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影响民国史研究的若干因素

1.研究资料的开放

历史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首先得益于历史资料的大规模开放及获取之相对便利，如中国内地各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尤其是民国地方档案史料，中国台湾藏蒋介石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美国斯坦福、哥伦比亚、哈佛大学等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胡汉民等民国重要人物档案，俄罗斯藏共产国际档案等，都在最近若干年中逐步对研究者开放。[47]上述之学界对国民革命、国共关系、蒋介石研究的进展，都受益于这些档案资料的开放。再如金以林、罗敏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派系、地域之争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台湾藏档案史料；[48]陈红民对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档案；[49]吴景平对民国财政金融史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财政金融档案。[50]还应该注意的是，影印出版的民国报刊史料（以《申报》和《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若干主要报刊均已影印出版）及已编辑出版的大量有关民国时期地方情况的档案文献史料（这些史料几乎涉及民国时期各地方、各时期、各行业、各人物的情况），对于研究者也是非常有用的史料。目前，对于治民国史的学者而言，根本的问题已不在于史料不足，而在于如何利用众多的史料从事研究，以及如何从浩如烟海般的史料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2.研究领域的拓展

过往的民国史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等传统领域，目前，在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继续的同时，新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扩张，诸如社会史、文化史、地区史、城市史、制度史研究等明显增多，其原因有研究理念的变化（如由研究的“外向化”转为“内向化”，由研究的“向上看”转为“向下看”），研究资料的拓展（如地方史料、口述史料、图片史料、影像史料的运用等），大量新进研究人员和博硕士研究生对于论文的选题考虑，等等。如以往并不为学者重视的商民运动，朱英等有了较多研究；[51]再如魏光奇对清末至北洋时期行政制度的研究，[52]温锐对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现代化转型功用的认识；[53]王兆刚对20世纪30年代县自治的研究，[54]曹成建对20世纪40年代地方自治的研究，引发人们从社会基层控制的角度思考国民政府统治崩解的原因；[55]王先明等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56]张伟对广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57]汪汉忠对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催征吏的研究，[58]李巨澜对民国时期县以下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59]为我们认识近代乡村社会的演进与转型，以及国家权力与乡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李里峰对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政府组织体制构成的特定方面。[60]阎天灵对战前国民政府内蒙古政策的研究，[61]反映出民国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复杂与特殊的方面。一些以往历史研究者很少介入的领域，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如王奇生对漫画与北伐关系的研究，李恭忠对中山陵建筑与政治关系的研究，[62]汪朝光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研究，等等。[63]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助于使后人对民国历史的认识更趋全面而深入，也有助于后人对民国历史多重而复杂面相的了解。

3.研究趋向的转换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然而，近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尤其是一些新进学者的研究，也较多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问题的提出、框架的构建与理论的分析。如杨念群关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关注现代医疗制度的建立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以及其他现代体制如警察系统、新型自治组织的关系，现代医疗制度对社会组织控制及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国家权力经由医疗程序和身体控制的途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64]冯筱才则以五四时期发生在上海的“日人置毒”谣言风潮为个案，尝试从社会心理层面探讨上海普通市民对五四运动的反应，认为“五四运动”在当时上海下层民众心中，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而在那些极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看来，这恰是“民气”的体现。[65]民国史研究趋向的转换目前仍在持续发展之中，未来可能有更多新的成果出现，尤其是不少新进研究人员与研究生更注重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