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内容及重要观点
这项研究成果主要内容以田野调查的形式和民族志的阐释框架，观察藏族史诗演述类型的形成及其文本形态呈现出的多样性，包括各大寺院与民间遗存的“格萨尔”说唱文本、说唱表演形式、乐舞、剧目、口传艺人与文化习俗及其艺术特色等历史变迁，从文化人类学视野将格萨尔藏戏演述与藏民族世代相传的史诗相对照，甚至与传统习俗相对照，阐释藏族格萨尔史诗与戏剧发生、功能、发展及其演述形态、叙事模式之间的文本转化，是口头传统与戏剧的互文与衍生，从而解释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表演的演变过程。具体内容从三个方面展开，分章加以阐述。
（一）对于藏族《格萨尔》史诗与说唱生成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语境研究
在第一章对于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传统形成的论述中，从族群生活环境、地方资料和学者、表演者口述诸方面观察，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艺术传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艺术，民族艺术发展的支点是民族精神，它凝聚了一个民族的哲学、性格、文化与心理积淀。而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一个民族生活的环境、时代有关，这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格萨尔史诗说唱与戏剧产生形成于青藏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中，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阐述其自然生态孕育了原住民传统的生态智慧观念，内化了他们对自然的崇拜、价值观、知识、态度和技能。
第二章是格萨尔从神话到史诗叙事表演研究。通过考察格萨尔神话传说中的婚俗与歌舞剧“嘎嘉洛婚礼”表演，在人类学层面对格萨尔原型、口头传统、内容与功能知识体系进行梳理，阐述格萨尔从生成、说唱者、史诗作品、说唱传统转向文本—话语—文化的互文性，包括格萨尔神话、传说、信仰、故事、婚俗、说唱与戏剧演述，它们在地方知识的语境中相互依存、相互阐释，构成了口头传统的互文关系。解释了千百年来，格萨尔这一现象成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民间记忆与民间信仰，基于此，形成了格萨尔史诗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的多样性。
第三章是“仲肯”与说唱艺术研究。格萨尔史诗是由民间艺人“仲肯”在藏族群众中广为传唱的说唱艺术，从“仲肯”的生成与成长、表演与程式、表演者心理与社会行为、表演者口头叙事与象征、表演者记忆与传承等方面给予关注，尤其对青海格萨尔说唱者达哇扎巴做个案研究，观察说唱艺人达哇扎巴用诗行编织故事，用吟诵来讲述格萨尔这种特殊的表演方法，可看出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程式和艺术结构是一种无意识的吸收、融会贯通的过程。长期的田野考察发现，格萨尔口头说唱表演者的创作完全使用本民族的诗歌传统要素来构建格萨尔史诗的程式，这些程式包含了说唱内容、礼仪场合、仪式和庆典，呈现出格萨尔史诗的口头叙事说唱形式与戏剧演述特点，以此阐释格萨尔戏剧是在继承史诗说唱传统的基础上，保留了说唱曲艺之特点。
（二）藏族史诗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的多样性研究
第四章是史诗说唱到戏剧文本书写演变的研究，即对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文本、口头叙事说唱传统与文本书写及其戏剧文本的书写做了较为翔实的分析。早在吐蕃时期格萨尔史诗就以说唱形式在藏区广为流传，它既保留了曲艺的特点，又具戏剧演述形态，且在表演体制中遗留有许多说书人叙述的因素，呈现出说书人的叙述手法和程式，与元杂剧的演述有着种种关联。本章运用理查德·鲍曼表演理论，通过说唱演述案例，来考察格萨尔戏剧叙事过程中文本和动态表演的互动，格萨尔讲述人采取的传统化行为以及具体情境中的“语境化”，探讨格萨尔史诗从说唱文本到戏剧演述形态演变研究。
第五章是格萨尔乐舞仪式到戏剧演述形态演变的研究。乐舞是一种沟通神灵与人类之间的媒介，是伴随巫术而成为具有特殊功能的符号。其中，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密切相关，格萨尔史诗发生最初都只是为了乐神、事神、娱神而存在的，格萨尔乐舞在各寺院被称为“跳神”，或称“神舞”，亦称“格萨尔羌姆乐舞”。数百年来，格萨尔乐舞在藏区各寺院世代传承着，包括演述形态、艺人特别是有创造性的艺人，他们在传承中起到了戏剧仪式作用，因此，格萨尔藏戏与神舞同出一源。
第六章是从格萨尔史诗到音画诗剧演述的研究。主要以格萨尔剧目《赛马称王》为例，考察格萨尔史诗转换为音画诗剧表演的审美特性，阐述了格萨尔戏剧表演呈现出来的史诗说唱、羌姆乐舞与诗剧表演，具有民族戏剧“剧诗”的美学特征，既延续了说唱艺术传统，也延续了诗、乐、舞三位一体原始艺术。
第七章是赛马称王故事到马背藏戏演变研究。《赛马称王篇》是格萨尔史诗篇章中格萨尔赛马称王的故事，其故事在民间由格萨尔仲肯传唱，形成了藏族赛马习俗，后演变为在草原上表演的戏剧剧目，其表演是由演员骑着马匹在马背上完成唱、念、舞、技戏曲表演程式的戏剧形式，称为马背藏戏。它经历了从史诗说唱到民间赛马习俗，再到戏剧扮演，形成了独具美学特征的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
（三）关于格萨尔藏戏从说唱音乐到戏曲音乐演变过程的研究
第八章主要是对格萨尔说唱音乐形态与藏戏音乐形成的阐述。这章就格萨尔史诗口头叙事中存在的音调、韵律、节奏、唱词、诗节、声腔、叙事范式等诸多因素，包含古老的民歌、说唱、吟诵、歌唱、咒语、预言、仪式与祭祀以及各种叙事，阐述格萨尔史诗民间调式与曲牌的丰富多彩，并指出了迄今为止保留着大量的格萨尔说唱曲调及音乐种类，既丰富又独特，如格萨尔仲、喇嘛嘛呢、折嘎、古歌、哈热哈通调、嘶鸣调、河水慢流调、珠姆调、超同调、丹玛调、辛巴调、道歌调、吉祥调、赞帽调、凯旋调等，不同人物有不同的唱腔曲调，是一个难得的“曲调库”和音乐生态系统。甚至保存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包括如山水赞、服饰赞、牛羊赞、婚礼赞等赞词及表演，它包含了藏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观，对于研究格萨尔藏戏的演变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第九章是对格萨尔戏剧演述的诗学特质研究。通过对格萨尔史诗与藏戏审美形态的考察，以格萨尔口头叙事语言与诗学、说唱音乐中的民歌与曲牌、戏剧唱腔等格萨尔戏剧演述审美形态为切入点，阐释格萨尔戏剧呈现出的戏剧演述的诗学特质。
第十章是对格萨尔戏剧结构与程式研究。通过考察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史诗结构与戏剧程式、格萨尔剧目与表演、戏剧演述形态的说唱叙事结构、戏剧表演结构与角色扮演、舞台艺术形态等，阐述了格萨尔戏剧演述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审美特征。具有丰富而自成体系的藏戏表演程式、技艺技法：在艺术形式上，它既保留了寺院的宗教音乐、舞蹈以及绘画艺术，又吸收了民间的音乐歌舞、说唱等艺术营养，同时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借鉴了汉族戏曲的表演程式，故而自成一个完整独特的格萨尔戏剧演述体系，独具戏剧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