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范丽珠

《孔教与国家建构：变奏与复调的历史（1895—1919）》一书是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政治文化变迁为背景，关注民族国家建设与孔教双向互动的学术研究。该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以清末民初为背景，将研究视角的纵深置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力图揭示波诡云谲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各种政治文化思潮以及态度相异的社会群体如何参与到“民族国家”的话语和制度形态的建构中。

该研究突出的特色表现为，直面大变局下的复杂多面性，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及其派别均避免了脸谱化和简单化。特别是超越了较为普遍的以现代化与否为定义、以现代性的“进步主义”做判断，而以围绕着“儒教”的各种论证和论争为主要脉络，铺陈了各种观点及其社会行动，从而突出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身份”对于处在变动且羸弱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重要的关键词。

在一个深受内外部压力的时代，知识界主流的努力方向是如何突破既有文化传统实现民族文化的更新，显然孔儒传统不仅是所谓进步的“包袱”，也依然是在救亡中寻求民族复兴的重要遗产。我们在华伟著作中看到，超越聚焦在某一人物、某一派别和某一时期的研究思路，对卷帙浩繁、形式多样的历史文献和学术研究进行多方研究和考证，不仅摆脱以“进步”为价值判断，而且力图还原历史政治文化状况，同时也借助孔教在该时期的思想界、学术界、社会思潮以及政治文化实践中的各种纷繁复杂情况，触及大量相关的“新”学术概念、思想以及制度化的论争，如宗教概念、孔教是否宗教、国教与信仰自由的关系、国教与共和的关系、以孔儒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相关学术讨论和争论至今延续。

华伟在书中指出儒教（儒学）存在三层空间、三维结构，即官方儒学、精英儒学、民间儒学，三者不仅有着密切的关联，且长期以来多元并存。三维结构揭示出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儒学、儒教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非简单地将孔儒传统在那个时代视为垂死挣扎。华伟在此书中摆脱了以“进步”与否的价值判断来归类时代人物及其思想观点，这无疑有助于还原那个时代的思想界全貌；最有价值之处在于，此书中所关注“保教”人物不仅没有被简单描述以保留辫子为特征的封建余孽，而是以翔实的资料来展示陈焕章这样见识过世界的学者，强调孔儒教化之教、在乎“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为近些年来日渐成熟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留下了珍贵的思想火种。从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构成了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表述，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华伟在此书中的研究不拘泥于西方理论和概念，通过具体研究以“文化自觉”的学术观进入到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建构及其以“儒教”论证与论争为核心的历史脉络中。民族国家建构大量的概念和话语源自西方，本书的相关论述是从有着悠久文明在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落后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讨论，研究章节所涉及的与“儒教”相关的历史人物、政治文化派别和社会行动方式，无论何种态度，都指向了“民族国家”建构离不开本土文化传统，而这也是该研究成果结合社会历史脉络对浩瀚文献爬梳、分析所给出的学术贡献。本书在文化自觉方面的努力，不仅对于中国学术发展有着具体的贡献，也对发展中国家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建构有着多重学术参考价值。

本书中引用了很多新的资料并采用了新的视角，从而以丰富的文献揭示出，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围绕着“孔教”问题进行的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文化实践，无论态度如何一个共识是“儒家传统”之于中国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百余年来并未在学术、政治文化话语和社会制度方面得到有效的解决。华伟在此书中提供的历史脉络和学术观点，在多方面为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提供镜鉴，为探索儒教/儒学与当今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参照。

习主席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学术界需要对中华传统进行学术话语的建构，从而有助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石。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受到了多方挑战，特别是持续近八个月的俄乌冲突不仅搅乱了世界经济和民众生活，还再次让人们注意到国家、民族以及文化价值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早在海湾战争时期面对“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就指出西方价值主导世界的方式是维持霸道的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解自身传统的迫切性，并呼吁“在我们的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以解决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的问题。此书是一部很严谨的学术研究，凝聚了华伟多年的学术耕耘，对一百年前那个转折时代有关孔儒传统的讨论，更体现了华伟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承担起的一种责任。

2022年10月30日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