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文学国度里，儿童占据着重要位置。正如菲利普·科林斯（Philip Collins）所言，“狄更斯是首位频繁刻画儿童，把儿童放在创作中心的英国小说家”（Collins 1）[1]。正因于此，狄更斯批评传统对狄更斯笔下的儿童投入了持久关注。罗宾·吉尔摩（Robin Gilmour）认为，狄更斯对儿童和童年的关注继承了浪漫主义传统（Gilmour，The Victorian Period 10）。彼得·科维尼（Peter Coveney）深化了这一观点，提出浪漫主义对童年的建构形塑了狄更斯的童年观，狄更斯的儿童观受到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上述诗人想象的儿童和童年是对18世纪末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情感主义的反拨，浪漫主义诗人把儿童想象成自主的，对成人有指导意义的生命体，童年充满欢愉和发现，远离自然限制，是通向智慧和知识的有机、自然的成长过程，浪漫主义诗人在重建童年的过程中，也重建了父子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述观点和18世纪对童年负面又教条的论调迥然不同（Coveney 52）。德克·登·哈托格（Dirk Den Hartog）的《狄更斯和浪漫主义心理》（Dickens and Romantic Psychology，1987）分析了华兹华斯笔下的童年和成年的连贯性在狄更斯小说中的体现。马尔科姆·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在《狄更斯和长大的儿童》（Dickens and the Grown-up Child，1994）中论述了狄更斯创作的儿童形象的多样性和矛盾性。罗拉·彼得斯（Laura Peters）主编的选集《狄更斯和童年》（Dickens and Childhood，2012）以及彼得·摩尔尚特（Peter Merchant）和凯瑟琳·沃特斯（Catherine Waters）合编的《狄更斯和想象的儿童》（Dickens and the Imagined Child，2015）都深化了狄更斯的童年批评。
狄更斯的童心崇拜以家庭的维度展开，但狄更斯本人从未向公众承认过自己12岁时迫于生计在皮鞋油作坊当童工时遭遇的饥饿、贫困和苦役，他只向自己的好友兼其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1812—1876）袒露过心声，还给福斯特寄去自传的片段，它们写于《大卫·科波菲尔》发行的前几个月（Tomalin 212—213）。在整个职业生涯，狄更斯在公共领域树立了中产阶级家庭男主人，同时也是《家常话》（Household Words）主编的个人形象。《弗雷泽》杂志（Frazer's Magazine）在1850年12月评价《大卫·科波菲尔》时，称狄更斯获得广泛知名度的主要原因，来自“他对家庭深切的敬意，他对家庭之神的热情膜拜”（“Charles Dickens and David Copperfield”698）。然而，对于这样一位荣誉建立在家庭价值观的作家来说，狄更斯鲜有对生长在常规家庭中的人物流露出兴趣，正如霍莉·弗赫诺（Holly Furneaux）所言，“在家庭占据狄更斯小说情感核心，并提供救治社会苦难的幻化的万灵药的同时，狄更斯刻画的却是一个活跃的，陌生化了的家庭内部结构”（Furneaux，“Charles Dickens's Families of Choice”153）。
这也就引申出狄更斯童心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年龄倒置——早熟儿童和幼稚大人的并置。这些另类“儿童”显然不是“生长在常规家庭的人物”，“早熟的儿童戏剧化呈现了儿童的困境，这类形象不单单映射了儿童在成人社会的尴尬处境，也反映出维多利亚社会对成年人的敌意”（Goetsch 45）。狄更斯笔下幼稚的大人是年龄倒置的另一面。幼稚的大人强化了维多利亚社会在年龄分类上的不稳定性，“维多利亚时期对成年的定义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和戏剧性的”（Chase 6）。“我们认为的年龄未必和根据日历计算出的年龄保持一致，也不一定和感知到的，或者在别人那里感知到的年龄保持一致。”（Small 3）狄更斯对编年（chronological）意义上年龄的消解，说明幼稚的成人被排斥在他们理应的社会位置之外。幼稚的成人形象不但表达怀旧思绪，还体现出狄更斯对社会机制的控诉：正是一个悖逆自然规律的社会才制造出怪异的成年人（李靖，《又见“爱丽丝”》122）。
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狄更斯童心崇拜情结的结构性重复——人物设定上的年龄倒置、情节安排上的扬善惩恶以及对奇幻景观的深度描写——做过系统性阐释，也就无从对童心崇拜蕴含的重大时代议题——共同体——进行挖掘。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言，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一百年中，“英国小说有一个起关键作用的中心意义，即探索共同体，探索共同体的实质和含义”（R.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 11）。威廉斯还提出“不可认知的共同体”，来说明狄更斯表征共同体时遇到的困难：“狄更斯不得不为一个复杂得多的城市世界想出不同的小说策略，这个世界日益受到只能用统计或分析方法加以理解的某些进程的支配，是一个根据表明的经验不可认知的共同体。”（威廉斯，《政治与文学》242）
现代化进程的后果是表征可知共同体（knowable community）越发困难。“城镇——尤其是城市和大都市——的壮大；劳动分工和劳动复杂性日趋加深；社会阶层之间和其内部的关系变化了，并且这种关系也变得严峻，上述改变让任何关于完整共同体或可知共同体的假说变得越加困难。”（R.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65）威廉斯的这一论断意味着，农业传统中有意识的，持续而连贯的日常经验在工业文明里已发生变化，在嬗递之际，旧有的文学形式无法明确勾勒新兴社会文化的纹理，开辟一种独到的文学表达形式势在必行。童心崇拜正是狄更斯进入共同体思辨的独特形式，通过童心崇拜，狄更斯试图形塑民族国家共同体。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认为语言构建了民族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布莱南（Timothy Brennan）也指出，“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同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密不可分”（Brennan，“National Longing”49）。普遍认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旨在呈现连贯而完整的事件。正如厄马斯（Elizabeth Ermarth）所言，“现实主义叙事中温和的一致性隐含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让我们确信，我们居住在相同的世界，相同的意义在任何人那里都可以获得。异议只是立场的意外”（Ermarth 65）。当狄更斯用童心崇拜的视角审视共同体时，他必须面对的是“共同体”在文明转型期丰富的张力，及其带给维多利亚人深刻而微妙的价值震荡。如何在此起彼伏的变革浪潮中形塑“温和的一致性”，不论在审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一个严峻挑战。
自19世纪以降，社会政治理论中对共同体的论辩从未停歇。共同体通常被视为主体和主体之间在社会范畴采取有意义行为的媒介，从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到莱南（Ernst Renan，1823—1892）再到安德森的理论构架，共同体和民族国家认同密不可分。但在19世纪，共同体和国家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等关系，“共同体甚至经常和社会政治对立，共同体构建的联结（affiliation）被认为是异化社会的解药”（Berman 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845—1846）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The Grundrisse，1859）中，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指出：“古代和中世纪的共同体所表征的社会构型中合作和对抗形式之间的冲突，已经被家庭及其劳动分工和所有权的主张玷污。”（Marx，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German Ideology，and Grundrisse）马克思在早期对上述形式共同体的分析中已经阐释了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日趋浮现的分离，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注意到人之于社会力量的疏远，而后者本该是人的社会关系中固有的产物”（Berman 8）。
在19世纪的欧洲，共同体也并不等同于家庭，甚至社会。德国社会学家、共同体理论的奠基人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1887）中提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滕尼斯 2）。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社会”，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滕尼斯 2）。机械主义“给大家以相同的表情、相同的语言和发音、相同的货币、相同的教育、相同的贪婪、相同的好奇心——抽象的人，即一切机器中最人为、最有规则性、最精密的机器”（滕尼斯 229）。滕尼斯在界定共同体时，强调它是一种有机体，其对立面则是作为机械聚合体的社会。滕尼斯1880年的共同体论述带有一种怀旧色彩，在滕尼斯的共同体视野中，旧式、乡村式的小型共同体，其内部固有的团结和生活目标的一致性使其可以称之为共同体，而现代工业社会则缺乏成员之间建立真正纽带的潜质。滕尼斯的共同体模型是家庭，在家庭中人们的联系无法切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自然而然的，家庭共同体稳固地建立在前工业文明式的“亲密共同体”（community of proximity）基础之上——它生发在共享的领地，共同的血缘和永久的互动基础上，而非互相分享的价值和利益基础上。在滕尼斯的共同体构想中，友谊也依赖于宗族和邻里关系存在，“友谊的发生必须面对面，精神上的友谊形成了看不见的场景或会面，它需要依靠艺术性的直觉和创造性的意志存活”（Tonnies 43—44）。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却并不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无法产生真正的团结（solidarity）或共同体。在1902年第二版《社会中的社会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扉页，涂尔干描述了第二等的团体或组织，它们将取代滕尼斯的“亲密共同体”，组成“一切道德行为的源泉”；然而这也仅仅是涂尔干的设想，后期的涂尔干认为19世纪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成就社会生活（la vie commune）”（Durkheim xliii）。“在他的《论自杀》（Le Suicide）中，涂尔干离共同体设想越来越远，他对现代有机社会的乐观主义精神消失殆尽，转而憧憬一种有机团结，从而抵消现代社会的失范（anomie）。”（Berman 8）
正因于此，安德森提出的作为“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而存在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具有革新意义。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发轫于资本主义印刷术的普及，一直持续到20世纪。安德森清晰地呈现出民族国家话语建构和共同体之间的历史联结，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前文提及的穆勒和莱南。安德森还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历史联结。从安德森的论述中可以得知，19世纪以来的共同体理念被一种需求所挪用（appropriate）——把民族国家“想象成共同生活的持续，而非语言、种族和历史的具体结合”（B.Anderson 44）。
为了形塑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在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过程中，小说的移情起到关键作用。民族（nation）通常是在有了“自己”的国家（state）之后才形成，社会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er）认为，国家出现于民族之前，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推动了社会的同质化，民族便在社会从异质性向同质性的过渡中形成。如果没有国家的行动，民族意识/认同则无法在民众当中自发产生（Hechter，Kuyucu，and Sacks）。19世纪英国小说的创作机制遵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同情论，在这一传统中，作家通过对个别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发展出共同的、可分享的人类生存状况。正如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样，狄更斯在思考共同体时，也需要营造一种全新的家庭图景，同时它的创新性也必须可以被察觉。在狄更斯的整个创作生涯，他处理小说的方式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这是因为只有个体的、地方性的情感体验和整体的、全局的情感结构相结合，才能展现文明转型期的价值震荡。
这就意味着狄更斯笔下特殊家庭的悲喜剧可以推演到全社会的整体状况，在此情况下，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所说的，小说把私人问题和它的情感机关带入具有侵蚀性的公共讨论，小说把地方性的悲伤体验转移到可分享的社会领域，“小说在需要团结（solidarity）的地方堵住同情，把判断（judgment）替换成震颤心灵的移情”（Arendt 23）。阿伦特不相信审美意义上的创作可以将地方性体验带入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和流动中，[2]而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由特殊到普遍的原则恰好贯穿于共同体主题，个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特权是便携（portable）的财产，当小说人物面对陌生人时，也可以保有双重自我感知的能力，于是便催生了读者的移情。
狄更斯笔下被资本家虐待的儿童描写不同于劳工阶层在议会的宣言，狄更斯小说的这种替代政治的表征依赖于一种逻辑：小说以及阅读体验是流动的文化财产。狄更斯的小说创作拒斥个体的独特性及其伴随而来的排他性，童心崇拜引发的移情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即人和人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这种“同”说明了建构共同体的可能。也就是说，狄更斯认为人和人的移情和共情可以通过小说实现，因此共同体的愿望也可以实现。
借助童心崇拜引发移情，狄更斯重建了一种深切的家园感，一个带有同一性的想象共同体。狄更斯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读者间建立精神意义上的言说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必然是叙事性的、流动的。正如罗纳德·泽博瑞（Ronald Zboray）所言，“虚构文学通过其文字的——一种脆弱的共和文字形式——建构社会团结，在这一虚构的、流变的、难以捉摸的想象共同体内，现代意义上便携的（portable）国家概念诞生了”（Zebory 80）。泽博瑞还进一步提出，打印出来的文字是通向民族濡化（acculturation）的大道，图书在个体和社会之间起到媒介作用，引起公众对共同体转变的关注，由于传统意义上人和地方的关系产生了变化，打印出来的文字通过虚构性起到桥梁作用，也就是在读者和更广大的国家之间的勾连作用，因此打印的文字也成为共同体大厦的最基本的成分；小说提供了过去人靠地方（the local）才能获得的情感需求，“在自我和文化失序中起到介质作用”，小说还可以“让个体应对自我，提供自我建构的道路”（Zebory xxi）。狄更斯的小说提供了统一的信息互换场域，一个共同性交流的场景，提供了可分享的符码和意象，为社会情感的相遇提供了土壤。
狄更斯的共同体情怀承载着深切的时代忧思。民族国家形塑兴起于工业化时代，19世纪的英国正在经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社会已经不是熟人社会，而是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滕尼斯意义上的靠亲缘纽带维系的共同体已经摇摇欲坠，同时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在社会分工日趋加重的历史背景下愈发得到彰显。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指出的，“个人主义——在道德上认可的劳动分工中的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304）。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也提出：
社会化的规约和教育体制随着民族国家的扩张生产了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并支持个体化，人类在前工业时代的生活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阶层或者宗教，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为了在激烈竞争中获胜，个体必须每天保持积极和创新，还要有灵活和主见，要反应迅速。个体成为自己生命和个人认同的演员、建造师、奔跑者，个体经营自己社会网络。（Beck 52）
社会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1931—）进一步提出，个人主义的雏形“溢觞于18世纪末……例如笛卡尔首创的超然合理性（dis-engaged rationality）的个人主义，要求每个人自负其责地为他或她自己思考，或洛克的政治个人主义，试图使人及其意志先于社会责任”（泰勒 9）。个人崇拜的道德由两部分的价值观构成。
一是17世纪哲学家给出的智识表达；二是激发了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抽象层面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些价值观包含着对他人和人类苦难的同情。确切地说，因为它们由社会创造，所以它们拥有一个宗教的品质。（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93）
狄更斯笔下的维多利亚社会在工具理性和“进步”话语的催逼下，个人主义日趋极端化，演变成利己主义和唯我主义，全然有退行到否认共同体纽带的原子主义的势头。
同时社会的失范也成为现代性所隐含的最大问题，这是因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整合纽带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从而造成公民道德信仰匮乏、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和欲望变得毫无节制等后果。（郭忠华 3）
狄更斯的童心崇拜和共同体想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孕育而生的。19世纪的英国正在经历转型期阵痛，在形塑新兴工业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成年人肩负重任，社会对他们职业和父母亲角色的需求也被理想化。“童年这一概念的演进伴随着成年人概念的变化……维多利亚时期的成年人被刻上了责任心、社会地位、热忱、稳定和严肃的标签，而孩子则同想象力、魅力和活泼这些名词联系在一起。”（Newsom 102）对成年人的社会期许同当时的“工作福音”（Work gospel）理念密切相关，该理念由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提出，在维多利亚社会影响深远。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工作福音都被看作是治愈忧郁，克服无用感和无助感的良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们对待自己的分内职责兢兢业业，他们的家庭和国家就可免于陷入混乱和无力。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他的责任在于养家糊口，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她的职责便是结婚生子，相夫教子。
但是，对“进步”的过度膜拜催生出悖逆自然规律的人伦乱象。狄更斯笔下早熟的孩子和幼稚的大人这组互为映照的人物，凸显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失序。早熟的孩子是急功近利的父母的牺牲品，幼稚的大人则要么唯利是图，要么狂妄自大。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分析流派的观点，全能自恋（omnipotent narcissism）也被称为“全能感”，婴儿就活在这种全能感之中，觉得他们和世界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他们自己就像神一样，只要发出一个意念，世界就会给予充分而及时的回馈，如果没有得到回馈，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无助感和失控感，进而产生强烈的攻击性，想要毁灭世界。如果早年的生长环境没能接纳并化解这些负能量，孩子长大后就会严重活在全能自恋的幻想中，这也是心理水平发展最低级的表现，“因为这样的人完全活在一元世界，只能感受到自己的意志”，无法认识到自己和别人是平等而独立的存在（武志红 175—176）。狄更斯笔下的年龄倒置就像是个工业文明的寓言，从中可以窥探到高唱“进步”凯歌，自诩世界主人的英格兰身上那孩子般的全能自恋。[3]英格兰需要的是心智培育。
狄更斯通过童心崇拜形塑的共同体重在民族心灵习惯的提升，以个人——家庭——国家为轨迹，最终目标是建立工业化民族国家共同体。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人伦关系的最基本形态，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正如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所说的：
公民社会是一个繁杂的中间体制，它融合了各色商业、自发结社、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以及教会等等，并构建在家庭这一基础之上。之所以说家庭是基础结构，是因为人们通常通过家庭来完成社会化，以融入他们所在的文化，习得在更广大的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而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也通过家庭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承。（福山，《信任》14）
在对狄更斯所有完成了的14部长篇小说进行细读后可以发现，围绕着家的场域，“幼稚的大人，早熟的儿童，扬善惩恶的情节和奇幻的景观描写”出现在每一部作品中。狄更斯的童心崇拜是对现实主义的艺术性越轨，现实生活中坏人也可以活得很好，好人却不一定有好报，狄更斯对扬善惩恶的结构性重复通过情节剧美学提倡道德力，这种艺术手段本身就具有童话性，因为现实世界中幼稚和成熟，好人和坏人的边界，比情节剧美学里呈现的黑白分明的状态，更加具有弹性。狄更斯是要通过极致的艺术手段，追求一种至善，具有童话色彩的至善。奇幻的景观则充当着童心崇拜的布景作用，童话故事里的阴森古堡、毒苹果、乔装的狼外婆、丢失的公主鞋，变成了《匹克威克外传》中地震般的、聚集着乌合之众的选举和阅兵场面、被描绘成恶心的爬行动物的《雾都孤儿》里的费金和《老古玩店》里的奎尔普、《艰难时世》里像毒蛇一样的煤烟、工厂里的抑郁狂躁的大象一样的蒸汽机活塞、《大卫·科波菲尔》中谋得斯通小姐野兽一样咔嚓关上的钱包、《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垃圾山等等。这些奇幻景观象征了一点：悖逆自然规律“生长”着的英格兰的险象乱象。
童心崇拜从三个层面完成了狄更斯的共同体想象，即在“个人”和“家”的维度，狄更斯始终抱着建立良性的人伦关系，达到自我圆融的弗洛伊德式信念，通过践行心智培育消解利己主义，同时宣扬道德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联结。狄更斯笔下成熟的大人是能把个人主义融合在共同体里的人物，幼稚的大人则是排斥共同体的利己主义者，后者都被扬善惩恶的情节消融了；其次在“国”的维度，通过内向的、审美的机制重塑中产阶级绅士价值观，进而构建以美德为基石的共同体精神内核。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对待19世纪英国在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抱有警觉，因为要营造“最伟大民族”的共享性叙事，就意味着需要想象一些“他者”，这样才能从异己中凸显“我们”之“伟大”，而这些“他者”便是穷人。19世纪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就对穷人的尊严和道德进行了隐性的攻击。“济贫法制度具有人人皆知的弊端，与立法机关的善良意图正好相反，济贫法不能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而只能使贫富双方的状况趋于恶化。它不能使贫者变富，却使富者变穷。”（丁建定 149）“劳动变成一种威慑而不是尊严的体现，劳动所承载的文明的实质已经被抛弃，它作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也已经降低。”（Englander 38—39）可见：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而是陷入了卡莱尔所说的纨绔子和劳作者这两大派别之间的战争，或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战争，以及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对抗，或者干脆如迪斯雷利所说，“我们的女王……统治着‘两个民族’”。（殷企平，《“多重英格兰”》111）
狄更斯在想象共同体时，拒斥具有排他性的阶级话语，转而试图构建一个全民整合的话语体系。
狄更斯的一些代表性作品，若单从故事的设计着眼，可以说都合乎资产阶级的理想意境，都是按照个人奋斗—成功—幸福的模式编排的……在“奋斗—成功—幸福”的公式范围内，狄更斯讴歌了资产阶级的理想品质。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都忠实、勤奋、节俭、勇敢、坚韧、正直、有荣誉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英雄”。这类人物深得读者的喜爱，“读者不自觉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未实现理想的补偿。中产阶级读者可以跟这些人物认同，因为他们个个都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狄更斯同时代的评论者就已看出这点，把它概括为‘中产阶级的体面’。”（引自朱虹 120）
不过，《济贫法修正案》理念中的阶级特征，并不适用于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可以来自任何阶层，也就是说任何阶级都可能有“好人”也可能有“坏人”。阶级的同一性通过狄更斯整合的策略被挪用到家庭关系，并给读者提供一种视角：“在‘家庭成员’中重生父权。”（Hadley 101）
由此，狄更斯在共同体想象里也重塑了中产阶级绅士价值观。维多利亚时期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
把绅士作为英格兰特性的符号标记，绅士概念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私人领域，而成了人类某个社会/共同体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标志……狄更斯同时代的人曾经指责他不会描写绅士，这一指责基于他的下层阶级背景（既无出众的学历，又无修养和趣味），以及他对上层阶级的明显不满。（殷企平，《“多重英格兰”》121—122）
狄更斯笔下的绅士靠美德获取社会承认，绅士的形成依赖于心智得以培育后人格的自我圆融，和家世、财富并无直接关联。狄更斯将形塑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重任交给了美德，以及美德带来的经济繁荣。
这就引申出了狄更斯共同体建构的第三个维度——“文本”的维度。狄更斯通过小说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激发共情，将共同体推向本雅明式的“言说共同体”，这个文本的、言说的共同体宣扬美德，试图从共同的阅读体验里构建社会信任。狄更斯并不排斥工业资本主义，但是向往以德育灌溉的工业资本主义。唯有美德生发出制度性的信任，才能促进经济繁荣。派瑞克·布兰特灵格（Patrick Brantlinger）指出：
不列颠经济的扩张一直建立在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基础之上，这一过程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创立一直延续到1994年。在把债务转变成力量和财富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发明了自身。狄更斯小说中展示的消极信用，其产生原因是个体的问题，而非制度性的问题。（Brantlinger 20）
玛格特·芬恩（Margot Finn）也认为，私人信用在前现代社会就有其根基，公共信用是现代经济学思想中的核心，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个人债务和信用关系总是暴露出社会和文化在限制英国市场文化里的契约性个人主义（contractual individualism）的作用力”（Finn 26）。芬恩追问的是英国在多大程度上被强调自主经济个体的理论所形塑，她提出《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想象了一个“共同体内部互惠型社会关系的空间”（Finn 28）。
“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它与各种规范、法则、道德责任和其他习性维系在一起形塑了社会。所有经济成功的社会共同体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而缺乏信任则往往带来糟糕的经济绩效和社会问题。”（范可 249）在福山看来，由信任建构起团结的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它不是在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形成，而是在一系列伦理习惯，以及“内化到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的互惠道德义务的基础上形成，这些规则和习惯提供了共同体成员相互之间彼此信任的土壤”（Fukuyama 9）。这样的共同体就是福山所谓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维多利亚社会是个低信任度社会，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它不再是个熟人社会，而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狄更斯小说中常有对恶俗律师、荒唐诉讼以及阴森监狱的细致描写，这些都说明维多利亚社会为信任崩塌付出的高额代价——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政府警力开支的上升，社会团结的缺位。工具理性思维催生出人人为己的利己主义思维，社会内部的信任被大大弱化，给人们相互间的合作平添障碍，合作和共荣变得困难，维多利亚人饱受共享价值和共同体精神衰败的煎熬——一个唯个人私欲是图的社会，必定在短期内土崩瓦解，利益是最反复无常的存在，今天的同盟明天就可能反目。
狄更斯之所以想通过小说将信任制度化，也是出于他对英国政府和上流社会的不信任。正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所说：
狄更斯在社会上是孤独的，他并没有用他所取得的声名在等级森严的英国上流社会为自己谋得席位，也不喜欢结交文学圈或知识界的朋友。他对上流社会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而对那些上流社会的人来说狄更斯的言行举止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狄更斯是特立独行的，因为英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这样的人——他本已取得通往特权阶层的通行证，却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荣耀”。（邵珊和季海宏 80）
狄更斯想要的“荣耀”，远非获取头衔和财富如此浅薄，他要的“荣耀”是文人作为中产阶级的“承认的政治”，是文学的尊严，是通过写作达到的打破阶级壁垒的社会共荣。
作为知名作家，在想象共同体的过程中，狄更斯的小说艺术采取了情节剧（melodrama）美学的思路，这是一条和其他作家探索共同体时采取的不同的思路。[4]狄更斯有着长期当演员的经历，他势必深谙情节剧美学的表征方式，比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里，就很细致地描写了克拉姆尔斯剧团团长和团长夫人如何表演并消费情节剧，所以狄更斯对情节剧美学的偏爱，和他自己当演员的经历有关。同时，狄更斯的情节剧美学，受启于18世纪英国著名画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rgarth，1697—1764）的美学理念，霍加斯和狄更斯对现实主义艺术中工具性的理解，在认识论上受到18世纪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4—1780）的影响；霍加斯发展了这样一种观点，“让美和现实主义坚守于人类主体性或人类的认知视角，霍加斯和狄更斯都受困于幼稚的现实主义，因此两位艺术家都发展出脸谱化描写、情节剧和夸张的艺术形式，这三者都是通往逼真（verisimilitude）的重要手段”（Mangham 59）。狄更斯的小说因情节剧美学而具有非凡的自我呈现力，这一思路却遭到过质疑。1856年，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在为《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撰文时并未提及狄更斯的名字，但暗示到：
有位伟大的小说家天赋异禀，能够准确地说出我们镇上民众的外在特点；如果他能够告诉我们他们的心理特征，也就是指他们对于生命的设想，他们的情感，包括他们的习语和礼仪，那么他的书将是最大的贡献——艺术一直被创造，用来唤醒社会同情……这位小说家却几乎从未穿过幽默的外部机制，进而深入到情感的、悲剧的内里，当他置于自己艺术性真实之前，他也没能超然于他创造的非真实性。（qtd.in Haight 202）
还是保罗·奥科耶斯基（Paul Ochojski）的观点较为中肯，他评论道：
狄更斯的小说世界是个奇幻的世界，童话的世界，也是充斥着鬼魅的世界，它是通过儿童的眼睛看到的世界：阴影更加黑暗，雾气更加浓重，漆黑的街道显得比实际更加恐怖。正如孩子通常的感觉一样，非生命的物体也有自己的生命：于是乎《大卫·科波菲尔》中谋得斯通小姐的手包咔嚓一关，就像是一头小野兽在咬东西一样，发出让人不寒而栗的声响；《艰难时世》里像毒蛇一样的煤烟不怀好意地盘绕在焦煤镇的上空，工厂里的蒸汽机活塞就像是抑郁狂躁的大象。狄更斯对人物的处理也像孩子看人一样，人物的特质被放大成怪癖，他们的劣迹也被放大成魔鬼一样的恶行。狄更斯创作的大多数人物是从外表上进行刻画的漫画式人物，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提前预知。狄更斯注重外在的人的深度描写，欠缺分析人物性格发展和行为动机的能力，他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典型，不仅仅是美德或邪恶的抽象代表，他们非常有活力，让人难以忘怀，只有当他们存在于狄更斯的世界中时，他们才变得立体、鲜活。（Ochojski 7）
狄更斯也自主意识到自己作品具有脸谱化的特质。正如他在1856年8月给约翰·福斯特的信中所说：
这是多么古怪的一件事，一部英语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如此乏味——太完美——不自然。我优雅的朋友，如果你认为把你在其他人的书或者我的书里看到的同样不自然的年轻绅士（如果体面意味着必要的不自然的话）加上一张无耻的脸庞，就可以消除我的认知——出于你的道德感这个绅士必须对你呈现成这样的不自然——的话，你肯定会把自己想成一个华丽的江湖骗子，也把我想成一头蠢驴。我不会提及你喜欢的任何不体面，更不会说伴随着人类的创造和毁灭而来的任何的经历、琐事、彷徨和迷惑。（qtd.in Brannan 12）
狄更斯式的“情节剧”对19世纪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潮形塑的“时间”做出审美性反拨。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1938—）和伊莲·海德利（Elaine Hadley）系统分析过英国小说中的情节剧美学。布鲁克斯认为，情节剧是19世纪英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有关道德的戏剧”，正如浪漫主义和哥特式戏剧一样，情节剧是“现代意识的必要形式”（Brooks 79）。海德利则非常细致地探讨了激进主义、伦理学和情节剧的关系。对于布鲁克斯提出的情节剧和心理内化机制的关联，海德利提供了谱系学，但同时强调了情节剧的公共属性，并把情节剧界定为可同时发生在舞台上下的好斗的抗争。从海德利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情节剧模式中对“戏剧化异议”的公共展出，是对现代的、分类的、拥有财产的自我构建的反动性回应，也是对父权地位的等级制述行，后者正好以家庭关系的形式构建了同一性，遵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视角，海德利关注到情节剧如何影响“文化意义的生产”（Hadley 55—69）。
功利主义利用常规的机制不偏不倚讲述道德世界，情节剧则有赖于极致的情感和道德感以及夸张的性格呈现，这点同功利主义的策略迥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功利主义和情节剧殊途同归。首先，正如彼得·布鲁克斯所说的，情节剧是个寻找伦理解决方案的世俗美学，“成为揭示和展现的基本形式，给世俗化了的道德世界动手术”（Brooks 15）；按照克里斯蒂娜·克罗斯比（Christina Crosby）的看法，情节剧无关乎政治的两极化处理，提供了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文化的内部和未被驯化的自然世界（Crosby 15）。
情节剧重复利用善恶二元对立达到伦理上的目标，把有罪的力量驱逐。对此，功利主义的路径截然不同，它通过不偏不倚的观察，计算和修复达到目的。但是按照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有关自然状态的神话可以发现，功利主义同样诉诸道德上的二元对立，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式的计算把对社会意义上危险人物的流放合法化，尤其当这些人物具有未被规约的自然属性的时候，通过将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戏剧化呈现出来，情节剧提供了功利主义的牺牲话语在情感上的合法化途径。如果说情节剧的历史功用是为世俗世界注入道德连贯性的话，情节剧带来的快感则需通过被凝视的暴力管窥到。
按照荷内·吉哈德（René Girard）的观点，情节剧提供了伪装的共同牺牲，其目的是把共同体对独立牺牲个体的愤怒加以预先阻止，因此仪式扮演着重要作用，它“净化”暴力，将暴力哄骗到那些其死亡不会引发报复的牺牲体身上（Girard 36）。在功利主义的话语机制里面，宗教性的牺牲保护了社会平衡，或者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从被玷污的自然中保护乌托邦式的纯洁文化。“所有不纯洁的概念都发端于共同体对不断循环的暴力的恐惧，威胁总是一样的，而且总能引发一系列同样的反馈，同样的牺牲将暴力引向那些无足轻重的牺牲体身上。”（Girard 36）
情节剧对仪式化的终结非常关注，灾难美学便成了狄更斯共同体批判的一个表现方式，对小说人物命运和社会环境的脸谱化描述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匹克威克外传》中狂暴的竞选场面、《老古玩店》中小耐尔眼里鬼魅一样的机房的火光、《董贝父子》中的让人惊愕的铁路意象、《大卫·科波菲尔》中毁灭了斯蒂福斯的海难、《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垃圾山等，不一而足。这些奇幻的灾难性景观描写几乎成了狄更斯笔下的时代符码，对灾难和暴力性事件的结构性重复让狄更斯式的情节剧具有拒斥社会失序常态化的作用，转而代之的是将社会失序移植到暂时性的维度。这些灾难性景观描写允许维多利亚人把社会危机解读成非永久性的事件，而团结和秩序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当狄更斯给予恶人罪行以叙事时，社会性越轨行为的意象被妖魔化，同时又对它们给出伦理的终极归途。通过这种手段，那些越轨者就有了被修复的机会，也可以被挖掘出有指导意义的高尚。这种方法论让狄更斯童心崇拜中扬善惩恶的情节成为必要和可能。扬善惩恶本身也意味着去阶级的普遍话语的形成，在维多利亚时代，财产代表着社会阶层的分野和人的私欲，通常情况下情景剧式的好人/坏人的分野也和阶级相关，穷人往往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群众甚至暴民。但狄更斯打破了这种格局，也打破了财产带来的工业时代魔咒。伊莲·海德利、朱丽叶·约翰（Juliet John）和德博拉·弗洛克（Deborah Vlock）都注意到，狄更斯使用情节剧作为对布尔乔亚人格中的私人性的抗议，后者具有割裂社会联结和连贯性的倾向。[5]情节剧之于形塑共同体的作用在于，那些脸谱化的人物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他们渴望被他们已经加入或者有能力加入的共同体所理解和承认，认为只有他们的美德被充分发现，他们才能融入共同体。狄更斯共同体想象中的家国情怀便打上了浓厚的“心智培育”印记，扬善惩恶这一结构性重复呼应了共同体想象所蕴含的整合诉求。
正如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在《维多利亚人》（The Victorians，2002）中归纳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整合（synthesis）（Davis 1—38），而整合本身，就蕴含了形塑共同体的内涵。19世纪的英国经历着文明转型的重大议题，由此衍生出许多新型价值体验——工具理性思潮、城市化进程、达尔文学说、宗教变迁、心理学的发展，文学市场的形成，阶级的更迭，这些都是英国在形塑工业化民族国家时面临的问号，如何有机地整合上述未知情形，是狄更斯面临的挑战。童年作为新型社会文化构型的隐喻，以及家庭作为工业化民族国家缩影的这两点，让童心崇拜成为狄更斯共同体想象的独特场域。本书试图做的是，围绕童心崇拜和共同体这两个关键词，对狄更斯所有14部完成了的长篇小说进行一次系统性阐释，挖掘童心崇拜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体形塑渐进过程的层次。
狄更斯研究权威米勒（J.Hills Miller，1928—2021）曾说，狄更斯的文学生命呈现了这样一种层次：从内向的，孤立的情况，转向外向的，社会化的情况。狄更斯的共同体之路也大体呈现出这样一种进程。在早期的《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和《巴纳比·鲁吉》中，工业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形成景然的秩序，《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主人公尼古拉斯的叔叔拉尔夫和《老古玩店》中的坏蛋奎尔普都是高利贷商贩，他们经营的业务五花八门，其中多数也见不得光，但是这两个人物却能量巨大。对于新兴工商业社会，这几部小说的主人公经常采取逃避或者归隐的态度，匹克威克先生虽然在群众中走了一遭，也用自己的财富实现过兼爱理论，但他终归回到了他的匹克威克俱乐部，选择了独乐乐，而不是众乐乐。奥利弗·退斯特也经常逃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也带着思麦克一路逃离魔鬼学校多伯伊斯堂，《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尔更是几乎一路徒步逃离奎尔普的魔爪，乃至累死。
对于主人公如何脱险，或者如何获得体面的生活，这一时期的狄更斯更多依赖于个别神秘绅士或慈善家的捐助，以及童话式的巧合情节，但是正如本书分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三种共同体模型时将要说明的，狄更斯笔下的慈善是有问题的。对于如何消解贫富“两个民族”的鸿沟，此时的狄更斯也没有找到明确答案，《雾都孤儿》中费金领导的少年犯团伙和《巴纳比·鲁吉》中参与戈登暴乱的下层群众，更是基于一己私利结成的伪共同体，他们之间建立的伪信任对形塑社会有机体百害而无一利。同时，在上述早期作品中，狄更斯大多聚焦于小型社团或者个别家庭这类微型社群，共同体思辨并没有和当时的历史大幕联系在一起。
在随后的《马丁·朱述尔维特》《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和《小杜丽》中，狄更斯的共同体视野逐渐宽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推进了一步。这一历史时期，英国对于自己是“世界工厂”“日不落帝国”和“最伟大民族”的自信心空前膨胀，但是在狄更斯看来，这个民族国家越发自恋，利己主义越发盛行，美德和社会信任越发缺失，共同体建构越发困难。美国之行和欧陆旅行让狄更斯站在全球化的视野审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小马丁在美国的经历对他回英国后的觉醒起到关键作用，在《小杜丽》中狄更斯更是以世界主义的心态为偏狭的民族主义开出药方，而那些具有世界主义心态的人物也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实业家，这些说明此时的狄更斯已经开始接纳新兴工商业社会这个历史大势。这一时期的作品深化了狄更斯对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三者的思索，同时能够把上述思索和历史大事件结合起来，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所创新。狄更斯集中刻画的幼稚大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利己主义者，心智健全的大人都是将个人理想融合到共同体形塑的个人主义者，他们通过美德构建信任，通过信用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团结。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把19世纪流行的肺结核美学同消费主义结合起来。[6]在《艰难时世》中，笔者挖掘了狄更斯共同体形塑中想象力的作用，想象力是审美现代性对抗机械现代性的表征，想象一词也为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发掘出新的深意。《大卫·科波菲尔》和《荒凉山庄》两部作品以童心崇拜为依托，凸显了主人公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可谓是狄更斯探讨个人主义和共同体关系的一个集中体现。尤其是《荒凉山庄》，狄更斯以首届伦敦世博会的开幕为契机，讨论了作家职业化进程中的结社行为给民族国家共同体形塑带来的积极作用，不论是大卫·科波菲尔还是《荒凉山庄》的女主人公埃斯特，他们写作的尊严恰恰体现在对社会的责任这点上。同时《荒凉山庄》中也有对成功的实业家的积极描述，以及反自由贸易描写，这都说明在这一时期狄更斯的共同体视野里，依靠美德构建社会信任，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越发清晰。
狄更斯创作的最后三部长篇小说是《双城记》《远大前程》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在这三部小说中，共同体思辨推向了更深刻的、认识论的维度。《双城记》延续了狄更斯对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辨，通过英国医生马奈特和曾经的浪荡子卡顿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圆融，在文本间际洗刷掉法国贵族的罪恶，消除了贫富“两个民族”的鸿沟，在重塑父权的同时，深化了“自由、平等、博爱”之于共同体的意义。《远大前程》中皮普的四个替身父母在他自我实现历程中的出场顺序，同进化学说的线性叙事形成互文，四个替身父母在“进化”链条中的位置，体现出狄更斯对“进步”话语的逆转，皮普由幼稚到成熟，最后成长为一个践行个人主义的世界公民，他的转变和对四个替身父母的取舍有密切关联。最后一部完成了的长篇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单从小说题目就可以看出，狄更斯的共同体思辨已经跃然纸上，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通过互相扶持的友情式婚姻打破穷人和富人的鸿沟，此时的狄更斯已经“想象”出消除阶级和民族排他性的“我们”的共同体。
本书将狄更斯的首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1836—1837）设为第一章，从匹克威克派的“天真”入手，以异化的食物消费为线索，讨论乡绅匹克威克先生在婚姻和群众两个场域的尴尬处境。小说最后匹克威克先生并没有融入工业社会，他的俱乐部也宣告解散，这说明狄更斯的共同体之路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研究了狄更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雾都孤儿》（Oliver Twist，1837—1839），这是一部兼具现实主义、情节剧和童话性的小说，主人公奥利弗的圣童形象，小说中被物化的儿童，幼稚的大人，童话式的创作手法都指向一个共同体诉求：通过善的影响力构建信任，在互信的基础上形塑道德共同体。小说中对巧合的结构性重复说明这一时期的狄更斯仍旧没有找到在民族国家层面建立制度性社会信任的钥匙。
第三章解读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1838—1839）。同名主人公尼古拉斯情节剧式的愤怒满溢在整部小说，对愤怒这种极致情绪的结构性重复体现出狄更斯寻找共同体模型的热望。在这部小说中，尼古拉斯经历了三种共同体模型，但它们都无法在工商业社会形塑有机体，尼古拉斯在伦敦象征的新兴工业文明中隐退，他的退却浮现出共同体形塑问题上迷惘着的狄更斯。
第四章关于《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1840—1841）的讨论围绕小耐尔死亡的必然性，对小说中隐含的共同体思辨展开分析。耐尔祖孙的年龄倒置是狄更斯童心崇拜情结的一个典型，由于功利主义的作祟，像耐尔祖孙这样的普通人难免被置于死地，他们尚未在新型经济社会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耐尔的死说明狄更斯的共同体之路还很长。
第五章讨论的《巴纳比·鲁吉》（Barnaby Rudge，1841）是狄更斯以18世纪英国戈登暴乱为素材而著的历史小说。小说塑造的参与暴乱的成年人群像是文明转型期英国群众的缩影，这些人物要么无恶不作，要么幼稚自大，无法在形塑社会有机体方面充当积极作用。去伪存真的共同体之路仍旧任重而道远。
第六章关于《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1843—1844）的讨论涉及了主人公小马丁从利己主义者到个人主义者的“回头是岸”，美国之行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信号预示着狄更斯开始以世界主义的视角审视民族主义的偏狭心理。
第七章讨论的《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1846—1848）把共同体批评转向小说中早熟孩子珀尔的肺结核美学。肺结核同消费（consumption）互为隐喻关系，董贝商行因肺结核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构成了《董贝父子》的中心议题，形成狄更斯批判消费主义的道德寓言。
第八章讨论的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49—1850）。这部小说深化了狄更斯对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讨论，在这部小说中，利己主义通过“坚硬”的自恋呈现出来，而个人主义者的自我实现则取决于对本真性伦理的“坚定”追寻，以及将自我同一性建立在社会这个共同背景中的“坚定”信念。
第九章对《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2—1853）的讨论从童心崇拜入手，指涉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文坛的一次结社运动：以狄更斯、萨克雷、约翰·福斯特、布尔瓦—立顿为代表的英国文人，在公共领域发起的“文学之尊严”（“The Dignity of Literature”）论辩。小说中主人公/叙述人埃斯特的写作之路和她获得尊严的道路是重合的，这说明作家共同体之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作用在于负责地写作，责任心可以塑造共同体的基石。
第十章讨论了《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中功利主义思维对童真的挤压，其表现就是对“事实”趋之若鹜，对想象力嗤之以鼻。狄更斯深切地担忧着日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布尔乔亚身上“非利士人”（马修·阿诺德语）的习气，因此在这部小说中用反例说明了，用功利主义思维想象民族国家共同体是个错误。
第十一章旨在说明《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5—1857）以世界主义的角度出发，描绘了英国民族主义的偏狭习气。在小说中，有一群自我中心的伪世界公民助长了这一习气，而另一群真正意义的世界公民则超越了这一习气。
第十二章围绕《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1859）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牺牲——情非所愿的“牺牲”和心甘情愿的牺牲，对小说中的父权问题进行了探讨。《双城记》虽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真正的问题意识指向的是英国。
第十三章解读了《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0—1861）。在狄更斯的共同体想象中，对“进步”话语的推敲与对进化论的创造性误读互为隐喻。在文明转型期，维多利亚人面临着重大的共同体危机，即亲缘关系这个 “根”，在被引入“进步”和“进化”的领地后，发生了变异。这部小说就是狄更斯的寻“根”之路。
第十四章分析的是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成的长篇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1864—1865）。小说题目中的共同体意味已赫然在目，《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一生共同体思索的高点。《我们共同的朋友》从婚姻这个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出发，诠释了19世纪的英国这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朋友”。
结论部分将蕴含在童心崇拜中的共同体想象放置在西方共同体思辨体系之中，探讨狄更斯共同体形塑的历史性和前瞻性。
[1] 本书全文采用MLA体例进行注释。
[2] 费孝通和沃尔夫（Eric R.Wolf）均认同全球化开始于“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工业化，工业革命带来工业化，出现了三角贸易，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后来又有各种在交通和资讯上的发明创新，推动了人类社会彼此间的交流，冷战的结束让世界连为一体，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无边界地流动，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全球化。参见费孝通；See also Eric.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全球化由四个方面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军事秩序。See Giddens 70-78。
[3] 由于英格兰人口众多，经济最发达，又是首都伦敦所在地，所以人们常常以“英格兰”来代表整个英国。阎照祥 1。
[4] 雷蒙德·威廉斯研究过狄更斯、勃朗蒂姐妹、乔治·艾略特、哈代、康拉德和劳伦斯等作家表征文明转型期英国“不可知共同体”（unknowable community）时各异的方式。See R.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J.希利斯·米勒研究过特罗洛普、哈代、康拉德、伍尔夫和品钦几位作家小说中的共同体。See Miller，Community in Fiction。
[5] See Vlock 20；John，Dickens's Villains 8-9；and Elaine Hadley 116-119.
[6] 朱丽叶·约翰（Juliet John）和爱丽丝·詹金斯（Alice Jenkins）等西方学者认为，消费文化的出现可以被看作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这种文化大约兴起于维多利亚时期——当时“判定价值的标准发生了重心转移，即由强调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环节转变为注重消费者的趣味和欲望”。John and Jenkins，“Introduction”，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