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国的早期日本认知

人类物质文明一旦在各个地域产生后，不会长期囿于孤立与封闭，必然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去探索并寻求对外联系，在相互交往中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随着国家（汗国、土邦、部落）的经济繁盛，自然会引起人口增长的拓土要求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愿望，于是追求贸易的条件逐渐具备后，国家之间的接触开始走上正轨并步入高潮。海洋相隔的俄国与日本的早期关系就是循于这一普遍规律，俄国对日本的早期认识正式开启了它始于18世纪的“寻找日本之路”[1]。

由于战争和商道重心的迁移，俄国对海洋另一端的日本的认识在17世纪以前主要通过东方阿拉伯国家、蒙元（中国）等第三方间接获取，有关日本之消息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被俄国接收、消化和吸收，呈现出东学西渐的历史文化模式。[2]日本历史学家高野明在1982年的文章中将促使俄日相互了解并熟悉的阿拉伯史料认作16世纪俄日产生关系的前提，[3]而实际上，回望历史和人类文明进程，各个时期俄国对日认识的主要渠道在不断变更，[4]对日认识本身在不断扩展。

一 俄国通过第三方了解日本

（一）6世纪至12世纪末俄国通过阿拉伯国家认识日本

6世纪后半叶，由斯拉夫人祖先的一部分——安特人和伊朗部落的阿兰人（奥塞梯人）——组成的罗斯部落完成自黑海东岸和北高加索至波斯萨桑王朝边境的远行，此时的波斯萨桑王朝早在飞鸟时代（6—7世纪）就通过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关系。[5]7世纪初，波斯萨桑王朝被阿拉伯人占领，从那时起，第一批实际上还不太准确的日本消息开始流传到阿拉伯最高统领哈里发的宫廷内。守卫宫廷的“斯拉夫近卫军”有不少人出生在东欧平原，他们与祖国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联系。[6]稍后的奈良时代（8世纪），中国大唐带动的日本文化第一次全面昌盛，更是激起阿拉伯人与斯拉夫人对道听途说的日本的兴趣。可以说，此时的斯拉夫人对日本只是停留在最模糊的初级阶段——对“存在性”的质疑。[7]

10—12世纪，基辅罗斯的经济繁荣促使军人、学者和商人的地理认知获得重大扩展，并在阿拉伯人的影响下持续发展和深化。

罗斯的军队曾到达里海南岸，商人带着货物则来到波斯湾进而往东远航，开启了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中国广州的航行之路。[8]而且，他们游历于阿拉伯世界，有关日本的传说也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此地。因此，归国的罗斯商人就成为传播信息的唯一载体。明治时期历史学者岛村抱月对此亦有描述。[9]

同时，像熟悉沙漠那样熟悉和热爱海洋的阿拉伯人此时已经通过环印度航行收集到东亚沿岸区至朝鲜和日本岛的相关资料。[10]一些阿拉伯学者，特别是伊本·库达特拔（9世纪）、马苏第（10世纪）、伊德列西（12世纪）和伊斯梅尔·阿布尔菲特（1273—1331）都把与日本有关的消息和瓦格瓦格（Bak-Bak，来自日语的ウェイコ——九州岛和韩国的古日本部落联盟的名称）相联系。[11]在他们的概念中，瓦格瓦格（Вак-вак）位于中国以东，其在汉语中发音选择性地弱化了最后一个字母。

遵循了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尔菲特和其前辈提出的将印度一分为三（大印度——直至广州；小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岛）的原则，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人把南亚、东南亚及附近岛屿的全部地域都归入印度名下。[12]这样一来，印度这个概念便被欧洲人扩大，名称各异的日本各岛屿也被纳入其中。这正是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1111—1113）和拉夫连季耶夫的《基辅罗斯编年史》抄本（1377）将一系列东方国家甚至“三个印度”都归纳到基辅罗斯居民的地理概念系统中的原因。[13]不得不让人重视的还有一个事实，即印度商人早在8世纪末就到过日本；[14]从8世纪开始日本海盗穿越印度洋往西远行，宣传本国的相关信息。[15]

日本作为Джабарга之国（汉语“日本国”的俄语音译）的记述曾出现在写于1072—1074年的《突厥语大辞典》（Диван лугат ас-тюрк）中，由在巴格达接受过教育的著名突厥学者马哈茂德·额什噶里用阿拉伯语完成。[16]而关于чименгу国（蒙古语“日本国”的俄语音译）则在另一部蒙古王朝史——法兹勒阿拉赫·拉施特·丁的波斯语作品《史集》（Джами ат-таварих）中被提及。[17]目前俄国学界的权威研究成果证明，基辅罗斯的编年史撰写者对周边世界的讲述大致上和阿拉伯学者的资料相符合。[18]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历史学家В.Т.帕舒托在对古罗斯对外政策的概述中大量使用东方，尤其是阿拉伯史料，[19]并力证，地理视野开阔的阿拉伯旅行家和作家亲自到过罗斯。他写道：“对于东方（阿拉伯等）的信息提供者们的各种模糊不清的消息，简直无话可说。这些消息提供者中，只有阿拉伯旅行家、作家艾哈迈德·伊本·梵丹和西班牙—阿拉伯旅行家易卜拉欣·伊本·雅库布比其他人更靠近过罗斯边境，而到过边境的人中，只有西班牙—阿拉伯商人、旅行家阿布·哈米德·亚特·加尔纳吉一个人留下过记录笔记。”事实上，到过罗斯的还有其他地理视野开阔的阿拉伯旅行家和作家。

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德列西1150年到访过基辅。1154年，他和西西里岛国王罗哲尔二世共同完成银刻的世界地图，地图中就包括日本图像。同时他也为地图做注释，并命名为《渴望游历世界者的乐趣》（Китаб нузхат альмуштак），将日本描绘成一个金银遍地的国度。[20]伊德列西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的广博的地理知识，主要来源于他个人的细心观察和其前辈及同时代人的作品，尤其是9世纪生活在花剌子模国的著名阿拉伯学者阿利·哈里米于836—847年完成的专著《世界图景》（Китаб сурат аль-ард）。《世界图景》深受托勒密·亚瓦季乌（87—150）作品的影响——因为托勒密在作品提到了Japaji国。[21]后世的学者如法国人塔弗尼埃，都普遍认为Japaji 国指的就是日本。托勒密作品中甚至还使用过中国学者的地理资料。[22]

12世纪末，中亚新兴的花剌子模王朝取代塞尔柱人控制了哈里发，突厥诸邦依然割据分立。罗斯人在建有东正教都主教府邸的梅尔夫城（突厥斯坦）（木鹿，土库曼斯坦城市名——作者注）和花剌子模国的出现推动11—12世纪阿拉伯帝国内与日本有关的消息从花剌子模国传入罗斯。[23]在这里，罗斯人获取的这些信息主要来自信奉基督教的大多数蠕蚺人（散落在中亚的契丹人前身，罗斯称他们为“像虫子一样爬行的人”）。契丹军队与蠕蚺人合流（后来的哈喇契丹，即西辽）占据与日本领土相接的地区，沿鸭绿江与朝鲜划界。[24]

（二）13世纪始俄国通过蒙元认识日本

13世纪，鞑靼—蒙古军队远征后建立蒙古国，占领从基辅罗斯西部边境至太平洋海岸的广阔疆域。123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队入侵朝鲜，13世纪50年代末的几次远征使朝鲜最终处于蒙古国统治之下，直接威胁近邻日本。[25]早在13世纪中期，大汗忽必烈就听闻过富饶的日本，这成为他侵入中原和朝鲜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远征的重要原因。从13世纪起，与日本有关的传闻以不同的途径从蒙古国传至罗斯。对此，江户时期的兰学家桂川甫周在《露西亚事情》一书中亦如此描述。[26]

13世纪中期，哈拉和林的大汗宫廷内时常能见到罗斯的大公、亲兵队、随侍人员以及众多受奴役的手工艺人。对日本知之甚详的朝鲜大使也常来到此地。

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卡尔平尼曾于1246年秋前往哈拉和林主持天主教弥撒仪式，途中到访基辅。在《蒙古史》中卡尔平尼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不仅提到贵由汗宫廷中受到统治者极大尊敬的罗斯巧匠库兹马，还有其他被迫加入蒙古远征包括东征的罗斯人，这些人也因此对与蒙古帝国有联系的国家比如日本了解较多。

“库兹马向我们展示贵由登基即位之前做成的帝王宝座，以及制刻的印章，并对我们解释印章上的刻字。”——卡尔平尼写道，“而其余诸多秘密我们可以从那些曾拜访过别的首领的人那里知道，可以从许多熟悉拉丁语和法语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那里知道，也可以从罗斯教士和其他与教士同行的人那里知道，并且这些人都拥有三十年战争生涯，即使在为鞑靼人做别的事，也清楚了解教士们的全部事业”[27]。库兹马按照贵由汗的吩咐完成的宝座是用象牙制作的，镶着产自日本的金子、宝石和珍珠。[28]

1246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大公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维奇（后来被蒙古人毒害）带领随从来到哈拉和林。（关于这一点卡尔平尼提到过）。同年，大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和安德烈·雅罗斯拉维奇也先后来到哈拉和林。[29]在大汗营帐中，从服务于蒙古帝国的学识渊博的中国人那里，几个罗斯大公和他们的亲信在13世纪30—40年代获得与蒙古帝国交战之国包括日本国的有关消息。[30]

1255年，威廉·卢布鲁克作为法国路易九世国王的大使出访哈拉和林，他在书中介绍罗斯人和当地蒙古人用作为流通货币的兽皮进行商业交易的情况，并写道，“在大汗首都，有一个中国神父告之有毛发浓密的矮人住在中国以外的岛屿洞穴中，岛屿之外是狗头人身者（灰狗部落）的土地”[31]。这些介绍成为在蒙古国生活的罗斯人的财富，其中关于日本特有的居住者——阿伊努人的消息格外显目。俄国的中国史书中也提过阿伊努人，[32]古代他们住在琉球群岛，[33]显著特征是长有浓密毛发、身材矮小。此外，书中关于日本本州岛上古努（Kyнy，意即逃跑的官奴婢）部落联盟的消息也清晰可见。不过当时卢布鲁克还不明白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差别，他表示，“同伴威廉见过住在岛上的一些高丽民族的大使，那里的海会结冰，所以鞑靼人可以在此时朝他们进发”[34]。

1271—1295年，从伊德列西的作品中了解到日本之消息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完成东亚之旅。伊德列西在蒙古统治者的宫廷，尤其是蒙古首都汗八里（即北京）停留期间，收集了和日本、чимeнгy 国有关的非常具体和详细的资料，这在欧洲都算是第一人。在汗八里周边地区和中国其他一些地区驻扎有被蒙古可汗收编入近卫军的罗斯俘虏。1260年，忽必烈与来自建有基督教教区萨拉罕的盟友贝克汗决裂，决裂前这些罗斯俘虏被献给忽必烈。他们是此阶段直接获悉与日本相关之信息的俄国人。[35]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提到日本时有这样特别的描写：“这里的居民皮肤白皙，容貌美丽，彬彬有礼，他们……生活富裕，有数不尽的黄金……宫殿庞大，被纯金覆盖，正如我们的教堂一样……还有珍珠无数；泛着粉色，极其美丽，又大又圆；和白珍珠一样昂贵。他们还拥有别的珍贵宝石。”[36]

1342—1344年，贝内迪克特教皇派出的使节——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留居汗八里可汗孛儿只斤·妥帖睦尔（元顺帝）处。他写道，“帝国东部的土地由阿兰人（超过三万人）统治着，他们中有的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即天主教徒——作者注），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即东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教徒”[37]。马黎诺里明显高估了这些阿兰人的数量，他们貌似统治着元朝的东部，其实，换个说法，他们也叫“阿瑟的部队”，其构成不仅有真正的阿兰人，还有罗斯人。忽必烈在位期间，曾有罗斯人受俘，这证实了阿兰人（俄罗斯人和奥塞梯人）的宗教分裂运动的事实，教皇尼古拉六世于1289年派往汗八里的使者约翰·蒙特·科维诺成功实施了这一宗教行动。[38]

语言与地域的局限使俄国的对日认识在此时只能是间接的，认知渠道也极其单一。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认知渠道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旅行家、商人、使节们的探险步伐使旧道或消失或巩固，新道不断开辟和扩展，编织成密集却相对脆弱的“交通网络”。依靠这张“网”，俄国积累起对日本的早期认识。追寻历史轨迹，由于明朝“海禁”与幕府“锁国”致使中日隔绝，13世纪60年代传教士们前往东方的活动基本停止，14、15世纪之交西方与远东联系中断，因此俄国获取日本之消息的渠道亦断亦续，直至15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

二 俄国年代记和宇宙志

无论是罗斯巧匠库兹马雕刻的宝座、中国神父口中的狗头人身，还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无数，这些仅被看作对奇闻轶事的叙述，并“首先被作为文学娱乐作品来阅读”[39]。15世纪人文主义思潮涌现后，欧洲对实践知识的探求和地理学中人文主义因素的发展使得地理学的知识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曾作为欧洲人在认识东方和世界进程中的重要参照物——《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地理学知识愈发受到重视，其中对日本的描绘成为各个时期地图的重要来源，[40]散见于1320年马黎诺里的《加泰兰地图集》，如1459年弗拉·毛罗的圆形世界地图，1489年马尔特鲁斯地图，1492年马丁·贝海姆地球仪，[41]1515年达·芬奇地图，[42]1570年奥尔特尔地图，[43]1569年墨卡托航海图，以及1596年的《墨卡托地图集》，其中《墨卡托地图集》于1606年再版并增加新附页，采用文学地理学家彼得·蒙塔努斯对日本的描绘。[44]

顺应时代需要，俄国国内描绘日本的原始历史地理文献即俄国年代记、宇宙地图志、宇宙志及各种图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尽管比上述国外文献晚了三十年。可见，《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对欧洲地图学和地理学产生影响的肇始，也可大致认为是俄国国内相关日本之文献的最初来源。

俄国地图历史学家Л.С.巴格罗夫在彼得一世旧文稿中曾寻得这样的地图志，[45]书中如此描写，“东方世界出现一些童话般的‘靠近天堂’的岛屿，从天堂里飞来的是天鸟（Гамаюн，东正教中的不祥之鸟）和不死鸟，那儿住着的是长有狗头的人，蚕吐的是金色的沙粒，他们相信可以进入上帝的天堂”[46]。此《简明地图志》完成于1620—1646年，属于1617年俄国年代记的后增附页，是俄罗斯《编年史》第三版第三类抄本的组成部分。

1637年，俄国国内涌现出与日本相关消息的各种宇宙志（非年代记抄本，也非附页，而是单独的作品）和多种描绘图纸，其标志就是《墨卡托地图集》（1596年版）俄文版的译本出版。时供职于莫斯科外交事务衙门的波格丹·雷科夫和同僚伊万·多恩领命于沙皇，将墨卡托著名的荷兰地图集中800页的地理记述从拉丁文翻译成俄文。[47]出版前，两位译者补充了一些东方国家的资料，其来源就是上文提及的彼得·蒙塔努斯的日本描绘。[48]我们已经知道，它首次登载在1606年的第二版拉丁文版本中，1613年版本中再次提及相同内容。译文正是由这一版而来，同时也伴有对原著的大幅修改。《墨卡托地图集》于18世纪初传入日本，并为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所引用。[49]可见，荷兰书籍是两国对彼此地理认识的一个重要通道。

1655—1667年的《全球宇宙志之书，即世界各国和土地的记述》[50]不仅引用马丁·别利斯基的《世界编年史》[51]（来自1584年的复印本、波兰语版）中的主要文稿和其他一些史料，更重要的是大量融入《墨卡托地图集》中的地理描述。1667年，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命令下在《制作于托博尔斯克的西伯利亚全景地图》[52]的图纸中，日本首次被冠以Квинзан（Kwindzan）[53]的名字。这份图纸的第22条写着：“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城市，比如Квинзан城，城中有俄境内任意品种的蔬菜，所有谷物春播秋收，盛产金银宝石，从中国到此只需行六周旱路。”[54]

俄国开辟自本国穿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霍尔莫戈雷的陆路后，该记述开始为人熟知，并在俄国《1670年宇宙志》中得到更加细致的刻画。很快，《1670年宇宙志》成为俄国流传最快、最广的宇宙志。一般认为，该宇宙志于1670年1月4日由“至尊的阿法纳西”——第一任霍尔莫戈雷和瓦雷斯基的大牧师在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的霍尔莫戈雷修道院中完成，而1599—1611年被流放到离霍尔莫戈雷不远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尼古拉·奥古斯丁被认为是到过俄国的第一位日本人，霍尔莫戈雷修道院与相邻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保持的长久联系证明了《1670年宇宙志》中的日本之消息直接来自日本人的可能性。[55]因此《1670年宇宙志》是俄国第一本描绘日本情况的本土出版物。该书第76章“关于日本或日本岛”包含与日本地理位置、气候、动植物、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宗教、民族等有关的所有资料，其中还介绍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古代全日本的统治，以及1596年日本首都遭遇的地震。1675年，Н.斯帕法里受沙皇委派去中国担任大使并收集新的、更准确的关于日本的信息，对他下发的补充指令中使用的就是这一章。[56]

尽管斯帕法里的著作中多多少少有一些关于日本的描写，但在地图和图纸中，还没有日本的具体形象。

日本具体形象（地理轮廓）首次出现是在1687年俄国版的《西伯利亚全景图》中。该图曾作为“增补”被编入“作为1668年的住房建筑”的旧图中。在1687年《西伯利亚全景图》的东南角，紧接着传说中的真金町（Маканрийский）以北的是独立于中国（Никанский）以外的“日本岛，20个国家”，也就是带岛群的公国，岛群在那个年代可以作为日本约定俗成的标志。日本岛的中心本州（Епан ）首次出现在俄国地图上，还用一个圆圈标明江户（即日本首都东京的古称）的所在位置。

1690年，荷兰地理学家Н.维岑引入俄国地图中对日本的描绘，他的西伯利亚地图开启了这一地区西欧地图学的新时代。1692年，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杰斯引用维岑地图，并在中国之行（1692—1695）笔记中提及日本。[57]

17世纪末，多次重新修改编订的1696年年代记的一个抄本中，即出现上述的奇幻岛屿，同时也有对日本的少量真实描绘。不过，书中将日本误称为“Никанское”，大约是根据日本国的自称“Ниппон”或“Нихон”的谐音而来，Никанское被视为元朝（中国）的一部分。1696年年代记中写道：“离满洲国（Богдойский）和中国不远处正是日本国，它地域辽阔，位于亚洲东部大洋的岛上，人口众多，满地财宝，金银宝石珍珠数不胜数，货物商品、各色花纹锦缎制作得精巧非凡，肉欲游戏交易轻松随意，除了天皇，几乎免税。”[58]

1701年，С.У.列梅佐夫制作的《西伯利亚全景图册》包括《西伯利亚全部城市和土地图》（1689）和《辅助全景图册》（不晚于1715年）。《西伯利亚全部城市和土地图》不仅包括所有的西伯利亚城市和土地，与日本邻近的童话中的真金町也“合理”的不复存在。《尼布楚城图》与《雅库茨克地图》都属于《辅助全景图册》。《尼布楚城图》中已有千岛群岛图像，列梅佐夫特别指出“日本岛”（本州岛）以南的三个岛，即占守岛、幌筵岛和磨堪留岛以及朝鲜壹岐水道道口（此地为朝鲜人与日本人易货之地）。这个时候的“日本岛”已经画得离阿穆尔河河口很近。[59]《雅库茨克地图》中，列梅佐夫把“堪察加岛”画在阿穆尔河以北，乌第河和鄂霍次克河以东。有题词如下：“堪察加岛，来这儿的都是识字的人，他们穿的裙子是堪察加式长褂子。”[60]

作为俄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文史资料，编年史、年代记、宇宙志的陆续出现凸显出西方（俄国）对东方（日本）的认识逐渐合理化，但地域和文化的局限导致西方仍不十分清楚东方的详细情况。

三 俄国探险家的日本记载

从17世纪初俄国出现的首批年代记和宇宙志，到1687年《西伯利亚全景图》上首次圈出日本江户，再到1701年列梅佐夫将日本岛画在阿穆尔河河口处，俄国对日本的认识从片段逐渐完整、从模糊逐渐清晰。在俄国人与日本人直接接触前的时间里，尤其是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俄国国内的日本信息有了新的相对直接的来源，即俄国向远东拓殖过程中新疆土开发者在俄日接界地区的探险见闻。俄国对日本的认识是与俄国向远东的疆土开发同步进行的。

16世纪中期以前的俄国还是一个领土只限于欧洲的国家。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仿效古罗马皇帝恺撒，自称沙皇，对内推行恐怖独裁统治、强化国家中央集权，对外疯狂扩张领土。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脉以野蛮的手段蚕食西伯利亚地区，使俄国从欧洲边缘的次等王国转变为地跨欧亚的大陆帝国。1581年，俄国攻占西伯利亚汗国首府卡什雷克。1598年，俄军打败库楚姆汗，最终征服整个西伯利亚汗国，继续向远东、北美太平洋沿岸进发。17世纪30—40年代，俄国势力已跨越叶尼塞河，到达勒拿河、楚科奇半岛和鄂霍次克海，直指日本领土。

堪察加、萨哈林、尚塔尔群岛、千岛群岛、北海道等亚洲太平洋岛屿横亘在俄国与日本之间，这些俄日接界之壤不可避免地造成俄国对日本的认知障碍。清除至少是基于地理位置上的认知混淆，不能靠传闻，只能依仗俄国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地质专家、地图学家对岛屿的勘测与探险。

“在雅库茨克城堡和日甘斯克城堡建立以前，勒拿河的古老海船在海上驶走了三艘”，18世纪勒拿河下游地区记录下来的“三艘大海船”古老传说中写道，“吉日加城堡兴建之前，一艘穿过科雷马河和阿纳德尔河的海船中，最早的一批船上的人民在这里定居，其余的则被大海继续送往北方……”[61]出发前不提前搜集消息不可能实现远行。关于17世纪30年代初从勒拿河河口向东往堪察加方向去的这次旅行的资料信息，И.列布罗夫在日甘斯克建立之年（1633）递交的关于禁止走海路去亚纳河的呈文中予以证实。而且，在17世纪中期的俄国地理图纸上，有两条分别注入拉普捷夫大海和鄂霍次克海的河与亚纳河同名，这也为此次旅行提供了佐证。[62]

1639年，И.莫斯科维京从雅库茨克要塞出发到达鄂霍次克，建立第一个俄国定居点。因为寻找海兽，他意外发现一种“西伯利亚河流中没有的鱼”——太平洋鲑鱼。

1642年，M.B.斯塔杜欣从雅库茨克出发去寻找阿穆尔河，找到的却是科累马河。他横穿现在的奥伊米亚康地区，成为最早看到堪察加半岛山脉的人，但他仅仅是1651年在探索鄂霍次克海海岸时远远地眺望过半岛。

斯塔杜欣在科雷马河畔建立起一座小型要塞，留下队伍中的C.И.杰日尼奥夫负责看守。1648年7月，杰日尼奥夫在寻找毛皮和海象牙贸易机会的途中，到达北冰洋（“冰海”）。探险队7艘船中的4艘被毁，剩下的3艘“被送往北方”。其中的2艘抵达楚科奇半岛，俄国探险队第一次发现爱斯基摩人；另外一艘驶向堪察加半岛。杰日尼奥夫被认为是最早到达楚科齐半岛并穿越亚洲与美洲之间海峡的人，欧亚大陆最东端的杰日尼奥夫角正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在被“送往北方”的船只中，其中一艘环绕杰日尼奥夫角驶往堪察加方向。1754年，Г.Ф.米勒根据1736年发现的C.И.杰日尼奥夫的资料制作出地图，证实三艘大船真实存在过。[63]地图中用虚线标出从勒拿河河口到科雷马河河口及更远的楚科奇周边至奥柳托尔斯基角，并写着：“1648年，三艘俄国海船沿着古老时代的旅行线路航行，其中一艘甚至到达堪察加，因为这里明确地提到伟大的新疆土开辟者的先驱们。”[64]

1649年，M.B.斯塔杜欣的队伍也与该地区的科里亚克人建立联系，这支队伍中有俄国有名的哥萨克Ю.A.谢利维尔斯托夫，他在给雅库茨克的回函中提到过在堪察加北部边界的沿吉日加河和品仁纳河的远行。[65]斯塔杜欣还把谢利维尔斯托夫派往鄂霍次克，让他首次试航，在这块“比堪察加北得多”的地方寻找海象牙。

科雷马哥萨克H.马格林在报告中提到斯塔杜欣（不晚于1678年）在省长И.博里亚京斯克就任期间（1666—1670）往日本和靠近堪察加南部岛屿的航行。斯塔杜欣在被俄国人称作兄弟的其中一个岛屿上得知关于身着长裙、留着胡子的人的消息，[66]有可能俄罗斯人或他们的祖先与当地居民联过姻。“他们互相激战过，吉里亚克人被‘留着胡子的人’打死……就在这里找到了吉里亚克人餐具的底部……而这些通古斯人则告诉吉里亚克人，从他们这里走海路去‘留着胡子的人’那里并不远，他们没去是因为那里没有人烟，也没有鱼。”[67]

在前面提到的《简明地图志》中，与太平洋其他岛屿不同的是，堪察加首次有了真实形象，即一个离新大陆不远的传说之岛。“新岛被命名为堪察加，西伯利亚人发现了这个地方。堪察加岛，被显示在传说中的真金町岛以北”。在荷兰学者Н.维岑的《北鞑靼和东鞑靼》（1692）一书中，以俄罗斯史料为基础编纂的《鞑靼地图》已经称呼该岛为堪察加岛。但是，在1687年版的该地图中，位于相同位置的这个岛屿却被叫作“石柱”（Stolpka Memcoy）。

最早抵达堪察加半岛的俄国人是来自叶尼塞河的哥萨克商人И.堪察加，半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上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河。他也找过海象牙，可惜“只找到河蚌”。此时的俄国并不明了亚洲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日本北方）的地理情况，或者以为虾夷是一独立岛屿，或者以为它延伸至亚洲大陆，或者以为它同美洲相连，对它的形状也没有确切了解。所以对绘图的文字描写极大地丰富了幻想的内容，这导致住着尼夫赫人（吉里亚克人）的萨哈林和阿赖度岛、堪察加被混为一谈。“（从科雷马河）蹚过石头，就来到阿纳德尔河，这里以鱼骨为生。在这片土地上住着吉里亚克人，堪察加河河口对面有一根石柱伸出海面，高耸入云，那上面没有人。这些吉里亚克土地上的河流，都被标注出来。”[68]毋庸置疑，靠近黑龙江河口的这个岛屿的地图位置，证明在俄国人寻找通往日本之路的早期阶段，将几个不同的地理对象——堪察加、萨哈林、阿赖度岛和大尚塔尔岛相混合。

俄国人到达堪察加后，第一次了解到往日本方向延伸的千岛群岛。以堪察加半岛为跳板，俄国开启了更加便捷地寻找日本之路。

关于俄国人寻找日本——这个笃信古老宗教、富足、传说遍地金银并盛产稻米和蔬菜的国家的古代航行，日本史料中也有特别记录。日本历史学家冈本监辅写道：“1643年，一个叫ウルッフ（俄语称Юфуру）的俄国人漫游堪察加，发现千岛群岛。”[69] 松永彦右卫门指出，日语里这些岛被称作“千岛”（字面意思就是“一千个岛”），而“1643年俄国人来到堪察加，发现后来被他们改名为库里尔岛的‘千岛’”。[70]另一位历史学家、《阿伊努人编年史》的作者松浦武四郎在书中摘录许多编年史引文，指出“俄国人ウルッフ首次目睹堪察加之地并在此逗留。”“1656年，堪察加来了一位叫ボボツ（俄语称Вовоцу或Оотсу）的俄国人”。[71]据松永彦右卫门资料显示，俄国人ウルッフ在当时已成为科里亚克人栖息地的堪察加游历时，首次了解到这些向南往日本方向延伸的岛屿。[72]可见，日本学者认为，ウルッフ不仅于1643年发现堪察加，而且作为俄国新疆土开辟者确实拜访过半岛深处地域，从半岛南部能够清楚地看到北千岛群岛，此岛在1667年的俄国地图上有所标示。

寻找“日本国”不仅是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制压迫的独特形式，同时还反映出俄国封建君主对建立并发展与日本互惠贸易关系的努力。“对新疆土的文化和经济开发在寻找的过程中得以开展。”[73]

17世纪中期以前的年代记和宇宙（地图）志中的各种文字记载都语焉不详，自然不能满足正致力新疆土开发的俄国了解远东太平洋地区和日本国情的需求。受国内可利用文献的束缚和对日本“闭关锁国”的无奈，1675年2月，H.斯帕法里肩负收集日本之消息以试图建立与日本之贸易联系的外交使命被派往北京。在对这个外交使命进行阐释的“补充指令”中汇集多方来源的日本消息，如《1670年宇宙志》对日本的描绘；西方的尤其是耶稣会士马丁尼的作品《大中国志》中的《日本岛消息》；（与这些间接来源相比，最重要的当属）俄国新疆土开辟者——C.B.波利亚科夫大尉一行完成阿穆尔河远航后直接从远东原住民尼夫赫人（吉里亚克人）那里得知的最新日本之消息。

1652年8月，在C.B.波利亚科夫、K.Д.伊万诺维奇和Л.瓦西里耶夫的带领下，从属于E.П.哈巴罗夫队伍的大约30个哥萨克人从结雅河河口往下沿阿穆尔河出发。9月，他们在阿穆尔河下游的马戈村从尼夫赫人那里获得之前在俄国不为人知的日本消息。

据波利亚科夫记载，“按尼夫赫人的话，穿过萨哈林岛行至北海道的日本人被叫作чижемы——来自尼夫赫人的‘сизем’或‘сисам’，起源于阿伊努人从‘ямшишам’（南方的邻居）而来的‘шишам’（邻居）”[74]。堪察加南部的阿伊努人也正是这样称呼这些日本人的。由此出现与日本人相近的堪察加近义词“шушаман”，在民族词源学中源于同音同形的“铁针”。在鸟居龙藏看来，这能证明日本商品在这一地区的出现是阿伊努人和千岛群岛的中间贸易的结果。[75]这个日本人的近义词后来为俄国人熟知。[76]从日本流通到堪察加南部的不仅有金属针，还有金属钱币。B.П.约翰尔松在考古挖掘时于许多当地居民的古墓中发现11世纪模压的日本铜钱。[77]

波利亚科夫在给国君和伟大的大公А.米哈伊洛维奇复文中写道：“чижемы住在海边，他们卖给吉里亚克人铁、铜、银，自己有没有生产就不知道了。吉里亚克人抓了我和伊万诺维奇大约十个人作为人质，听被吉里亚克人抓的叶罗费（哈巴罗夫——作者注）说，有四个人和另两个人一起被关进监狱，而金银……及贵重商品都来自Никанские（中国——作者注）。9月2日，Д.伊万诺维奇也询问妻子莫戈克莎，并给国君、沙皇和（伟大的）大公A.米哈伊拉夫斯基写信述说此事……”[78]

1674年（斯帕法里出使中国的前一年），作为托博尔大贵族、龙骑兵队伍首领的波利亚科夫大尉，将这些日本信息陈述在下达给斯帕法里的波兰条令中。条令第58章“光荣伟大的日本岛之记述”和“名为亚洲的第一部分之描写……”中都这样记载，“阿穆尔的铁、阿伊努人的锅炉（‘куги-вынь’）……事实上阿伊努人的锅炉来自虾夷（北海道岛）南部的松前藩的日本人，因为许多小岛从阿穆尔河口和海岸边都能望见，关于这一点，移民到阿穆尔河口的外来哥萨克在更早的时候就讲过。当时吉里亚克人从阿穆尔河口行至这些岛屿，随身带来能抓鲜鱼的猫、中国锅和许多其他能证明他们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相熟的物品……谈到这些岛屿，岛的长度超过几千俄里，宽度则达到更远。尽管岛上非常寒冷，但也有上百个地方可以挖掘、制造银，从那些地方也可以到中国。而之前欧洲并不知道这个岛屿，直到葡萄牙人宣告它的存在……这个岛一直由不同的汗统治，大多数汗生活在岛中的某个城市江户……岛民非常勇敢……所有神庙中都有许多神像。太阳初升之国（日本）这个名字……是东方所有其他国家都熟知的”[79]。这两篇复文使日本以北金银岛的传闻得到进一步证实，也让斯帕法里除宇宙志外首次拥有日本的最新消息。

在补充指令中还有一个综述性描写：“中国之外的东方大海上，离中国大约七百俄里处，有一个非常大的叫作日本的岛。那里拥有比中国更多的财富，金银珠宝满地。尽管他们和中国人的习俗、文字一样，但他们的人民本质凶残，因此许多去传教的耶稣会士都会被处死。”[80]

补充法令同样引用马丁尼的作品《大中国志》中《日本岛消息》，“马可·波罗称这个岛为Панрий（来自日语）。在古代，奥托·冯·弗赖津称之为大和国（Ямато 或Ямагата）。马可·奥勒留·安东尼[81]（163—186，166年曾派使者到中国）则称为Херсонесур，也就是金子之国……特别是三个岛……，正如彼得·蒙塔努斯所说，被许多其他小岛包围着。最大的叫作日本”[82]。

鉴于俄国从政府至学界（始于18世纪彼得时期）数百年来对东方学和东方外交史的专业研究，这个被派往中国的、Н.斯帕法里任团长的使团（1675—1678）被证实“在17世纪外交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因为这个使团不仅是莫斯科于17世纪派往中国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使团，同时还是俄国考察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中国以及一些毗邻国家比如日本、印度的一支科学考察队，使俄国在17世纪获得最详细可靠的日本资料，因此，1675年莫斯科下达给斯帕法里的“补充指令”被称为“对日做简要概括的第一份俄国官方文件”。

如此说来，最早传入俄国的日本之信息是非常不确定的、最笼统或片段式的。朦胧状态中的年代记和宇宙（地图）志虽始终保留着日本之消息的痕迹，但充其量也只能是事实（真相）的雏形和前身，勾画出的也只是模糊的轮廓。15世纪之前，俄国（欧洲）受视野狭小和相关知识缺乏以及中世纪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对日本的认识停留在神话、传说的层次上，而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兴起，较为科学的知识普及和西方探险、游历活动的发展，俄国人以自己的活动验证着消息的准确性和错误之处。从17世纪开始，俄国获取日本之消息的渠道趋于直接而畅通。既有来自西欧国家的（葡萄牙、意大利、荷兰、英格兰、德国，这些国家的海船曾接近过日本岸边），又有来自逗留过俄国的第一批日本人，更有直接来自俄国的疆土开拓者和航海家们的，后者展开对与日接壤的太平洋远东地区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