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的研究转向
16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教务会议的关注从未停歇；而且，每个历史时期迥异的社会状况、核心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均驱动着西方学者以不同的视角观察教务会议，这段历史的研究与书写因而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1979年，德国著名基督教会史专家、时任奥格斯堡大学教授的沃尔特·布兰德米勒（Walter Brandmüller）开始着手主持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教务会议史全书”（Konziliengeschichte）项目，该项目汇集当代数十位顶尖学者，旨在通过集体智慧与个人专长的有机结合，突破教务会议史传统叙事范式的束缚，对基督教世界自古以来的教务会议进行全面的梳理与阐释，以此展现其对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布兰德米勒也希望这项事业的最终成果能够在教务会议史研究领域取代20世纪初编译完成的法文版《教务会议史纲》的至高地位。[79]
作为教务会议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顺理成章地成为上述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子课题，该课题由法国著名教务会议史专家奥黛特·蓬塔尔负责。1986—1989年，她先后出版了论著《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史》的德文版和法文版，对中古以来与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相关的原始文献和史料汇编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1989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理查德·凯（Richard Kay）在评论蓬塔尔的这部著作时，对17世纪至19世纪西方学术界在教务会议史研究工作中采用的编写方法、叙事范式以及研究局限有所关照。[80]2010年，格雷戈里·哈尔丰德出版《法兰克教务会议史钩沉（511—768年）》一书。通过概述19世纪末以降的重要作品及其主要观点，他指出教务会议史传统叙事在史料可靠性方面存在缺陷，并认为近代西方批判史学思想的不断完善能够拓展教务会议史的研究领域。不过，哈尔丰德的重点还是在于说明西方学术界对教会法的关注胜于对教务会议制度的考察，而对由时代需求引发的研究主题革新这一现象着墨较为有限。[81]
事实上，沿着16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研究的发展轨迹，通过对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的研究起源、研究历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趋向等方面的梳理与发微，人们既能够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义之争对教务会议文献编辑的影响，又能发现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史学思潮对教务会议史经典叙事的改良，更能明晰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思想命题与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史研究转向的互动关系。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第7版中所说的那样：“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82]
（一）教务会议史经典叙事的生成与发展
16世纪初，新教改革的风起云涌给天主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不论是作为正统信仰象征的罗马教宗，还是善于利用宗教斗争的世俗君王，抑或是维护地方信仰纯洁的教区主教，他们在反对“异端”方面并未显现出应有的积极性。当时身居教宗之位的克勒芒七世（Clement VII，1523—1534年在位）坚决反对通过召开大公会议来解决眼前的危机，教廷的枢机们也与教宗站在同一立场。尽管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er，1500—1558年）[83]要求通过大公会议来解决问题，但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1515—1547年在位）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这种对立情景给当时身为奥利金辩护者之一的雅克·梅兰（Jacques Merlin，1480—1541年）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1524年，通过对法国波旁宫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Palais Bourbon）[84]保存的一份12或13世纪手稿的研读，雅克·梅兰精心编撰出第一部教务会议汇编，并将言辞激烈且饱含宗教情感的前言部分寄给巴黎主教弗朗索瓦（François de Paris）和桑斯主教艾蒂安（Étienne de Sens），希望以此激发天主教会打击异端的活力。
在此后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雅克·梅兰到吉欧瓦尼·多梅尼克·曼西（Giovanni Domenico Mansi，1692—1769年），绝大多数教务会议文献的编纂者都是意大利或法国的教会人士。他们或是出自属于托钵修会（Ordre mendiant）[85]的方济各会（Ordre des Frères mineurs）和多明我会（Ordre dominicain），或是加尔都西会（Ordre des Chartreux）的成员，或是来自在1540年才正式成立的耶稣会（Compagnie de Jésus）。尽管这些修会的修道宗旨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在宗教改革时期，积极维护天主教正统教义是修士们的共同目标之一。为了攻击“异端邪说”并挽回天主教的威信，天主教的修士们自觉承担起编纂教会历史文献的重任。特别是身为博学派代表之一的耶稣会士，到16世纪下半叶之时，他们已然成为中世纪天主教会史研究工作的主力军。在此社会情境下，教务会议原始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勘校工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86]1538年，皮埃尔·克拉伯（Pierre Crabbe，1471—1553年）在科隆出版的《教务会议大全》（Concilia Omnia）涉及130余次教务会议，整整是梅兰整理内容的三倍；1644年在卢浮宫出版的《王家汇编》（Collectio regia）包含的教务会议总数上涨到815个；1672年，菲利普·拉博（Philippe Labbe）和加布里埃尔·科萨尔（Gabriel Cossart）共同完成的17卷教规教令集记述的教务会议总数上升至1600个；及至18世纪下半叶，曼西编纂的《神圣教务会议新编全集》被视为当时最全面的教务会议史著作，其涉及的教务会议总数多达2400个。[87]正是在这种不遗余力且持续不断的发掘、整理工作中，教务会议史的经典叙事范式逐渐成形。
在《教务会议大全》成书之前，克拉伯在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莱茵河沿岸地区走访了500余家图书馆，收获大批资料。因此，他编写的每一次教务会议至少都有两份手稿作为史料依据。由于新发现的教务会议成倍增长，且与之相关的信息又通常散落在不同的手稿中，文本内容的编排与串联自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克拉伯一方面按照罗马教宗的在位次序编排对应时段的教务会议文献，另一方面则在每一阶段的开头部分加入相关教宗的传记概要。[88]对于其作品的价值，克拉伯在其序言中写道，“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可以不夸口地说，我做了至今没人做过的事情”；“假如在罗马、威尼斯、博洛尼亚或其他遥远的地方有比我用过的抄本更好或更完整的手稿，我绝不会阻止任何人将之公之于众”。[89]
1629年，法国耶稣会士雅克·希尔蒙（Jaques Sirmond）在巴黎出版了《古代高卢教务会议汇编》（Concilia antiqua Galliae）一书，该书共3卷，涵盖时段为314—987年，其中，第1卷专门编撰与314—751年高卢教务会议相关的历史文献，这部分内容在教务会议《古代高卢教务会议汇编》中的51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选段史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90]从文本的具体内容中，不难发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遵循着一套相对固定的叙事范式。
《古代高卢教务会议汇编》中的51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选段
以51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为例：首先，作者在给出会议名称“奥尔良第一次教务会议（Concilium Aurelianense I）”之后，相继用基督纪年、罗马教宗的任职纪年和法兰克国王的统治纪年这三种纪年方法指明会议召开的时间，即主后511年（anno Christi DXI）、罗马教宗西玛克（Symmaque，498—514年在位）在位的第13年和克洛维统治的第30年。随后，作者以标题形式简要说明此次会议包含的教会法数量及其主要内容。接着，作者将包括序言、教规和参会者名单在内的教务会议决议文书陈列在后，从而与此前的内容共同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单次教务会议篇章。对于那些没有留下决议文书的教务会议，希尔蒙则会从与之相关的叙述性史料或书信中截取关键信息来大致说明会议的基本情况。例如，在记述577年巴黎教务会议、588年克莱蒙教务会议和590年奥弗涅教务会议时，希尔蒙分别选用《法兰克人史》第5卷第18章、第6卷第38章和第10卷第8章中的部分内容。[91]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不便一一列出。
19世纪下半叶，德国神学家卡尔·约瑟夫·冯·赫斐勒潜心著述二十载，由其创作的7卷本《教务会议史纲》在1855年至1874年间相继出版发行。[92]1887—1890年，约瑟夫·海根怀特（Joseph Hergenröther）又为该书增补了两卷内容，使之最终成为今人所熟知的9卷本巨著。实际上，作为“教宗无谬性”教义的反对者之一，赫斐勒最开始只打算关注大公会议本身，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他很快意识到，在基督教会的发展历程中尚有诸多其他类型的教务会议与大公会议同等重要。
基于这一判断，赫斐勒果断将其考察范围延展开来，并在让·阿尔杜瓦恩和曼西所作成果的基础上，书写所有已知教务会议的历史。在总体秉承前代传统的同时，他对单次教务会议的开篇形式做出调整，不再以简单的会议时间和地点作为罗列教务会议原始文献之前的铺垫，而是用概述性的语言尽量将会议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另外，对于像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这类的非大公会议，在对其教规的处理上，赫斐勒没有选择直接抄录拉丁文教规，而是将其翻译或概述为德文。
20世纪初，针对赫斐勒作品的学术性缺陷，法国神学家亨利·勒克莱尔克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对之进行相应的完善，不仅为其增添了引文注释，而且还讨论了某些教务会议的真实性，并对会议的召开时间、举办地点、参与人员及主要议题做出了有理有据的评断。[93]
1936年，法国学者夏尔·德克莱尔克又以类似的叙事逻辑，专门阐述了从克洛维继位到查理曼执政这段时期的高卢教务会议史。[94]至此，西方学术界在古代中世纪高卢教务会议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套传统叙事原则，即在拟定的时间范围内，依据较为可信的传世文献，按照教务会议召开的先后顺序，叙述或分析会议的举办动因、参与人员、讨论过程、集体决议以及由与会主教共同签署确认的法律规条。在此之后，不论是夏尔·德克莱尔克出版的《高卢教务会议（511—695年）》，还是让·高德梅编订的《4世纪高卢教务会议》，抑或是高德梅父女合作的《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教规集（6—7世纪）》，其编排方法与传统范式并无本质上的差别。[95]
德文版《教务会议史纲》中的54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选段
法文版《教务会议史纲》中的54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选段
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的经典叙事范式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除了得益于历代学人的学术累进而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书写内容的相对可靠性。这些内容多取自数量可观的中古手稿，且有相应时代的叙述性史料作为佐证依据。另外，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书抄本的编写历程也得到了保罗·富尼耶（Paul Fournier）、加布里埃尔·勒布拉（Gabriel Le Bras）、胡伯特·莫尔德克以及劳特·凯里（Lotte Kéry）等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人们了解这些手稿的抄录时间、存放地点、传播路径等问题助益良多。[96]
（二）教务会议史研究的“政治转向”
如果说16和17世纪的历史学家主要从事的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史料编纂工作，那么，当启蒙运动宣扬的史学批判思想在18世纪的欧洲旭日当空，历史研究领域的迅速拓展自然也就显得合情合理。学者们不但对权威与传统采取了更多的批判态度，而且试图对当时亚欧大陆西端的人类文明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评判。正如乔治·皮博迪·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所言，启蒙时期的历史学把历史的范围从记录事件扩大到论述文明，“它企图把批判的标准和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的领域”。[97]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如何看待中世纪社会及其宗教观念的问题上，即便是经受过理性主义洗礼的启蒙思想家也终究难以摆脱时代的桎梏。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对早期中世纪史研究不屑一顾，在他看来，研究这段历史就像研究狼与熊一样没有任何价值。此外，他还在讽刺性诗歌《奥尔良姑娘》（La Pucelle d'Orléans）中流露出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质疑与不解。部分启蒙思想家对中古早期历史的嗤之以鼻在大革命期间继续发酵，许多革命者鼓吹和过去彻底决裂。在他们眼中，中世纪乃是“黑暗专制”、“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身处“黑暗中心”的教务会议也就只能在博学派的“古文献学论”中徘徊。
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在滑铁卢之役后彻底倾覆，眼前混乱无序的状态让彷徨的法国民众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王权、神权与人权的权威丧失殆尽的情况下，历史似乎成了唯一可能的信仰。”[98]而当时法国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也恰好推动了“历史世纪”的降临。1820年2月13日贝里公爵（duc de Berry）查理·斐迪南（Charles Ferdinand，1778—1820年）遇刺后，自由派在政府中遭到排挤甚至清除，很多在政治上失意的法国青年才俊纷纷投身史学研究。到了七月王朝时期，“历史不再只是阐明希腊文和拉丁文入门知识的注解了，它拥有了自己的合目的性（finalité），成为一项民族教育”。[99]
考虑到“历史”的重要性，史学编纂的更新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年）指出，本笃会修士在史料校雠活动中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但却缺乏对历史运动的理解，因而无法领会文献所描述的现象之本质。有鉴于此，自由派历史学家（les historiens libéraux）通过恢复和继续以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为代表的考证传统，将这一旨在确定历史事实的方法用于历史解释。而且，这种研究方法也不会局限于狭义的历史，文学史、哲学史、语言史、制度史、宗教史同样适用。于是，在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年）的《法国文明史》中，此前几乎仅在史料汇编中出现的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一跃成为解读西欧政教关系的关键因素。基佐强调，法兰克诸王留下来的无数言行都能证明，除非迫于强大的政治动机，他们既不愿为教务会议中的神学辩论伤脑筋，也几乎不会干涉专门针对教士关系而制定的教规。但是，在一切能使世俗权力发生兴趣的问题上，教会在教义方面具备的那种独立与特权就会荡然无存。[100]尽管如此，在国王干预教务会议与主教选举的同时，教会也会通过信仰权威把它的行动和力量日益拓展到奴隶解放、官员监管、国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世俗事务中来。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由此日益相互靠近、渗透和蚕食，其结果就是双方在相互篡夺中模糊了彼此的界限。
与此同时，在莱茵河彼岸，曾经遭受拿破仑战争火焰侵蚀的德意志同样重视史学革新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效应，一些德国学者和政治家都相信，通过对德意志原始资料的发掘与解读，在宗教上和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居民能够在历史中获取一种统一性，并在由此激发的爱国热忱中振兴德国。1819年，“德意志早期历史研究会”（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在海因里希·施泰因（Heinrich Stein，1757—1831年）的主持下正式成立，负责《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编辑工作。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处理国家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对此，俾斯麦（Bismarck，1815—1898年）曾发起反对天主教和中央党（Zentrumspartei）的行动，旨在通过“文化斗争”（Kulturkampf）实现政教分离，强化国家对教会和教士的控制。此后，随着弗雷德里希·马森对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献整理的不断深入，埃德加·鲁宁（Edgar Loening）、保罗·辛席乌斯（Paul Hinschius）、鲁道夫·邹姆（Rudolph Sohm）等人的教会法研究开始带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转向”色彩，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再局限于个别教务会议的来龙去脉，而是试图在德意志教会史或法律史叙事中，通过对教务会议及其法令的整体考察来探寻法兰克王权与正统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并借此论证国家在教会法领域建立制度的现象在法兰克时期业已存在。[101]鲁宁还进一步指出，墨洛温君王不仅让高卢教省从罗马教宗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为松散的高卢“教省联盟”制定了一个共同的制度——法兰克“王国教务会议”，从而将高卢教会提升为真正的国家教会。[102]
到了20世纪初的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1918—1933年）时期，尽管德意志国家宪法正式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它仍在学校、军队、医院等公共机构中为教会留有一席之地。基于国家与宗教的这种“合作”或“分工”式妥协，德国学者汉斯·巴里翁（Hans Barion）借助当时德国流行的法兰克民族教会史书写框架，对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国王、高卢教会和教务会议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在巴里翁看来，墨洛温诸王允许高卢主教团在教务会议制度中直接完成管理法兰克教会的任务，而君主们则通过区分教规对教会和国家的有效性来实现掌控教会的目的。在王室的认可下，教务会议承担起君主政体不愿或无法履行的经济和教育职责；国王则可以对教务会议制定的教规施加影响，但不能夺走后者在教会内部的权威。主教们希望将教规纳入国家律法的愿望表明他们已经注意到两者的区别；而且，主教们还深刻地认识到，倘若没有国家对教规的授权、没有教会对世俗权力的支持，教会的工作就会变得毫无用处。[103]
巴里翁之后，西方学术界对法兰克君主在教务会议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奥黛特·蓬塔尔继续遵循法国史家的传统观点，在她看来，国王并不关心教会的教义、教理和纪律问题，教会的整个内部组织在这一层面上是独立的；尽管主教们在教士任命、主教选举和召开教务会议等问题上承认国王的干涉权，但在教义问题上，他们定然会表现出寸步不让的架势。[104]德国学者欧根·伊维希（Eugen Ewig）进一步指出，王室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虽然王国教务会议需要得到国王的批准，但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保持自治。6世纪时，并不存在“教俗混合会议”（concilia mixta）之类的集会。在针对主教的司法案件中，世俗君主可以对某个主教提出指控，但最终的裁定权掌握在参与教务会议的主教们手中。教规是教会内部的法律，只有当国王将其纳入君主敕令时，它才能在教会之外获得普遍的有效性。[105]
关于政治权力与教务会议的关系，法国学者布里吉特·巴斯德旺则认为，虽然政治权力与教务会议之间存在联系，但它并未让高卢主教团在国王召开的教务会议中受到君主意志的深刻影响。主教们在与会过程中依然保持着自由讨论和自主决断的权力。而且，不论教务会议的召集人是君主还是都主教，整个6、7世纪的教务会议法令几乎都在试图解决教会纪律和神父精神状态的问题。国王就某个争端要求主教团提供解决方案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必然会向同一批主教表明他渴望看到他们对此做出裁决。另外，她还强调，神职人员的任命问题总会引起政治权力的注意。同其他所有世俗统治者一样，墨洛温诸王对教职授予方式的关注不足为奇，他们对此项教规的干涉也不能证明君主对王国教务会议的所有立法存在总体影响。事实上，世俗王权支配的是教务会议施加影响的地理范围，而不是其立法活动中的具体内容。[106]
由以上所述不难看出，19世纪西欧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政治轨迹、史学编纂的更新以及历史在国家建设与国民教育方面受到重视等因素，为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方向。随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西方学人似乎已经把“政治介入”视为历史重构的动力，教务会议史研究的政治转向自然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在西方学界为当前政教关系寻求往昔经验或历史解读的过程中，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解决教义争端的宗教会议，而是被看作一种由国王主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于王室与教会的分工合作。
（三）教务会议史重构的文化人类学取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渐趋瓦解、美苏两级的争霸趋向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到来，在断壁残垣中谋求复兴之路的西方国家把更多的财力、物力和精力转向民生领域，希望通过缓和民族矛盾、提高生活水平、完善社保制度、重塑精神文化、构建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策略的部署与配合，维持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统治秩序。在此现实状况与思想意识的影响下，有关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的研究再次出现“重新定向”，其主要内容之一，是从“政教精英”与“制度沿革”转向“普通民众”与“大众文化”。这种新的研究趋向强调把研究范围从宗教政治领域拓展至人民的日常生活层面，从而让原本在史著中失语的普通民众以鲜活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当代学者的心目中，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再也不是单向度的政教关系史，而是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社会制度史和宗教文化史。正是在这一研究思路的驱动下，围绕教务会议法令的具体内容，西方学界在基督徒与犹太人之关系、教会财产与社会福利、敬拜仪式与文化认同三个方面着力最勤，至于其他一些零散问题的研究，大都属于这三个层面的延伸。
其一，基督徒与犹太人之关系。自1933年起，由于德国纳粹政府掀起残酷的排犹狂潮，原本生活在欧洲的大批犹太人被迫流亡美国、英国和巴勒斯坦等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打击，许多漂泊在外的犹太学者不再局限于本民族法律地位的研究，而是更多地选择从法律文献中探寻本民族在西欧基督教社会中的受难历程。奥地利犹太史家所罗门·卡茨（Solomon Katz）强调，尽管法兰克高卢拥有圣徒传记、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著作以及多部加洛林编年史，但其中对犹太人的零散记载只能作为法律文献的补充材料。[10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民族这个一度破碎的统一体似乎又重新建立起来，耶路撒冷的复国运动与自卫战争显示了以色列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再者，在后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种族歧视问题上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极力倡导人文关切与种族友谊。正因如此，不论是欧洲学人，还是犹太裔史家，他们均试图以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排犹律法为基础，反向搜寻法兰克高卢基督徒与犹太人互动联系的蛛丝马迹，并以此作为重新书写两者关系的证据。伯纳德·巴克拉克（Bernard Bachrach）认为，尽管法兰克王国出现过数次强迫犹太人改宗的反犹运动，但从总体上讲，绝大多数墨洛温国王在其执政期间都采取了亲犹太人政策；而且，法兰克高卢社会中的犹太人社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天主教徒保持着密切且相对友好的联系。[108]沃尔特·帕克特（Walter Pakter）也认为，相较于西欧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法兰克高卢犹太人的处境要更好一些。533年奥尔良教务会议、535年克莱蒙教务会议和538年奥尔良教务会议颁布的有关犹太人的规条表明，高卢存在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的现象。[109]
毋庸讳言，不论是受难史叙事，还是交流史构建，它们似乎皆与西方政治实践保持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前者为了强调犹太人与基督徒的矛盾根深蒂固，追溯纳粹反犹主义的历史渊源；而后者则意在淡化两者的分歧与冲突，寻求西方国家与犹太民族战后和解的历史支撑。从心理安慰的角度来讲，两派学者的做法均有可取之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的确符合各自时代的发展要求。但是，这类附带某种现实目的的历史书写容易在无形中忽视、模糊甚至遮蔽古代晚期高卢教俗精英针对犹太人频仍展开的例行化活动，妨碍人们捕捉高卢犹太人走进社会困局的草灰蛇线。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弗里德里希·洛特（Friedrich Lotter）和马丁·凯内昂（Martin Quenehen）等学者开始摒弃某些功利性观念，从群体心理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法令反映出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之关系进行纵深维度的推进。在他们看来，教务会议针对犹太人的立法表明，高卢主教们对犹太人有一种潜在的畏惧心理，他们希望通过禁令与惩戒的方法减少犹太人对基督徒的影响，并将犹太人当做加强基督徒身份认同、维护主教权威的反衬工具。[110]
其二，教会财产与社会福利之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所引致或扩大的社会问题，西欧各国均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社会保险和公共福利成为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社会团结、调节财富分配的平衡机制。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不论是总体制度框架，还是具体操作细则，教会所提倡的慈善思想及社会救助均对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在重新审视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献时，特别注重发掘法兰克教会财产的性质及其与世俗社会的有机联系。德国学者沃尔特·乌尔曼（Walter Ullmann）在考察中世纪早期教务会议中的公共福利与社会立法时指出，借由主教团在教务会议中的通力合作，基督教的“仁爱”（charity）美德实现了从“圣经福音”到“教务会议立法”再到“社会制度”的转变。有关扶助弱势群体的教会规条是中世纪早期教务会议最为杰出的立法成果之一，它们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其原因在于其强调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有权利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帮助。换句话说，对穷人的救济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转化为具体义务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毫无疑问，参加教务会议的法兰克主教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能够在与民众的直接接触中了解后者所想，并由此制定出满足后者需求的社会政策。另外，乌尔曼还特别强调，正是通过主教们在教务会议上的共同努力，基督教元素逐渐渗透到法兰克社会中，从而带来了一种基本观念上的统一，这种效果是军事行动、王室政策以及君主立法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的。[111]
蓬塔尔和高德梅等法国学者则从教会财产的来源与分配角度阐述公共财富对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墨洛温王朝时期，教会固有财产的收益、大大小小且络绎不绝的信徒捐赠、由567年图尔教务会议倡导并在585年马孔教务会议上被正式列入教规的什一税（dîme）均是高卢教会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卢教会积累起数额庞大的教产，这些财产在名义上属于所有信众的公共财富，其所有权具有不受时效约束性（imprescriptibilité）与不可让渡性（inaliénabilité）；主教只是教会收益的管理者与保护人，他们既不能私自侵占这部分财产，也不能破坏其完整性，而要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对其做出安排。墨洛温高卢教产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即供养神职人员，支付公共崇拜所需费用，修建教堂、收容所等公共设施，救助穷人与病患；任何胆敢侵犯“穷人财富”的人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112]
其三，敬拜仪式与宗教文化之关系。在近几十年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古代晚期”研究领域，宗教文化史占据显著地位，它既是西方学者界定古代晚期概念的主要视角，又是他们论说现代欧洲世界各要素起源的重要依据，还是西方学界阐释欧洲文明连续性的核心支柱。作为古代晚期基督教文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教务会议中实现法律化的高卢敬拜仪式自然会得到西方学界的青睐。基于“马比荣研究范式”（Mabillon's Model）[113]的非凡成就，西方学者们逐渐注意到基督教敬拜仪式与法兰克王国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据此改变了高卢敬拜仪式的研究重点及适用范围。历史学家们不再仅仅关注教务会议规定的基督教节庆典仪的历史起源与相应的庆祝方式，而是把更多的目光转向仪式所具有的社会功能。[114]
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里什（Pierre Riché）认为，由于法兰克社会存在异教习俗与活动，正统基督教会通过鼓励民众参加洗礼、弥撒和布道等宗教仪式提高后者的基督教化程度。[115]马克·万宇特方格（Marc Van Uytfanghe）和让·厄克兰（Jean Heuclin）先后指出，墨洛温王朝时期，《圣经》传授和崇拜活动是教会教育民众的重要手段；法兰克教会通过教务会议的立法权威为本派信徒勾勒出一名优秀成员的必备品质，即信仰纯正、勤于礼拜、遵纪守法。[116]以色列学者伊扎克·昂（Yitzhak Hen）在对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献中有关节庆仪式的规条进行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后，更是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论是世俗资料，还是教会文本，它们都能证明基督教信仰实践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巨大渗透。在敬拜仪式的核心作用下，接受教会的支配似乎已经成为法兰克人民唯一的文化选择；否定墨洛温高卢社会的基督教文化无异于否定所有相关的文字和考古资料。[117]另外，在他看来，学界以往从阶级分层视角强调墨洛温高卢“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立的观点并不妥帖。事实上，多数民众和少数精英在文化上似乎没有明显的鸿沟，大众文化应当是绝大多数人——俗人与教士、农民和贵族——共同参与的文化。[118]
除了上述三个核心层面外，西方学术界还对与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相关的其他问题有所研究。例如，教务会议对圣经话语的引用问题。通过对墨洛温高卢教会法文本内容的细致梳理，高德梅父女统计出一份完整的圣经引用列表，并在古代中世纪圣经文化的大视野中对教务会议援引圣经话语的形式、内容及用意做出解释。在他们看来，墨洛温高卢教会法中直接或间接引用的圣经话语多出现在与教会纪律及教士义务相关的规条中，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基督教经典中的适当内容支撑基于当时情况而制定的新法规。[119]又如，关于教务会议对奴隶生活境遇的改善。奥黛特·蓬塔尔认为，随着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不断推进，教会一直在循序渐进地改善奴隶的生存条件。[120]
总体来看，二战之后，教会已不再被视为国家的对立面，以西欧民生建设的现代视角发掘教会的社会建设职能成为近几十年来法兰克教务会议史研究的大趋势。尽管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以宗教文化为核心且强调文明连续性的古代晚期概念的影响，但是，学者们在书写法兰克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时，不但没有忽视法兰克国家的政治变迁，反而把法兰克编年史和年代记中记载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统合成一个有始有终的整体。法兰克国家教务会议不再仅仅是一种划分主教和国王的权力范围的政治制度，更是法兰克王国政府处理族群矛盾、应对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以及管理地方民众的决策机关。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有关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的研究，显示了时代主题与史学研究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联。不论是宗教改革之后渐入佳境的经典叙事，还是大革命之后愈发明显的政治转向，抑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苦心经营的宗教文化史架构，它们均反映“现实问题”，带有“价值判断”，呈现“时代气质”。当代视角必然会为回顾过去、理解往昔、重识旧日提供不可或缺的动力，并强有力地唤起隐藏在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史深处的协作性。换言之，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绝不能仅满足于谨本详始的博学产物、只有政教斗争的精英汇编以及只用于权术借鉴的宏大综合。精英决策与民众生活相互配合的研究理路、典章制度与实际功效互为引导的动态分析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式理应成为当下教务会议史重构工作的新取径。
[1]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在罗马帝国史研究领域，延续200年之久的“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受到了以古代晚期（Antiquité tardive）研究为典型代表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的挑战。尽管有关罗马帝国后期（特别是帝国西部）的历史是“衰亡”史还是“转型”史的争论从未停歇，但是古代晚期的概念已经动摇了人们对“衰亡”的看法。因此，用价值中立的“变化”和“转变”等词汇代替“危机”和“衰亡”等包含价值判断的词语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似乎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参见Bryan Ward-Perkins，“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Vol.50，Issue Supplement 91，2007，p.14.另外，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参见附录1。
[2] Averil Cameron，“Agathias on the Early Merovingians”，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Lettere，Storia e Filosofia，Serie II，Vol.37，No.1/2，1968，p.105.
[3] 《使徒行传》第15章第1—30节，详见中国基督教两会《圣经》（中英对照），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13年版，第236—238页（本文所引外文圣经，一概使用该版本，下不另注）。汉密尔顿·赫斯（Hamilton Hess）认为，把此次会议视为基都教历史上“第一次教务会议”是不合时宜的。Hamilton Hess，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non Law and the Council of Serd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
[4] Philip Hughes，The Church in Crisis：A History of the Twenty Great Councils，London：Burns & Oates，1961，p.3.
[5]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保罗·L.梅尔英译、评注，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8—253页；Hamilton Hess，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non Law and the Council of Serdica，p.10.
[6] Philip Hughes，The Church in Crisis：A History the Twenty Great Councils，pp.2-3；Jean Gaudemet，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IIe au VIIe siècle，Paris：Cerf，1985，pp.11-12.
[7] 关于西普里安在北非主持的教务会议，参见Hamilton Hess，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non Law and the Council of Serdica，pp.17-20.
[8] 戴克里先（Dioclétien，284—305年在位）在位初期，对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进行较为细致的改革。他将整个帝国划分为12个行政大区，每个大区下辖若干个行省。高卢在当时被划分为高卢和维埃纳两个行政大区，前者包括8个行省：第一比利时行省（Belgique I）、第二比利时行省（Belgiue II）、第一日耳曼尼行省（Germanie I）、第二日耳曼尼行省（Germanie II）、塞卡耐斯行省（Séquanaise）、第一里昂行省（Lyonnaise I）、第二里昂行省（Lyonnaise II）、奔宁阿尔卑斯行省（Alpes Pennin），后者包括7个行省：维埃纳行省（Viennoise）、第一纳博讷行省（Narbonnaise I）、第二纳博讷行省（Narbonnaise II）、诺维姆波普拉尼行省（Novempopulanie）、第一阿奎塔尼行省（Aquitaine I）、第二阿奎塔尼行省（Aquitaine II）、滨海阿尔卑斯行省（Alpes Maritimes），共15个行省。参见Luce Pietri，“La Gaule chrétienne au IVe siècle”，Vita Latina，No.172，2005，pp.60-61；Jean Gaudemet，éd.，Conciles gaulois du IV e siècle，Paris：Cerf，1977，pp.102-103，126-127，136-137；André Chastagnol，“Le repli sur Arles des services administratifs gaulois en l'an 407 de notre ère”，Revue historique，Tome 249，Fasc.1，1973，pp.23-40.
[9] 阿尔勒位于高卢南部滨海地区，今属法国罗讷河口省（Bouches-du-Rhône）。
[10] 关于314—506年高卢教务会议的相关信息，参见Hans Barion，Das fränkisch-deutsche Synodalrecht des Frühmittelalters，Bonn：Ludwig Röhrscheid Verlag，1931，S.220；Ralph Mathisen，“The‘Second Council of Arles’ and the Spirit of Compilation and Codification in Late Roman Gaul”，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Vol.5，No.4，1997，pp.511-554；R.W.Mathisen，“Between Arles，Rome，and Toledo：Gallic Collections of Canon Law in Late Antiquity”，in S.Montero，ed.，Fronteras Religiosas entre Roma，Bizancio，Damasco y Toledo：El Nacimiento de Europa y del Islam（Siglos V-VIII），Madrid：Universidad Complutense，1999，pp.33-46；Michael Moore，“The Spirit of the Gallican Councils”，Annuarium Historiae Conciliorum，Jahrgang 39，Heft 1，2007，pp.1-52；Gregory I.Halfond，The Archaeology of Frankish Church Councils，AD 511-768，Leiden：Brill，2010，pp.2-6.
[11] Athanasius，“Historia Arianorum”，c.33，in Philip Schaff，ed.，Nicene and Post-Nicenne Fathers，Series II，Volume 4，Grand Rapodes，MI：Christian Classics Ehereal Library，2009，p.769.
[12] Hilaire de Poitiers，Contre Constance，éd.et trad.par André Rocher，Paris：Cerf，1987，p.180.
[13] Jean Gaudemet，éd.，Conciles gaulois du IV e siècle，pp.92-99.
[14] 关于阿尔勒教区的传说，参见[法兰克]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页；Jean-Marie Mayeur et al.，éd.，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Tome 2，Naissance d′une chrétienté（250-430），Paris：Desclée，1995，pp.138-139.
[15] 莱兰隐修院，由阿尔勒的霍诺拉在公元410年左右创建，今位于法国东南部莱兰群岛中的霍诺拉岛。自基督教合法化后，为教殉道的事迹已不再发生，禁欲主义逐渐成为基督徒可能到达的最高造诣，能否遵从这一宗教规范也往往成为衡量人们是否圣洁的标准。5世纪时，经该隐修院训练和培养的很多修道士都在高卢教会自身文化重塑的过程中进入教阶，担任要职。由于师出同门，他们很快结成一个以修院规章和宗教学术为武器的“莱兰派关系网”，并支持阿尔勒主教在高卢主教团内部树立首席权威。关于莱兰隐修院的历史，参见Adalbert de Vogüé，Histoire littéraire du mouvement monastique dans l'Antiquité.Première Partie：Le monachisme Latin.L'essor de la littérature lérinienne et les écrits contemporains（410-500），Paris：Cerf，2003；Yann Codou et Michel Lauwers，éd.，Lérins，une île sainte de l'Antiquité au Moyen Âge，Turnhout：Brepols，2009.
[16] Peter Brown，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Triumph and Diversity，A.D.200-1000，Oxford：Wiley-Blackwell，2013，p.113；Karl Joseph von Hefele，Histoire des concil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originaux，éd.et trad.par Dom Henri Leclercq，Tome II，Partie I，Paris：Librairie Letouzey et Ané，1908，pp.423-454.里耶位于高卢东南部，今为法国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Alpes-de-Haute-Provence）的一个市镇。奥朗日位于高卢东南部，今为法国沃克吕兹省（Vaucluse）的一个市镇。
[17] 阿格德，位于高卢南部海岸线，现为法国埃罗省（Hérault）的一个市镇。
[18] Charles Munier，Concilia Galliae.A.314—A.506，Turnbout：Brepols，1963，p.192.关于506年阿格德教务会议的具体内容，参见William E.Klingshirn，Caesarius of Arles：The Making of a Christian Community in Late Antique Gaul，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2004，pp.97-104.
[19] 伏伊耶位于高卢西部地区，今为法国维埃纳省（Vienne）的一个市镇。507年春，克洛维率领的法兰克人在此地与阿拉里克二世统率的西哥特人展开激烈战斗，史称“伏伊耶战役”。法兰克人获得了该战役的胜利，而西哥特人则在阿拉里克二世战败丧生后向高卢南部逃窜。此役过后，克洛维继续攻打西哥特王国，并最终把高卢南部的大部分领土收入囊中。参见Bernard S.Bachrach，Meroving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481-751），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2，pp.11-12.
[20] 罗马帝国时期，“奥古斯都”常被用来指代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屋大维，后来“奥古斯都”常用作罗马皇帝的头衔。寿纪瑜和戚国淦两位先生认为这个称号只有后来的法兰克国王采用，克洛维此时似乎不曾用过，这个称号也不大可能由皇帝赐赠。参见[法兰克]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01—102页以及第102页注释。
[21] 关于克洛维铲除亲属的一系列行动，参见[法兰克]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02—106页。
[22] 奥尔良位于高卢中部地区，今属法国卢瓦雷省（Loiret）。
[23] 关于“新的君士坦丁”的说法，参见[法兰克]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90页。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出现的各类文字材料中，一些作者通常会根据君主德行或自身立场，将某位国王同罗马君主或《圣经》中出现的某位以色列王进行类比，以此突显记述对象的功绩或过错，并表达个人的政治意愿或宗教情感。例如，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 de Tours，573—594年在任）将希尔佩里克一世（Chilpéric Ier，561—584年在位）比作罗马皇帝尼禄。再如，参加614年巴黎教务会议的主教们将克洛塔尔二世（Clotaire II，584—629年在位）誉为大卫王。
[24] 刘虹男：《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考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25] 该城地处6世纪初位于高卢东部的勃艮第王国境内。虽然学术界至今无法确定埃帕奥讷的具体位置，但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今属法国德龙省（Drôme）的阿尔邦（Albon）市镇可能是它的前身。
[26] 瓦朗斯，位于高卢西南部，今属法国德龙省的一个市镇。
[27] Charles de Clercq，Concilia Galliae.A.511—A.695，Turnbout：Brepols，1963，pp.423-426；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éd.，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 e siècles），Paris：Cerf，1989，p.12；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aris：Cerf，1989，p.374；Gregory I.Halfond，The Archaeology of Frankish Church Councils，AD 511-768，pp.223-261.
[28] 关于高卢境内基督教会的教省与教区分布情况，详见本书附录3。
[29] 在早期法兰克国家政治结构问题上，“国土瓜分”乃是其典型的特征。克洛维去世后的两代国王，均是以这种方式在4位墨洛温家族直系男性成员之间解决国土继承问题的，因而也就出现了4个二级行政区域，其首脑便可称为“二级国王”。自克洛塔尔一世去世后，法兰克王国内部逐渐形成3个二级王国，即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及至7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王国的领土结构再次发生变化，由原来的3个二级王国变为2个二级王国，即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和奥斯特拉西亚王国。关于法兰克王国的“二级国王”和“二级王国”，参见陈文海、王文婧《墨洛温王朝的“国土瓜分”问题——〈法兰克人史〉政治取向释读》，《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刘虹男、陈文海《墨洛温王朝“父子共治”虚实考论——以〈弗莱德加编年史〉为主要考察基点》，《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
[30] 克莱蒙位于高卢中南部地区，今为法国多姆山省（Puy-de-Dôme）的市镇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
[31] 马孔，现为法国索恩—卢瓦尔省（Saône-et-Loire）的一个市镇。
[32] 奥兹位于高卢西南部地区，今为法国热尔省（Gers）的一个市镇。
[33] 奥克塞尔，法兰克东部城市，今位于法国约讷省（Yonne）境内。
[34] 欧坦，法兰克东部城市，今位于法国索恩—卢瓦尔省境内。
[35]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 e siècles），pp.454-455.
[36] 此地为索恩河畔沙隆，位于高卢东部地区，今为索恩—卢瓦尔省的一个市镇。
[37] 奥弗涅，位于高卢中部，今属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Auvergne-Rhône-Alpes）的一部分。
[38] 关于法兰克高卢乡村教区的发展，参见[法兰克]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568页；May Vieillard-Troiekouroff，Les monuments religieux de la Gaule d'après les œuvres de Grégoire de Tours，Paris：Champion，1976，pp.32，74-76，127-128，286，302.
[39] 墨洛温王朝时期，高卢先后出现的几部史学作品（编年史和年代记）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法兰克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部当属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的《法兰克人史》，该书成书于6世纪末，共10卷，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记述到591年。第二部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4卷，该卷成书于7世纪中期，从《法兰克人史》第6卷截止的584年写起，止于642年。第三部是《法兰克人史纪》，该书出现于公元8世纪前期，共计53章，其中，43—53章主要涉及638—727年间的法兰克史事，这一时期是法兰克政治文化的转折点。第四部是《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涵盖时段为643—768年，其中，643—721年的材料基本上依据《法兰克人史纪》，721—768年的历史记述属于作者原创。关于这些著作，参见Wilhelm Arndt et Bruno Krusch，eds.，Gregorii episcopi Turonensis Libri historiarum，MGH.，Tomus I，Hannovre：Hahn，1951；Gregory of Tours，History of the Franks，trans.by O.M.Dal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Gregory of Tours，History of the Franks，trans.by E.Brehau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Grégoire de Tours，Histoire des Francs，éd.et trad.par Robert Latouche，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05；[法兰克]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Chronicarum quae dicuntur Fredegarii Scholastici libri IV.cum Continuationibus”，in Bruno Krusch，ed.，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MGH.，SRM，Tomus II，Hannover：Hahn，1888；J.M.Wallance-Hadrill，ed.and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al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Fédégaire，Chronique des temps Mérovingiens，éd.et trad.par O.Devillers et J.Meyers，Turnhout：Brepols，2001；[法兰克]弗莱德加《弗莱德加编年史》（第4卷及续编），陈文海译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in Bruno Krusch，ed.，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MGH.，SRM，Tomus II，Hannover：Hahn，1888；Bernard S.Bachrach，ed.and trans.，Libre Historiae Francorum，Lawrence，KS：Coronado Press，1973；Stéphane Lebecq，éd.et 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15；[法兰克]匿名作者《法兰克人史纪》，陈文海译注，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0] 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中提到的教务会议：552年瓦恩（Vannes）教务会议（第4卷第4章）、561—567年桑特教务会议（第4卷26章）、573年巴黎教务会议（第4卷第47章）、577年巴黎教务会议（第5卷第18章）、579年沙隆教务会议（第5卷第27章）、580贝尔尼教务会议（第5卷49章）、581年里昂教务会议（第6卷第1章）、584或591年奥弗涅教务会议（第6卷38章）、贡多瓦尔德召开的教务会议（第7卷31章）、588年6月1日地点不确定的教务会议（第9卷20章）、589年11月1日的教务会议（第9卷第32章）、589年索尔西（Sorcy）教务会议（第9卷37章）、590年普瓦捷教务会议（第9卷39—43章；第10卷15—17章）、590年奥弗涅教务会议（第10卷第8章）；590年梅斯教务会议（第10卷第19章）。《弗莱德加编年史》提到了602年沙隆教务会议和636年克里希教务会议。此外，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圣徒传记、主教书信以及王室文书等史料中亦可找到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蛛丝马迹。例如，《圣柳德加尔传》（Vie de saint Léger）中提到提乌德里克三世（Théoderic III，673—691年在位）和宫相埃布罗安（Ébroïn）在王城（Villeroy，今为法国塞纳—马恩省内的市镇维勒鲁瓦）召开教务会议，沙特尔主教帕波卢斯（Pappolus de Chartres）的书信中谈及573年巴黎教务会议，等等。
[41]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New York：Robert Appleton Company，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056a.htm，2022年4月10日。
[42] Jean Gaudemet，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II eau VII e siècle，Paris：Cerf，1985，pp.11-12；Heinz Ohme，Kanon ekklesiastikos：Die Bedeutung des altkirchlichen Kanonbegriffs，Berlin u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8，S.1-15；Hamilton Hess，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non Law and the Council of Serdica，pp.38，60-89.
[43] 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 de Seville）在其《词源》（Etymologiae）一书中将“canon”视为“regula”，即生活中的“守则”。参见Stephen A.Barney et al.，eds.，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43.
[44] Marcel Metzger，éd.et trad.，Les Constitutions Apostoliques，Paris：Cerf，2012.
[45] 关于《十二使徒遗训》，参见Willy Rordorf et André Tuilier，éd.et trad.，La Doctrine des Douze Apôtres（Didachè），Paris：Cerf，1998.
[46] 关于这些著作的基本信息及内在联系，参见Paul F.Bradshaw，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Worship：Source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Litur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80-110；Jean Gaudemet，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II e au VII esiècle，pp.18-28.
[47] G.W.Clarke，ed.and trans.，The Letters of Saint Cyprian of Carthage，Vol.3，New York：Newman Press，1986，p.36.
[48] 埃尔维拉，确切位置存疑，大致位于今天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Granada）附近。当时，该地属于罗马治下的倍提卡西班牙行省（Hispania Baetica，设立于公元14年，属于元老院行省）。
[49] Hamilton Hess，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non Law and the Council of Serdica，pp.53-54；Jean Gaudemet，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II e au VII e siècle，pp.75-76.
[50] 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页。
[51] 对于《迦太基教会纪要选编》这一名称，有必要在此略作说明。在419年第17次迦太基教务会议上，与会的主教们确认了一部教会法汇编的合法性，这部汇编收录了393年到418年间北非历次教务会议所颁布的法令。之后，参会者又在其原有的内容上增添了此次教务会议通过的33条新教规，《第17次迦太基教务会议法令汇编》（Collectio Concilii Carthaginensis XVII）由此而成。这部新汇编不仅响彻整个北非教会，而且得到西班牙、高卢、意大利以及东部教会的认可。前文提到的狄奥尼修斯将其命名为《阿非利加教务会议法令集》（Statuta Concilii Africani），并将其内容以分散插入的方式纳入自己编写的教会法汇编中。6世纪下半叶，遵照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en Ier，527—565年在位）的命令，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三世（Jean III，565—577年在任）将《第17次迦太基教务会议法令汇编》译为希腊文。17世纪时，法国学者克里斯多夫·贾斯泰勒（Christophe Justel）编撰了第一部拉丁语—希腊文对照版本，并将之命名为《阿非利加教会法典》（Codex canonum Ecclesiae Africanae）。不过，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将这部汇编称为《迦太基教会纪要选编》更为妥帖。参见Jean Gaudemet，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II e au VII e siècle，pp.82-83；Constant van de Wiel，History of Canon Law，Louvain：Peeters Press，1991，pp.45-46.
[52] C.H.Turner，“Arles and Rome：The First Developments of Canon Law in Gaul”，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Vol.17，No.67，1916，pp.236-247；Ralph W.Mathisen，“Between Arles，Rome，and Toledo：Gallic Collections of Canon Law in Late Antiquity”，pp.33-46；Michael Moore，“The Spirit of the Gallican Councils”，pp.46-48；Gregory I.Halfond，The Archaeology of Frankish Church Councils，AD 511-768，p.160.
[53] 韦松，法兰克东南部城镇，今属法国沃克吕兹省。
[54] Ralph Mathisen，“The ‘Second Council of Arles’ and the Spirit of Compilation and Codification in Late Roman Gaul”，pp.525-527.
[55] Bruno Dumézil，Le Bréviaire d'Alaric：Aux origines du Code civil，Paris：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2008，pp.51-52.
[56] 起初，由于阿非利加教务会议法令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该汇编通常被视为“第四次迦太基教务会议”（Quatrième Concile de Carthage）的产物。1757年，通过对6份手稿的细致考察，巴莱里尼兄弟（les Ballerini）断定该汇编出自5世纪下半叶的高卢南部地区。1870年，马森认为，该汇编的原稿可能出现于5世纪末的阿尔勒。20世纪末，让·高德梅认为，该汇编可能成书于西哥特国王尤里克（Euric，466—484年在位）统治时期。参见Jean Gaudemet，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II e au VII e siècle，pp.84-86.
[57] Michael Moore，“The Spirit of the Gallican Councils”，pp.49-50.
[58] Jean Gaudemet，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II e au VII e siècle，pp.86-87.
[59] 关于高卢教务会议会址由南向北迁移的发展趋势，参见Matthieu Smyth，“Les canons conciliaires de la Gaule，témoins des responsabilités liturgiques épiscopales en Occident”，Revue de droit canonique，Tome 49，No.2，1999，pp.272-273.
[60] Rosamond McKitterick，Books，Scribes，and Learning in the Frankish Kingdoms，6th-9th Centuries，Aldershot：Variorum，1994，p.98.
[61] 法国学者路易·杜申纳（Louis Duchesne）在其著作《古代高卢教会大事记》中指出，《科尔比汇编》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抄本12097号中。他认为，该手稿具体的编纂地址不详，但最初版本完成的时间约为525年完。参见Louis Duchesne，Fastes épiscopaux de l'ancienne Gaule，Tome I，Paris：Thorin & Files，1894，p.142.关于其他学者对该手稿编撰地点的推断，参见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éd.，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 e siècles），p.14；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18.
[62]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éd.，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 e siècles），p.14.“叶”（folio），抄本学（codicologie）和古文字学（paléographie）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专业名词，“一叶”包含“正面”（recto）和“反面”（verso）两个页面。
[63] 里昂教务会议的第二版手稿出现在9—10世纪，该手稿目前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抄本第1452号中（Paris，Bibl.nat.，lat.1452）。
[64] 卡尔庞特拉位于高卢东南部，今为法国沃克吕兹省的一个市镇。
[65] 奥黛特·蓬塔尔认为，该文献的原始版本最初只整理到54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之后又增补至549年奥尔良教务会议。参见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23；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éd.，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e siècles），p.15.
[66] 这部汇编涉及多个地区的教规，包括希腊、阿非利加和法兰克高卢，其部分内容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拉丁抄本8901号中。法国学者让·高德梅和布里吉特·巴斯德旺认为，这部作品中首先出现了524年阿尔勒教务会议和54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颁布的教规；然后再次出现524年阿尔勒教务会议的教规，紧接着是529年韦松教务会议的第1条教规和535年克莱蒙教务会议的第2，7，8和14条教规；最后还收录了538年奥尔良教务会议和549年奥尔良教务会议颁布的部分教规。此外，《阿尔比汇编》还收录了529年奥朗日教务会议颁布的第1—8条教规。参见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23；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éd.，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 e siècles），p.15.圣让—德洛讷，位于高卢东部地区，现为法国科多尔省（Côte-d'Or）的一个市镇。
[67] 当时，图尔已是法兰克王国的图书生产与输出中心之一。参见Rosamond McKitterick，Books，Scribes，and Learning in the Frankish Kingdoms，6th-9th Centuries，p.105.2.
[68] 该文献的最初版本首先出现在桑斯教省或奥克塞尔教省，它可能与《兰斯汇编》和《科尔比汇编》使用了同一种材料，参见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25.
[69] 克里希，巴黎西北郊小镇。
[70] 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抄本3846号（Paris，Bibl.nat.，lat.3846，IXe s.）、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抄本1455号（Paris，Bibl.nat.，lat.1455，IXe s.micro film），其中，抄本3846号第80叶面以后的内容同抄本1455号第128叶面以后的内容一致。此外，还有梵蒂冈拉丁抄本3827号（le manuscrit de Vatican，lat.3827，IXe-Xe s.）。
[71] 673年或675年，欧坦主教柳德加尔（Léger d'Autun，615—679）被流放至吕克瑟伊（Luxeuil）修道院。在此期间，他很可能对《古高卢汇编》进行过修订，因为这部汇编的后续版本中出现了大量欧坦教务会议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后，该汇编的所有抄本应该都是在科尔比修道院完成的。
[72] Hubert Mordek，Kirchenrecht und Reform im Frankreich：Die Collectio Vetus Gallica，die älteste systematische Kanonessammlung des fränkischen Gallien，Berlin u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75.
[73] 关于《伊西多尔的西班牙教规集》的研究，参见Ganzalo Martinez Diez y Felix Rodriguez，La colección canónica Hispana，Vol.I-VI.Madrid：CSIC，1966—2002.
[74] 774年，哈德良一世（Adrien Ⅰer，772—795年在位）将这部教会法汇编献给查理曼，但它并没有立即成为加洛林官方认可的教会法汇编。关于这部汇编在法兰克国家的应用，参见Rosamond McKitterick，Books，Scribes，and Learning in the Frankish Kingdoms，6th-9th Centuries，pp.97-117.
[75] 《博纳瓦勒抄本第一汇编》的主要内容转录在9世纪中叶出现的一份抄本中，该抄本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抄本3859号的一部分。
[76] 关于这部汇编，参见Paul Fournier et Gabriel Le Bras，Histoire des collections canoniques en Occident depuis les fausses décrétales jusqu'au Décret de Gratien，Vol.2，Paris：Sirey，1932，pp.55-114.
[77] Gabriel Le Bras，Histoir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de l'Église en Occident，Tome VII，l'Âge classique（1140—1378）：Sources et théorie du droit，Paris：Sirey，1965.
[78] 在西语当中，英语“Historiography”或法语“Historiographie”是一个学术内涵丰富的术语，它既包括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发展史，即史学史，也包括有关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即史学理论。关于该词语的详细解释，参见向燕南《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
[79] 该项目出版了两套系列丛书：第一系列主要阐述基督教各时代和各地区的教务会议，第二系列深入研究教务会议所展现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与教会生活，至今已出版数十部学术作品。关于这些作品的基本信息，参见http：//www.konziliengeschichte.org/site/de/publikationen/buchreihe，2022年4月10日。
[80] 理查德·凯对赫斐勒的作品做出如下评价：“在赫斐勒创作（《教务会议史纲》）之时，教务会议这个论题已有超过300年的研究历史。希腊语文本和拉丁语文本在一系列教务会议汇编中被反复刊印，最终以曼西的31卷对开本著作《神圣教务会议新编全集》（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的现世而告一段落。自17世纪起，为了满足那些不愿为大部头教务会议史汇编花费时间和金钱的读者，出现了主要以地方语言写成的各种文摘。它们中有一些是字典形式的，另一些则在时间框架中把教务会议和教会史的叙述松散地链接在一起。赫斐勒的著作采用了后者的模式；它只是将浅薄的教会史与所有重要教规的详细总结合并在一起。即便是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这部著作的学术性也十分有限：没有参考手稿、没有文本批注、没有历史评判、没有归纳概括或比较研究。……《教务会议史纲》只是对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进行了不加批判的释义。”（Richard Kay，“Review of 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by Odette Pontal”，Speculum，Vol.67，Iss.4，1992，pp.1030-1032.）笔者认为，这一评价过于严苛，有失公允。
[81] Gregory I.Halfond，The Archaeology of Frankish Church Councils，AD 511-768，pp.17-26.
[8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83] 查理一世，1516年成为西班牙统治者，1516—1556年在位。1519年，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1556年，查理退位，两年后去世。
[84] 波旁宫图书馆位于巴黎波旁宫内，现为法国国民议会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85] 托钵修会是完全依靠捐助而生存的天主教修会，他们不蓄财产，需发贫穷誓愿，以便将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宗教工作。他们积极维护天主教正统教义，热心布道，攻击异端，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力图挽回本派威信。
[86] 雅克·梅兰身后的几十年里，皮埃尔·克拉伯、加尔都西会修士劳伦提乌斯·苏里乌斯（Laurentius Surius）、多明我会修士多米尼克·尼科利尼（Dominique Nicolini）和多米尼克·波拉努斯（Dominique Bollanus）相继接过“教务会议法令编纂”旗帜。17—18世纪，塞维兰·比尼（Séverin Bini）、雅克·希尔蒙、菲利普·拉博、加布里埃尔·科萨尔、艾蒂安·巴吕兹（Étienne Baluze）、让·阿尔杜瓦恩（Jean Hardouin）、尼古拉斯·科莱提（Nicolas Coleti）、优西比乌·阿莫特（Eusèbe Amort）、吉欧瓦尼·多梅尼克·曼西等人继续从事教务会议文献的编纂工作，并出版或再版了多部教务会议汇编。参见Henri Guentin，Jean-Dominique Mansi et les grandes collections conciliaires，Paris：Ernest Leboux，1900，pp.7-13；Richard Kay，“Mansi and Rouen：A Critique of the Conciliar Collections”，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52，No.2，1966，p.156；Siméon Vailhé，“Les grandes collections des conciles”，Échos d'Orient，Tome 4，No.4，1901，pp.235-238.
[87] Henri Guentin，Jean-Dominique Mansi et les grandes collections conciliaires，p.32.另外，西班牙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奥古斯丁（Antonio Agustín，1517—1586年）首次将语言学和校勘方法用于教会法研究，希望通过细致的考订对各种手抄本去伪存真，恢复古典时期的教会法作品的原貌。在此风气的影响下，教宗庇护五世于1566年组织了一个包括安东尼奥在内的由学者和枢机团成员构成的教会法文献修订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罗马修订者”（correctores Romani），对五大教会法经典（即《格兰西教令集》《格雷戈里九世教令集》《卜尼法斯八世教令集》《克莱蒙五世教令集》《编外卷》）进行勘正。1582年，教宗格雷戈里十三世承认了他们的校订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包括这五部汇编的一套全集，将其确定为教廷认可的正式版本，格雷戈里称之为《教会法大全》（Corpus iuris canonici）。但是，该名称当时并未被印制在书上，直到1586年法兰克福才首次出版了以此为标题的版本。关于“罗马修订者”，参见Mary E.Sommar，The Correctores Romani：Gratian's Decretum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Humanists，Berlin：LIT Verlag Münster，2009.
[88] 教宗的传记概要取自《教宗列传》（Liber Pontificalis）。关于这部史料，参见Louis Duchesne，ed.，Le Liber Pontificalis.Texte，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e，Vol.1-2，Paris：Ernest Thorin，1886-1892；Raymond Davis，The Book of Pontiffs，Liverpool：University of Liverpool Press，2000.
[89] Henri Guentin，Jean-Dominique Mansi et les grandes collections conciliaires，p.17.
[90] 该书第2卷和第3卷涵盖的时段分别为751—840年和840—987年。参见Jaques Sirmond，ed.，Concilia antiquae Galliae，Vol.I-III，Paris：Sebastien Cramoisy，1629.
[91] Jaques Sirmond，Concilia antiquae Galliae，Vol.I，pp.177-184，357-360，396，404.
[92] 赫斐勒，曾为罗马教宗庇护九世（Pie IX，1846—1878年在位）的幕僚。后来，赫斐勒出任罗腾堡（Rottenburg）主教，而且他还参加了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Premier concile œcuménique du Vatican，1869—1870年）。
[93] 以54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为例：首先，勒克莱尔克在标题处添加了一个注释，其主要内容是收录此次教务会议文献的前代教务会议汇编；其次，他在与参会人员相关的注释中较为详细地说明了阿尔勒教省的主教们的出席情况。第三，对于某些前代教务会议已经颁布的相同教规或类似条目，他都会在注释中标明出处。Karl Joseph Von Hefele，Conciliengeschichte，Zweiter Band，Zweite，verbesserte Auflage，Freiburg im Breisgau：Herder，1875，S.780-784；Karl Joseph von Hefele，Histoire des concil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originaux，éd.et trad.par Dom Henri Leclercq，Tome II，Partie II，Paris：Librairie Letouzey et Ané，1908，pp.1164-1174.
[94] Charles de Clercq，La législation religieuse franque de Clovis à Charlemagne，Paris：Sirey，1936.
[95] 21世纪初，德国学者约瑟夫·利莫尔继续沿用经典叙事范式记述高卢历次教务会议（314—696年）的基本情况。Josef Limmer，Konzilien und Synoden im spätantiken Gallien von 314 bis 696 nach Christi Geburt，Teil 1：Chronologische Darstellung，Bern：Peter Lang，2004.
[96] Paul Fournier et Gabriel Le Bras，Histoire des collections canoniques en Occident depuis les fausses décrétales jusqu'au Décret de Gratien，Vol.I，Paris：Recueil Sirey，1931；Hubert Mordek，Kirchenrecht und Reform im Frankenreich：Die Collectio Vetus Gallica，die älteste systematische Kanonessammlung des fränkischen Gallien；Lotte Kéry，Canonical Collection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ca.400-1140），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9.
[97]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卢继祖、高健校，谭英华校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 82—83 页。
[98] 乐启良：《介入史学的意义与局限——奥古斯丁·梯叶里对法兰西民族史的重构》，《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3期。
[99]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éd.，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19e-20e siècle），Paris：Armand Colin，1999，p.25.
[100] [法]弗朗索瓦·基佐：《法国文明史》，沅芷、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92页。
[101] Friedrich Maassen，ed.，Concilia Aevi Merovingici，MGH.，Legum Sectio III，Concilia，Tomus I，Hannover：Hahn，1893；Edgar Loening，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irchenrechts，2 Bände，Strasbourg：Verlag Karl J.Trübner，1878；Paul Hinschius，Das Kirchenrecht der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in Deutschland，6 Bände，Berlin：J.Guttentag，1869—1897；Heinrich Brunner，Deutsche Rechtsgeschicht，2 Bände，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lot，1906 und 1928；Albert Hauck，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5 Bände，Leipzig：J.C.Hinrichs′sche，1904—1920；Rudolph Sohm，Kirchenrecht，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lot，1923.
[102] Edgar Loening，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irchenrechts，Bd.2，S.130.
[103] Hans Barion，Das fränkisch-deutsche Synodalrecht des Frühmittelalters，Bonn und Köln：Ludwig Röhrscheid Verlag，1931，S.233-252.
[104] 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252.
[105] Eugen Ewig，Die Merowinger und das Frankenreich，Stuttgart：W.Kohlhammer，1988，S.104-105；Jean Gaudemet，Église et Cité：Histoire du droit canonique，Paris：Cerf，1994，p.156.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墨洛温国王与其说是确认教务会议的决定，不如说是将其作为颁布自己立法的先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法兰克国王对立法程序的介入程度如此之深，以致很难区分教务会议法令和世俗律法。Karl Voigt，Staat und Kirche von Konstantin dem Grossen bis zum Ende der Karolingerzeit，Stuttgart：W.Kohlhammer，1936，S.250-254；Ian Wood，“Incest，Law，and the Bible in Sixth-Century Gaul”，Early Medieval Europe，Vol.7，No.3，1998，p.293.
[106] Brigitte Basdevant，“Les évêques，les papes，et les princes dans la vie conciliaire en France du IVe au XIIe siècle”，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Quatrième série，Vol.69，No.1，1991，pp.1-16.
[107] Solomon Katz，The Jews in the Visigothic and Frankish Kingdoms of Spain and Gaul，Cambridge：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37，Preface，V.
[108] 关于高卢犹太人社群的情况及与基督徒的往来，参见Bat-Sheva Albert，“Les communautés juives vues à travers la législation royale et ecclésiastique visigothique et franque”，in John Tolan et al.，eds.，Jews in Early Christian Law：Byzantium and the Latin West，6th-11th Centuries，Turnhout：Brepols，2014，pp.179-193；Bernard Bachrach，Early Medieval Jewish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49；“Liber Vitae Patrum”，in Bruno Krush，ed.，Gregorii Episcopi Turonensis Miracula et Opera Minora，MGH.，SRM，Tomus I，Part II，Hannover：Hahn，1969，p.236.
[109] Walter Pakter，Medieval Canon Law and the Jews，Ebelsbach：Verlag Rolf Gremer，1988，p.268；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p.291-292.
[110] Friedrich Lotter，“La crainte du prosélytisme et la peur du contact：Les juifs dans les actes des synodes mérovingiens”，in Michel Rouche，éd.，Clovis：Histoire et mémoire，Tome I，Paris：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1997，pp.849-851；Martin Quenehen，“Les Juifs de l'évêque：De l'usage des Juifs dans l'œuvre de Grégoire de Tours”，Archives Juives，Vol.43，No.1，2010，p.101.另外，西方学者还对法兰克叙述性史料中的犹太人信息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得出类似结论。Avril Keely，“Arians and Jews in the Historiesof Gregory of Tours”，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Vol.23，No.2，1997，pp.109-113；Immacolata Aulisa，Les juifs dans les récits chrétiens du Haut Moyen Âge，Paris：CNRS Éditions，2015，pp.89-109.
[111] Walter Ullmann，“Public Welfare and Social Legislation in the Early Medieval Councils”，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Vol.7，1971，pp.1-39.
[112] M.R.Mayeux，“Les biens de l'Église considérés comme patrimoine des pauvres à travers les conciles occidentaux du VIe siècle”，in Henri Desroche，éd.，Inspiration religieuse et structures temporelles，Paris：Les Éditions Ouvrières，1948，pp.139-209；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p.277-279；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éd.，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 e siècles），pp.53-54.
[113] “马比荣研究范式”指的是，让·马比荣及其领导的“莫尔教团”（Maurists）在基督教敬拜仪式研究领域创建的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方法。该范式要求研究者首先在抄本学和古文字学的基础上鉴别手稿的创作时间、编撰地点和传世版本，然后再依据其内容探寻某种仪式的起源与发展，最后将归纳好的具体细节编撰成文。参见Yitzhak Hen，The Royal Patronage of Liturgy in Frankish Gaul to the Death of Charles the Bald，London：Boydell，2001，pp.8-9.
[114] 自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学术界在高卢弥撒礼仪的起源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探讨与争论，并逐渐形成了“东方教会起源说”、“米兰起源说”、“西欧仪制同宗论”以及“西哥特西班牙起源说”等多种论说。不过，近些年来，西方学者们似乎更加倾向于在“西欧仪制同宗论”的基础上强调高卢敬拜仪式结构的灵活性与开放性。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门德兹（Michel Mendez）所说，高卢敬拜仪式既不是东方教会的舶来品，也不是古代罗马仪式的粗略影像，而是一种源自早期教会且有着自身特点的复合仪式。它不仅保留着使徒时代的传统要素，而且能够将其他基督教会的经验与创造力为己所用。参见Michel Mendez，La messe de l'ancien rite des Gaules，Paris：Harmattan，2008，p.204.
[115] Pierre Riché，Éducation et Culture dans l'Occident barbare（VI e-VIII e siècles），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62，p.46.
[116] Marc Van Uytfanghe，“La Bible et l'instruction des laïcs en Gaule mérovingienne：des témoignages textuels à une approche langagière de la question”，Sacris erudiri，Vol.34，1994，pp.67-123；Jean Heuclin，Hommes de Dieu et fonctionnaires du roi en Gaule du Nord du V e au IX e siècl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1998，p.216.
[117] Yitzhak Hen，Culture and Religion in Merovingian Gaul，A.D.481-751，Leiden：Brill，1995，pp.252-253.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英国学者罗萨蒙德·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在研究加洛林时期法兰克教会改革时曾指出，墨洛温高卢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在许多情况下都只停留于表面仪式，缺乏教义和神学内容。直到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君王和神职人员才共同营建出具有明确基督教色彩的法兰克社会。Rosamond McKitterick，The Frankish Church and the Carolingian Reforms（789-895），Lond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77，pp.xvii-xxi.
[118] Yitzhak Hen，Culture and Religion in Merovingian Gaul，A.D.481-751，p.19.
[119] Jean Gaudemet，“La Bible dans les Collections canoniques”，in Pierre Riché et Guy Lobrichon，éd.，Le Moyen Âge et la Bible，Paris：Beauchesne，1984，pp.333-335；Brigitte Basdevant-Gaudemet，“La Bible dan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in Église et Autorités：Études d'histoire de droit canonique médiéval，Paris：Pulim，2006，pp.201-212.
[120] Odette Pontal，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pp.28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