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的稳定意义
刘德海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是成功的，有两个紧密关联并且同等重要的标志：一是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建设上了新的台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二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保持并且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换言之，改革既具有发展的意义，又具有稳定的意义。
采取改革开放新方针的战略着眼点在于，为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注入活力，增强其稳定性
稳定的含义非常丰富，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去感受、理解和把握，但稳定的基础无疑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就我国看，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天下大乱，任何意义上的稳定都将无从谈起。因此，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以及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是我国最高意义的稳定。考察我国改革的稳定意义，应当首先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拉回到1978年前，看看那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简单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八年，我们的发展比较顺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但在这以后，经历了大约20年“左”的错误，其中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徘徊。当时的情况是，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从1957年算起的20年中，“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面对这样一个局面，邓小平同志率先开始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邃的思考。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是假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看，显然是“不够格”的；从稳定的角度看，又显然是不稳固的，是没有生命力和长远前途的。
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变得“够格”，怎样才算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呢？首要的问题当然是要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首先把思考的焦点对准生产力和经济问题。在这方面，他讲了大量的话，如“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等。思考的结果，便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而坚定地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为什么我们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呢？这是邓小平同志紧接着思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能更快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优越性只是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一种现实可能性，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不可能靠“空喊社会主义的口号”变成现实，而必须选择和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好的政策”。没有这种“好的政策”，社会主义在这个方面的优越性是不可能由可能性迈进现实性的门槛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选择和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依据。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显得十分紧迫。但是怎样才能真正顺利而有效地实现这样一个重大的转移呢？旧的僵化的体制已经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甚至是命运的代价。如果不进行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工作重心的转移必将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彻底。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2]，“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3]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的问题，“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
在这里，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是把改革开放作为为社会主义选择的“好的政策”来看待的。我们还看到，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严肃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问题，并且把它同改革开放十分直接、十分明确地联系起来了。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路，不对旧的僵化体制进行改革，就不能保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体制的改革关系到制度的命运。改革的稳定意义在这里鲜明而突出地显现出来了。
对于采取改革开放新方针的这样一个深远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许多人在当时并不是很清醒，很理解。少数人把改革开放理解为搞资本主义。
我国改革策略选择的稳定趋向和稳定效应
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为社会主义制度注入活力，增强其稳定性。从战略的和长远的角度看，这种活力性与稳定性无疑是统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天然的一致，不存在任何矛盾。粗线条地看，我们可以把活力性归结为社会的动力机制，把稳定性归结为社会的平衡机制。这两种机制从属于同一个社会制度又分别有自身的价值趋向和目标追求，因而它们之间既统一，又有矛盾。特别是当我们截取一个时间段看时，它们彼此之间的制约、冲突是很明显的。如果能考虑到这种矛盾性，在制定改革开放策略时，既着眼于“放开”、“搞活”，激发活力性，又充分注意社会制度的特点，与平衡机制相衔接、相协调，就可以在富有活力地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反之，如果为活力而活力，结果只能是要么因严重妨碍稳定而不得不中断改革的进程，要么孤军深入、畸形发展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终结。这后一种结果，我们已经在一些国家的剧变中看到了。在我们国家，我们看到的则是前一种情形。这样两种反差巨大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改革策略选择的不同，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改革的策略大致可以区分为渐进和激进两种。从理论上讲，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各有利弊。从不同的角度看，比如说从眼前看与从长远看，从发展上看与从稳定上看，这种利弊的大小和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从保持并有利于稳定的角度看，则可以很确定地说，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的改革。这个结论至少是由以下几个要素决定的。
（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伴随社会主义全过程的长期运动。一般来说，这种运动应当是有序的、渐进的，而不必采用急风暴雨的方式。（2）旧的僵化的体制一般都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固的结构和巨大的惯性，要想一下子打破它显然不容易做到，而且很有可能引起震荡。（3）新体制的选择和规范运作都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4）还要充分考虑文化传统的约束和社会公众对改革的认同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从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看，改革是渐进还是激进，决不仅仅是个时间长短和发展快慢的简单问题，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即稳定。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硬要采用激进的方式，企图一步到位，就很容易引起经济上的严重混乱并进而使社会矛盾迅速加剧。即使通过各种手段能够把动荡的局势稳定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实际上也就是政治风险和政治代价相对较小的策略。
从总体上说，我国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策略，由易到难、由点到线、由局部到全局逐步推进。依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我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呈现出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试办经济特区、形成沿海开放带到沿江、沿边开放并逐步向内地辐射这样一幅非均衡推进的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渐进的策略是充分考虑并且体现了稳定的要求的，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仅仅指出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相对具体地考察一下，我国改革策略的稳定效应是如何发生的。除了选准突破口（从农村开始）和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这两个于稳定至关重要的特点外，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也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稳定趋向和稳定价值。
第一，重视试点。改革是有风险的，即使是渐进式地进行，这种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把这种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在思想理论上要做好充分准备外，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试点。邓小平同志同毛泽东同志一样，都强调试点。邓小平同志把改革称作革命，同时又说，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几乎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是在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对原来的构想进行调整以后逐步推开的。邓小平同志之所以高度重视试点，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于，通过试点，“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5]
第二，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的特点，根据实际需要和实际可能妥善把握破和立的关系。改革是新旧体制的一种转换，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要改革，当然需要有破字当头的勇气，不破自然不能立；但破只是前提，是手段，立才是目的。如何把握破和立的关系，对于稳定关系极大。大致说来，处理破与立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先破后立，二是边破边立，三是先立后破。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并且试图大破大立。这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即通过对原有体制实行“休克”，从零开始。这种方式在这些国家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大致相同的结局：政局动荡，政权更迭，制度变色。我国的改革主要采用了边破边立和先立后破两种方式。这就是我们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双重体制胶着并存的原因所在。双重体制并存使我国的改革付出了比较大的“摩擦成本”，如经济过热、宏观失控和某些秩序混乱等社会问题。对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总结经验，进一步摸索新旧体制相衔接、转换和替代的更佳方式和时机。但对双重体制并存简单地予以否定，并不是理性的思考，也不现实。“休克疗法”的震荡和双重体制的摩擦相比较，从稳定的角度看，我们无疑应当选择后者。
第三，用一项改革的成果支撑另一项改革措施的实施，用一个阶段的改革成果支撑下一个阶段改革的推进。渐进式改革，从形式上看，不搞全线出击，各项改革先后推出。深一层看，实质上是待一项或一个阶段的改革取得成功，获得进一步改革的必要基础和条件后，再开始下一项或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注意改革的配套进行，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实行整体推进。这种方式具有十分明显的稳定价值。
第四，注意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既是探索，就要允许有失误，允许犯错误，准备冒一点风险。但我们的事业经不起大的挫折和反复。为了“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6]，引起大的动荡和反复，“关键在于不断总结经验”。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我国改革采取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这样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方针和态度，我们才在十几年的改革中，面对各种复杂情况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发展，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反复。
第五，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个问题既关系改革本身，又直接涉及稳定。邓小平同志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反复强调不变。邓小平同志强调不变有两个着眼点：一是不能影响和妨碍改革，二是要有利于保持和促进稳定。他指出：“一变人心就不安定了，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7]邓小平同志也讲变，但这种变是以改革开放方针不变为前提的。他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8]。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很好地保持了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的成果已经成为保持和促进稳定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条件
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断：“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这一个“够”字很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要估计够，至少应当包含着全面性的要求，即要把改革的成绩讲全。其中，改革的成果对于稳定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改革的最深刻的稳定意义在于，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成为开始真正活跃起来的社会主义。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原先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新的分配形式取代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在这几个方面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和发展，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从政治体制方面看，我们也看到了大致相同的变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像有些人夸张的那样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如破除人民公社制、扩大地方自主权、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等开始较早的这几项改革，都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当然，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首次正式提出来的。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讲长远目标还是近期目标，十三大非常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效率和活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在实行党政分工、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都平衡地、稳妥地迈出了步伐。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种与经济体制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体制相比，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具有了新的活力。
对这样一种活跃局面的出现，邓小平同志感到十分欣喜。他以兴奋的口吻说道：“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9]这个分量很重、内涵深刻的提法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联系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我们就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所以如此看重这种“活跃”，与他对下面一个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究竟是活跃起来，还是死气沉沉？究竟是搞活，还是管死？这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甚至命运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管死、死气沉沉，不会有真正的稳定，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稳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就有问题；只有搞活，活跃起来，才有利于长治久安，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这是对改革与稳定关系的真正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实践的发展充分体现和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我国现在的这个“活跃”局面，一方面是通过破除那些不属于或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传统观念，抛弃那些我们曾经固守和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而大胆地采用我们曾经拒绝但并不损害社会主义本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而逐步形成的。因此，这个“活跃”，是活了社会主义，并没有损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这个“活”并不是无边无际的，它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活，是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下面的活，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活。因此，这种“活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至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作出如下的判断：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开始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正是在社会主义活跃起来的基础上，我们很好地解决了一段时期曾经十分严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问题，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获得了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
这就是我国改革的最深刻的稳定意义之所在。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结论。
改革对于稳定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和意义又是具体而实实在在地发生的。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还要进一步开阔视野，从一切有关联的方面对这种影响和意义具体地做出分析和说明。在所有必须考虑的因素和方面中，以下几点不应被忽视（这里仅作为思考问题的思路提出来）。
1.改革开放的方针已经成为安定人心、稳定局势的最具号召力和感召力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的方针经过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有效的。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惠，也看到了希望，因而真心拥护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人心就稳定，这就是稳定的重要群众基础。
2.改革开放的成果使我们形成了承担风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同志还从未来的发展角度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0]
3.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的稳定机制逐步地但是深刻地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开始形成了一种与活力性相统一的稳定机制的雏形。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邓小平同志就是从制度建设着手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认为这是更根本、更长远、更靠得住的。几年来，我国在公民民主权利保障体制的建设、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多党合作体制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建设和政治监督体制方面的建设等方面，都迈出了较大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我们最终找到了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法制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的新的思路和模式。这种模式既具有活力性，又与稳定性相联系、相协调、相统一。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我国社会不仅在20世纪而且在21世纪既保持快速发展又保持长治久安提供了带根本性的保证。
4.改革开放为四项基本原则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更富有时代气息，更适合中国国情，因而更加坚强有力。对于改革的稳定意义，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抓根本，抓主流。同通过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稳固地发展并且取得了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相比，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出现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无疑是“支流”问题。而且，对这种“支流”问题，也需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把责任不加分析地推到改革开放身上。如果不这样去看问题，面对复杂情况，很有可能得到“乱得很”的结论，也极有可能不切实际地试图以放慢改革步伐甚至牺牲改革去追求所谓的“稳定”。这是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的逻辑。今天的稳定发展局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今后要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同样离不开改革开放。如果放慢更不用说停止改革的步伐，那么，只能造成一种既不发展也不稳定的局面。为了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以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11]
（原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