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丘陵长诗的命名问题

20世纪前十年，胡丘陵连续写了四部长诗：《2011年，9月11日》（2003年1月写，2008年11月改）、《长征》（写于2006年10月13日）、《2008，汶川大地震》（写于2008年9月29日）和《拂拭岁月：1949—2009》（写于2009年春节）。其中，《拂拭岁月：1949—2009》为《拂拭岁月：1949—1999》的扩展版，将起初的新中国50年扩展成新中国60年，其主体部分于20世纪完成，1999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此而言，《拂拭岁月：1949—2009》是书写时间最早、定稿最晚的长诗，而且由于它采用了编年体的开放结构，仍可继续扩展。这四部长诗选择的都是重大题材，其中《长征》属于历史题材，可以说它既是红军艰难的突围史，更是人类意志与生存极限的较量史。其余三首均为当代题材，体现了诗人用诗歌处理重大现实的尝试。《拂拭岁月：1949—2009》可以视为《长征》的续篇，但包含着历史的中断或跳跃；《2001年，9月11日》与《2008，汶川大地震》是一对姊妹篇，这两部长诗真实地呈现了现代灾难的残酷场景，并在一种末日来临的处境中对人类的命运展开了追问与深思：究竟谁是人类的真正敌人，是人本身还是某种潜在之敌？这些作品无疑形成了中国新世纪新诗的一座连绵峭拔的丘陵：其视野开阔宽广，其气势跌宕起伏，其高度令人仰视，凡此种种造就了这些诗的分量与厚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着重探讨对这些长诗的命名问题。

迄今为止，对胡丘陵长诗的命名呈现出混乱状况，主要有“第三代政治抒情诗”“后政治抒情诗”“新政治抒情诗”“史诗”“大诗”等不同的名目。这些命名当然各有道理，但也体现出论者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差异。因此，清理现有的命名便构成了胡丘陵长诗研究的首要问题。

将这些作品命名为“政治抒情诗”的论者显然占多数：“第三代政治抒情诗”“后政治抒情诗”“新政治抒情诗”等。不可否认，胡丘陵身为地方官员的政治身份对这种命名构成了潜在的暗示，论者顺理成章地借助作者的身份命名了他创作的诗歌，这种命名显得非常自然，也很保险。而且，作者选取的重大题材以及诗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倾向显然也支持这种命名。但同样是“政治抒情诗”的命名，却出现了“后”“新”与“第三代”的差异。我对一切以“后”或“新”命名的论断不以为然，原因只有一个：这只是一种严重的依附性说法，而非真正的命名。从根本上说，“政治抒情诗”才是命名，在它前面加个“后”或“新”与其前身区分开来，这至多算依附性说法，无论论者以此强调连续性或差异性，都不足以显示命名能力。在我看来，这种几乎全然无效的命名癖体现了现代研究者的创新焦虑：只有创新的强烈愿望，却无创新的真正能力，便热衷给研究对象起个“新名字”，以此区分于此前的研究者，从而显示自己的创新能力。这种糟糕的学风所及，使不少研究者丧失了古人对前辈谦逊的继承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过于强调创新的副作用。就此而言，我欣赏谢冕先生的文章题目：“走向成熟和机智的政治抒情诗”，他径直沿用了前人的命名，并针对论述对象做出谨慎的添加，以突出其新特点，从而保证了判断的有效性。

相对来说，“第三代政治抒情诗”这个判断把论述对象放在历史序列中，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排列。像“走向成熟和机智的政治抒情诗”一样，它强调的是继承性，或本质的相似性，只是在不同时代里呈现出某种新动向，以此做代际区分。就此而言，“第三代政治抒情诗”比所谓的“后政治抒情诗”具体一些，在命名上也有可持续性，换言之，可以有“第四代政治抒情诗”“第五代政治抒情诗”之类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它无追“新”逐“后”之弊。试问一句，“新政治抒情诗”或“后政治抒情诗”之后该叫什么呢？在“新”的前面再加个“新”或在“后”的前面再加个“后”，或交叉使用，如“后新思潮”？

另一个使用较多的称谓是“史诗”，持此论断的主要是蓝棣之和陈超。蓝棣之是胡丘陵访学时的导师。他把《2001年，9月11日》称为“现代史诗”，把《拂拭岁月：1949—2009》称为“后政治抒情诗”。陈超把《长征》称为“灵魂史诗”，以强调其抒情性。把《2001年，9月11日》称为“新派时事诗歌”：“总之，在我看来，这应算是一部‘新派时事诗歌’的成功之作，不仅是意味的成功，也是艺术的成功。”[6]言“时事”而非“政治”，这显然是更符合作品实际的论断。这个命名让我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可谓古代最成功的时事诗，一组从细部切入时代的见证之作。陈超未集中评论《拂拭岁月：1949—2009》，他在评论《2008，汶川大地震》时所拟的题目是“撼动心灵的智性哀歌”，仍在强调其抒情性。并在该文中把这批诗称为“个人化的现代时事诗”：“……他那些处理重大社会历史文化题材的长诗如《拂拭岁月》《2001年，9月11日》《长征》等，语境开阔，细节扎实，有自己独特的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措辞方式。……我以为，就个人化的现代时事诗写作而言，胡丘陵堪称少数翘楚之一。”[7]“个人化的现代时事诗”显然是对“新派时事诗歌”的发展。从“新派时事诗歌”到“个人化的现代时事诗”，未变的是“时事”，“现代”尤其是“个人化”这两个限定词增强了命名的准确性。从根本上说，“个人化的现代时事诗”从属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陈超认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在此，诗歌的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有时代生存的历史性”。可以说，胡丘陵的这些长诗恰好符合陈超的这个论断。从个体主体性出发，独立的精神姿态，个人的话语方式，这些胡丘陵都做到了，而且处理的都是人类生存和历史中的大问题。由此可见，陈超回避了“政治抒情诗”之类的传统概念，体现了他的命名能力。在我看来，陈超的批评非常贴近胡丘陵的作品，应该是目前的胡丘陵长诗批评中最准确有效的。但用“时事诗”来界定胡丘陵的这些长诗也有泛化倾向，未能突出其本质。而且，“时事诗”显然侧重于叙事，与陈超本人强调的抒情性也有所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胡丘陵也是一个理论素养深厚的批评家。考察胡丘陵本人的陈述与相关研究者的论断，不难看出某些微妙的裂隙。“有人将这些诗称作‘后政治抒情诗’，有人称之为‘新政治抒情诗’。孩子生下来了，名字让别人叫去。我想，别人之所以如此称呼，或许是为了在‘后新思潮’面前为政治抒情诗正名；或许是为了不再使政治抒情诗还原颂歌的职能，回到那令人伤痛的、诗人丧失自我的时代。”[8]这里显然体现了作者对研究者理解的同情。与其说这是对“后政治抒情诗”之类说法的肯定，不如说是对“政治抒情诗”的更新。

胡丘陵对史诗大体上也持类似的更新态度。在《2001年，9月11日》的跋中，他写道：“这一切并非‘史诗’的诱惑，而是一些东西憋在心里作痛，不写出来就不得安宁。当然‘史诗’并非我个人的渴望，文字叙述本身就是个人心灵被撞击的历程。”[9]无论是“心里作痛”，还是“个人心灵被撞击”，都可以解释胡丘陵诗中强烈的抒情性。就此而言，“灵魂史诗”这个命名比较准确，诚如陈超所言，其长诗不仅是抒情性的，更是个人化的。而个人化正是增强其抒情性的重要原因。如果说这里显示的是作者对“史诗”的回避或躲闪的话，在《长征》中，胡丘陵分明把史诗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了，并将其定位为“生命史诗”“精神史诗”和“汉语史诗”三个层次：

长诗《长征》区别于同一题材的传统叙事诗歌，也区别于传统的政治抒情诗，它展现生命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或消亡，力求写成一部生命史诗；

长诗《长征》将以长征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为线索进行写作，但区别于传统的英雄史诗，它更多的是深入不同人物的心灵世界，力求写成一部精神史诗；

长诗《长征》将以现代诗的特殊肌质、构架、严密的细节呼应及个人独立的异质融汇的话语去穿透人类历史上这一独特的事件，充分体现现代汉语诗歌的气质与魅力，力求写成一部汉语史诗。[10]

选题报告中拟定的这些目标表明作者是雄心勃勃的，既要区别于传统的政治抒情诗，又要区别于英雄史诗，并在艺术性上确立了很高的标准。在我看来，“生命史诗”对应着以人为主体的叙事，“精神史诗”对应着深入人心的抒情，“汉语史诗”对应着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尽管作者在这里流露出疏远政治抒情诗、亲近史诗的倾向，但这几首长诗本质上却是抒情的。《2011年，9月11日》和《2008，汶川大地震》是地道的抒情诗。因为事件本身均非延续性，而是瞬间性的，实质上就是陡然一震、轰然一撞，这就很难在叙事的维度上展开。尽管《长征》与《拂拭岁月：1949—2009》以叙事为基本因子，但由于作品深入人的心灵世界而生成了抒情品格和沉思倾向，可以说它们具有抒情性与智性交融的特点。因此，我倾向于把这四首诗归为抒情诗，但并非政治抒情诗。

说到政治抒情诗，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政治。政治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平常所说的政治是狭义的政治，或者说是官场政治；广义的政治指的是日常政治，如家庭政治，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夫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如此等等。就此而言，我不太认同詹姆逊那种“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泛政治观。因为政治属于人际关系，而非“一切事物”本身。日常政治是普通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官场政治是阶级与政党之间的斗争与和解关系。我相信即使在革命加恋爱的现实中也仍然存在着比较纯粹的爱情。说到底，日常政治即使存在，也会淹没在亲情爱情当中。书写此类对象的作品只能称为亲情诗或爱情诗，而非政治诗。“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指的显然并非日常政治，而是官场政治。

胡丘陵的这些长诗尽管也存在着政治倾向，但程度并不相同。如果说《拂拭岁月：1949—2009》的政治性比较鲜明的话，《2008，汶川大地震》就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地震中，毁灭人类的大地就是养育人类的大地，但并不能把大地视为人类的敌人。值得赞赏的是，胡丘陵没有把地震政治化，而是写出了在灾难中无辜被中断的众多生命以及种种血淋淋的现实。像“9·11”这样的事件，貌似国际政治争端问题，还涉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但政治只是表面，从根本上说，它仍是人性问题，那种不惜牺牲生命以完成复仇的恐怖活动，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前景，构成了该事件的核心。在这首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作品中，作者以寻常之词提炼出了深沉的诗意：“将毁灭的方向，当成/回家的方向”，“生命和使命，同时撞上/美利坚，美丽而坚固的大厦”。“毁灭”与“回家”在汉语里竟奇妙地并置在一起，而且“毁”与“回”同音；“生命”与“使命”的并置更精彩：这不是两条命，而是一个携带着使命的生命。“美利坚”被拆解成“美丽而坚固”，结果却是美丽被撞毁，坚固被击碎，可谓叹息难抑、感慨弥深。尤其精彩的是，此诗用标点符号做小标题，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引人深思的“？”，如此等等，一连用了6个标点符号。这些符号不是单纯地玩形式，而是恰切而精到地传达并强化了内容。我认为这是此诗最有创造性的地方，应该是汉语诗歌中以标点符号作为题目的首例。

毋庸置疑，在这四首长诗中，政治性最强的是《长征》，但《长征》并未把两党之争这个政治事件作为绝对的中心，而是游移在政治性与人性之间。在部分章节中，作者甚至把人性置于政治性之上：

将军们在两张不同的地图上

指点着这同一山石头

于是，两种不同颜色服装的尸首

为了这一山石头

躺在这石头上

不同的领章帽徽

流出的，竟然是同一种颜色的血液[11]

这是《长征》第三节《阵地》的片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阶段性事物，也是终将消失的事物。换句话说，人性比政治性更永恒。就现存政治来说，完善的政治可以维护人性，拙劣的政治则是反人性的。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显然是反人性的，对它的解构源于对人的同情。正如作者所说的：“多年的追求，我渴望形成这样一种诗歌样式：既直面现实，紧贴时代，具有思想和道德深度，又解构意识形态的写作方式；既有大生命大灵魂的历史载力，又有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坚韧；既有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衍生，又有现代意识的观照；既运用‘先锋’写作语言，又能为大众所解读。”[12]可以说这是胡丘陵对自己诗艺的全面总结。其中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政治”的别名。作者把它作为解构的对象，这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存在着比政治更硬的标准，那就是人。在一次访谈中，胡丘陵说：“作为一个诗人，我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为了老百姓，五升米我也‘折腰’。”[13]在这里，以民为本的政治实践与以人为本的诗歌创作合二为一。与其说这样的诗是政治抒情诗，不如说是人文抒情诗。就此而言，胡丘陵的这些长诗并未突出题材的政治性，而是有意消解其政治性。从这节关于“不同颜色服装”与“同一种颜色的血液”的描写中，我倾向于把这首诗的题材视为“重大现实”，而非政治事件。用“重大现实”涵盖或取代“政治事件”的理由是，这些描写中体现了非政治或超政治的倾向：它不是对战争的歌颂，而是对作为战士的人的哀挽。

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政治抒情诗”“这一概念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14]可以说，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当时歌颂新中国的强烈需要，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个原则下促成的诗歌与政治的联姻，也是对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诗歌里的“文以载道”传统的激活。用这个概念追溯中国古代诗歌，可以说存在着两种准政治抒情诗：一种是屈从式，此类写作主体一般是官场的成功人士。所谓的“文以载道”本是官方的要求，逐渐变成写作者的迎合式本能，并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学传统。所以，古代诗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官方屈从者。像王维做到右丞相，是唐代官职最高的诗人之一，因此《王右丞集》中有不少“应制”之作，什么“愿将天地寿，同以献君王”，什么“太阳升兮照万方，开阊阖兮临玉堂”，如此等等。如果他后来未淡出政治，可能也就是一个为政治唱赞歌的御用诗人；另一种是偶尔独立式，这类写作主体往往是官场的失意者。屈原的《离骚》是自传式抒情诗的典范，有一定的政治性。他因“忠而被谤”、才德出众反被流放而流露出对楚王的怨恨与愤懑之情，但并未背叛，甚至他的自杀与楚国灭亡也存在着直接关系。正如范仲淹概括的，屈原及其他诗人大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胡丘陵显然是独立的，他既不屈从，也不迎合，他的写作是出于表达内心激情的需要。从表面上看，屈原也在面对时代发言，但他始终是所属阶层中的一员，这是专制社会权力渗透的必然结果；而胡丘陵生活在民主社会里，其独立性为古人所无。作为地方官员，尽管也有压力，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压力，但他注重以诗歌抵抗“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力求在政治与诗歌之间达成平衡：“因为我平常接触的政治太多了，天天就是那个政治，我就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心灵上来，这是我创作的一个动机。”[15]回到心灵，这正是造成其作品抒情性的成因。在这些长诗中，他根除了那种代群体立言的写作方式，写出的是个人面对重大现实的真切感受，发出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尽管诗人未以第一人称书写，但他是共和国60年、“9·11”事件、长征、汶川大地震这些重大现实的见证者（主要通过书籍、电视、互联网等文献资料），并和它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话，写出了这些有感于心、有益于人的厚重诗篇。我注意到，胡丘陵特别看重自己的第一感受，为此他甚至拒绝修改：“这个心灵的东西只有那个时候写出来，我怕修改之后会把原始记录修改掉。”也许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我个人的追求，不是想写一首政治抒情诗，也不是现代史诗，我当时的追求是想写一部人类的精神史诗。尽管这个事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但我认为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终结，我仍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的一个事件，只不过是这个事件为我多年来渴望要写一部大诗找到了出口而已。”[16]谈到《2001年，9月11日》这首诗时，胡丘陵明确否定了政治抒情诗和现代史诗，而把“人类的精神史诗”和“大诗”作为自己的写作追求。相比而言，我认同“精神史诗”，它接近陈超概括的“灵魂史诗”。把这种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兼具的作品称为“大诗”似乎不如叫作“精神史诗”。据我所知，“大诗”是海子的用词：“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海子在这里所说的“大诗”其实是对纯诗的否定，当然也是对自己正在创作的《太阳·七部书》的命名：“但这一次是在中国，伟大诗篇的阵痛中！”[17]这是他在《太阳·断头篇》代后记里的话。由此可见，海子所说的“大诗”指伟大的诗，其实就是史诗的别名。胡丘陵似乎很看重“大诗”，他把王万顺的文章《走向“大诗”的一种可能》作为自己评论集的书名。

按通常的说法，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人物是贺敬之和郭小川。但郭小川是个复杂的诗人，他以政治抒情诗人著称，但也写了一些表达自己独立思考和个人困惑的诗，这些偏离政治抒情诗的作品曾遭到批判。就此而言，作为新中国诞生时期的产物，政治抒情诗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只要政治还存在着，政治抒情诗就不会终结。不过在郭小川之后，继续沿用“政治抒情诗”这个名目是不明智的，把它用在胡丘陵的这些长诗上尤其不符合事实，因为胡丘陵的这些作品既非代群体立言，也不是颂歌。所以，“政治抒情诗”以及加上某些修饰语的“政治抒情诗”事实上已不能涵盖这些作品，更不能显示其特质。

同样的，史诗也不能准确地涵盖这些作品。按黑格尔的意见，史诗在内容上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在写作上则“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18]很显然，胡丘陵的这些诗并不符合黑格尔的史诗观。在谈到史诗的发展史时，黑格尔认为“只有在希腊才有完备的或正式的史诗……所以史诗和雕刻都在希腊原始时代达到过去没有人超过，将来也不会有人超过的高度完美”，“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19]且不说胡丘陵的这些诗并不注重民族性，单从客观叙事上来说就不符合。“精神史诗”与“灵魂史诗”中的“精神”与“灵魂”都是在强调主观性，这切合胡丘陵长诗的实际。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与史诗对立的是抒情诗，抒情诗的内容是主体（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观照和感受的心灵……”[20]把胡丘陵这些抒情诗以其对立物“史诗”来指称显然是不妥的。就此而言，准确命名胡丘陵的这些长诗并非易事。

结合前面对《长征》的分析，我认为可以把胡丘陵这些长诗称为“人文抒情诗”，以区别于“政治抒情诗”。顾名思义，“人文抒情诗”就是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长篇抒情诗，它以重大事件为题材，以个人的视角切入，以强烈的激情渗透，具有宏阔的视野，能够呈现人类的生存境遇和前景，在书写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对政治与道德等伤害或抑制人性的因素均持超越态度，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自由与幸福。正如诗人不无奢侈的祈愿：

让地球村庄的人们

都欢聚在和平的树荫下

共度一回

诗歌的节日

2016年3月12—13日

（肖学周 原文刊发于《世界文学评论》2016年第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