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与这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封建王朝时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为了维系他们的统治，历代统治者都对这个占据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乡村地域实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既有经济性的，也有政治性的，但他们的改革均未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时至今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不可否认，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不仅需要现代的政治理念，还需要顺应中国农村社会的自身特点，即如何将现代乡村治理理念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无疑是我们探索乡村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广袤的土地，世代定居、从事耕作的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大特色。正如梁启超所说：“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1]，可谓一语中的。正是由于乡村社会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因此，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繁荣则成为每个时代的统治者为之努力的方向。纵观中国基层政制的发展历程，保甲制度无疑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推行朝代最多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

保甲制度萌芽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于隋唐，确立于北宋。此后历经宋、元、明、清，长久不衰。1840年鸦片战争后，没落的清王朝在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也将这个封闭的“天朝大国”逐步推向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西方列强在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输出资本主义文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上的不断受挫，也促使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向西方学习开始成为这一时代先进中国人为之努力的方向。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以及随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仅存的颜面荡然无存。西逃路上的艰辛与屈辱，亦使慈禧太后及整个清王室不得不为其统治谋求出路。历史的车轮促使这位曾于两年前亲手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在20世纪初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政运动，清末新政在理论和实践上甚至比两年前的戊戌变法走得更远。无论清末新政的动机如何，但客观效果不言而喻。[2]传统的保甲制度正是在这一新政运动中被遗弃，而舶来的地方自治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

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更是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推崇，孙中山甚至将其列为《建国大纲》的一项重要内容，以至于民国初年的历届北京政府均致力于地方自治的推行。1928年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秉承了孙中山的遗志，继续推行地方自治，但时过两年，成效甚微。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凭借自身实力平复了各地的反蒋军事集团，但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等地的迅速崛起，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围剿”道路上的不断受挫和“智囊人士”的不断“进谏”，使得蒋介石逐渐认识到政治在“围剿”红军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对鄂豫皖等中共苏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蒋介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传统的保甲制度。于是乎，冷落已久的保甲制度再次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睐。

然而，推行地方自治既是孙中山的遗愿，亦是国民党政权“法统”的理论屏障，那么，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不惜违背总理遗嘱而推行保甲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与传统的保甲制度有何异同？南京国民政府在保甲与自治之间最终将何去何从？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虽有探讨，但专题研究至今罕见。笔者将利用台湾新近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资料，系统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在自治与保甲之间艰难抉择的心路历程，并通过对国民政府保甲制度性质、特点及其异化过程的分析，从中揭示国民政府保甲制度与传统保甲制度的本质性区别。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发展极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因此保甲制度在各地的推行难免会有所侧重。诚如费正清所言：“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3]甘肃地处西北边陲，交通不便，民情闭塞，民国时期，回、藏二族在甘肃境内各具特色。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甚至西北史研究中，对甘肃这一特殊地域仍缺少应有的关怀。正如李玉对近年来区域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后指出：区域史研究“在省区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地方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内陆省份的相关研究则很薄弱”[4]。尚季芳亦认为，“近代西北史作为区域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径、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材料的着力挖掘上，与东南史、华南史、华北史都存在着很大差距，与同处西部的西南史相比也有较大不同”[5]。足见近代西北史研究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事实上，即便是西北史研究中也有偏向，例如新疆、西藏等地仍然是西北史研究的中心话题，而对近代甘肃区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事实：甘肃位居西北枢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以至于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我们今天，在考虑西北问题时，均不得不对甘肃问题慎加考量。很多实例证明，正是由于学术界对近代甘肃区域研究的漠视，往往成为研究近代西北问题的“瓶颈”。鉴于此，本书选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保甲制度作为研究课题，一是因为甘肃特殊的地域和民族风情与东南、华南、华北，甚至西南各地迥异，尤其是甘南地区更是少数民族区域的典型，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在甘肃这一辽阔而特殊的地域是如何推行的，它的推行对甘肃基层社会，尤其是对甘南地区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将综合运用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报刊以及时人笔记、地方文史资料等，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二是鉴于目前学术界对近代西北史研究之不足，尤其是基于对近代甘肃区域研究仍缺乏应有之重视，希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西北区域史，尤其是对民国时期甘肃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