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史专论

唐宋元初上海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

张剑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随着唐代太湖东部地区的开发，其人口得以较快增长。大约开元时期，今上海地区修筑了捍海塘，使人们的活动面积扩大，捍海塘内的区域很快成为农田，经济渐渐发展。天宝十年（751），唐政府设立了华亭县，希望对太湖东部地区能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华亭县是上海地区第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在上海古代历史上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至两宋时期，华亭县隶属秀州，人们的活动不断向东扩展，农业生产的区域越来越宽广，经济活动频繁，商品经济活跃，四方商人络绎不绝。吴淞江北部地区唐以来一直属昆山县，至南宋，昆山东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昆山县辖境东西太宽，政府根本没法控制东部地区。至南宋嘉定十年（1217），嘉定县设立，上海地区以吴淞江为界有了两个大县。元朝占领江南后，由于华亭境内人口众多、经济实力强劲，遂设立松江府，成为太湖东部的区域经济和文化中心。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随着上海县的设立，海上运输作用加强，松江府形成了一府二县制，成为太湖东部经济的集散地，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大的辐射作用。此外，长江和大海的交汇处从唐朝开始冒出沙洲，唐末设镇，经宋朝，沙洲主体已经固定，政府设立盐场，加快开发。随着人口导入，至元初设立崇明州。

在本文的讨论中，涉及的区域以当时的华亭、松江两县为主，兼及崇明，时间为华亭县设立以后至上海县设立之前，也就是相当于唐五代两宋及元初之际。

一 文献中记载的上海地区的自然灾害

古代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区域。《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四《水利考》说：“海在县东四十五里，北自黄姚港，南抵上海界，环县境，凡八十余里。海水咸卤，而此地不异江湖，颇有灌溉之利。盖南则黄浦、吴淞江，北则刘家河，又北则大江注焉。半天下之水，皆洄沿洑激，涤荡于数百里之内，故与南北独异耳。夫治水者，注之海则事毕矣，然沿海之民，岁至夏秋之间，不幸遇飓风霪雨，挟潮而上，漂没人民庐舍，倏忽皆尽，故至其时莫不惴惴然如虞冠。”[1]说这段话的角度是为了治水，但可以看到，嘉定县的沿海地区有着和一般地区相同的水害，同时还有着夏秋之间的大风淫雨、海水倒灌等自然灾害。至于海水对土地造成的咸卤灾害，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仍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之前的唐宋时期就更加严重。明徐学谟说：“嘉定濒海，硗脊不下，而高土不宜稻，况潮汐四通，则沟洫易淤；飓风时作，则荡析为虞。余生七十年来，所见全稔之秋，犹未数数也。”[2]说明嘉定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灾害严重，对农业生产破坏较大。

现存的资料，对元代以前上海地区自然灾害的记录十分简略。华亭县宋以前的方志有三卷本的《绍熙云间志》，关于自然灾害没有专目记录，而嘉定县、上海县和崇明最早的方志都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只是偶尔提到宋元时的灾害。因此，目前资料所反映的唐至元初的情况是不完全的，即使有一些记录也是简略不清。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地搜索到了一些资料，以看出灾害的一些概貌。

各书对自然灾害的记录如下：

1.建隆二年（961）七月壬戌，大风拔木。九月庚戌夜，所在地震，响如雷。（《蒸里志略》卷一二《祥异》）

2.天禧五年（1021），值洪水方割，下民昏垫。（《绍熙云间志》卷下《记》引吕谔《福善院新铸钟记》）

3.宋仁宗时期，两浙累岁年谷不登，君（赵铸）出缗三百万，米千斛，以待饿者，使苏民无流离之若者。[《嘉定碑刻集》第九编《宋故苏州乐善居士赵君（铸）墓志铭》]

4.皇祐中，疫盭为衅，民中之疾必不起，死者仅千计，骼胔盈路。[《嘉定碑刻集》第九编《宋故苏州乐善居士赵君（铸）墓志铭》]

5.皇祐四年（1052），华亭县令为吴及，“时浙西旱蝗，苏、秀尤甚，及祷于横山之神，天即大雨，蝗也避境，不食其稼，至秋大稔”。（《正德华亭县志》卷一三《宦迹》）

6.皇祐五年（1053），大水。（《正德华亭县志》卷一三《宦迹》）

7.熙宁末，大疫且饥死。（《正德华亭县志》卷一五《人物》）

8.元丰中，饥。（《正德华亭县志》卷一五《人物》）

9.政和五年（1115），张泾堰坏，咸潮溢入，云间、胥浦、仙山、白沙四乡尽为斥卤。（《重辑张堰志》卷一一《志祥异》）

10.绍兴四年（1134）冬十月丁未夜，华亭县大风电，雨雹大如荔枝实，坏舟覆屋。（《崇祯松江府志》卷四七《灾异》）

11.绍兴五年（1135）十月丁未，大雨电激射如箭，海水大溢。（《乾隆娄县志》卷一五《祥异志》）大雨雹，激射如箭，覆舟坏屋。海水大溢，拥巨鳅卧沙上。（《崇祯松江府志》卷五八《志余》）

12.绍兴八年（1138），值岁凶。（《乾隆娄县志》卷一九《名宦传》）

13.绍兴九年（1139），大饥，斗米千钱，道殣相望。（《崇祯松江府志》卷五八《志余》）

14.绍兴二十九年（1159），华亭大饥，人民食糠秕。（《崇祯松江府志》卷四七《灾异》）

15.淳熙十一年（1184），大风。（《正德华亭县志》卷一六《祥异》）

16.嘉熙三年（1239）秋七月，蝗飞入境，食木叶，不食稼。是秋亦稔。（《嘉靖嘉定县志》卷九《灾异》;《万历嘉定县志》卷一七《祥异》云是嘉熙四年）[3]

17.咸淳六年（1270）冬十一月，华亭县大水。（《崇祯松江府志》卷四七《灾异》）

18.咸淳七年（1271），大水，是岁大潦。（《嘉靖嘉定县志》卷九《灾异》;《厂头镇志》卷八《丰歉》）

19.元至元二年（1265）十月，一都人告，有二虎食人、豚、犬，数为民害。有司移文万户府，集众捕之。一为流矢中目死，其一咆哮夜号，若寻偶者，迨晓不复见。地既滨海，无山林丛薄可穴，或谓神虎，一云海中鲨鱼所化。（《万历嘉定县志》卷一七《逸事》）

自春至八月无雨。次年二月赈钞。（《厂头镇志》卷八《丰歉》）

20.至元十八年（1281）通、泰、崇明等州饥。（《万历通州志》卷二《禨祥》）

21.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霪雨，诏赈米。（《厂头镇志》卷八《丰歉》）

22.至元二十四年（1287）夏六月二十日夜，近海处时非潮信而潮忽至，湖泖不通潮者亦陡涨三四尺。（《重辑张堰志》卷一一《志祥异》）

23.至元二十九年（1292）六月，松江水灾。（《乾隆娄县志》卷一五《祥异志》）

史料记载的缺乏，使我们无法对这个时间段内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做出具体的描述，但根据这二十多条的资料，我们还是能得出一些概要性的结论：一是上海地区的灾害，以水害最为多见。尽管有的记载比较笼统，但还是能看出水灾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海洋潮水灾害，有的是夏季大雨，有的是秋季末期对流天气造成的短时间内的突然大风雨，有的是内河水位猛涨后溢出河堤造成灾害。水灾是上海地区的最主要的灾害，因此兴修水利在当时就显得特别重要。二是上海地区的灾害种类较多，比如蝗灾、旱灾、传染病、虎害，以及饥荒等，各种灾害都曾经侵袭此地。导致饥荒的原因并不清楚，但估计最有可能的是水灾和旱灾引起的。三是很多灾害的后果比较严重，破坏性较大。比如一些灾害造成人员的大量死亡，出现了“道殣相望”“骼胔盈路”；也造成了粮食价格出现较大波动，使“米斗千钱”，造成“人民食糠秕”的局面。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古代上海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地区，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与上海的地理位置是密切相关的。

二 上海地区灾害的社会救助

发生灾害，组织救灾最有力的应该是政府。政府对灾害有一套常规性的救济制度。

宋朝时，华亭县设安济院，在“谷阳门外，平政桥西。宋世有田二千余亩，蠲其税以赡茕独无告之民”[4]。理宗绍定六年（1233），华亭县知县程熹说：“华亭有安济院几百年矣，里多善人，虑其济□或不给也，捐田而周之。以亩计则两千有七，肥硗弗同，租敛所入，无水旱无欺侵，岁可供□百人口腹之急。”安济院的设立，连程熹也搞不清是什么时候，所以说是几百年前，推测可能是在北宋时期。经费主要是靠各方的捐田收租，其时安济院已有土地两千多亩。程熹怕时间长了有变化，所以将捐土地人的“姓字亩角砻石镌之”，他说这个不只是为了记录，“非惟存图籍之详，亦以昭乐施之德”[5]，是了表彰捐田者做好事的仁德。《宋华亭县蠲免苗税公据碑》中说：“安济院之设，凡疲癃残疾□□而无告者，赖以全活甚多。”[6]说明安济院在实际的救济过程中作用是比较大的。宝祐五年（1257），华亭县安济院残疾人陶百四等上诉提刑使，华亭县吏“不照本县蠲免苗税出给公据，照应差管营计富、追押邯道成等，在县逼纳苗米伍硕夺去公据等事”，最后经提刑使干涉，华亭县才回应：“今出给公据付华亭县安济院收执，以凭蠲免苗税，照应施行。”[7]捐给安济县的土地要蠲免苗税，县政府要给安济院凭据，否则就要按一般土地向政府交税，安济院于是让几个残疾人出面提出上诉。从这段话来看，安济院日常救济的是一些残疾人。类似的慈善机构在嘉定县也有。如《嘉靖嘉定县志》卷三《田粮》中谈到宋代嘉定的土地有常平田、义役田、社仓田、养济局田。常平、义仓的设立都是为了救灾，而养济局应该就是常设的慈善机构。《康熙嘉定县志》卷二谈到养济院：“俗名孤老院，基二亩八分三厘，宋绍兴二年设。”[8]《万历嘉定县志》卷三《田赋》说还有居养院田，应该也是一个慈善机构。就是边僻居海中的崇明，宋代虽然未曾设州，但有慈善救灾机构。如漏泽园，“宋崇宁初设，葬民贫而无地者，在旧州北”[9]。

政府设立常平仓、义仓以应急，预防自然灾害带来的灾荒。一旦碰到饥荒，政府会赈济粮食。绍兴八年（1138），黄瑀权知华亭县事，“值岁凶，白常平使者，请发廪以赈”。常平使者认为先得向上级报告，现在上级还没批准，无法开仓放粮。黄瑀说：“民命在旦夕，苟可以生之，虽得重罪不悔！”于是他在华亭县开仓发粟赈济，“全活者万计”[10]。光宗时詹体仁提举浙西常平，他“以余力立举子仓，创安济院，所活不可胜纪”[11]。

发生了自然灾害，地方官员有责任及时上报，进行应急处理。宋仁宗时，“天下郡国有灾异饥馑，而邻郡多闭籴。右正言充秘阁校理吴及奏乞圣旨，诸路或有灾伤，辄敢闭籴，科违制之罪”[12]。说明政府是有具体的应急救灾流程。虽然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种救灾的效率并不会太高。

灾害发生，政府要派人前去察看，断定灾害受损的具体情况。如李叔周监华亭县税时，曾经奉命视察水灾。这需要他乘船行走在老百姓的土地中，具体观察哪些土地受了灾、毁坏到怎样的程度，再决定免多少税。他看到了监司的圭田，同样是受了灾，但有关的官吏不敢向上奏报，就说：“水潦为患，上供且应复，况圭田乎？”于是全部免掉了赋税。[13]章岵为两浙转运使时，“会暴风，湖海涌沸。民之近湖滨海者，如海盐、华亭、吴江多遭漂溺。岵遣吏所在巡视赈恤，请蠲田租，人不失所”[14]。地方基层官吏察看灾情，再一级一级往上报，根据受灾的程度蠲免田租。

灾害后，判断农民是否受灾，因为直接与免税挂钩，所以有些官员就有机会浑水摸鱼。元初，有位叫谈公绰的官员，受宪司命“简灾田于松江”。到了晚上，他住在华亭一个富人家里，而富人之所以要好好招待他，“欲冒作虚数”，即将没受灾的土地都向上报是受灾了，因而富人“厚款之，宿之密室”，还不想让人看到。半夜里一美女来了，官员很吃惊，姑娘说：“妾此乡某氏女。父贷主人粟，经岁积利三十石，无偿因经妾贷。今夕奉主人命来。”姑娘的父亲借了富人的粟，多年累加已达三十石，因为还不起，就用女儿顶债。半夜里，富人让姑娘来服侍官员，当然这官员是没有动姑娘。第二天富人来看官员，姑娘以实情告，官员也对富人说，姑娘家“所负某当代偿，幸以女还其家”。富人没办法，“遂焚券而还之”[15]。这件事中，谈公绰是个正面人物，所以他没有享用富人的美色招待，但就救灾的过程来说，他是有办法将富人没受灾的土地向上呈报成已受了大灾，同样也可以将穷人受灾的土地说成没受灾，至于怎样呈报，就要看官员个人的操守。

紧急情况下，有地方官员不请示上级而擅自主张决定救灾，有时会得罪上级，在当时的制度下，这样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如黄灏担任知秀州兼提举浙西常平时，华亭大饥，莩殣盈野，“而属县方督促欠逋”。一方面是灾难来临百姓交不出赋税，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催促要及时交租。“时朝旨停阁夏税，灏乃更请阁秋苗，不俟报行之。”朝廷只是说夏税缓交，而黄灏说秋苗也可以缓交，他是为了让辖区内的百姓缓一口气，但“言者罪其专，移灏筠州，仍削两秩，仍从其请。州人尸祝之”[16]。因为擅自决定先斩而奏，所以移官他处并且降削两级秩，但同意他所做的决定，认为还是有道理的。这样一个过程，老百姓当然是认同了黄灏是个好官，在他走后为他点香火祭拜。

发生了灾害，官员还是会视具体情况，决定开仓放粮的，朝廷根据灾害的程度也会同意放粮。如姚宪知秀州时，“大水，民饥，华亭诸邑尤甚。宪请输粟万斛以赈，朝廷赐书奖谕”[17]。因为救灾有方，得到中央政府的褒奖。

敬礼神灵也是常见抗击灾害的方法之一，尽管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没有用处的。罗点任浙西提举，对自然灾害在浙西可能造成的影响十分警惕，他“规画荒政，凡数十奏，躬行犬亩，是惠甚溥”。淳熙中，“时久旱，请雨，点独致敬于祀典。郡天庆观有何蓑衣道人，郡守谓为神，每祷祀毕，咸就见焉。点不往，何以杖击僚吏车，以示斥辱。点视之漠然。俄大雨随车，郡人大喜”[18]。祷雨不一定真有这样的灵验，但对官员来说，只要自己坚定信心地向上天乞求，是一定能下雨的，因而这种祷雨，实际上是一种战胜灾害的信心。

中国古代会将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政事治理挂上钩，录囚是抗击灾害的一种治理政事的方法。所谓“录囚”，是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主要由上级对下级司法机关进行检查，逐一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进行核对，并纠正冤假错案。灾害时期的录囚，既是政府对自己行政错误的一种承认，同时也是为了拾起百姓抗灾的决心，与政府同心同德。汪文振淳熙进士，后为提点浙西刑狱，“时旱蝗民饥，县督逋贷，操下急监锢。文振录囚，夜至华亭，得四百余人，皆骨立，悉释去俟秋偿。檄诸邑如之，民藉以活”[19]。汪文振释放的四百余人，实际上都是因为自然灾害而交不出赋税的农民，被华亭县关了起来，释放他们，实际上与减免赋税期限或放宽交税时间起到相同的作用，对百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发生灾害后，政府常会视灾情减少征收赋税的额度。华亭县南面的云间、仙山、白砂、胥浦四乡，“风输秋租，独为缗钱者。自咸水为害，四乡皆为斥卤之地。乾道中，既筑堤堰，民渐复业。会邑人以酒额虚数告病，时参政钱公良熙请于朝，乞捐酒额，且以南四乡租税偿之苗硕，为钱三千（阙）贯，视北九乡稍优”[20]。此事，《正德华亭县志》也有记载，说：“开禧三年，以南四乡折补酒钱二税径解所司，遇灾依例蠲放。”[21]南四乡本来是用租税抵酒税，因为提出税额太高，而且土地太差，所以朝廷认为如果碰到灾害，是可以蠲免的。

鼓励民间救济。如元至顺元年（1330）浙西大水，“朝廷募民能赈粟五百石以上者，爵有差”，根据赈粟的多少授官爵。上海县青龙镇的章梦贤出粟二千余石而没有受爵，“故以旌其门也”[22]，政府出面进行表彰。其事虽然发生在元至顺初年，但相信这样的措施是经常实施的，是这个时期的通常做法。

此外，政府也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如兴修水利。吴及为华亭县令时，“教民预修水利，以待淫潦。明年大水，而阡陌坚完，沟洫通利，复稔如初”。再如绍圣中毛渐为转运副使，“浙部水溢，被患者数州，用奏疏浙西诸浦，浚吴淞江，开大盈、顾会二浦，以入于江，自是水不为患”[23]。毛渐奏疏后，朝廷决定兴修水利，对预防华亭地区的水灾作用明显。从这一点而言，兴修水利的工程有很多是为了预防水灾。

除政府外，民间抗灾救灾是这一时期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重要形式。比如赵铸，本来家甚贫，但后来他以经商致富，不数十年，家里就十分富裕。约在宋仁宗时，两浙地区连年发生饥荒，“年谷不登”，赵铸就捐出钱三百万缗，米千斛，“以待饿者，使苏民无流离之苦者”。时赵铸来往于苏州和昆山，因为他救济的昆山县东部灾民也有一部分属于古代上海地区的。皇祐中，苏州地区传染病流行，“疫盭为衅，民中之疾必不起，死者仅千计，骼胔盈路”。面对这种情况，赵铸“顺乡俗议，敛席焚之”，将死尸火化，防止病菌扩散，同时雇僧人“诵浮屠书，以赞其往”，即在火化时念经。赵铸被人称为“好施也如此”，是个“乐善居士”，死后葬于春申乡赤莲里，即位于今嘉定西城内[24]。宋神宗熙宁末，华亭饥疫，饥死者相枕藉。卫公佐“施粥给药，请邑僧灵敏辈分拯之，瘗殍死及买棺以葬者，无虑数万。邑大夫嘉其义，将奏言之。公佐辞曰：‘某占籍上等，恐为盛德累。疗病送死，僧行颇有力焉，请以荐僧行。’大夫义而从之”[25]。《正德华亭县志》说：“元丰中，复饥，租税无所出，令秩满，代者已至，转运使苛留之，使督逋负，缧系盈庭，公佐为出粟代输，释系者，而旧令始得解去。”[26]张百五是乌泥泾有名的大族，宋孝宗隆兴间，“岁饥，数出粟以赈”[27]。

也有富人在灾害期间低于市场价出售粮食给灾民。如夏椿，至元二十四年（1287）,“岁侵，椿出粟贱价以粜”。低价粮不够，干脆直接施粥。至元二十七年（1290）,“复侵，贱祟犹不给，则设粥于僧寺，以待饿者”。大德十一年（1307）旱灾，第二年跟着大饥荒，相邻州县的老百姓都投奔夏家，夏椿“辟庐舍，具饘药，视其羸壮而食饮之，生则赆之，归死者给棺以瘗，而书其姓名邑里，以俟来收骨者。凡施镪若干缗，米若干石，全活者若干人”。他不但让穷人有地方住，而且给他们吃饭和医药，如果死了就准备棺材安葬，还写上姓名，等待他们的家人来收尸。鉴于他的出色表现，有关部门把他的事迹上报后，朝廷旌其门为义士[28]。

三 自然灾害救助和预防的社会环境

发生灾害后，进行积极的救助，固然与中央政府的提倡有着不小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官员个人的重视有关。官员对自然灾害重视，就会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即使灾害来临，也会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官员对社会发展，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上海地区的发展，与官员们的努力密切相关，每当自然灾害来临，官员的努力与否对社会的影响十分重大。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上海地区很容易受到水患的侵袭，修筑有效的水利工程以预防灾害，就显得特别重要。上海地区的不少官员就格外重视水利建设，对社会而言，兴修水利成了人们衡量一位官员是否有成绩的重要标志。钱贻范庆历间为华亭知县，“岁旱频仍，讲求利病，开顾会浦、蜷龙塘诸水，以时蓄泄，万民赖之”[29]。人们记着他的是治水后对农业生产带来的益处。朱之纯《题思吴堂》诗序谈到了嘉祐时太常丞吴公几道在华亭县的事迹，“公有惠政，四十余年，民诵不绝”。他离开华亭时，“父老悲啼攀辕，不与前进，以至空一邑随之”。这样一位得到人们爱戴的官员到底做了哪些好事呢？浙右旱蝗，苏、秀为甚。“公方下车，克自痛责，遂祷横山之神，即致甘雨，虫亦避境，不食其稼。至秋大稔，乃出教条，命民预修水利，以待淫潦，或渟或注，达于江海。已后大水暴至，阡陌坚牢，沟洫既浚，复稔如初。比及三年，风俗归厚，天无札瘥，地无旱潦，家给人足，歌诵满路。”[30]这位吴几道就是上文提及的吴及。朱之纯说他嘉祐年间宰华亭，实际上是皇祐四年（1052）到任，至和元年（1054）离职到朝廷任审刑院详议官。这年秋天，吴及“乃教民预修水利以待淫潦。明年大水，而阡陌坚完，沟洫通利，复稔如初”[31]，所以他得到华亭老百姓的爱戴。虽然在华亭只三年，但“父老悲啼攀留不得进”，四十年后朱之纯还在谈起他。再如徽宗绍圣中，毛渐为转运副使，由于一再发生水灾，“用奏疏浙西诸浦，浚吴淞江，开大盈、顾汇二浦，以入于海。自是水不为患”[32]，似乎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南宋地方官兴修水利预防自然灾害的更多见了。如刘俣，绍兴间知华亭县，“滨海有秦山、盐铁、蚌港三堰，俣蚤夜督作，堤成，灌田六百亩”[33]。丘崈，南宋孝宗时“出知秀州华亭县。捍海堰废且百年，咸潮岁大入，坏并海田，苏、湖皆被其害。崈至海口访遗址已沦没，乃奏创筑，三月堰成，三州舄卤复为良田”[34]。由于他大量修筑河堰，阻挡了咸潮对农田的影响，从此苏、湖、秀三州的盐碱地都成了良田。当然，丘崈修筑堰以前有位华亭人叫许克昌，时官为右正言，他向朝廷游说了一番：“时松江新泾塘为海潮冲突，咸水延及嘉、湖二境。克昌请于朝，移堰入运港，以避潮势，由是三州之田获免咸潮之患，乡邦德之。”[35]丘崈是根据许克昌的建议来修堰的。再比如庆元时的黄震，尝摄华亭令事。他认为“华亭水乡，大究塞泄之法，申府请修田塍，万民德之”[36]。再如罗点淳熙中除浙西提举，“规画荒政，凡数十奏，躬行畎亩，实惠甚博”。他对华亭县的最大贡献是治理淀山湖。淀山湖位于昆山和华亭之间，被戚里豪强之家占以为田，严重影响到了湖水的下泄。罗点发现问题后，经过调查，“奏请开浚，且为图以献”。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百姓勇于赴功，不日而毕，所济田百万亩”。之后刘颖提举浙西常平，“还淀山湖以泄吴松江二水，禁民侵筑，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赖之”，也就是说保证了湖水下泄至吴松江的通道，不让百姓侵占。[37]

碰到自然灾害，如果官员们救灾有方，为人民做了好事，就很容易被后人记在心里。如常楙是进士出身，景定元年（1260）知嘉定。在嘉定前后五年，“公廉自持”，是个清官。他任官时恰巧碰上发大水，于是积极救灾，“劝分和籴，按籍均数，部使者交荐于朝”。也就是说，他对救灾粮是按户籍多少来平均发放的，因而大家都觉得比较公平[38]。吴柔胜为华亭下沙盐场官，授嘉兴教授。黄灏提举浙西常平，时华亭大饥，黄灏就委托吴柔胜积极救灾，“全活甚众，华亭民得免离殍也，柔胜之力也”[39]。

官员救灾以外，上海地区预防灾害以及救灾抗灾措施得力的原因之一是，地方世家大族积极投身抗灾救灾，他们将自己的救助行为看成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自己对地方建设和治理的应尽义务。

唐五代两宋至元初，上海地区有很多“敦诗书，好施惠，重宾客”[40]的大族世家，他们有着积极的生活态度，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了上海地区早期士人的一些鲜明特点。很多士人都尽可能地想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好事。如南宋前期乌泥泾大族张百五，捐千金建清和桥，就是后人所称的长桥。宁国寺以西有地号八千亩者，“常苦旱，百五开长渠，自乌泥泾直达黄浦，引潮灌田，家人享利”。显然是张百五个人出资修筑了很长的渠道，引水灌溉农田[41]。之后另一位大姓赵如珪，“自泾道府城及黄浦之东，迤逦凿井架庵，以憩行旅，夏月施汤茗”[42]。来往交通，路人每隔一定距离要有休息的地方，上要有遮阴，热天要喝口茶水，而赵如珪就在交通要道上修建设施，当然受到大家的称赞。宰相张商英的后代迁到华亭后，子孙中有位叫张俊，“自幼机警通史传学”,“中慈而外刚”，典型的文化大家子弟，他在华亭乡村做了很多好事，“性好施赈贫周急，凿义井，创义舟，建大石梁三”[43]。

做慈善救济百姓更容易显出士人大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南宋隆兴间发生饥荒，乌泥泾张百五“数出粟以赈”[44]。宋末元初，王子昭曾想“别置田米，创立安怀院，以养鳏寡孤独之民。后因疾作，未能遂志”[45]。卫谦立义庄赡宗族及乡闾之贫者[46]。元代张瑞卿八世祖自杭州迁到华亭之樱珠湾，六世祖迁到吴淞江南的祥泽，几代人都在这里居住。他家“栖迟亩亩，代有隐德，行义修于家，惠利及于乡”,“曾玄绳绳，世济厥美，诗书之泽，视昔为浮，故乡人以积善之家称之，昭文馆学士雪庵李公因大书以名其堂”。祥泽张家的积善堂远近闻名，主要是几代人以读书为乐，同时在乡间做善事，所谓“行义修于家，惠利及于乡”，是不求出仕的士人追求的最高境界[47]。殷澄父亲为宋节干官，“家富好施，每大雨雪，必载薪米，遍乞寒馁人，死者为具棺殓，人目为殷佛子”[48]。慈善救助穷人是大族文士的标签。

再如嘉定大族周知柔，祖上“好游江浙间，因乐吴会风土而宅焉，今为昆山人”[49]。其祖父为保义郎致仕，父亲周浩为承节郎。周知柔生于绍兴八年（1238），开禧二年（1206）宁宗郊礼，“以男必强叨仕版封保义郎”，是正九品的武官阶，说穿了只是给了个官的名誉，但周家一直是以世代为官自居的[50]。其次子周必进历官为承节郎、前镇江府大港镇税，后恩转训武郎，“经理家务几三十载”,“急义如渴，一乡称善”，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家庭在社会上有较大的表率作用，“公视子侄，爱均一体。门无白丁，公之力也”，说明重视家庭人员接受知识教育。他有很多义举，“每岁春夏之交，囗损米贵，遏平时价。疾者药，死者櫘”。“集僧道经文，摘关洛警语，选婴孩良方，锓梓镂石，乐施广劝，仁声薰郁。”[51]作为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声望的大族，周家在嘉定地方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族士人还尽可能在民间树立克服灾害的信心。华亭县治东北的黄浦上有顺济庙，宋咸淳中重建。重建的经费主要是利用了民间大族的捐款：“初邑豪钱氏尝舍田四十亩给守祠者。至是，诸君复益田数百亩，里中善士吴梦酉、刘用济、唐时措、时拱各推金帛，增丹碧费。既成，雄丽靖深，为巨观一都会。”[52]这庙祭的是天妃，“瓯粤舶贾风涛之祷辄应”，而“松江郡之上洋为祠”，是通过祭祀天妃来使汹涌的大潮平息，以保佑海上航运的人们。

如前所述，自唐代成立华亭县后，上海地区的社会发展是比较快速的，但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很容易受到水灾、海潮、旱灾的影响，这时期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是比较频繁的，有的灾害造成的社会损失也是比较重大的。不过，这一时期从政府到社会，都有一些救助的办法，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灾害的侵袭，因而总体上社会救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从社会环境而言，当时的一些官员是摆正了心态，兴修水利，积极预防灾害成了他们为官的重要职责之一，而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也担负着建设社会基层的重任，把抗灾防灾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地区尽管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很高，但社会救助措施还是相对有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