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变奏

在《城市文化》一书中，刘易斯·芒福德开篇即谈道：“城市——诚如人们从历史上所观察到的那样——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1]在他看来，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工商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当仁不让地统领着国家的政权中心。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城市的攻占固然是国家政权更迭的象征，但革命的“乡村起源”及其“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已然预设了乡村和城市的伦理位置。革命成功，夺取城市，意味着政治生活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然而，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顽强的农耕文化与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分野，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构成了乡村的自卑与无力；另一方面，革命的乡村所带来的社会主义期许，又是对堕落的资本主义城市的“新的现代性冲击”，乡村的自卑之中却又包含着“社会主义”的自尊与自信。在这种“乡村社会主义”与“城市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对峙之中，城市被革命话语逐渐建构成一个复杂含混且暧昧不明的所在。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城市的占领而宣告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并最大程度实现了阶级解放，这既是由乡村向城市的现代性迈进，又是一种新的革命空间的展开。然而，在此解放之中，社会主义的乡村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城市残余劈面相迎，与“进城”相伴而生的不仅是兴奋与欣喜，更有警觉和犹疑。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腐朽”城市面前，社会主义的乡村起源既包含着无可比拟的道德优越感，但也潜藏着难以察觉的文化自卑性，这构成了“革命之后”的莫大焦虑。于是，争取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主导权”，便成为新的人民政权的迫切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进城而言，毛泽东对城市治理经验的忧虑与对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的恐惧，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社会主义文化的最大焦虑。就像《进城：1949》一书中所谈到的，“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多年在农村的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但这套系统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热情能否转化为严格有序的组织，并创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在1949年初，仍是一个未知数”[2]。就此，毛泽东曾谈道：“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3]这时，中国共产党对沈阳的城市接管工作即将完成，而对天津、北平、上海的接管刚刚开始。或许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他们在农村工作时那么得心应手。这便构成了城市与乡村的潜在对立，而对立背后毋宁说恰恰昭示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矛盾。

对此，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有极为精彩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是在农村的穷乡僻壤生活和战斗了20多年……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作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了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毛泽东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4]。

尽管莫里斯·梅斯纳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式的“狭隘”颇有微词，但在他眼中，毛泽东对城市的“不信任”却是其来有自。事实也证明，城市的现代性冲击中所蕴含的政治风险确实触目惊心。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华北最初接管城市，走了一些弯路……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攻克石家庄，接管工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人财物……在城市管理上，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5]。因此，在毛泽东眼中，城市不仅有消费主义残余留下的“糖衣炮弹”，也有农民式的“狭隘”和“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一些同志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去看待城市”[6]。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面临着双重改造的问题，即一方面要改造原有的消费社会残余，实现资本主义城市向社会主义城市的转型；另一方面还要将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化成城市社会，某种程度上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