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国史研究趋向前瞻
尽管自1972年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民国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进步，成果与创见迭出，但其与其他成熟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科相比，毕竟开展时间还不长，研究成熟度还不够，仍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与深入讨论的问题，如继续发掘与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开拓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对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等等。以笔者所见，民国史研究可以预期的未来研究趋向是：
1.民国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仍将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的研究薄弱环节将被不断弥补；社会史、文化史、制度史、区域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将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2.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空白甚多，加之研究风气的转变，个案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着重要意义。
3.在注重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将注重对问题的讨论，注重以小见大，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
4.海内外民国史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密，无论对民国史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将是较大的推动因素，并有助于研究者对民国历史的深入探讨。
5.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年都有历史专业的大量博硕士研究生选择民国史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这将持续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研究选题的拓展。
6.当下社会对历史研究的需求与认知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国史研究选题与取向的变化，而各种传媒将在其中起到相当的作用。
总之，作为一门新兴的且在不断发展中的历史学科门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并相信，民国史学科将在未来得到更大的发展，出现更多高质量的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成果和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研究大家，并在全球化的学术交流进程中，成为真正具有中国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国际性学科。
[1] 本书所述民国史研究成果，时限大体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0年，主要为有关民国时期政治史的研究，军事、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人物研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与外国学者的研究情况，因篇幅所限，只在必要时有所论及。
[2] 民国年间出版的一些民国史料和研究著作，颇具参考价值，至今仍为学者所利用，请参阅有关论述。
[3]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947年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专事民国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民国历史的研究，但是格于当时战乱频仍的实际，国史馆并未能做多少实际工作。
[4]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将1840—1919年划为近代史，将1919—1949年划为现代史；另一种意见是将1840—1949年划为近代史。前一种意见是多数。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已经接受了后一种分期方法，但在学校教学中，前一种分期方法仍在运用。
[5] 如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汪敬虞、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资料虽均标以“近代”字样，但其中相当部分是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
[6] 笔者未详加查考所有论著的书名，但1949年以后，“民国”作为中性的书名似应自此书始。
[7] 本节叙述大体以这两个时段划分，但为了照顾叙述的方便与连贯，也有两个时段交叉叙述者。
[8]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91年版；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9]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下册，第439页。
[10]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谢本书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谢本书：《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金冲及：《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曾业英：《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1] 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5、6期。
[12] 孙思白：《试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3] 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来新夏、郭剑林、焦静宜：《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14] 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张静如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5]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金华、漆良燕：《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性质》，《理论探讨》1988年第5期。
[16] 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郭大钧：《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李义彬：《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乐嘉庆、姜天鹰：《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复旦学报》1987年第5期；袁旭等：《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郭学旺、孟国祥：《中条山会战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5期，1986年第6期，1987年第4期。
[17] 高德福：《试论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樊小钢：《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关税改革》，《浙江财经学刊》1987年第2期；虞宝棠：《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试论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朱镇华：《重评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
[18]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9] 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建朗：《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述评》，《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20] 王桧林：《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21] 严如平、郑则民：《试论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22] 蔡德金：《试论抗战时期蒋汪关系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3]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总序；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南经济研究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4]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丁日初上引文。
[25] 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西安事变新探》；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杨（天石）著以大量海内外所藏档案史料为依据，论证了1927年张作霖查抄北京苏联大使馆时据以为由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完全是伪造，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之间若干矛盾的内幕；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着重利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揭开了西安事变中若干问题之谜，修正了一些以往固有说法的不确；陈著则利用英国档案材料，对轰动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考证。
[26] 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27] 戚厚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张业赏：《论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1997年第1期。
[28] 温锐、苏盾：《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刘五书：《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1995年第3期。
[29] 宗玉梅：《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程道德：《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对外交涉》，张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改革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1993年第2期；贾维：《三青团的成立与中共的对策》《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1994年第4、1期；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杨奎松：《1946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1995年第6期；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任东来：《试论一九四六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陶文钊：《1946年“中美商约”：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因素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0] 黄逸平：《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中国近代化》，《学术月刊》1992年第6期；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1] 杜徇诚：《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湖北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32] 李新、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33] 刘志强、姚玉萍：《对北洋政府时期下层人民家庭功能及革命动因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4] 《近代史研究》于1998年内集中刊发了多篇研究论文，如饶东辉的《民国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初探》，严昌洪的《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陈蕴茜、叶青的《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5、6期），表现了这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领衔刊物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这些论文从那些较少为人研究的侧面，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为我们多方面认识与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35] 本章三、四部分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利栋、罗敏提供不少资料，谨此致谢。
[36] 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之演变，1924—1926》，《史林》2003年第1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7] 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8] 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9] 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及其影响》《国民党与广东民团》，《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2003年第6期。
[40] 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2003年第5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2] 江沛：《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43]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4期；《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44]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2001年第6期、2002年第2期；《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汪朝光：《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1年第4期；《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6期；《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45]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6] 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47] 这些档案史料有的已刊布出版，如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均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中国台湾编辑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台北“国史馆”2003—2015年版。
[48]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2006年第2期；《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05年第5期。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49]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民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50] 吴景平：《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2002年第3期。
[51] 朱英：《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霍新宾：《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乔兆红：《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文史哲》2005年第6期；李柏槐：《商民的利益集团：商民协会——成都与上海等地商民协会差异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52]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3] 温锐：《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1期。
[54] 王兆刚：《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
[55] 黄成建：《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果》《20世纪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003年第1、5期。
[56] 王先明：《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57] 张伟：《民团、学校与公所——20世纪30年代广西乡村基层政权之建构》，《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官意与民意之间：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村街民大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
[58] 汪汉忠：《试论民国时期的催征吏——苏北个案研究》，《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59] 李巨澜：《略论民国时期的区级政权建设》，《史林》2005年第1期。
[60] 李里峰：《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运作成效》，《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61] 阎天灵：《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62] 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的北伐》；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63] 汪朝光：《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4年第6期；《战后国民党政府的电影检查》，《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影艺的政治——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不怕死”事件之经纬和美国辱华片被查禁之先例》，《近代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北京“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4期。
[65] 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6] 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张洪武：《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之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7] 冯筱才：《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沈晓敏：《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兼与冯筱才先生商榷》，《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68] 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69]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其实，稍早朱宗震已指出，“我们现在通常称傅作义在北平起义，但根据近几年公布的史料，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同意给傅作义以‘起义’的政治名义和地位。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还经过一段思索的过程，才表示接受中共的政治路线。当时，军事和政治斗争的环境很复杂，双方经过数年血战，要建立和平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过境迁，后来容易把当年复杂的斗争简单化。”见朱宗震《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决的政治性质初探》，载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7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另收入氏著《孤独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43页。
[70]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郭剑林等：《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1] 金光耀等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2] 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见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3] 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强：《汉奸组织新民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