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学》一篇，在宋代以前一直存在于小戴《礼记》之中。据考证，宋仁宗天圣八年赐进士王拱辰《大学》一轴，《大学》才开始脱离《礼记》而独立。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北宋司马光著《大学广义》一卷并与人合著《六家大学解义》一卷，《大学》首次有了单行本。司马光对《大学》文本中的“格物致知”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在司马光之后，二程改定《大学》文本，将《大学》提到了孔子遗经的地位，尤其强调“格物致知”，遂成为宋儒的基本论题。吕大临、杨时加以阐发，至朱熹集其大成，而《大学》之地位遂告奠定。二程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继承师说，以《大学》作为家学教育子弟，如武夷胡氏、五峰胡氏、广汉张氏、蓝田吕氏、东莱吕氏、延平杨氏等。周敦颐、邵雍、王安石等对《大学》亦有研究。北宋学者的《大学》学，着重义理的阐发，开始了对《大学》文本的细读与分析，也更加注重考察《大学》所展现出的古代教育制度及其教育思想。

南宋时期的《大学》学更为发达，东南三贤、象山陆氏兄弟，还有永康、永嘉学派，都重视对《大学》的学习与研究。朱子是两宋《大学》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朱熹移文补传，对《大学》文本进行了改造和诠释。经过朱熹改造和诠释的《大学》具有了全新的生命力，由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变成“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其宗旨在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修己治人”，并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其地位远高于汉唐时期的五经。

程朱的《大学》观点得到宋明学者的普遍响应，即使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新民”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样，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后来“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四书章句集注》成为考试定本，朱熹关于《大学》的理解就更加深入人心了。可以说，《礼记》本的《大学》很重要，而朱熹的《大学章句》本更重要。

纵观目前国内外相关资料发现，学界对宋代《大学》思想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文本问题研究。关于《大学》文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的作者问题，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大学》是曾氏之儒的作品。这种观点与宋以后的主流观点相吻合。梁涛先生在《〈大学〉早出新证》一文中，在新的材料基础上再一次提出《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二是宗旨（或者性质）问题。关于《大学》的宗旨或者性质，唐文治先生强调《大学》的主旨是建立在周文王之道基础上的大学之教。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大学》是儒家的一篇政治论文。三是学派归属问题。学术史上最常见的两种划分就是荀学说和孟学说。冯友兰先生主张“荀学说”，徐复观先生则主张“孟学说”。

其次，从诠释学的角度对《大学》进行专门研究。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诠释注解类著作，这类的著作更多地是从中国传统的经学角度进行解释阐发的。学者主要有钱基博先生、傅斯年先生、钱穆先生、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等，其中以钱穆先生成果较多；第二种是诠释方法类著作，主要是从现代诠释学的角度重新考察朱子的经解著作，这一全新的诠释方法的运用可谓是近三十年来研究朱子《大学》的一个关键转变。其代表人物就是牟宗三先生。第三种是结合经学与理学研究朱子著作。这类著作从经学史和思想史的视角，结合诠释学和理学，有的着重研究朱子经学，有的着重研究朱子理学。如蔡方鹿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

再次，个案研究成为重点。岳麓书院周之翔的《朱子〈大学〉经解研究》一文，是一篇专门对朱子《大学》经解作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此外，河北大学张伟的《朱熹“四书学”思想研究》一文，主要以朱熹“四书学”的诠解思想为核心，向着探析朱熹“内圣外王”的理论目标出发，以儒家修养工夫论的视角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对朱熹的“四书学”进行了比较笼统、模糊的解读。此外还有部分硕士论文，如陈美容的《朱熹〈大学〉思想研究——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李思远的《论朱熹的〈大学〉研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朱子的《大学》学作了诠释。

最后，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比如，曾军先生就从经学与理学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曾先生认为《四书》中的《大学章句》、《礼记》中的《大学》篇，它们各自的思想渊源是不同的，只能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不能混为一谈，在研究的时候要区别对待。对前人《大学》注解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点，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对郑玄、孔颖达、朱熹、王阳明解《大学》的对比上。这些论文对同一个问题，不同学者的诠释，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别对郑玄、孔颖达、朱熹、王阳明等人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对比，包括对“格物致知”诠释的理解，朱熹“新民”与阳明“亲民”说的比较，还包括朱熹、王阳明《大学》研究的得失等问题。

可以说，学界对于宋代《大学》学史的研究既有重大的成果，同样也存在着较大的遗憾。对以朱子为代表的《大学章句》学及“四书学”的研究比较多，但对于《大学》在两宋时期思想的发展演变研究则存在着较大的空白。除了部分文章会涉及《大学》地位的历史变迁及二程到朱子《大学》学的转变以外，无论是从宋代《大学》典籍的整理方面，还是《大学》思想在两宋时期的演变发展及其派别研究都存在着不足，本书将从古籍整理、哲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专题研究和系统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