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
在英国近代以来政治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最具天赋的政治家们往往会对政党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工党前内阁大臣、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的作者克罗斯兰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党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身份和学说的重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
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新工党”和2010年艾德·米利班德领导工党以来，工党的学说和政治轨迹变化深刻。2015年杰里米·科尔宾在党内胜出，预示着工党从社会民主主义的退化，也促使党内温和派开始反思中左派政治，重申工党应作为执政党进行社会改革，以切实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权力边缘化的反对党。在这一过程中，克罗斯兰与当代工党仍具有相关性，其丰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因时而变的修正主义策略仍是工党不竭的思想源泉和动力，因为他不仅对社会结构变化进行了缜密的分析，还有着强烈的道德信念，希望英国可以建设成为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此外，在进行学术分析的同时，他也为工党制定了可行的策略目标和政策，而不是无法实践的空想方案。在克罗斯兰看来，工党的策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如何使工党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通过民主选举过程获得政治权力。他对于工党代表谁、如何适应新的现实有着合理的观点，认为工党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广泛呼吁全国人民，形成英国政治中新的进步联盟。克罗斯兰身上的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思想对于现如今的工党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仍具有警醒和借鉴意义。
自1997年工党取得议会多数党的胜利已过去二十多年，自2008年金融危机也已过去了十多年，工党现在仍面临着执政上台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对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的考察，从中总结工党可以借鉴的经验。正如雷迪斯所说：“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变化。如果要重新评估（克罗斯兰），那无疑就是现在。”[1]
一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一）选题依据
克罗斯兰是英国工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的未来》[2]，这本书被誉为英国左派里程碑式的文本，最充分地表达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哲学。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英国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工党和工党政府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后资本主义”论和社会主义就是福利与平等的论断使其思想成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对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部政治辩论的性质至关重要，甚至90年代工党内部的争论仍反映了很多他的思想。对于党内右派，克罗斯兰的著作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可以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旗帜。可以这样说，在考察欧洲和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英国修正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工党政治思想、工党内部党派纷争时，克罗斯兰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而作为工党内部少有的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克罗斯兰曾担任过内阁经济事务部大臣、教育科技部大臣，曾竞选过党的领袖，去世前官至外交大臣，因此他的理论也深刻地影响了工党政府的教育、住房等社会政策。
英国学术界对克罗斯兰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研究热情。在保守党大获全胜不久后的1981年，伦纳德和利普塞就合作编辑了《社会主义的议程：克罗斯兰的遗产》一书。1997年2月13日，费边社和《经济学人》联合举办了纪念克罗斯兰逝世20周年的追悼会。同年，大卫·雷斯曼出版了两本书，分别考察了克罗斯兰的平等观和混合经济观。[3]1999年，伦纳德编辑出版了《克罗斯兰和“新工党”》一书，以期解决“新工党”是否背离了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争论。马丁·弗朗西斯和马克·威克汉姆-琼斯分别著文考察了克罗斯兰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4]继克罗斯兰的妻子苏珊为其写了一本传记之后，凯文·杰弗里斯与贾尔斯·雷迪斯又分别于2000年和2003年出版了两本关于克罗斯兰的传记。[5]克罗斯兰的代表作《未来》一书自1956年出版以来，先后于1964年和2006年两次再版。2016年帕特里克·戴蒙德出版了《克罗斯兰的遗产：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一书，从克罗斯兰的平等观、自由进步主义、竞选策略等方面介绍了克罗斯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从工党现代化的角度考察了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
但与此同时，关于克罗斯兰及《未来》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息。一方面，《未来》可被视为历史悠久的欧洲修正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维持并更新了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这一传统的背离，因为这是英国社会主义内部第一次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获得了最重要的胜利，其他的也触手可及了。而对于克罗斯兰与“新工党”的关系，学者们的看法也迥异。以哈特斯利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布莱尔政府已经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不再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平等的英国社会，实际上也就抛弃了克罗斯兰；而以迪克·伦纳德和戈登·布朗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克罗斯兰会认可“新工党”的有限干预主义，并从核心价值观方面论证了“新工党”对克罗斯兰民主社会主义的相承性，二者不同的只是政策偏好和实现手段。
国内关于克罗斯兰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直到2011年才有了《未来》一书的中译本，目前还没有关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专门性的研究，只有关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一方面的研究，如彭远的博士学位论文考察了克罗斯兰的所有制思想，以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也很少，缺乏系统性的、有深度的研究。因此，对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全面的介绍，分析其思想形成的背景，挖掘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执政策略和现代转型的影响，厘清其思想在工党政治思想、英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乃至整个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就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
（二）研究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关于克罗斯兰的研究多集中于英国，且主要研究者多为工党政治家或学者，研究的内容也多关注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观、克罗斯兰的思想与“新工党”之间的关系，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的阐释。而国内关于克罗斯兰的专门研究则很少，且多集中于对克罗斯兰的代表作《未来》一书的介绍和评价，基本不涉及克罗斯兰的其他著作。本课题力图综合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全面介绍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观，挖掘其思想形成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考量其对英国工党乃至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和意义。
研究克罗斯兰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克罗斯兰是与凯恩斯、熊彼特齐名的三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之一，是工党历史上著名的修正主义者。他的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后资本主义”论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重新阐释使其思想成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也影响着工党意识形态的转型，对工党的竞选策略和工党政府的执政政策具有深远影响。但中国学术界关于这样一位在工党历史上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却很少。因此，研究克罗斯兰的思想有利于进一步增进对英国工党数次意识形态的转型、社会政策的调整以及英国和整个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解。
克罗斯兰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基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将社会主义重新界定为福利与平等这一价值目标。他区分了目标与手段，改变了以往人们以所有制来判定社会性质的标准，将国有化由传统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降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而计划化既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和属性，也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最直接的差别，只是确保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手段。他提倡混合经济，主张扩大社会支出以促进社会的平等。而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上述目标后，他又建议社会主义者应关注个人休闲自由和文化价值的社会责任这两个领域。此外，克罗斯兰不是空谈理论，他还是务实的实践者。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修正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对当时英国现实的实证观察；他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手段也参考了美国和瑞典两国在实现经济、社会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担任政府内阁大臣的经历也使得他有机会尝试和实践其社会主义主张。这些都为我们理解民主社会主义及实践提供了参考意义。
二 有关概念界定
不同语境中同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就文章中出现的几个概念作以下界定。
（一）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有着各种不同的含义和解释。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批判、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学说都被称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义，从作为其起点的空想社会主义算起，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革命算起，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从狭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特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基本思想是“消灭私有制”，实现手段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6]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48年大革命时期。在19世纪40—6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除了自称为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之外，也曾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国和德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提出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虽然他们也表示要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革，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将全部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和消灭剥削等要求。[7]因此，虽然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但由于政治倾向不同，其宣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具有本质的不同。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革命的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指导思想”[8]。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背叛了第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从而“也就背弃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使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9]，最终，它与列宁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成为国际公认运动中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成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同义词”[10]。为了攻击列宁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鼓吹自己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他们有时也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样，“民主社会主义就以突出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显著特征的概念，与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相继流行开来”[11]。
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正式形成的文件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即《法兰克福宣言》。这一宣言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正式把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12]。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从伦理社会主义角度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东欧剧变后，许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提出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为了改变社会党的不利地位，社会党国际十九大决定恢复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先后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个名词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的“目标仍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符合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改良”[13]。
立场决定观点。虽然在我们看来，不管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和渐进的改良主义，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而是甘做“资本主义病床前的护士”。但是在英国工党看来，他们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他们的社会主义才真正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制度追求，而是价值追求，实现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福利、平等、公正等价值目标。
由此，本书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题目中的“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确切地说是克罗斯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虽然英国最早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工人阶级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也很高，但由于英国独特的政治传统，马克思主义从未在英国这个工人阶级占主体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也从未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指导思想。因此，英国的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是糅合了费边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渐进主义、经验主义等英国政治传统的社会主义。它只认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和批判方法，主张以渐进、和平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相信民主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手段，还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形式，强调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回避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本书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可通用，是工党在不同阶段指导思想的不同表达，但其本质都是一致的。
此外，传统社会主义一般指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本书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指的是1918年工党党章“第四条”确立的以费边社会主义为主流地位的、逐渐成为几十年间工党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在艾德礼政府的以国有化和福利国家为核心的社会改革中得到了延续与坚持。工党党章“第四条”宣布在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领域实行公众管理和监督，并在分配领域实行公平分配，既表达了在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的公有制诉求，还包括大众管理以及公平分配的思想。《工党和新社会秩序》中承诺的最低生活标准、充分就业、国有化、资本税与累进税、用直接税和国有化的成果为教育、住房、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等目标诉求也都是社会主义愿望的多方面表达。因此，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如“后资本主义”论，也有对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如将国有化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和特征。
（二）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
修正的原意是修改，使正确。修正主义具有特定的含义，指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首先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其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逐步形成起来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补充到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14]，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伯恩施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进行歪曲、篡改和否定。
在我国，修正主义一般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基本原理，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公然的、全面的修正。哲学方面，伯恩施坦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在修正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之上批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应发展而不是摧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坚称现代制度可以在不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和平过渡到一种更高级的制度，民主则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高级制度的唯一手段和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正主义曾经风光无限，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而在英国，修正主义一词的概念不那么精确，范围也要广泛得多。修正主义最初指的也是19世纪末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后其使用范围慢慢扩大，修正主义者“不仅被用来指代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者，或幻灭的年轻共产主义者，还被用来指代共产主义体制的领导人”[15]。格林利夫也对修正主义作过界定，将修正主义定义为“某种重新解释教条的形式的同义词，而且这种解释达到了异端或背离的程度”[16]。和伯恩施坦根据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而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一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也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工党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开始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之前的资本主义了，因此之前关于资本主义的旧观点已不适用了，应根据新的条件设计新的方案。而作为意识形态出现于五六十年代工党内部的修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趋势，它试图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了的英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重新阐述社会主义的原则，继而修正工党的政策。
改良主义是一种试图以非革命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宣扬阶级调和与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微小的社会改良，通过法令和立法途径实行社会改革，变资本主义为“普遍福利”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改良主义，因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被称为修正改良主义。
本书中的“修正主义”是宽泛意义上的修正主义，除了包括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之外，还包括工党内部出现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包括克罗斯兰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对工党内部传统社会主义的修正，也包括后来被称为新修正主义事业的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对克罗斯兰修正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 研究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综合国内外文献，涉及克罗斯兰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欧洲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尤其是英国工党的研究；二是关于克罗斯兰的专门研究。关于欧洲社会主义及其政党、修正主义和英国工党的研究中提到了克罗斯兰，这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并理解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工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工党的意识形态变迁、执政实践密切相关，工党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每一次现代转型在价值追求上都受到克罗斯兰社会主义观的影响，工党政府的很多社会政策也都直接体现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关于克罗斯兰的专门研究则从克罗斯兰的生平、思想、影响等诸多角度为我们全面了解克罗斯兰及其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
1.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欧洲社会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研究英国政党政治思想、工党历史、工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观演变、工党修正主义和工党内部左右翼之争和工党的社会经济政策时，都会提到克罗斯兰的影响和作用，基本认为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既对工党“正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又影响了工党的现代化转型，其平等思想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阶段性意义。
如张志洲、刘成都认可克罗斯兰是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人物，他基于艾德礼政府后期国有化所体现出来的弊端以及战后英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整与变化了的现实联系起来，系统地重新论述了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目标重新界定为福利与平等，公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是目标。这一思潮对其后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与转型具有开创性影响，直接引发了工党在坚持还是修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了1995年工党废除“旧四条”，为“第三条道路”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17]
关于这一点，刘成在其另一本著作《英国工党与公有制》中也有阐述。他认为克罗斯兰的《未来》“对1945年以后工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想思潮进行了最全面、最系统的阐述”[18]，影响了工党对公有制的态度，因为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已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起主要作用，那显然关于公有制的党章第四条也已经过时，需要对其进行修正了。
在《论战后英国工党的修正主义理论》一文中，杨光斌从英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国有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修正主义理论对工党纲领的影响四个方面考察了战后英国工党内部以克罗斯兰、盖茨克尔和斯特拉彻为代表的新理论家的修正主义理论。[19]而在《论战后英国工党关于英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杨光斌论及正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使以克罗斯兰等人为代表的新理论成为战后英国工党的理论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杨并不认为经历革命意味着经济权力已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杨看来，克罗斯兰认为英国已不存在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观点显然是把问题表面化了。[20]
在考察工党百年发展进程中指导思想的嬗变时，李华峰将克罗斯兰视为工党20世纪5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变革的主要理论家，认为他的思想有力地论证了修正民主社会主义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虽然克罗斯兰在其生活的时代未能成功变革工党的政治思想，“但其激起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确实深远，引发了工党内部长达四十年的争论，为布莱尔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变革工党奠定了思想基础”[21]。罗星在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社会主义观的演变时也认为这种演变的历程始于战后工党五六十年代以克罗斯兰和盖茨克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反思。[22]
对于克罗斯兰与英国工党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也是持肯定态度。如李华峰等认为因曾担任工党政府经济事务部大臣、教育科技部大臣、地方政府和区域规划部大臣，克罗斯兰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威尔逊政府、威尔逊—卡拉汉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克罗斯兰的修正社会主义思想。[23]林德山在对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进行解读时，也认为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意识和力量的发展改变了工党对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目标的认识。[24]
在考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欧洲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的演变以及欧洲民主党平等观的发展时，学者们都提到了克罗斯兰的名字。杨光斌认为克罗斯兰“是战后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当代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人之一”[25]，其代表作《未来》“最系统、最典型地论述了修正主义”[26]。在介绍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三次修正主义浪潮时，陈祥勤以克罗斯兰为例，将第二次修正主义浪潮的主要特征总结为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解释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化和伦理化。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评价，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克罗斯兰修正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陈看来，修正主义者对其信奉的社会主义的辩解只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则——改造资本主义或克服资本主义问题——来实现的，其理论的正当性必须回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改造上才能实现，“如果未来只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延伸，那么，左翼的政治实践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丧失其基础、价值和变革社会的动力，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蜕变为对现代政治生活无足轻重的单纯的改良运动了。”[27]
在考察西欧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时，张世鹏提及英国工党内部的修正主义派别，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源头，介绍了典型代表人物盖茨克尔，尤其是克罗斯兰的思想。他认为克罗斯兰“在新修正主义派别中占据突出地位，曾被称为‘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28]。他介绍了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将《未来》称作“新修正主义的典型代表作”[29]，认为“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填补传统社会主义目标被取消以后所留下的真空”的做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普遍的做法，也是它们第二次自由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内容”[30]。
在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平等观念的发展时，林德山认为克罗斯兰关于社会主义目标与手段的论述——应根据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理解中共同的不变因素来界定社会主义，这种不变因素就是某种道德价值和理想，而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国有化不过是实现这些价值或理想的具体政策或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影响了二战后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丰富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31]
国内关于克罗斯兰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在知网上以克罗斯兰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自1985年至今只有9篇期刊论文的题目中出现了“克罗斯兰”这一字眼，只有4篇学位论文是以克罗斯兰作为研究对象的。1988年杨光斌著文介绍了克罗斯兰及其代表作《未来》，1990年谢宗范辨析了凯恩斯、熊彼特、克罗斯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这之后直到2011年学界才有了《未来》的中译本。从2012年开始，专门介绍克罗斯兰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但研究内容趋同。除了陈挺比较了斯图亚特·霍尔与克罗斯兰的阶级观以及彭远考察了克罗斯兰的所有制思想之外，其他研究内容都是对《未来》一书的介绍和评价或是基于《未来》一书对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简单介绍，对其思想的评价也多以此书为依托，较少提及他的其他著作。
国内学者多关注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某一方面。如陈挺著文比较了斯图亚特·霍尔和克罗斯兰的阶级观，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32]他认为二者的阶级观是二战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本土化带来的不同路径选择，二者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的分析框架及其政治实践。不同于克罗斯兰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否定和修正，霍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并强调了马克思经济基础的客观决定作用，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抵抗资本主义大众消费文化和由此导致的无阶级感，应重新发掘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而对于二者的关系，作者认为《未来》在价值追求、社会政治分析的阶级指向与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立场等方面为霍尔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实践场地。从这种意义上说，二者实现了潜在的对话。
彭远考察了克罗斯兰的所有制思想。[33]彭远认为克罗斯兰所有制思想是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经典表述，在工党意识形态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他看来，克罗斯兰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修正就是对公有制诉求的批评，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定义为改善社会福利和实现社会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国有化只是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手段之一。这一观点直接引发了工党内部关于国有化长达40年的争论，促使工党放弃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也为20世纪90年代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布莱尔及布朗领导的“新工党”政府的相应政策提供了重要启迪。彭远在肯定克罗斯兰敢于探索、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的同时也批判了克罗斯兰严重误解和低估了马克思主义，过分推崇凯恩斯主义，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职能的影响，认为其所有制思想在理论的严谨、周密和系统性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不足。
国内学术界对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比较一致，基本肯定了《未来》一书的理论价值，认可克罗斯兰在英国工党意识形态转型、工党政府社会政策调整乃至整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未来》的中译者轩传树对此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未来》中的思想多有局限，也未能全部付诸实践，但其主要思想和基本价值、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其后的英国工党、欧洲社会民主党乃至当今社会主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34]在另一篇文章中，轩传树依据“理论预设—价值追求—实现手段”这一逻辑顺序，逐一介绍了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以及实现手段，并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总结了克罗斯兰对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看法，最后总结了《未来》一书的历史影响和精神遗产。[35]谢忠文根据克罗斯兰的论证逻辑，论述了克罗斯兰的政治思想，总结了其在工党意识形态转型中的理论贡献。他认为克罗斯兰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具有自洽性和逻辑性，在整个西方社会思潮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工党及其意识形态转型影响巨大，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到90年代的工党内部关于修改党章第四条的争论，都体现着克罗斯兰的政治思想。[36]谢宗范主要考察了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认为这一理论为社会民主党在丰裕的五六十年代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推行以实现社会福利、平等和无阶级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的意义。[37]
学界对《未来》及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局限性的认识也比较统一。如杨光斌认为《未来》一书的局限性在于克罗斯兰的研究虽然基于英国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结构，但他过高地估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变化的优越性质，而且其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不科学的。[38]高莉娟、王斌也认为从克罗斯兰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观，他就一直将“非科学”贯穿始终，鼓吹用价值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39]
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方面，特别是英国学术界对克罗斯兰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研究热情。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为我们全面了解克罗斯兰的生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及影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根据研究内容，可以把关于克罗斯兰的研究分为以下五类。
（1）关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研究
在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何种思想塑造了英国时，大卫·马昆德和安东尼·谢尔顿以克罗斯兰及《未来》为例，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影响以及面对的挑战。[40]约翰·卡拉汉在介绍工党的意识形态时，以时间为轴，考察了工党内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潮流，并解释了其中的变化和悖论。这些意识形态潮流包括世纪之初工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918年党章“第四条”、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工党实践、1945年工党政府执政以及工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再思考。在最后一部分，作者除了简要解释了盖茨克尔、杰伊、德宾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之外，尤其关注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资产阶级权力转移理论以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目标——平等之间的关系等理论。[41]
也有学者专门对克罗斯兰的平等观和混合经济观进行了研究。[42]如大卫·雷斯曼考察了克罗斯兰的平等观。他将克罗斯兰的机会平等归结为平等的起点以及开放的、公平竞争的过程，实现机会平等的途径包括国家教育、公共住房和收入补贴三方面，而要实现结果平等则需从财富、权力和文化三方面减少社会差距。在《安东尼·克罗斯兰：混合经济》一书中，雷斯曼阐述了克罗斯兰混合经济观的两大核心：所有制和控制。他总结了克罗斯兰对待国有化的态度、国家控制的原则以及产业政策的目标，并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总结为：机会平等+结果平等+经济发展+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经济活动的监管。
曾是克罗斯兰的国会助理议员的迪克·伦纳德和曾是克罗斯兰研究助理和特别顾问的大卫·利普西于1981年合编了《社会主义议程：克罗斯兰的遗产》[43]。在第二部分中，大卫·利普西概括性介绍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了克罗斯兰的平等与经济增长、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并就克罗斯兰招致的部分批评作了回应：人们往往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党政府的失败代表着克罗斯兰修正主义思想的失败，但实际上正好相反。修正主义并未失败，而是从未被实践过。迪克·伦纳德关注克罗斯兰自身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工党应该如何对待支持他们的选民。他认为工党对实际潜在选民的偏见和忽视致使当选的工党政府未能将克罗斯兰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付诸实践。
2016年帕特里克·戴蒙德出版了《克罗斯兰的遗产：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一书，全面介绍了克罗斯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从克罗斯兰的平等观、自由进步主义、竞选策略以及工党现代化等方面对克罗斯兰及其思想遗产进行了全面的考察。[44]
（2）关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研究
这一类研究可以分为两派。肯定派的学者们对克罗斯兰给予了高度评价，基本认为克罗斯兰是战后英国工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著名哲学家”，甚至“可能是英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45]。莫利斯·科根认为克罗斯兰是20世纪60年代工党的启蒙教育大臣，他的贡献在于为修正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使工党从国有化是达至更平等社会的方法中解放出来，这使得他成为工党的标志人物[46]。刘易斯·明金和帕特里克·赛德在介绍英国工党修正主义时，特别提到“50年代中期，最著名的修正主义者是盖茨克尔、戈登·沃克、詹金斯以及后来二十年中最有影响的修正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克罗斯兰”，修正主义在1956年发展到高潮的标志之一就是克罗斯兰《未来》一书的出版。[47]
《未来》更是收获了无数好评。休·道尔顿高度评价了《未来》，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精彩、新颖并且勇敢。它明确影响着当今工党内外的思想，而且它的影响还会继续增长。”[48]库尔特·希尔认为《未来》“第一次广泛地、具体地，并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立场的重新思考”[49]，是英国“新修正主义的最重要的文本”，是“对修正主义立场最充分的表述”，“或许也是欧洲新修正主义最为重要的著作”[50]，甚至“被描述为工党修正主义的圣经”[51]。迪克·伦纳德认为《未来》是“目前为止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最具说服力、最流畅、最全面的阐述，并将在未来很多年里使新的读者着迷或愤怒”[52]。罗伊·詹金斯认为其是“战后25年来英国中左派政治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巨著”[53]。戈登·布朗更是不吝对它的赞美，认为“1956年《未来》的出版是战后工党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战后任何关于工党的反思都不如它的影响大，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无不为克罗斯兰的学术活力和清晰思维所折服，或者被他的为政治献身而感动”[54]。伯纳德·多诺霍也曾说过《未来》深深鼓舞了他，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艾德礼仅是党的领袖，比万去世了，工党历史上非常富于创新的莫里森派已完结。似乎唯一有活力的就是左派中的比万派……克罗斯兰书作的出版给了我们巨大的希望，我们又重新看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从学术方面来说这本书是严密的，从政治方面来说这本书是中肯的，鼓舞人心的”[55]。2015年彼得·海恩出版了《回到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更将《未来》视为“克罗斯兰对工党最重要、最持久的贡献”[56]。
《未来》一书也获得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肯定。法国著名学者雅克·德罗斯兹指出：欧洲社会党人在经济方面经常引证的是“凯恩斯和熊彼特，特别是C.A.R.克罗斯兰的新费边社宣言——《未来》（195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尔多伊赞扬《未来》是对“战后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57]，甚至有学者将之和德国社民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并称为“社会主义的里程碑”[58]。
在肯定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和高度评价《未来》的同时，学者们也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克罗斯兰研究视角的局限性是学者们关注点之一。如艾尔肯定了《未来》一书的经验主义方法，但同时也指出克罗斯兰仅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英国本土而未能放眼世界。这一点也为亚萨·布里格斯所赞同。[59]肯尼斯·摩根也认为克罗斯兰的研究视角仅局限于英国国内，关注的只是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而且他在阐述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化时未注意到科技的重大推动作用，过分渲染管理资本主义一定会成功而未提及参与问题或代际变化问题。[60]
其他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克罗斯兰思想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迈克尔·杨认为克罗斯兰最大的疏忽在于他很少谈论重新分配的方式或均衡国家与工会等其他机构的权力。[61]唐纳德·萨松认为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观是模糊不清的，有时候是一种目的状态，另外的时候又是一套价值原则，而且他最大的局限在于只是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未能实现新的理论构建。[62]布莱恩·马吉则从平等和影响英国政治的因素方面总结了克罗斯兰的局限性，提及虽然克罗斯兰认同教育在实现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未来》一书有500多页，仅有20页是关于教育的。此外，马吉认为克罗斯兰关于平等的态度是家长式的，他虽然关注工人想要的，但似乎从未想过让工人自己决定。[63]
以安东尼·阿博拉斯特和马克·威克姆—琼斯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站不住脚的，《未来》一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被夸大了。安东尼·阿博拉斯特从失业率上升、经济未能实现增长和政府与工会关系交恶三方面分析了克罗斯兰的失败之处，并逐个反驳了克罗斯兰关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转变的观点。他认为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先天不足，但的确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义明确的、特别的定义和一种连贯、清晰的策略来实现社会主义。[64]马克·威克姆-琼斯教授则考察了“新工党”内关于克罗斯兰的争论，分析了《未来》一书对于工党的现实意义。[65]琼斯认为《未来》并没有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作出本质贡献，它既不是一本理论著作，也没有塑造过去100多年来英国社会主义的轨迹，这本书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原创的政治理论著作或它的规范性内容，而只是因为它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者们实际愿望的实证描绘。因此，对于工党内部的争斗而言，《未来》一书的象征意义大于理论内容。斯图尔特·霍兰德认为“中观经济力量的崛起从根本上削弱了克罗斯兰的分析”[66]，所有者的权力并没有像克罗斯兰所声称的那样萎缩，因此克罗斯兰也未能预料到所有权会继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3）关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的研究
学者们在分析克罗斯兰思想渊源时观点基本上比较一致。他们基本上认同克罗斯兰的学术灵感源于19世纪末的伯恩施坦及其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是工党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代表着对于首先由埃文·德宾以及后来聚集在《社会主义评论》周围的修正主义工党党员以一种非系统方式提出的观点的最好总结”[67]。但同时，这些学者又各有侧重，为我们全面了解、深入分析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启发。
如杰夫·霍尔就认为克罗斯兰修正社会主义学说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认为其仍将是未来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灵感来源。凯恩斯主义证明了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手段来控制经济而无须借助大规模的国有化，这促使克罗斯兰重新思考公有制与平等目标之间的关系。工党思想家杰伊、德宾以及领袖盖茨克尔的作品和思想为克罗斯兰进一步发展战后修正主义提供了学术基础。[68]大卫·雷斯曼在《安东尼·克罗斯兰：混合经济》一书的第三部分介绍了克罗斯兰混合经济观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和实践支持，认为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受益于庇古、凯恩斯关于经济失灵的理论，受益于贝弗里奇和马克米伦关于社会改革的理论，受益于柯尔、唐尼、休·道尔顿及杰伊的影响，同时也植根于英国工党的理论传统——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预言但坚持激进的改革。而在实践中，克罗斯兰又得到当时工党领袖盖茨克尔的支持。[69]
除此之外，凯瑟琳·埃利斯聚焦于吕西安·洛拉，透过克罗斯兰与菲利普·威廉姆斯的通信，论证了正是吕西安·洛拉及其《马克思主义与民主》（1940年）帮助克罗斯兰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认清了马克思对于当代分析的局限性，而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对于克罗斯兰二战后的写作至关重要。作者在文中也分析了克罗斯兰和洛拉二者在经理革命、自由放任经济以及国有化等问题上观点的异同之处，证明了英国的修正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0]
对于克罗斯兰和盖茨克尔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持不同意见。斯蒂芬·汉斯勒在其1969年出版的《盖茨克尔者们》中将《未来》视为“盖茨克尔宣言”[71]，对此，马丁·弗朗西斯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仅仅将《未来》置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早期工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中，那对这部著作的理解将大打折扣。弗朗西斯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证。[72]首先，早在50年代的党争之前，克罗斯兰就深受道格拉斯·杰伊和埃文·德宾的影响，克罗斯兰甚至将《未来》视为德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续篇，接受了德宾关于资本主义已变得比马克思所预料的人性化和产业所有制与管理权相分离等思想，而这正是《未来》一书的基本思想。其次，早在50年代的党争之前，克罗斯兰在很多的文章和讲话中就已论述过《未来》一书中所阐述的思想。也就是说，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远早于盖茨克尔主义。最后，克罗斯兰的后物质主义并不仅仅是“右派”的，而是超越了党派，为如理查德·克洛斯曼所代表的左派所认同，因为二者都坚信产业的管理权与所有制的分离。
（4）关于克罗斯兰与“新工党”的关系研究
对于克罗斯兰与“新工党”的关系，有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哈特斯利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布莱尔政府已经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不再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平等的英国社会，实际上也就抛弃了克罗斯兰；而以迪克·伦纳德和戈登·布朗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克罗斯兰会认可“新工党”的有限干预主义，并从核心价值观方面论证了“新工党”对克罗斯兰民主社会主义的相承性，不同的只是政策偏好和实现手段。
否定派如哈特斯利认为“布莱尔追求的精英政治的英国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追求”，“新工党”“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点几乎没有”[73]。安东尼·霍华德也认为“对于克罗斯兰来说，总有一些终极原则，比如公共支出本身就有优势，如平等是社会主义之所在，如即使在现代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也很重要，应是追求的目标”，而布莱尔不关注平等，“新工党”最终断绝了与克罗斯兰的联系。[74]马克·威克姆-琼斯教授则考察了“新工党”内关于克罗斯兰的争论，分析了《未来》一书对于工党的现实意义，最终的结论是《未来》一书对于工党内部的争斗象征意义大于理论内容，其实用主义致使它缺乏明确的主旨，其实证的内容也致使当今工党无法从中吸取教训以解决当下的危机。[75]
与以上学者的观点一样，克里斯·哈曼对于克罗斯兰与“新工党”的关系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布莱尔主义者们关于资本主义变化的分析与伯恩施坦和克罗斯兰的观点截然相反。后者的分析起点是认为资本主义越来越不容易发生危机，越来越服从社会管理，也越来越能从工人立场进行改革，而布莱尔的修正主义则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太强大、太有活力而无法对之进行管理和控制这一认知。布莱尔废除“旧四条”不是因为克罗斯兰声称的还有其他控制经济的方式（如国家运用财政、税收等政府权力对经济施加影响和控制），而是因为经济的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对市场的控制。[76]弗农·波格丹诺更是直接声称布莱尔担任首相和“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在本质上标志着左派试图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消亡。[77]他认为中央政府是克罗斯兰实现平等的主要工具，但在当下，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萎缩：新右派的改革已致使中央政府无力控制私有部门，全球化致使民族—国家的权力日渐式微，次国家政府权力的下放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权力。因此，克罗斯兰的思想在当下已不具有意义，英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范围非常有限。
更多的学者考察了“新工党”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性。迪克·伦纳德于1999年编辑出版了《克罗斯兰与“新工党”》一书。这本书源于1997年2月13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克罗斯兰逝世20周年的一次会议，收录了包括大卫·利普西、雷蒙德·普兰特、戈登·布朗、迈克·杨、克里斯托弗·普莱斯等人的演讲和文章，目的是从克罗斯兰的作品、政治生涯和担任大臣的经历中为“新工党”总结经验。其中，雷蒙德·普兰特以克罗斯兰的平等观作为切入点，考察了“新工党”对克罗斯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新工党”并没有背弃克罗斯兰的平等观，“新工党”仍以实现机会平等为目标，致力于提高就业能力和改革教育；“新工党”推行的“由福利到工作”的策略就是要确保更多的人从工作中得到好处，而不仅仅依靠福利政策；“新工党”所处的时代与克罗斯兰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新工党”的政策也要随之改变，这也符合克罗斯兰实现目标的手段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修正主义思想。[78]戈登·布朗从三方面总结了克罗斯兰的遗产，认为克罗斯兰会为实现他的目标和价值而接受“新工党”的新举措，并且“那些曾被克罗斯兰视为工党使命最为核心的价值，仍然鲜活有效，只不过具体政策偏好可能有些变化罢了”[79]。米利班徳认为克罗斯兰与“新工党”的关联性在于他的价值观和灵活性。一方面，米利班德认为全球化、环境问题、不断革新的技术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性等变化动摇了《未来》一书中所设计的政策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也坚持认为克罗斯兰有一套价值观一以贯之，而这套价值观是“新工党”在消除不平等、建设美好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的。[80]杰克·斯特劳认为“新四条”最初的灵感来自克罗斯兰，而“新四条”是布莱尔执政初期所取得的影响深远的成就，而且他认为克罗斯兰会为工党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81]大卫·马昆德和雪莉·威廉姆斯更是将布莱尔将公有制从党章里去除的行为视为始于99年前伯恩施坦和49年前克罗斯兰修正主义的最终胜利。[82]
彼得·曼德尔森也认为“新工党”仍根植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只是“新工党”应更强调与克罗斯兰修正社会主义的联系，以避免被批评为仅追求“便利的、模糊的、中立的政治学”。他认为“克罗斯兰与工党思想仍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体现在：“左派应关注目标，而灵活对待手段；认识到持续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增加经济允许的公共支出来促进平等；广义上将平等视为一种过程而非一次性的行为，强调通过教育实现个人成就；更广泛的个人消费；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更有趣的、更多的文化机会”[83]。
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当代变化的语境下，尤其是全球化和工人阶级碎片化，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新形势不相关了，需要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概念。针对这一现实，马特·比奇和凯文·希克森从三方面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下的相关性。[84]首先，方式与目标之间的关系远比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的复杂。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虽然制定政策时已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情况，但这并没有改变根本的价值。这种方式改变、原则不变的见解实则将方式和目标之间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了。其次，在现代条件下，应同样甚至比克罗斯兰更加强调平等，因为现在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比克罗斯兰所在的20世纪50年代更加严重。最后，修正主义者对于公有制存在的理由、有限的公有制以及竞争性公共企业形式的阐释在当下仍有意义：一方面“新工党”对于公有制采取的是混合的方法，在核心领域实行私有化，增加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私有份额；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国家在规范和更直接有效的重新国有化方面的权力和角色，认可非盈利的活动在提升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另一篇文章中，凯文·希克森在介绍完克罗斯兰的观点、左右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克罗斯兰的批评，以及认为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过时的观点后，引用雷蒙德·普朗特的观点反击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右派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的批评，并从两方面阐述了克罗斯兰思想的当代意义。一是区分了自下而上努力改变公共舆论或观点的道德改革者和通过行政行为和立法自上而下推动变革的机械改革者，并将克罗斯兰归为后者。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发起挑战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发现很难从伦理上捍卫他们的观点和地位。因此，有必要明确说明为何要平等，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坚信社会民主主义在道德上是优越的。克罗斯兰与当代相关联的第二个问题是80年代如戴蒙德·普兰特和罗伊·哈特斯利等修正主义者非常重视平等，并将其定义为超越机会平等的东西，而这一平等的定义与克罗斯兰在《未来》一书中提出的平等定义非常相似。当审视“新工党”国内政策议程中更具争议性的方面时，克罗斯兰对于平等中心地位的强调就显得尤为重要。[85]
保罗·拉尔金认为，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的变革符合克罗斯兰以来工党一贯坚持的修正主义传统，也就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政治路线以适应时代变革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松指出：“五十年代的工党修正主义者已经充分表达了未来八九十年代修正主义者的多数主题和思想。不过，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平等以及通过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性，后来的现代化者则更喜欢强调‘共同体’和‘个人自由’等缺乏争议性的概念。”[86]
（5）关于克罗斯兰的传记
关于克罗斯兰的传记一共有三部，分别是克罗斯兰的第二任妻子苏珊·克罗斯兰于1982年出版的《托尼·克罗斯兰》[87]、凯文·杰弗里斯于2000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一部新传记》[88]和贾尔斯·雷迪斯于2002年出版的《朋友和对手：克罗斯兰、詹金斯和希利》[89]。这三部著作从不同侧面为我们了解克罗斯兰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也为我们全面理解克罗斯兰思想的形成、演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苏珊以她独特的优势和视角描写了克罗斯兰的后半生，也为我们认识威尔逊、卡拉汉政府的运作及紧张的大臣生活提供了详细的素材。但这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过于关注克罗斯兰的后半生，对克罗斯兰书作和思想也只是简单地概括，未能分析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未对克罗斯兰进行评析，因此苏珊的书主要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它告诉我们克罗斯兰认为正在发生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告诉他的妻子他认为正在发生什么——而不是发生了什么。”[90]
杰弗里斯的著作则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从克罗斯兰耀眼的前半生，延伸到其在工党政治中的崛起，再到1964年后成为大臣后的政绩，直到达到职业顶峰的、短暂的外交大臣时期，试图在克罗斯兰的政治思想和形成背景以及政治生涯的起伏中实现平衡。作者最后分析了克罗斯兰与“新工党”之间的异同点，总结了克罗斯兰的思想在当代仍重要的原因，并首次区分了克罗斯兰主义、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三个经常混用的概念，认为克罗斯兰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平等理想的信奉。
雷迪斯以处于同时代的、最杰出的三位政治家——克罗斯兰、詹金斯和希利为研究对象，既描写了三人的友谊和成就，也研究了他们之间作为竞争对手的盛衰沉浮以及对其自身事业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党命运，乃至整个英国的破坏性影响。
此外，在《安东尼·克罗斯兰：混合经济》一书的第二章中，大卫·雷斯曼也按照时间顺序对克罗斯兰的家庭、学习经历、从政经历以及作品、思想等方面作了细致的描述和评价[91]，为我们全面了解克罗斯兰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二）研究现状评析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克罗斯兰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目前国内关于克罗斯兰的研究正在增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零星学者著文介绍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到2011年有了其代表作《未来》的中译本，到近两三年年轻学者的学术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内容也有所扩展和深化，不仅局限于泛泛介绍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开始着眼于有针对性的研究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中某一方面的内容，如克罗斯兰的阶级观或者所有制思想。对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可他既挑战了工党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影响了工党的现代化转型，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阶段性意义。而对于局限性，学界普遍认为克罗斯兰过分高估了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而且他否定马克思主义，鼓吹用价值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是非科学的。
国外的研究成果则比较丰硕，研究内容广泛，既有将克罗斯兰置于整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史的宏观研究，也有从英国工党思想、政治发展和党内派系斗争等中观层面的研究，还有专门研究克罗斯兰的微观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克罗斯兰的生平、修正社会主义观、平等观、混合经济观、克罗斯兰与“新工党”的关系以及克罗斯兰对英国工党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等。对于克罗斯兰的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化的局面，肯定的人对其极尽赞美之词，认为克罗斯兰是工党的标志性人物，甚至可能是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认为《未来》是对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全面阐述，是战后英国中左派政治学中的最重要的理论巨著。反对派则认为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站不住脚的，《未来》一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被夸大了。此外，对于克罗斯兰与“新工党”的关系，学者们也看法迥异，仍无定论。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了解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国内方面，总的来看，关于克罗斯兰的专门研究还是很不充分，而且多为介绍性的。除了极少的学者研究了克罗斯兰的教育思想和所有制思想，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以《未来》为依托，整体介绍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较少提及他的其他著作，不成系统，更谈不上深刻，缺乏对克罗斯兰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以及形成原因及影响的系统性的、宏观性的、有深度的研究。而国外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多，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对克罗斯兰思想以及与“新工党”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但研究者多是工党内部的理论家、政治家，或者与克罗斯兰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囿于其立场，多对克罗斯兰溢美而少于批判，也缺少关于克罗斯兰思想产生的背景以及发展轨迹的研究成果。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遵循“形成背景—内容—影响—评价”这一逻辑顺序，除去导论和结语，课题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在简单介绍了克罗斯兰的生平和著述之后，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参照。第二章根据发展历程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步形成时期、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成熟时期以及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晚期反思时期。第三章介绍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作为其逻辑起点的“后资本主义”论、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本质的平等观、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对国有化、计划化的再认识、温和渐进的政治策略及其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观。第四章着重考察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对50—70年代工党及工党政府的影响，包括对工党意识形态的转型、党内左右派之争、工党竞选策略以及工党政府的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第五章考察了克罗斯兰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工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承认还是否定，工党的每一步改变或转型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克罗斯兰的影响。第六章对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评析，既分析了其强调平等和福利、区分目标与手段的合理性，也剖析了其平等观、其对于国家机构和经济增长的过分乐观等局限性，最后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和立场对其思想进行了客观评价。
（二）研究方法
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除此之外，课题还借鉴了以下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文献资料是开展研究的基础，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以了解本领域已有研究成果和前沿研究动态，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局限性，构建研究的起点，并继而进一步推进此领域的研究。本研究综合国内外关于克罗斯兰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力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关于克罗斯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就是通过对主要研究对象与相关现象的比较分析，或者通过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形态，从而对事物及其发展形成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本研究在分析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阐释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时，既有与19世纪末的伯恩施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比较，也有与克罗斯兰同时代的工党左派以及右派的思想及策略的异同比较，还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了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和自我发展，从而全方位分析和阐释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