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卡尔·马克思

所有具备国家和有组织的领导阶层的复杂文明，都一定会产生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臣民、命令与服从之间关系的思考。[2]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2020年，搭载着镀金唱片的“旅行者1号”已经驶至太阳系边缘，朝着更加广阔的宇宙进发。这枚唱片收录了用以展现地球上各类生命及文明的声音与图像，它象征着人类探索未知宇宙的勃勃雄心。然而，相较于仰望星空时的踌躇满志，我们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反倒忧心忡忡。当下的世界，依旧是“一个幸福与痛苦、战争与和平、合作与冲突、增长与衰落、正义与邪恶、生存与死亡等各种对立因素交叉汇合的大舞台”[3]。我们既看到快速积累的财富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将人类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人类健康水平在近几十年来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也看到，第三世界的面貌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人类跨入21世纪之际，全球尚有近30亿人每天消费不足两美元，8.4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20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欠发达国家中四分之一的儿童连小学都没毕业就辍学在家。经济学家研究发现，1870年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与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均GDP之比为8.7∶1，这一差距到1960年扩大到38.5∶1，而到了1990年则已经高达45.2∶1。[4]时至今日，这一鸿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对此，有人将其归咎于无效的援助，有人认为是错误政策的恶果，还有人认为仅仅是源于领导人的无知。然而，这些看法似乎都难以经受长时段视野下的推敲：一些战略看起来一时有效，但接着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些战略帮助有的国家经济腾飞，但在另一些国家却收效甚微；许多国家经历了风格迥异的领导人，但其发展境遇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国富国穷”的迷思依旧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最为优秀的学者孜孜以求。

国家兴衰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首要问题”（First-order Questions）——这些问题直接源自社会生活本身反复出现的、一直存在的紧张状态和混乱关系，同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状况也构成了评判学科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5]对所有国家而言，实现持续且健康的经济增长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实现每个人尤其是普通民众“可行能力”的拓展则是更高的要求。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成功地解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等诸多难题。[6]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困境在于，它们必须同时面对国家认同、政治参与以及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一组挑战尚未形成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下一组挑战就已经接踵而至。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人们曾期望通过“民主转型”的方式化解危机和挑战，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经历了民主转型的国家都还没能建立起运转相对良好的制度体系，反而是“无效多元主义”和“权力支配型政治”横行[7]；旨在“去国家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同样未能实现其美好许诺，贫穷与不平等却进一步加剧——这种“创造性的毁灭”甚至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本地归属和情感习性。[8]

为了谋求国家富强，改变发展命运，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种种尝试。但遗憾的是，这些尝试最终鲜有成功。这让那些乐观主义者也心存疑云：这个世界真的变好了吗——在经历了民主转型、市场改革乃至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之后，边缘地区的普通民众为什么依旧难以改变自身的发展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