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鸟库吉与林泰辅
——日本的疑古派及反对派代表
在20世纪初年，日本的史学界曾一度刮起对中国上古史的怀疑之风。
众所周知，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长的传统，在国际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现今世界三大汉学研究中心中，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侧重研究中国西北史地及民族语言，美国人侧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及国际关系的话，那么只有日本是把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作为研究的内容。日本具有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史研究队伍、最丰富的中国史资料及最多的中国史研究成果。
如果简单回顾一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历史，就会看到，从江户时代（1600—1867）开始，就有大量的中国史籍如《二十四史》在日本翻刻，出现了伊藤东涯（1670—1736）综述中国历代各种制度的《制度通》，还出现了考订《通鉴》等书所记史实的专门著作如安积澹泊（1656—1737）的《湖亭涉笔》[1]。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只是传统汉学研究的一部分，还未形成独立的学术地位，研究方法和内容都还停留在传统汉学的阶段，尚未进入近代科学的研究领域。直到明治时代（1868—1911）中后期，东洋史学的创立才使日本中国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东洋，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指日本，而在日本人的概念中，东洋指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以中国大陆为主，还包括朝鲜半岛等东南亚地区、印度等南亚地区和伊朗等西亚地区。东洋史学即是研究以中国历史为主的亚洲国家历史的学问。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国力逐渐强盛，随即引发起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而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就成为其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在这种背景之下，1890年，东洋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白鸟库吉博士和市村瓒次郎教授首次在日本学习院大学开设“东洋诸国之历史”的课程，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获胜，在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本迫使清政府放弃朝鲜，并割让台湾和琉球岛。战争的胜利更加鼓励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倾向，也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当年，那珂通世博士[2]在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和高等中学的教授会议上正式提出“东洋史”的概念，建议将中等学校的外国历史课程区分为西洋史和东洋史，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主要内容，兼及印度、塞外、西域诸国之因替兴亡，以及中国、突厥、女真、蒙古诸种族盛衰消长，和日本与东洋各国的相互影响、东洋诸国与西洋诸国的相互关系等，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高等师范学校根据那珂通世的建议，正式规定历史教学分为本邦史（即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个部分。至此，“东洋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为日本社会所公认。
东洋史学最著名的创始人是白鸟库吉，而白鸟也正是日本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疑古批判学派的代表则是著名的学者林泰辅，林和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在学术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下我们将具体介绍这两人的学术经历和主要学术观点。
一 白鸟库吉的学术经历与疑古观点
白鸟库吉（1865—1942），生于现今的千叶县茂原市。中学时代受校长那珂通世和教谕三宅米吉[3]之影响，开始接触中国学者及其著作，比如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崔述《崔东壁遗书》等，给白鸟留下很深的印象。1887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就读于当年新设的史学科，深受当时在这里教授西洋史的德国学者路德维希·利斯（Luwig Riess）的影响，而利斯则是德国著名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学生，所以白鸟库吉亦为兰克史学的服膺者。
兰克（1796—1886），出生于律师之家，1818年大学毕业，于法兰克福一所中学任古典文学教师。1824年发表第一部著作《1494至1514年诺曼与日耳曼各族史》，在此书的附录《现代历史作家批判》中，他分析和综述了欧洲中世纪的史料收藏和来源，进而提出了批判史学的基本理论，即写历史必须如其发生的情况一样的原则，认为评价历史著作的质量应以叙事的准确性为标准。兰克主张历史学家写历史必须依靠可靠的原始资料，让目击者说话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主张研究历史学家写作的目的及其本人的性格，追查他的史料来源。兰克史学观的核心是提倡客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历史学的最高准则是严格按照事实叙述过去的经历，即使枯燥也在所不惜，他认为史料都含有主观因素，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把客观的东西从主观因素中分离出来，回到本质，其要点即：批判、准确、深入。这部书的发表使兰克的名声大振，被誉为西方史学之泰斗。日本在明治十九年（1886年）仿照德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帝国大学正式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于文学部设置史学科，并聘请德国学者利斯教授主持史学科。利斯毕业于柏林大学，颇得德国正统史学大师兰克之真传，他把兰克的上述学说传到了东京帝国大学，白鸟库吉作为首期史学科的学员即出色地掌握和继承了这一学风。
白鸟库吉于1890年大学毕业，随即被聘任为学习院大学教授，主讲“东洋诸国之历史”，开始研究朝鲜、满洲、蒙古、西域等历史，几年之间陆续发表《檀君考》《朝鲜古代官名考》《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等十余篇论文。1899年，白鸟库吉在罗马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提出《突厥阙特勤碑铭考》和《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两篇论文，获得大奖，此为日本学者空前的荣誉，白鸟也因此名声大振，1900年获得文学博士称号。1901年白鸟库吉赴欧洲留学，在柏林大学研修地理、地质学并于柏林大学附属东洋语学校专攻土耳其语，后又转入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继续学习土耳其语，这期间还赴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考查欧亚大陆之交数千年的历史古迹。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第十三届万国东洋学者会议上，白鸟库吉再次用德文提出《乌孙考》和《朝鲜古代王号考》两篇论文，又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好评。1903年，白鸟经北欧、俄罗斯回国，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主讲汉魏六朝西域史、塞外民族文化史、满洲朝鲜上古史等课程，同时仍兼任学习院大学的教授。在这一时期，由于日俄战争日方获胜，日本取得了在满洲铺设铁路的特权，1908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部设于中国大连），东京分社设立“满洲历史地理调查室”，白鸟库吉又被聘为主持，邀约箭内亘、池内宏、稻叶岩吉、津田左右吉等著名学者做研究员，使这里一度成为“满鲜史”的研究中心，并成为培养东洋史学者的基地。在白鸟主持之下，“满洲历史地理调查室”曾先后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二册）、《朝鲜历史地理》（二册）、《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1915年，该研究室被“满铁”以不合于营利目的为由撤销，全部人马转入东京大学文学部。1924年，三菱财团法人岩崎久弥氏以重金购得英国伦敦时报驻北京通讯员毛利森（G.E.Morrison）的藏书，加上家藏的岩崎文库，打算成立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白鸟库吉建议设立东洋学研究所，此建议得到了采纳。同年，在东洋文库成立时，白鸟便为首任东洋学研究部部长。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此研究部一直注重东洋史的研究，坚持每年举办东洋学讲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该研究部获得很大的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面向全国的、发挥着组织协调和交流作用的东洋学研究机关。1925年，白鸟库吉满60岁退休，1942年因患急性肺炎医治无效而去世。他的学术研究范围极广，概括起来包括六个方面：朝鲜古史、满洲史、蒙古史、中亚及西南亚史、中国史、日本古史。他一生著书6部，论文300余篇，后人编成《白鸟库吉全集》10卷。
1909年，白鸟库吉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古传说之研究》[4]，在这篇文章之中，他运用欧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严格分析了史书的记载，证明传说中的尧、舜、禹等圣人并不存在，而是中华民族理想的化身、儒家的偶像。这一观点就是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文章中白鸟首先指出传说之于历史研究是重要的，他说：“传说乃事实与虚构结合而成，其形成之经过，却依赖传出事实真相。加之凡国民必有其理想，而古传说又必包含此理想，故欲研究一国国民之历史并论及其精神，必须探讨其国民固有之传说，加以妥当解释。因此传说之历史研究不应等闲置之。”他认为：“欲彻底了解中国之哲学宗教，必须考察其古传说，中国传说之背景以儒教为理想，其中包括负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公。”接着，他提出载尧、舜、禹三人事迹的《尚书》，对其记载进行具体分析。
白鸟库吉指出，据《尚书·尧典》所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据《尧典》之后记尧之言曰“咨汝羲及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润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故认为尧之主要事迹，为观测天文；尧之功绩，主要为授民以时。至于舜，在举出其主要事迹之后，白鸟库吉说：“总而言之，近乎所有人事，皆可学自舜之事迹”，“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为，及其本身之孝性”。而禹的一生之事业，即在于治水，《尚书·禹贡》记载了其治水的详细地域，白鸟指出，“禹性格之特点，在于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于土地有关”。
在归纳了尧舜禹三王的主要事迹以后，白鸟库吉首先对文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尚书》之《尧典》《舜典》《大禹谟》皆非当时所记，此从每篇必以“曰若稽古”起笔，并从“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遗迹之大小轻重，有甚失权衡之处。就中以舜事业最多，行迹最著，尧专关天文，禹专主治水，而其他事业，皆归之舜，此实应大疑。加之尧之事业主要关乎天文，舜之事业涉及人事，禹之事业则限于土地，三王事迹截然区划，颇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团”。接着他又具体分析三王的主要事迹，认为舜之孝道、禹之治水，“以常识判断，颇难置信”，其传说虚构痕迹过于明显，如此，“吾人不得不疑尧舜禹三王之历史存在”。那么，古人为何要造出这三王，又以什么为根据来为此三王分工呢？白鸟指出，“尧主司天事，司人事者为舜……孝乃百行之本，为中国人道德之基本，不难推知，彼等以舜为其道德理想之人格化。而禹之事业则与土地有关”。由此可见“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而且“尧舜禹之三传说，实非一相继之事，乃一并立之事”。进而白鸟库吉又从文字角度予以分析，据《说文》，尧之字义为“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又据《风俗通》卷一“五帝”条释为“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白虎通》卷一上号曰“尧，犹峣峣也，至高之貌。”等解说，白鸟指出，“由此可见，尧字以其形示义，指高远或存于至高之意。司天事之帝尧以此文字表示其名，当非偶然”。舜字却有种种意义，《说文》，舜乃木槿属植物，与帝舜之名无关。按《风俗通》卷十五帝云“舜者准也，循也。”据《说文·第二》，循乃“行顺也”，舜、顺二字同音，故舜字明显有顺之义。白鸟认为史书皆记舜孝顺之德，“从文字之义而思，再察帝舜之传说，可知舜乃中国人表示道德而虚构之人物”。关于禹，《说文·第十四》云“虫也”，白鸟认为此不适合夏王之名。禹、宇同音，禹字通
或
，《释文》云“四垂为宇”，孔颖达《正义》云“于屋则詹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白鸟认为“四垂（四至）即一特定之区域。若然，《尚书·禹贡》之文，可证夏王禹之命名决非偶然”，《禹贡》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关于三王传说中渗入的“三才”思想，白鸟进一步论道：“三才思想，由来甚远，《舜典》中有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甘誓》中国有三正，于三才之月以建正。《易经》中有三才之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此三才思想，不仅见于中国之古籍，亦为北方诸民族间传播之共有思想。蒙古、东北、突厥诸族莫不有此思想，所谓萨满教拜天之基本思想，即此三才思想。故中国此种思想，其来甚久，尧、舜、禹之传说为其反映，决非偶然。”
最后，白鸟库吉结论道：“就吾人所见，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当不言自明。如是，儒教与道教虽为中国哲学思想之两大对立潮流，然二者均朝拜苍苍皇天，有期于天地，实同为一种自然教。其异处唯在儒教发挥人类性质，不与天地瞑合；老庄及从其胚胎之道教、从其脱化之风水说等则灭却人性机能，与天地瞑合。若以佛语为喻，儒教当为自力教，而道教则为他力教。因此之故，前者主要控制中国上层社会思想，后者主要支配民间思想。”
白鸟库吉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09年，从文章的具体论述我们可知，白鸟不相信中国传统史料和以往的研究，主张运用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于中国的传统史料进行严格的检验和批判，以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以西洋史的发展模式理解中国史，侧重于传统史料批判的方法，完全继承了欧洲正统史学的风格，与传统的汉学研究方法截然不同。所以，这篇《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了传统汉学者的激烈批判，双方论战持续三年之久，最终以白鸟库吉获胜而告终。在以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和1930年（昭和五年）的史学会例会及东洋文库第十四届东洋学讲座上，白鸟库吉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史之批判”的讲演。[5]在这两次讲演之中，白鸟库吉进一步完善了他对中国上古史的观点，认为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是以当时人们的天文星辰知识为经，以孔孟的儒家道德思想为纬而构成的。三皇、五帝、尧、舜、禹，乃至夏、商、周三代，每一王朝的更替、兴衰都与天地的周期、二十八宿、十二次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连王名与贤臣名也与日月星辰不无关系。他对《尚书》《春秋》等史书再次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史书所反映的一方面是天文学的发达，而另一方面对历史则记录的是“天变、地异与人恶”，是孔子、孟子儒学思想体系的具体表现。白鸟库吉的这一学术研究和观点，从日本思想史、学术史上来看，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特别是他继承了欧洲兰克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为日本东洋史研究引进了外来的新理论，可以说奠定了一块实证主义的基石，同时也为东京学派的形成立下了开创之功。
二 林泰辅的学术经历与疑古批判观点
林泰辅（1854—1922），名直养，字浩卿，号进斋，通称泰辅。千叶县香取郡常盘村（今多古町）人。早年在家乡跟从并木栗水接受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汉学教育，明治十六年（1883年）入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汉书课学习，随鸠田篁村等人专攻清代考据之学，同时于此就学的有以后日本著名汉学家市村瓒次郎、冈田正之、泷川龟太郎等。明治二十年（1887年）毕业。先后任山口高等中学校教师、助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及教授、文部省国语调查委员会补助委员及国语教科书编纂委员。大正三年（1914年）以专著《上代汉字之研究》而获文学博士，集经学训诂、性理之义疏证、性理之义研究三者于一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汉学研究最有影响之人物。其一生学术研究经历了四变：在家乡接受汉学教育对以程朱之学为主的性理之义颇为精通，而入东大古典科之后又专攻考证之学，此为第一变；东大古典科毕业后在担任山口高等中学校教师的同时又综览韩国史，广泛收集资料、探访遗迹而写成《朝鲜史》五卷，此乃第二变；之后又钻研《诗》《书》，攻及小学，探研三代制度文物，遂成《上代文字之研究》及《周公及其时代》等著作，此乃第三变；晚年钻研考证金石甲骨之文字，又成《周代的金石文与经子史传之文字》《龟甲兽骨文字》等有关金石甲骨之著作若干，此乃第四变。四变可谓愈变愈深，愈变愈精。他一生著述丰厚，除以上所举外，尚有《汉字要览》《四库现存书目》《中国上代史研究》《论语年谱》《论语源流》《周官考》《逸周书考》《国语考》《战国策考》《周代书籍的文字及其传来》《朝鲜近世史》等。他所治朝鲜史可称为日本学界之权威；治《周官》的造诣亦被认为有中国清代考证学者所不及之处；至于对龟甲兽骨之研究，他又是日本学界中开风气之人。
林泰辅作为学者的同时又是一位藏书家，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为了鼓励家乡的青年学习，他在自己的家里创立以“杜成图书馆”为名的私立图书馆，其中有日、汉文书籍10万余册，西文书籍350册，其他16000册。在他逝世以后，部分书籍赠千叶县图书馆为“林泰辅纪念文库”，有关汉学方面的著作由其儿子林直敬寄赠当时的东京高等师范附属图书馆（现为筑波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其中大量为日本学者书写或刊印的汉籍如《大学》《中庸》《论语》《孝经》《庄子》等，有些是极为珍贵的版本，被人称为日本汉学之宝库，成为日本汉学研究所依据的重要遗产。有关金文甲骨文的文献及甲骨片则藏于东洋文库，未刊的稿本被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道斯文库所收藏。
1927年（昭和二年），为纪念林泰辅逝世五周年，其同仁将其生前论文数十篇汇集而成《中国上代之研究》[6]出版发行。
对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林泰辅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是日本疑古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于《汉学》第二编第七号、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东亚研究》第一卷第一号及大正元年（1912年）一月和十月的《东亚研究》第二卷第一号、第九号[7]上连续发表了以“关于尧舜禹抹杀论”为题目的文章，对白鸟库吉的观点予以驳斥。
林泰辅首先针对白鸟库吉“尧舜禹非历史真实人物，是汉民族根据天地人三才思想构成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偶像”的观点，以传统汉学考证的方式，仔细对白鸟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尚书》并结合其他先秦典籍如《墨子》《礼记》及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人论述中涉及尧、舜、禹三人称谓的内容进行了考证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尧、舜、禹三者没有并称，尧、舜通常称帝，而禹之后属夏、商、周三代，一般称王，尧、舜、禹三者并称只限于极个别的场合，从不同的称谓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们对这三个人的态度。至于天、地、人的三才思想，在《周易》《周官》之中都有明确的反映，但并未能看得出将三者等同的迹象。《尚书》中谈天者多，不见谈人，《舜典》中有祭山、祭川之记载，然而山川仅为地的一部分，《甘誓》中有祭社的内容，此与地有关，但这时天与地尚未等同，商末周初以后把天与地等同起来的思想才逐渐兴起。《逸周书·作雒》《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中有“南郊圜丘以祭天，北郊方丘以祭地”之记，可见天与地对等的关系。天人与天地的关系不同，如果说天人是以人为本位而求得等同的话，那么天地则是于人本身以外的等同，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在以后。天苍茫无边，至于地则不然，地有高山、大河、湖泊之别，把地通观一体与天对应的思想无疑是比较进步的，更何况天、地、人三者对应呢，这种思想显然出现较晚，是在周代以后才出现的。所以白鸟认为《尚书》之中即表现出了天地人的三才思想，不免过于牵强。
在周代以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林泰辅认为根据《尚书》《左传》《史记》等诸书记载，有唐、虞、夏、商这样几个时代。那么，文献的记载是否可靠呢？他说，没有比史料以外的实物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如果说以往的研究所依靠的实物仅仅只有古铜器的话，那还难以使人信服，还不足以证明周代以前的历史。近年来于古铜器以外发现了更加有力的证据，这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河南省发现的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即甲骨文。这种龟甲兽骨数量非常之多，作为最初的流传物，刘铁云曾搜集五千余片从中精选一千多片汇集成《铁云藏龟》六册出版，近年来陆续发掘出土，其数量已达数万片之多。这类甲骨的年代显然是在周代以前，据《铁云藏龟》诸家之序可知其理由有四：大多为象形文字；文字与篆书相异；有祖乙、祖辛等以十干组成的名字；卜法与周代不同。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考证其发现地为河南省安阳县城西五里的小屯村。甲骨文所见有商王十七人：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小甲、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般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武乙、文丁，还有汤之祖主（示）壬、主（示）癸二人，可见此为商之实物无疑。说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之名决非杜撰。甲骨文中所见最多者为干支的使用，与现今普通用法不同的是，记时往往出现“日乙”“日戊”“日庚”等仅用十干的情况，此于《诗经·小雅》、钟鼎文字之中亦可看到，在干支相配的普遍情况之外少见的独用十干的现象，说明在干支相配使用以前还存在一个独用十干的历史时期。《尚书·益稷》中所载“辛壬癸甲启呱呱泣予弗子”，应该是唐虞时代之事，如果认为夏代末年已开始干支共用的话，那么在殷之甲骨文中、在钟鼎文中、在《诗经》中所见的十干独用现象正是以前唐虞时代之遗风的反映。从《铁云藏龟》及其他对甲骨文的考证看，可以释读的殷代贞卜文字已达一千多，这些文字构成复杂，会意、谐声、二次合成、三次合成乃至五次合成的文字均可见到，其结构颇具匠心，决非初创时期的文字，而是距初创时期至少经历了千年以上发展的成熟文字。以上所列甲骨文的考证情况均可作为殷代史实的确证，如同由埃及文字的研究而发现埃及时代相同，有志之士当努力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再从《尧典》《舜典》所能反映的风俗制度看，尧以自己的两个女儿娥媓、女英嫁于舜，此于《尧典》以外的文献《尸子》《列女传》《左传》等均有记载。周代有一夫多妻的风俗，《周官》《仪礼》及其他诸书也有“王后”“夫人”“姪娣”之名称，姪娣的意思为异母姐妹，那么王后、夫人与姪娣之间显然是妻与妾的关系，其待遇必然不同。《韩诗外传》有“舜兼二女非达人也”，传说所构成的人物在道德方面也应作为圣人而受到尊崇，《尧典》所记并没有为满足后人的道德标准而加工润色，可见其制作时代在周以前。此外，由《舜典》所反映的刑法制度也与周穆王之《吕刑》完全不同，亦能说明《舜典》所记为周穆王以前之事。
最有力的证明是天文历法，《尧典》中有中国最早的关于观测天象以确定季节的记载即有关四仲月中星的观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炀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中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关于中星的位置，有很多研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一起考证，《尧典》所记反映了距今4000年前对天象观测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为伪造。
最后，林泰辅十分肯定地认为在周代以前有商代、有夏代、有唐虞时代，在此之前各民族间必定有卓越的、掌握权力的统治人物，这就是像尧、舜、禹那样的被称作帝王的人物。白鸟库吉以尧、舜、禹之字义为根据认为无实际的三人存在，也显牵强。大凡古代伟人杰士均不传其实际姓名，流传的只是其尊称，比如基督和穆罕默德皆为尊称，然而并不见世人提出抹杀基督或抹杀穆罕默德之论的。
林泰辅以他所处的那个时期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尤其是运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对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进行了驳斥，其论点明确，论证有力，对中国周代以前的历史作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估计，在日本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中国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已越来越使学术界对其有了新的认识。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用这一词的广义）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除了“口耳相传的史实”“容易失真”而外，“并且当时的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全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这是各民族共同的和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他又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8]徐旭生先生对传说时代的这一看法是客观的，而且是符合近年来学术界结合考古学的新成就而获得的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认识的。考古学的成就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在刚刚萌芽的过程中，就有了极为广泛的分布，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具体说就是由多元区域性发展然后呈现向中原内向汇聚升华，最终融合成一体的中原文化再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中华大地就有著名的“龙山文化”，它象征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阔的范围里多种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点，这正是以后形成的夏、商、周三代统一国家的基础。如果结合古史传说来考查龙山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定会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认识，对疑古思潮认为传说时代和历史真实不符的观点有所修正。
与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关于中国古史传说之研究》，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的同时，林泰辅发表了《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9]一文，第一次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河南省境内发现的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的占卜文字，并广征博引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考证。然而，关于甲骨的出土地点，林泰辅却以《铁云藏龟》之序认定为文献所记的殷之旧都河南省汤阴县。文章发表后，林泰辅将其寄于我国研治甲骨文的著名学者罗振玉，罗氏读后认为林泰辅的考证虽援据赅博，可补《铁云藏龟》序言的疏略，但仍有一些问题比如出土地点需要进一步考证，于是作《殷商贞卜文字考》作为答复。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罗振玉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甲骨文的认识，即考史第一：一殷之都城，二殷帝王名谥；正名第二：一籀文即古文，二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笔画；卜法第三：一曰贞，二曰契，三曰灼，四曰致墨，五曰兆坼，六曰卜辞，七曰霾藏，八曰骨卜；余说第四。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订正了林氏之作中的甲骨出土地点，明确指出其出土地不在汤阴，而是在安阳小屯附近，也就是《史记·项羽本纪》等文献所记载的“殷墟”——商代晚期都城。罗振玉先生这一关于甲骨文出土地点的论断是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同时，在关于商王名谥的考证、一些关键字的释读等方面，《殷商贞卜文字考》都可算得上是一部甲骨学的奠基之作。这次由林泰辅引发的学术交流不仅使我们了解到林本人对中国境内新发现的历史资料的重视和他严谨的学术风格，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产生的甲骨文研究的新成就，对以后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对于商王朝存在的确认等等，其意义实在是难以估量的。
1915年3月，王国维在由罗振玉主办、他自己任主编的《国学丛刊》上发表《洛诰笺》[10]一文，林泰辅读后大加称赞，但对王国维据甲骨文以释王宾杀湮之说持不同见解，于是作《读〈国学丛刊〉》一篇，指摘王氏文中不足之处和缺点，刊于《东亚研究》杂志中。同年11月王国维致信林泰辅陈述自己的观点。后林泰辅再写文章进行辩争，1916年1月，王国维又写第二封信以作回答。在两封信中，王国维广征《尚书》《诗经》《周礼》等文献，又结合甲骨卜辞的释读，对殷周的祼礼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尽管如此，王国维后来终因此事关系殷周礼制颇大，不可以以疑文虚说及一二人的私见作为定论，于是又在第二年将其往返书信汇集成《祼礼榷》一卷，刊入学术杂志之中，以供海内外学者共同研讨[11]。
以上仅述日本东洋史学建立时的两位代表学者的情况，实际上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各个不同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从以上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经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有关中国史的研究与中国的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双方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以白鸟库吉为首的疑古思潮在1909年兴起，它对于我国在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疑古之风是否有所影响，目前还不能有所定论。从两国学者的多方面联系、交流来看，要说完全没有影响大概不大可能。比如顾颉刚对崔述的研究就与日本学者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清代姚际恒、崔述、康有为三位疑古学者对20年代疑古之风的兴起有很大的作用，其中崔述的《考信录》对古史的辨证工作对顾颉刚的影响极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崔述的著作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一直少为人们知晓，20世纪初，胡适、顾颉刚等人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崔述的著作，正是因为“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在读到《东壁遗书》之后，对其大加赞赏，并将全书校订标点，于1903年列入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上发表，给以高度评价。此后，经过中国学者刘师培，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国内，至1920年，遂引起顾颉刚及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极大的研究兴趣”[12]。1920年，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自己尚未读过崔述的《东壁遗书》[13]，胡适回信讲到他知道日本人那珂通世有新式标点本，不久，胡适即写信给其日本友人青木正儿，托其购买日本史学会出版的《崔东壁遗书》，并在1921年1月将买到的《崔东壁遗书》送交顾颉刚阅读[14]。顾颉刚在读了此书以后深受感触，他对《考信录》评价尤其高，他说：“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要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15]一时间引起了一股研究崔述的热潮，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都投入了这股潮流。[16]这段曲折的学术经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两国的学术交流。再比如，日本当时的疑古批判派的代表人物林泰辅也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有着学术方面的交往，而罗、王对于考证历史史实方面的学术活动也正为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以来大的社会思潮的形成，往往与国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受日本的影响最大。例如，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就主要来自日本，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所接受的是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理论，接触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主要来自久松义典、福井准造、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后，吴玉章、李达、李大钊等人基本是通过学习和研究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典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至于最早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郭沫若，就更是如此，他在1924年翻译了日本早期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1928年在他流亡日本期间又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研究。学术思潮的兴起也同样有可能接受外来的影响，白鸟库吉在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的观点以后，曾经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引发了为期几年的辩论，传统的汉学家几乎都参加了当时的辩论，也正是这场辩论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从江户时代传统的儒学下解放出来从而走上了近代史学的道路，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再者，二三十年代中国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玄同1906—1910年正留学日本，他不可能对如此重大的学术思潮无所风闻和了解。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对钱玄同在日本的情况不能深入了解，故在此无法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原载于《中国古代文明与学术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 周一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序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
[2] 那珂通世（1851—1908），日本明治时期东洋史学者。毕业于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主持的庆应义塾速成科，曾任千叶师范学校校长、千叶中学校总理、东京帝大文科大学讲师，毕生从事中国史特别是元史研究，著有《中国通史》《那珂东洋小史》《成吉思汗实录》等。
[3] 三宅米吉，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史学家，兼通考古学，为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开拓者。
[4] 载于《东洋时报》1909年第131号。
[5] 《关于中国古代史》发表于昭和五年（1930年）1月《史学杂志》第41编第1号；《中国古史之批判》发表于昭和五年（1930年）8月《史学杂志》第41编第8号。
[6] 日本进光社出版。
[7] 以上杂志所载林泰辅之文章后均收入林泰辅论文集《中国上代之研究》之中。
[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0页。
[9] 该文刊登于日本《史学杂志》20卷第8—10期。
[10] 此文在收入《观堂集林》时改名为《洛诰解》。
[11] 《观堂集林》卷1收有《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两封信。
[12] 引自陈其泰文《“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13] 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5]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6] 比如胡适为崔述撰写年谱并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文章，顾颉刚则费时十余年时间标点、校订、整理《崔东壁遗书》等。当时社会上发表的研究崔述的文章概有5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