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女性天空的高低与文学批评的拓展
著名作家萧红在其人生后期曾说过一句名言：“女性的天空是低的……”[1]这句话应该是作家聂绀弩回忆萧红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并未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在萧红的传记里可以找到。1938年，被战争困在西安的聂绀弩打算前往延安，临行前的一晚，他在西北路上碰见萧红，两人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交谈。那晚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着她帽外的长发。聂绀弩发现，和萧军的最终分手显然令萧红的心情极不宁静，她话说得很多，但说话的神情是心不在焉的，脸色更是白得跟当晚的月色一样。十年后，聂绀弩回忆起那一夜的萧红，他仍清楚地记得，萧红近似喃喃自语的话中有这么一段：“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2]或许是因为对这番话印象深刻，启行的时候，聂绀弩在人群中对着萧红做出了飞的姿态，又用手指着天空，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看到了萧红会心的微笑。[3]
一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即便是被认定为“男性自大狂”的英国作家D. 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也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贯穿一生的旅行”[4]，但是，在人类成长史上，长期的性别压制迫使女性退化为从属者、失语者和隐匿者。长久以来，女性自身及其生活都在男性“异样”目光的注视下，也“单一化”地存在于男性作家笔下，男性“包办”了关于女性的“解释”与“注释”。因此，现代作家萧红曾经发出悲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5]但是，自从进入19世纪，女性作家从幕后走向前台进而坚强崛起，主动书写女性自身及其真实境遇，多维度呈现女性所感所思所爱所行，细腻描绘现代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在对女性的切身关切中引领其在现实生活中改善生存环境、掌控人生方向。随着20世纪以来的女性觉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发，女性终于也可以“自己为自己做‘解’和 ‘注’”[6]。所以，近两百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拨乱反正、引领风气，确实为女性生存、女性体验、女性声音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甚至建造了一座“自己的房子”，以各种形式拓展了“女性的天空”。
毋庸讳言，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往往带着偏见去思考女性问题，即使是对女性的保护行为，实则也是通过隐形意识的灌输来制造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使女性将传统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而在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也仍然“被监禁在笔杆之中”。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塑造的女性镜像、被物化的女性存在、被压抑的女性身份。她们或者落入传统男性刻画女性的窠臼之中，套入“天使与怪物”的模子被造出；或者被简化为男性物欲关注的一具肉体；或者被“去性别化”，消灭女性特质。而她们在小说中的命运往往是受人摆弄，为男性父权做陪衬：在性爱关系中女性是性欲施加的对象，是无法获得爱的无爱女性。更进一步说，被禁锢在文本中的女性无法发声为自我辩白，言语的机会被转移到男性身上，女性被刻写、被代表、被划分为附属的“他者”，女性的“她”性别似乎要消失于历史。
二 女性议题与仰望天空的女人
西方的女性议题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走过了较为成熟的路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展开了对女性的研究：从“反抗式阅读”入手，中国学者先是追溯历史，寻找女性的传统，建构女性的脉络；随后，在文学作品中、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对女性的发现与对人的发现；最后，则通过颠覆式的阅读，即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拆解，来重新梳理女性的身份。
伴随着伍尔夫、波伏娃、杜拉斯等拥有积极女性意识的作家作品被翻译过来，中国的女性写作便逐渐形成了自觉的女性意识。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 1882—1941）曾经说，女性只有首先承认了自己性别的局限，才能去追求那个至善至美的境界。性别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恰恰因为女性生活的相对狭窄，她们才可能更从容地审视自我、审视人生，进而对人性做出独到的探究。性别显然决定了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直觉、女性的感知能力，以及她们站在女性立场上所完成的对人性的关怀与认知。这促使她们的作品因此而更具善意，更有同情心，甚至更趋纯粹与完美。她们的心思对准人性的本质，性别可能造就了女性的局限，但又何尝不是女性的优势。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表现出来的所谓男女平等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幻象。女性看似受到极大鼓励进入社会工作，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当前，关于女性的一切看似已经被“研究透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女性追求平等这一议题从来没有被真正重视、没有形成共识，单看女权主义者们为此不断奔走呼喊，便可知“男女平等”还没有成为“稀松平常的现实”。因此，这一话题仍不断被重提，仍不断有研究者投入对女性历史发展、生存境况的探究；另一方面，近几年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也掀起了新一轮女性要求“平权”的热潮。在此前提下对女性问题进行研究就是一种对“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探索。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与自由之路坎坷，唯赖“不欲—勿施”式的换位思考与深度尊重，以及公平正义的法制规范与才情差异的性别共识，三者综合施治方有和谐之效。
三 文学经典中的诗性正义与女性体验
文学即人学。文学经典是将精神存在、人生智慧、思想场域、人性细节、艺术呈现等相对完美地凝合在一起的民族语言的综合体，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特定地域的文化记忆、共识性体验与延展性想象，是作家、批评家与读者长期磨合的共同创造。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艺术想象跨越时空，语言延展民族独创。文学经典包罗万象、洞幽烛微，坚持给人留存希望、带来人性的温暖、品察生命的本真。在展示人性的微妙上，文学无疑比任何教义和信条都更伟大。文学经典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并将最终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和这个时代亟须的诗性正义。
阅读经典、领会经典和活用经典，无疑会“敏锐”我们的感觉、“丰富”我们的体验、“延长”我们的生命。本书从女性主义视域出发，精选19世纪以来的若干中外文学经典详加分析，基于换位思考和回归常识的立场，试图超越“两个玛丽亚”的二元对立式偏见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傲慢，以“美学的历史的”尺度重新诠释这些经典名作。女性的天空，旧时确实是低的；仰望天空的女人，心里惦记着自由飞翔。作为正义和正义之上的存在，仰望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一直是人类的不懈追求。正视、关注、化解女性作为人类群体的“另一半”依旧面临强大的性别歧视与压迫，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程度切实提高的标志。
本书以价值观的调整和方法论的更新为前提，细分三章：第一章“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禁锢与文学活力”，选取文学经典《简·爱》《傲慢与偏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名利场》中的利蓓加、《双城记》中的对立女性等作为分析对象；第二章“自由女神的爱欲迷障与知性优雅的人间困顿”，选取文学经典《嘉尔曼》《包法利夫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穿普拉达的女王》以及“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女性等作为分析对象；第三章“跨文化裂变的女性创伤与跨媒介流传的女性体验”，选取加华作家张翎的小说、美华小说《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迪斯尼系列电影《花木兰》、跨界文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跨媒介文本《金锁记》等作为分析对象。
[1]凌云岚：《女性的天空》,《十月》2006年第2期。
[2]凌云岚：《女性的天空》,《十月》2006年第2期。
[3]凌云岚：《女性的天空》,《十月》2006年第2期。
[4]凌云岚：《女性的天空》,《十月》2006年第2期。
[5]凌云岚：《女性的天空》,《十月》2006年第2期。
[6]凌云岚：《女性的天空》,《十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