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莫言《红高粱家族》及其影视改编文本研究

莫言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最初发表于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同年，其相关系列中篇《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也分别发表于《解放军文艺》《十月》《北京文学》《昆仑》等杂志上。1987年，莫言将这五部中篇串成长篇《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由张艺谋执导的根据《红高粱》《高粱酒》两部中篇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上映，并于1998年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也引发了人们对小说原著的关注，后者迥异于传统历史叙述和主流抗战话语的独特风格使人们对它的评价毁誉参半，作家莫言也逐渐成为文坛的焦点人物，其作品不断受到海内外学者和受众的关注，其早期作品尤以《红高粱家族》最有影响力，其外文版本有英文、法文、德文等十数种。

小说主题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抗战”，所以本书称其为非典型“抗战”小说。但在小说跨媒介改编过程中却始终围绕“抗战”主题，应该说“抗战”要素及由其衍生的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小说《红高粱》从莫言其他小说中脱颖而出并在本土接地气、受追捧，不断被改编的重要原因之一。电影《红高粱》上映的时间是1987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这应该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巧合，电影强化了“抗战”的主题，表现出了比小说鲜明的民族主义叙述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和有关纪念“抗战”的节点宣传，“抗战”题材作品一直是荧屏和舞台的热点，2011年到2015年期间，小说《红高粱》被改编为豫剧作品演出60多场次，并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的献礼作品，媒体报道称其完全是“把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作为主题立意”[1]。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小说《红高粱》出现了多种跨媒介的版本，除了上述的豫剧《红高粱》，还有晋剧《红高粱》，该剧同样被列入“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剧目展演范围。“晋剧《红高粱》……通过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示在民族危亡之际，底层民众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觉醒，从普通乡民到抗日志士的成长，从儿女情长到民族大义的情感升华，面对入侵的敌寇，不畏生死，进行抗争，表现了中华儿女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主义气概。”[2]从相关媒体的评述中可以看出这些版本的《红高粱》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主义情结。2014年作为献礼作品隆重上映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借助大众传媒和明星效应成为改编文本中较有影响力的。该剧由郑晓龙执导，由周迅、朱亚文、黄轩、秦海璐、于荣光等主演，2014年10月在各卫视黄金档上演。该剧依据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进行改编，长达61集，相较小说原著和电影，不仅篇幅大大增加，而且人物、情节和主旨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莫言在对媒体评价该剧时认为其“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主旨恰印证了其片头特别注明的“谨以此剧献给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符合其民族主义叙事的定位。

综上所述，小说原著《红高粱家族》虽为非典型“抗战”小说，不以表现抗战与民族精神为主旨，甚至可以视为是对传统“抗战”叙事的颠覆，但其影视改编文本却都衍变为典型的、主流的“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与上一章中述及的红色经典“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在民族主义内涵上是相通的。具有民族主义与阶级叙事色彩。民族主义话语主要体现在作品中的民族抵抗与复仇故事框架和在这个框架中呈现的民族精神，而阶级叙事则体现在作品中或明或隐的中共对民众抗日工作的指导与帮助上。

本章接下来将通过对“红高粱”系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三个版本的文本的比较分析，探究其从非典型到典型“抗战”叙事变迁的具体表现及导致这种变迁的媒介与及时代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