的中国被塑造成具有“异国风味”的观光对象，这对于亟待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中充满了源于帝国维护自身利益的种种谎言，同时又是处于弱势地位而获取关注的重要手段。

老舍等海外知识分子意识到这种“凝视”背后隐藏的阴谋与谬误，通过文学作品将这种思考向国内读者传达出来，与此同时，像辜鸿名、林语堂等人也尝试用所在国语言进行写作，将来自中国的“观光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直接向当地读者传播，提供一种来自中国内部的权威解读。这样一种跨语言的书写，既与移民后代作家因为母语能力退化而使用外语写作具有本质区别，又不同于以外语书写作为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不同。他们不仅承担着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文化使命，而且期待在建构中国文化主体地位方面发挥作用，达到平等交流对话甚至文化输出的目的。可见，早期域外中文写作不论是发现世界还是审视自身，都具有相当鲜明的功利色彩，知识分子对文化伦理的承担反映出自觉的国家道义，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身份始终是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回家”既然决定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必然决定他们书写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