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服制的界定

1.服制的内涵

从文字训诂来看，服字最初有用、事、整治之意，如《说文·舟部》：“服，用也。”《尔雅·释诂上》：“服，事也。”《尔雅·释言》：“服，整也。”从人类社会组织演进历程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氏族组织形成定居生活的聚落，氏族及聚落内部的社会分工与事务逐渐形成。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宗族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中心聚落，人类社会组织规模变大，聚落内部各族氏分工明确，出现聚落之间的交流与互鉴，聚落组织的事务范围也在扩大。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社会组织规模更加庞大，出现大型聚落甚至都邑城邦为中心的早期国家组织，国家政治组织产生后，服的事义转化为服政事。如《诗经·大雅·荡》：“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毛传：“服，服政事也。”[2]殷墟甲骨文所载占卜“王事”及践行王命的辞例反映，商代王事的范围非常广泛，践行王事的族氏亦非常之多，可以说商王武丁时期几乎调动了所有臣服的内外服族群势力，参与到商王朝国家的各类事务之中。践行王事者的身份较为复杂，大体上呈现少部分践行王事者有明确职名，然职责尚不固定；多数践行王事者未有职名，但通过综合考察其他卜辞，亦能确定其身份或为王室贵族或与王室有通婚关系的异姓贵族，或为外服族氏首领及其族属，也就是说践行王事者大体包括在内外服范围之内。而就服的内容考察，有些是具体的事务，有些是官员职责，有些表现为臣服族群的贡纳，而服内涵的事、职、贡三个方面是内外服共有的。再以西周金文所载“服”事例观之，西周金文中“服”字主要有服从和事两种意义，具体是周王把朝臣和诸侯的职事称为“服”，将朝臣和诸侯所纳贡赋称为“服”，还有把朝见于王称作“见服”的情况。商周时期的服政事主要是服王事，其具体表现是：恪尽王事、完成职责、献贡三项内容[3]，可以概括地说先秦服制具体内涵包括事、职、贡三个方面内容。

2.服制的性质

关于服制性质，学者多基于研究不同问题的角度出发作出判断。如王贵民探讨商代官制时，指出商代内外服为内外之官，以外服为商代地方长官。[4]徐中舒等探讨三代剥削制度与贡赋时，指出商代外服制是一种“指定服役制”[5]。王冠英探讨殷周外服制时，径称外服为殷的邦君诸侯，即将外服等同于诸侯。[6]王玉哲在论述周代分封诸侯的等级问题时说，“服制是诸侯为周室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规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异”[7]。宋镇豪认为，“外服制当指畿外‘四土’、‘四方’政治疆域内的王权驾驭力度”[8]。金景芳认为，“服，实际上是关于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关系的一种规定”[9]。学者所论服制性质时，多是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而对其有所提及，并且是以某一历史时期作为参照对象，这对于全面认识先秦服制性质有一定的帮助。学者们的分歧还说明，学界对服制是什么及其内容尚未有清楚的界定与共识。

我们认为服制内涵事、职、贡三要素起源于前国家社会，伴随早期国家的产生而成为国家制度，服制是先秦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早期国家建构的途径与国家治理社会的方式，如《尚书·禹贡》记载的“五服”制，五百里整齐规划并非夏代的实际情况，但透过五服可以看到禹是通过服制的形式建构起夏代国家的，通过督促五服内族邦尽职尽服，实现夏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治理。成汤灭夏，以建立内外服制度的形式构建商代国家政权，并以检查、监督内外服尽服义务，实现商王朝对全社会的治理。武王克商之后因袭内外服制，至周成王时凭借东征平叛重定天下的契机，重新建构五服制的国家结构与国家治理方式。故我们说服制反映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方式。春秋战国时期，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崛起，王权统治下的服制逐渐走向瓦解，但服制并未消隐于历史，其内涵职、事、贡皆延续至秦汉及其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并长期盛行不衰，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官僚制度、赋税徭役制度、朝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