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吴寻阳公主墓志铭考略

李文才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1975年4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杨庙乡殷湖村蔡庄发现一座古代墓葬，扬州博物馆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发掘清理，并结合文献考索，最后确认该墓系杨吴太祖杨行密长女、睿祖杨溥之姊寻阳公主杨氏之墓葬[53]。由于寻阳公主墓早前已遭盗掘，故1975年的发掘清理，未能发现墓志实物。不过，清代及民国时期的金石著作、扬州地志对寻阳公主墓志铭文却多有着录，并每有题跋。然因志石、拓片今俱不存，前人著录因为刊刻等原因，文字颇有不同，因此，对寻阳公主墓志铭文作系统整理，似仍有其价值。今不揣浅陋，拟对其中所涉史实略作考述，至于铭文所涉之典故，容有暇时再作考释。

为方便下文讨论，兹将墓志铭文抄录如下：

有吴太仆卿、检校尚书左仆射、舒州刺史、彭城刘公夫人故寻阳长公主墓志铭并序

将仕郎、前福州闽县丞范德兴撰

夫甘露降，醴泉生，则知显国祚；谶明朝，使四方，服我圣君。度其时，甘醴应端叶祥，乃长公主焉。公主则弘农杨氏，大吴太祖之令女，国家闺室之长也。太祖以剑断楚蛇，手挥秦鹿，建吴都之官阙，复隋氏之山河。功盖鸿沟，变家为国，编史载籍，其可尽乎？是知玉树盘根，耸金枝而繁茂；银河通汉，泻天脉以灵长。将符硕大之诗，必诞肃雍之德。太后王氏，坤仪毓秀，麟趾彰才，既谐兴庆之祥，乃产英奇之女，即寻阳公主也。公主蓬丘降丽，桂影融华，稚齿而聪惠出伦，笄年而才名颖众。既明且哲。早闻柳絮之诗；以孝兼慈，夙著椒花之颂。国家详观令俶，用偶贤良。敦求阀阅之门，须慕裴王之族。我彭城大卿代承勋业，世茂英雄。先君首匡社稷于吴朝，寻拥麾幢于江夏。由是王恭鹤氅，迥出品流；卫玠神仙，果符佥议。盖标奇于秤象，遂应兆于牵牛。潜膺坦腹之姿，妙契东床之选。我公主辎降于天汉，鸾凤集于闺门。在内也，则班诫曹箴，克修女范；配室也，则如宾举按，罔怠妇仪。奉苹藻以恭勤，佩茝兰而芬馥。常逊言而抚育，每恪谨以事亲。宽恕则仆隶不鞭，娣姒则仁明是敬。星霜浸换，慈爱无渝。助君子之宜家，实诸侯之令室，皆公主之贤达也。而况敦睦氏族，泛爱宗亲，不以宫闱之贵骄人，不以奢华之容傲物。既而荣光内外，道合鸾凤，感吉梦于熊罴，肇芳华于桃李。育男六，育女六。长子曰匡祚，受镇南军节度讨击使、抚州军事押衙、银青光禄大卿、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貌方冠玉，才蕴铿金，雅承庆于鲤庭，叶好逑于虎帐。乃聘于抚州都指挥使、司空、太原王公之爱女也。王氏以彩闱袭美，兰阃传馨，克奉孝慈，肃恭礼敬。次曰匡业，试秘书省校书郎。光融气秀，瑜润德清，才清秘阁之风，益显侯门之美。聘雄武统军、颍川侍中之爱女，即陈氏焉。虽通四德之规，未展二仪之礼。次曰匡远、匡禹、匡舜、严老，并幼而歧嶷，志定坚刚，兰牙即俟于国香，骥子伫追于骏足。长女年当有字，容谓无双，娉婷融舜槿之英，婉娈叶丝萝之咏，适柯氏。柯氏，受右军讨击使。诗书立性，礼乐臻身。邓艾尽营，必弘远大；刘琨夜舞，定建殊功。次女，纳钟氏礼，钟氏器重珪璋，材亲廊庙，入仕才趋于宦路，登龙必履于朝廷，任洪州南昌县主簿。喜气虽通于银汉，云车未会于鹊桥。次女四，并天资柔惠，神授冲和，瑞分瑶萼之华，庆禀琼枝之秀。苟非公主义方垂训，秉范整仪，峻清问于圣朝，着声光于玉阙。则以顺义六年中春，太仆卿自洪井副车秩满，皇恩降命，除郡临川。隼旗方耀于章江，熊轼俄临于汝水。入境已闻于静理，下车顿肃于山川。四郊而襁负还乡，万井而飞蝗出境。岂止悬鱼着咏，佩椟推名，可以与杜邵齐肩，龚黄并辔。公主同驻绣毂，内助政经，佐寰帷露冕之功，赞察俗抚民之化。或发言善谏，则蕙馥兰芳；或静虑澄机，则珠圆月皎。俾连营将士，皆钦如母之瑶[54]；比屋黎民，咸戴二天之惠。岂料霜凋琼树，月坠幽泉，祥云易散于长空，彩凤难留于碧落。呜呼！须发方盛，舜颜未央。俄梦蝶于庄生，忽贻灾于彭矫。爰从寝疾，遽至高肓[55]，腠理难明，欻归冥寞。何期天道，曾不慭遗，以顺义七年七月廿六日薨于临川郡城公署，享年三十八岁，箕帚二十二春。悲乎！自有古今，不无生死。奈其修短，祸福难裁。何神理之微茫，曷荣枯之倏忽。我太仆卿以鸾分只影，剑跃孤鸣，痛哽襟灵，韵悲琴瑟。自是政行千里，声彻九重。别拥旌旄，去迎纶綍。奉亲王之传印，宠亚前朝；承圣上之优恩，荣超太古。公主摧丛福地，傍揖魏坛。而大卿亟赴名邦，正临蚕岳，诸子以情钟陟屺，恨切茹荼，哀号而泣血崩心，踊擗而柴身骨立。吁嗟遐迩，骇叹人伦。里巷为之辍舂，士民为之罢社。则以乾贞三年二月二日苻护灵柩，以其年三月廿四日窆于都城江都县兴宁乡东袁墅村建义里庄西北源，式建封树，礼也。举朝祭奠，倾郭涂刍，送终之礼越常，厚葬之仪罕及。所谓乎我彭城公代著八元，家传五鼎，荣驻貔虎，坐拥橐鞬，据康乐之城池，播廉公之襦袴，则何以名光傅粉，誉振传香，偶良匹于龙宫，见起家于鹊印。不有懿戚，曷光令猷？所谓类以相从，合为具美者也。德兴识学荒芜，躬承厚命，直旌厥德，焉敢让陈？乃为铭曰：

赫赫太祖，圣历符祥，厥生令女，贵异殊常。

二仪合运，四德贤良，金枝玉叶，蕙秀兰芳。

降于侯门，彭城刘君，夺瑶圃玉，遏巫山云。

宜家庆国，袭美垂熏，寻阳公主，中外咸闻。

鸾凤双仪，遽怆分飞，人间永别，冥路旋归。

阴云飒飒，夜雨霏霏，泉扃一闭，无复闺闱。

一 前人著录暨墓志铭出土时间

寻阳公主墓于1975年考古发掘时，并未发现志石，由此可以断定寻阳公主墓志应当早被盗掘。那么，寻阳公主墓志何时被盗？这只能从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加以推断。

寻阳公主墓志出土以后，即受到包括金石爱好者在内的文史学者之瞩目，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金石著作或笔记文献中，对于寻阳公主墓志相关信息的记述文字颇多，其中有全文著录、墓志题跋、记述墓志出土及铭文简介等多种方式。这些文献的著录情况大致如下：

（1）全祖望（1705—1755）:《鲒埼亭集》卷三七，《杨吴寻阳长公主墓志跋》云：“吴王杨行密女寻阳长公主墓志，近岁江都人发地得之，其与王闽二碑皆竹垞翁注，五代时未见也。公主下嫁鄂州节度使刘存子。存盖杨吴之忠臣，惜其早死。呜呼，李氏易氏而后，永兴宫之惨，可胜道哉！”[56]

（2）武亿（1745—1799）:《授堂金石三跋》卷一。题名著录、跋语。题名有简单介绍：“正书，危德兴撰，顺义七年三月，今在扬州。”[57]

（3）李斗（1749—1817）:《扬州画舫录》卷一。简要记述寻阳公主事迹，及墓志出土、收藏等情况，云：“五代吴太祖杨行密女。年十六。适舒州刺史彭城刘公。生男女十二人。以顺义七年薨。年三十八。乾贞二年葬江都县兴宁乡嘉墅村。称长公主。闽县丞危德兴作寻阳公主墓志。时以村农掘地得石。今藏乌程令罗素心家。”[58]

（4）孙星衍（1753—1818）:《寰宇访碑录》卷五。墓志题名著录、简要题跋：“寻阳公主墓志，正书，危德兴撰，乾贞三年三月江苏江都。”

（5）洪颐煊（1765—1837）:《平津读碑记·续记周北齐隋唐五代》。墓志题名著录、简要题跋：“寻阳公主墓志铭，乾贞三年三月。右寻阳公主墓志铭，在江都县。公主为吴杨行密之女，碑前题有吴太仆、检校尚书左仆射、舒州刺史彭城刘公夫人故寻阳长公主，志中不载刘公之名，公主长子曰匡祚，受镇南军节度讨击使、抚州军事押衙、银青光禄大、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次曰匡业，试秘书省校书郎，俱不见于史。”

（6）阿克当阿监修，姚文田等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六十四。墓志题名著录、简要题跋：“吴寻阳长公主墓志铭：危德兴撰，顺义七年三月，今在扬州。”

（7）陆耀遹（1771—1836）:《金石续编》卷一二。全文著录，并有题跋。

（8）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石记》，跋语：“杨氏之夫，志不载其名字、籍贯，以《五代史·杨行密传》考之，当为江西刘信之子，信为行密之将，行密子隆演僭号武义时，拜信为征南大将军，碑标题及志首两‘夫’字皆缺末笔，避行密父怤嫌名也。《容斋三笔》载鄂州兴唐寺钟款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下皆去‘夫’字，时为唐天祐二年行密破杜洪于鄂，故将佐为讳其父名。又鄱阳浮州寺有吴武义二年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题衔皆曰‘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刺史吕师造’，改‘大夫’为‘大卿’，避行密父讳也。”[59]

（9）黄本骥（1781—1856）:《古志石华》卷二五。题名“刘某妻杨氏”，全文著录，简要跋语：“氏乃十国吴杨行密之女，行密子溥僭位，封为寻阳长公主。其卒以溥顺义七年，乃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岁，葬以溥乾贞三年乃天成四年己丑岁也。志一僭王之姊，乃铺张至此，谀墓之滥以是为极。标题及志首两‘夫’字作‘'（夫字少一撇），避行密父怤嫌名也。‘鄧艾盡營’,‘盡’当作‘晝’;‘如母之瑶’,‘瑶’当作‘谣’;‘遽致高盲’，当作‘膏肓’，皆笔误也。‘民’字作‘'（民字少一斜钩），避唐讳。”[60]

（10）陆心源（1838—1894）:《唐文拾遗》卷四八，成书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

（11）甘鹏云（1862—1941）:《崇雅堂碑录》卷二。题名著录：“危德兴撰，正书，吴乾贞三年三月，江苏江都出土。”

（12）（13）宣哲（1866—1943）:《扬州金石目》《扬州金石编目》，二者皆为题名著录并附简跋。

（14）江苏通志局：《江苏通志稿·金石记》卷七，全文著录，并简介拓片尺寸等情况，云：“寻阳长公主墓志铭（自注：在扬州），拓本高一尺二寸，广二尺四寸土，正书，十七行，行四十字至四十九字不等。”

（15）钱祥保修，桂邦杰等纂：《（民国）江都县续志》卷一五《金石考》，全文著录，且有题跋，墓志题为“吴寻阳公主墓志铭”，并简要记述志石形制：“石高二尺二寸，广二尺四寸，三十七行，行四十字至中十九字不等，正书。《金石续编》云石在江都，程青岳云，此石原在扬州原任乌程令罗素心家，粤寇乱后，不知存佚。”

以上文献包括笔记、金石著作、扬州地志等种类，尽管诸书体裁不尽相同，记述各有侧重，但所记述寻阳公主墓志的相关文字，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探赜的线索。

上述15种文献何者记述最早？其中甘鹏云《崇雅堂碑目》（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潜江甘氏息园本），宣哲《扬州金石目》,《扬州金石编目》，江苏通志局《江苏通志稿·金石记》，钱祥保、桂邦杰等《（民国）江都县续志》（民国十年即1921年开雕）共5种，皆为民国时期刊行或编撰未刊之金石著作，时间晚于清代金石著作，可置而不论外，余者10种清人著作的成书时间大致如下：

①全祖望《鲒埼亭集》成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详见下文）。

②李斗《扬州画舫录》成书刊行于乾隆六十年（1795）[61]。

③武亿《授堂金石三跋》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年之前。

④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成书于清嘉庆七年（1802）。

⑤洪颐煊《平津读碑记》成书的具体时间尽管不详，但可以考知其必晚于《寰宇访碑录》。据诸史载，洪氏嘉庆年间就职于孙星衍主持的粮道署，获读孙氏平津馆所藏碑文，而后成书《平津读碑记》，故知其成书时间当晚于《寰宇访碑录》。

⑥陆耀遹《金石续编》的成书时间亦未得详，但其本为补王昶《金石萃编》未竟之业，而《萃编》的成书时间为清嘉庆十年（1805），故知《续编》之成书时间必在嘉庆十年之后，今《续编》常见传本为同治十年（1871）双白燕堂刻本。

⑦阿克当阿监修、姚文田等人编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自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至十五年（1810）四月，历时一年三个月修成，并于十五年（1810）刊行，时间更在《金石续编》之后，或最早也只能与之同时。

⑧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刊行时期，大概在道光壬寅（1842）年前后[62]。

⑨黄本骥《古志石华》为三长物斋刻本，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开雕，此即其成书时间。

那么，上述9种清人著作，何者著录或记述寻阳公主墓志铭时间最早？自然只能根据上述著作之成书时间先后加以考索。

全祖望（1705—1755）为上述九位清代学者中距今最古之人，其著作《鲒埼亭集》成书亦必最早。今传《鲒埼亭集》最早刊本为清嘉庆九年（1804）余姚史梦蛟借树山房本，其成书必在此之前。征诸史籍，《鲒埼亭集》之成书时间，皆无记载。因此，只能依据全氏一生行迹略加推断。按，全祖望为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一生著述甚丰（共35部，400多卷）。纵观全氏一生，也是经历了由仕进到辞官著述的转变过程。雍正七年（1729），全祖望拔贡生，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为李绂所赏识。次年（1737），因李绂与张廷玉不和，散馆以后以候补知县任用，遂愤而辞官，返回故里后即专心著述，不复仕进。据诸史载，自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十二年（1747）期间，系全氏“居家十载”，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乾隆十三年（1748）至乾隆二十年（1755），则为全氏“衣食奔走”，二任书院山长的时期（指全氏担任浙江蕺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主讲）。作为全氏学术代表著作的《鲒埼亭集》，应当就是完成于“居家十载”潜心治学期间，亦即1738—1747年。

如果我们可以肯定《鲒埼亭集》完成于1738—1747年，则寻阳公主墓志石应当在此前就已经出土，并有拓本流传于世，否则全祖望怎么可能在其著作中撰写“杨吴寻阳长公主墓志跋”呢？这就是说，寻阳公主墓最迟不晚于1747年就已经被盗掘，寻阳公主墓志铭因得流传于世；当然，也有可能早在1738年之前，墓志铭就因为被盗掘的关系，而重见天日，并广泛流传。稍晚于全祖望的李斗，在其《扬州画舫录》也记述了墓志铭的情况，至于其后的清人金石著作，则多著录此志或作题跋。

二 寻阳公主夫婿“彭城刘公”考索

近年来，对墓志等出土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似又掀起一股小的高潮，报纸、杂志、电视等现代媒体亦不时刊载有关信息，一些释读性、考索性的文字亦颇有见者。寻阳公主墓志尽管出土于清代中期，早经清代及民国时期众多金石著作所著录，但并未妨碍今人对其关注。吴炜、徐心然、汤杰《新发现之杨吴寻阳长公主墓考辨》一文，对寻阳公主墓出土文物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对墓主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包括对寻阳公主墓志铭文的一些情节进行分析[63]。吴炜、田夫后又在《扬州晚报》上，以“解读一方寻阳长公主墓志铭”为题，对寻阳公主墓志铭文进行“解读”，先是将墓志铭文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对其中一些史实和典故进行考释[64]。但通观上述著录或释读性文字，对于寻阳公主墓志铭文所涉及的关键性信息，如寻阳公主的夫婿“彭城刘公”的家世情况等，仍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故本文拟对此略加考索。

寻阳公主杨氏，为杨吴国主杨行密长女，杨吴顺义七年（927）七月卒于临川郡城公署，享年38岁，故知其出生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据诸墓志铭文，寻阳公主杨氏的丈夫为“有吴太仆卿、检校尚书左仆射、舒州刺史、彭城刘公”，又寻阳公主卒于临川郡（亦即抚州）公署，也就是卒于其丈夫刘公的任职之地，这是墓志铭所载寻阳公主夫婿“彭城刘公”家世、任职的有限信息。然则，“彭城刘公”究竟为何人？

对“彭城刘公”较早进行考订者，为生活于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家武亿，他在《授堂金石三跋》中，曾作寻阳公主墓志铭跋，其中有云：“惟主所适刘公，历官太仆卿、检校尚书左仆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刘公之先，志云‘首匡社稷于吴朝，寻拥麾幢于江夏’，据《通鉴》及《五代史》，并言行密以刘存为鄂岳观察使，是存当时与行密首发难而官又历鄂岳，疑称麾幢江夏者，当即其人。”[65]武亿推测认为，寻阳公主夫婿“彭城刘公”可能是刘存之子，其推测之依据则为刘存任职鄂岳观察使，地近江夏之故。又，陆耀遹亦曾跋寻阳公主墓志铭，其中对“彭城刘公”亦有所考订，但未下断言，云：“杨氏诸臣见于《世家》者，有刘威、刘存、刘信。天祐二年，存攻鄂州，斩杜洪，以功授鄂岳都团练使，故史称鄂州刘存。志序刘之先君‘首匡社稷于吴朝，寻拥麾幢于江夏’，则彭城大卿者，或即刘存之子，其名不传，未可强定。”[66]寻阳公主杨氏的夫婿“彭城刘公”，陆氏认为“或即刘存之子”，但并未断言一定就是。武亿、陆耀遹二位清代金石学家倾向认为，“彭城刘公”为刘存之子。

除刘存之子一说外，还有刘信之子一说。前揭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跋语有云：“杨氏之夫，志不载其名字、籍贯，以《五代史·杨行密传》考之，当为江西刘信之子，信为行密之将，行密子隆演僭号武义时，拜信为征南大将军……”吴荣光推定寻阳公主之夫为刘信之子，他推定的主要凭据是刘信曾拜征南大将军，以及杨隆演僭号“武义”二事。前揭今人吴炜等，亦曾作推断，认为“彭城刘公”当为刘信之子，云：

从墓志拓本得知，公主为杨溥之姐，溥称帝后，例应称长公主，所适彭城刘公，墓志未署其名，彭城乃刘姓郡望，亦非真实籍贯，《新五代史·吴世家》记杨吴的刘姓宿将有二：一为鄂州刘存，一为江西刘信，墓志谓：“我彭城大卿，代承勋业，世茂英雄，先君首匡于社稷，寻拥麾幢于江夏。”又记其本人于顺义六年（926年）中春，“除郡临川”，而公主所生长子刘匡祚，受镇南军节度讨击使抚州军事押衙，且临川即抚州，公主晋寻阳，皆为江西辖地，故如（按，原文该字为“如”，当为“知”之误）其为刘信之子。[67]

按，寻阳公主杨氏夫婿“彭城刘公”是否刘信之子？抑或如武亿、陆耀遹二人所推测，“或即刘存之子”？吴荣光根据《五代史·杨行密传》所做的考证，认为当系江西刘信之子，主要根据就是杨隆演正式建国，改国号为“武义”时，刘信拜为征南大将军一事。吴炜等人的推断理由，其中所说彭城乃刘姓郡望，并非真实籍贯云云，并不存在问题，但所说杨吴刘姓宿将只有刘存、刘信二人，显然失考。

按，《新五代史·吴世家》所载杨吴刘姓宿将，共有刘威、刘存、刘信三人，且三刘事迹，皆于史有征。清人彭元瑞曾注欧阳永叔《五代史》，其卷六一上《吴世家第一》引《九国志》载三刘事迹甚详，兹据之将三人行迹概述如下：

刘威（857—914），庐州慎县人，乾宁（894—898）初年，担任庐州刺史，并随杨行密承制封拜，而升迁为淮南节度副使、行军司马、东西行营副都统，后又加使相职衔，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为淮南节度使（后曾改德胜节度使）治所，管辖今安徽合肥周边区域；天祐三年（906），刘威升任镇南军节度使，镇南节度使治所为洪州（今江西南昌），管辖今江西南昌周边区域。抚州（即临川郡，今江西抚州）与之接壤。天祐十一年（914），刘威卒。

刘存（? —907），陈州人，乾宁（894—898）年间，因功迁舒州刺史，后改任舒州团练使，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天复（901—904）年间，作为李神福副手，攻打盘踞江夏的杜洪，天复四年（904），取代李神福为招讨使，再攻江夏，擒斩杜洪父子，以功授淮南行军司马、鄂岳都团练使，镇守鄂州（鄂州即今湖北武汉，时武昌节度使治所）；天祐三年（906），率军攻潭州（辖区包括今湖南长沙、湘潭、株洲、岳阳南、益阳、娄底一带，治所长沙），被马楚政权俘杀。

刘信（859—928），兖州中都人，唐昭宗大顺（890—891）年，随杨行密讨平孙儒，因功迁滁州刺史（治今安徽滁州）；天祐六年（909），袁、吉、信、抚州与潭州马楚政权勾结，准备进攻豫章（洪州治所，即今江西南昌），刘信出任镇南军节度副使，率兵在上高（今江西上高）击败潭将苑玫，迁袁州刺史（治今江西宜春）；十一年（914），刘信担任镇南军两使留后，刘崇景以袁州反叛，刘信击走之，授镇南军节度使；后代取代王祺，担任招讨使，平定虔州（百胜节度使治所，今江西赣州）谭全播之乱，随后还镇洪州（镇南军节度使治所）；十六年（919）,“吴王开国，加信征南大将军”，即杨隆演正式称帝建国，刘信又加号“征南大将军”。[68]

根据以上《九国志》所载三刘行迹，可知：他们俱为杨吴宿将功臣，都是追随杨行密打天下之元勋，但三刘之籍贯一为庐州、一为陈州、一为兖州，皆非“彭城”，因此墓志文所言“彭城刘公”之彭城，确系以刘姓郡望称之，而非写实，故墓志铭文所谓“彭城大卿，代承勋业，世茂英雄”，用此形容三刘之功业，皆无不可。换言之，单从这一点来说，寻阳公主的夫婿“彭城刘公”，可以为上述三刘任意一人之子。那么，寻阳公主夫婿“彭城刘公”，究竟是何人之子呢？

既然“彭城大卿，代承勋业，世茂英雄”不足提供判断依据，则只能从其他相关文字信息中寻绎。我们注意到，在该句之后，紧接着就是“先君首匡社稷于吴朝，寻拥麾幢于江夏”，此为关键性的一句。杨吴政权在太祖杨行密、景帝杨渥时，尽管已经是实质性的割据政权，但一直奉李唐年号，故在形式上并未独立，杨吴政权第三代宣帝杨隆演在位执政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奉李唐正朔，继续使用李唐“天祐”年号。直到武义元年（919），杨隆演才正式称吴王，并改元，“吴”政权至此始名实相副，“武义”乃是杨吴政权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年号。因此，寻阳公主墓志铭文中“先君首匡社稷于吴朝”，所对应的只能是宣帝杨隆演的“武义”年间或之后发生的事情。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上述三刘生卒时间稍作推测。刘威卒于天祐十一年（914）、刘存卒于天祐三年（906）、刘信大约卒于睿帝杨溥乾贞二年（928）[69]。这就是说，刘存卒年为景帝杨渥在位期间、刘威卒年为宣帝杨隆演改元之前，此时名义上都还是唐（因为用李唐天祐年号）而不是“吴”，这就是说，刘威、刘存二人并无“首匡社稷于吴朝”的机会，因为他们早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死去了。如此一来，只有刘信卒年才在是正朔已改的“吴朝”。

至此，“先君首匡社稷于吴朝”之“先君”，亦即寻阳公主夫婿“彭城刘公”的父亲，再诸天祐十六年（919）,“吴王开国，加（刘）信征南大将军”，基本就可以坐实为刘信。然则，刘信“首匡社稷于吴朝，寻拥麾幢于江夏”的具体内容又是何指呢？据前揭《五代史记注》注引《九国志》载：

十六年，吴王开国，加信征南大将军。后唐庄宗即位，遣谏议大夫薛昭文册闽王，假道豫章，信劳之。谓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汉有韩信，吴有刘信，异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首，举卮酒以属昭文曰：“射中此，愿公饮。”一箭而穿之，观者无不称快。信用亲吏吉况辈聚敛财货。置樍厅事日，纳银满其中。庄宗伐蜀，温恐信为变，急召归江都，为左统军。温卒，又倾心事知诰，复归镇。明年卒于治所，年七十。信将上章请立庙于洪州，许之。[70]

按，此事《新五代史》卷六一《吴世家第一》亦有载，时间在顺义五年（925）[71]。就在同一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兵灭前蜀，时杨吴政权实际执政者为徐温，徐温担心刘信趁机生变，遂急召之回到江都，任命为左统军。乾贞元年（927），徐温死后，刘信又倾心拥戴徐知诰（即南唐烈祖李昪），复归镇洪州；次年（928），刘信死于治所，时年70岁。综合以观，刘信“首匡社稷于吴朝，寻拥麾幢于江夏”当指此二事：一是后唐庄宗遣使册封王审知为闽王，“假道豫章”即从刘信防区借道，刘信与后唐使臣薛昭王接洽，宣扬杨吴国威；二是后唐庄宗伐蜀，奉召回京师江都，任左统军，后又奉徐知诰之命，还镇洪州。

至此，寻阳公主杨氏夫婿“彭城刘公”可以肯定即为刘信之子，但其名仍不得而知。按，前揭《五代史记注》引《九国志》记述天祐十一年（914）前后，刘信担任镇南军节度使期间，曾代王祺为招讨使平定虔州谭播之乱一事，云：

时虔城险，攻之久不克，（王）祺以疫死，遂改信为招讨使。（谭）全播惧，因纳欵，信受其质而还。徐温方执政，闻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彦英时为亲军校，令将三千人往援之，温戒之曰：“汝父据上游之地，拥数万之众，取一小郡不克而还，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闻之大惧，即返斾疾趋，克其城而还。先是有谮于温，言其逗挠，故纵全播。至是，信自献捷于江都，温大喜，复遣还镇。[72]

从中可知，在压平谭全播之役中，刘信之子刘彦英时任“亲军校”，亦曾率部参与，且立有战功。那么，寻阳公主夫婿有没有可能就是刘彦英呢？笔者认为有这种可能，但由于缺乏更多史料的支撑，这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推测，而同样“未可强定”也。

三 寻阳公主墓志铭文作者小考

接下来，对寻阳公主墓志文的作者略作考述。

寻阳公主墓志文的作者，前揭众多清人、民国诸文献中，除《唐文拾遗》卷四八作“危德舆”、《民国续江都县志》作“范德兴”外，余者皆作“危德兴”。前揭吴炜等人发表于1989年的文章中，说：“从墓志拓本的文字得知撰者应运为范德兴……《扬州画舫录》中所记危德兴当系‘范德兴’之误……”[73]但不知吴炜等人所据拓本从何得来。近来，周阿根先生撰《五代墓志汇考》，寻阳公主墓志铭作者亦作“范德兴”[74]，未知是否采信吴炜等人之说。然则，墓志铭文之撰作者，为“危德兴”“危德舆”，抑或“范德兴”？

按，“兴”之繁体字为“興”,“舆”之繁体字为“輿”，二字极易混淆，特别是在雕版印刷的时代，因此，陆心源《唐文拾遗》作“危德舆”，很有可能是刻板时致误，将“興”误刻为“輿”。这样一来，清人著录之寻阳公主墓志铭作者，实际上就只有一种，即作“危德兴”。从第一个记录墓志铭作者的《授堂金石三跋》，再到后来的诸多清人文献，皆作“危德兴”，而非“范德兴”。如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并非专录金石文献的金石学著作，还有可能误将“范德兴”误记为“危德兴”的话，那么，众多金石著作断然不会全部有此疏误，盖因金石著作的撰作者，对于墓志拓片中的文字因为避讳等原因而故意缺笔，或者其中的错别字（如“夫”字作“”、“民”字作“”、误“晝”为“盡”、误“谣”为“瑶”、误“膏肓”为“高肓”等），都锱铢必较地辨认清楚而特别标示出来，难道对于题在墓志铭首的撰作者姓名，还会马虎疏忽以至于搞错？

最早将寻阳公主墓志铭文作者写为“范德兴”者，为《民国续江都县志》，其错误究竟是刻版所致，还是其所著录另有凭据？均不得而知。前揭吴炜等人认为，墓志文作者当作“范德兴”而指摘李斗《扬州画舫录》，并说他们所依据的是墓志文的拓本。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据前揭吴炜、田夫《解读一方寻阳长公主墓志铭》云：“五代杨吴时期寻阳长公主墓志铭，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于邗江县杨庙乡殷湖村出土，志石高72厘米，宽73厘米，志文37行，1527字，正书。”[75]吴炜等人认为，寻阳公主墓志石出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按，吴炜、田夫的说法不知何据。而根据我们前面的考订，寻阳公主墓最迟不晚于乾隆十二年（1747）就已经被盗掘，其墓志铭大概在此后不久即得流传于世（也有可能早在1738年之前，墓志铭就因为被盗掘的关系而广为流布）。如果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寻阳公主墓志铭始出土，那么在此之前的众多清人文献，又如何获录此志文呢？难道是一百多年前即已出土之寻阳公主墓志石，又被重新掩埋入土？这种情况自属荒诞不经，绝对无此可能。

退一步说，光绪十四年（1888）的确又出土一方寻阳公主墓志，那也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光绪十四年出土的寻阳公主墓志石系伪作之赝品。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呢？应该说，还是有此可能的。盖因清代金石学大盛，时人莫不以通其学者为能而以不通者为羞，包括墓志在内的石刻大受欢迎，石刻之价遂日见其高，造假作伪之风亦因之日甚，以其可牟取厚利也。据此，若光绪十四年（1888）确又出土一方寻阳公主墓志石，则完全可以肯定其为伪造之赝品。既为伪造之赝品，则造假者便不能全无疏漏，很可能“范德兴”就是因此而来。

综合而论，寻阳公主墓志铭文的作者，应为“危德兴”，而非“范德兴”，至于清人文献或有作“危德舆”者，很有可能是雕版时误“興”为“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