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东文学的漫长发展阶段：汉至唐五代

第一节 相对沉寂的两汉文坛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秦将王贲自燕南下攻齐，齐“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齐）王建遂降，迁于共”（《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至此，偏处山东一隅的齐国最后覆亡，大统一的封建王朝秦建立。但是，齐国的旧贵族诸侯势力仍有不少残存，对秦的统治构成潜在威胁，故秦始皇5次出巡统一后的关东各地，来山东就先后有过3次。如秦二十八年（前219），始皇登邹（今邹县）峄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又封禅泰山，立石颂德。又东至芝罘（今烟台北）、南至琅邪，筑琅邪台（今胶南南境），“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次年又来山东，登芝罘，刻石。如二十八年之琅邪台刻石云：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不过，这些纯属赞美的实用文字并不具备任何文学价值和审美性质。其实，扩大而言之，极端专制严酷又短命的秦一代，亦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可论。

汉王元年（前206），刘邦灭秦，子婴降；汉高祖五年（前202），项羽兵败自刎，刘邦即皇帝位。汉朝建立之初，于行政区划上实行州、郡、县与诸侯封国制度。此后各区域虽然屡有增减变化，但终两汉之世，山东境地大体据有兖、青二州之全部和幽、徐、冀、豫等州的一部分。而总观西汉初的社会思想文化状况，较为宽松，战国时期流行的几个重要学派重又活跃起来，儒家与黄老之术、刑名之言互有争辩驳难。但是，“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侍问，未有进者”（《汉书·儒林传》）。那根本原因就在于经秦汉之际的大战乱后，社会生产力与整个社会财富遭受到空前破坏，亟须恢复发展，而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符合现实需要，它被具体表现为与民“休养生息”的基本政策，历“文景之治”后，至武帝初期，社会经济已臻达高度繁荣富庶境地，即《史记·平准书》所描述的：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子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具体到山东地域，由于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殷实雄厚，便曾四次大规模地治理黄河，消除水患，以兴修水利灌溉事业，有力保证了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长足发展。如就水稻种植言，“蓄潍水溉田，……旁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号万匹梁”（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六）。相应地，农业生产技术也获得很大提高，它主要体现于汜水（今曹县）人氾胜之撰著的农书《氾胜之书》里。其次，则为山东特有的地域物产和手工业，如汉桓宽《盐铁论·本议》所云者：“燕、齐之鱼盐旃裘，兗、豫之漆、丝、缔、纻。”再者，山东还是当时商业最发达的地域之一，“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盐铁论·力耕》），由之产生出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高度繁盛的大城市，也足以与西方的国都长安抗肩，如《史记·悼惠王世家》载武帝时临淄人主父偃称：“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唐司马贞《索隐》注云：“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齐人众而且富也。”

总之，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上，展现了汉代文化文学的辉煌景象。首先是作为一代文学之盛的标志性作品——赋，尤其是体制闳大，气势伟岸，极尽铺张扬厉、波诡云谲之能事的大赋，蔚然为奇观，“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两都赋序》）。它们是一大批赋家“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结果，最典型、集中地展示显现着大统一的汉王朝空前强盛繁荣的局面。其次是作为杂散文形态之一体而存在的史传散文，也于两汉时期形成了其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潮，那巅峰之作便为永恒经典的《史记》和《汉书》，它们共同给以后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官修正史垂范立则，但那已经超出文学范围，属于完全的历史学活动。再者是“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乐府民歌，与“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明陆时雍《古诗镜》）的文人五言诗。然而，就两汉的山东文坛来看，基本置身于史传散文之外，这在上一章末节已言及，无须再赘。而乐府民歌的采集范围遍及长江与黄河流域；文人五言诗虽也有上层贵族官僚成员，但作者队伍仍以社会中下层士子为主体。所以，应该是都包含着山东地域的作品及山东籍的文人在内，然唯因难以确指考定，故不易论述。那么，能够正面评析的，便只有以赋著称的东方朔、祢衡等人——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活动，分别在西汉前中期、东汉末。这样看来，两汉时代的山东文学概况，成绩平平有限，因为人数既无多，艺术水准复远未达到一流之高度，故一言以蔽之：沉寂。

下面先说东方朔。朔（前161—？），字曼倩，平原厌次（今陵县神头镇）人。[1]汉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里记载了他怀肉污衣、岁更娶妇等类似“狂人”的怪异行径后，并云：“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闲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座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门也，门旁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另《汉书》本传又有其绐驺侏儒、榜楚舍人、伏日取胙、醉遗殿上等许多故事，末后之“赞”云：“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其滑稽之雄乎！”同书《严助传》也谓东方朔“不根持论，上（武帝）颇俳优畜之”。唐颜师古注“不根持论”曰：“论议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也。”可知这是个以诙谐滑稽的言行取悦于皇帝而得到亲近的人物，“言语侍从之臣”，带有浓郁的喜剧色彩。所以，人们便将不少的佚闻传说一体附会到其名下，诚如“赞”总结者：“朔之诙谐，逢古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诸般只是东方朔“诙达多端，不名一行”的部分表面现象；其实，他“环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颃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诚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复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于心”（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序》），有着较为广博深沉的思想内蕴。故《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百家中，将之著录于“杂家”，另疏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墨、儒，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以之印证东方朔一生行事言辞，诸如《谏起上林苑疏》《化民有道对》、谏阻董偃入宣室，体现出仁政爱民、崇德尚俭以化民、崇礼重教的儒家学派主张；贺诛昭平君是基础于执法不阿、无得徇情枉法的法家之说，与公车上书的“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相表里；又《答客难》《上书自荐》那“高自称誉”的敷张铺排、恢奇恣肆，而指意放荡、气势涌腾不羁的特征，无疑是浸染借鉴了战国时纵横家说辞的作风神采；《诫子诗》中“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所流露的人生哲学，充满了道家气息色调，与《庄子·养生主》所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真是一脉承传、相契深心。明张溥则认为：“《诫子》一诗，义苞《道德》两篇，其藏身之智在焉，而世皆不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东方大中集》）

东方朔著述颇丰，当时即广为人传诵，然身后多散佚。而其本人却逐渐衍变成笔记小说中一个半神仙式的怪诞不经的角色，如托名班固《汉武帝内传》、托名刘向《列仙传》、郭宪《东方朔传》、应劭《风俗通义》等书里，都有关于他的记述。明福建龙溪人张燮编辑《七十二家集》，汇录东方朔的存世作品为《东方大中集》，凡2卷。除个别伪托之作如《十洲记序》外，可信的计有14篇，包括了骚、疏、书、论、设难、颂、铭、诗等各种文体，先前《文心雕龙》的《辨骚》《诠赋》《祝盟》《杂文》《论说》《诏策》《书记》等篇中已经部分言及。至于其他的存目无文之作，尚有《汉书·艺文志》“杂家”目下的20篇、《汉书》本传“赞”引自刘向《别录》中的《封泰山》《责和氏璧》《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猎赋》《八言》《七言》上、下，以及《文心雕龙·祝盟》所言“东方朔有骂鬼之书”、同书《书记》云“东方朔之难公孙”、同书《谐》载“东方曼倩尤巧辞述”的不知名谐隐之制。另外，其他署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隐真论》《东方朔占》《灵棋经》2卷、《古书》3卷、《柏梁台诗》、今存《骂鬼文》等，则皆系伪作。[2]

要之，东方朔学归杂家，属文各体均能，但是，真正使其卓立于文坛且备具相当文学价值的，却是他的赋——首先是《答客难》。按，赋本来系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特殊文体，早期的骚赋接近诗歌，汉大赋出现后，标志着它文体的真正成熟，但大赋多用散句，虽间有韵语，实质上则应归于散文，故论者将赋分类时，名之为散体赋。“散体赋是汉赋最基本、最重要的体式，也是古赋最基本、最重要的体式。四言赋体式上接近《诗经》，骚体赋接近楚辞。《诗经》是北方的文学，楚骚是南方的文学。秦汉国家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散体赋吸取南北文学的长处，以其句式比较灵活自由的形式出现在赋坛。散体赋出现后，虽然四言赋和骚体赋仍有作家问津，但散体赋在赋史上的重要地位已非四言赋和骚体赋可以替代”[3]。汉代散体赋依据篇幅的长短而将之区分为大赋和小赋、或称短赋两种类型，它一般采取主客问答的形式，“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西京杂记》载），标明了它辞藻华美、崇尚铺陈夸饰的艺术精神和美学品格。

不过，大赋特别注重在“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若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班固《两都赋序》）的美颂讽谏的社会功利作用。《答客难》的性质内容显然与此迥异：“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铨赋》）。《答客难》为“写志”——不歌功颂德而舒愤懑、发牢骚之制。并且篇幅也相对有限，本不属于大赋的鸿篇巨作类型，而接近于小赋、短赋的形式。这里应说明的是，《答客难》仅仅“接近”，却非赋的正体；换言之，它有赋之“实”而无赋之“名”。《文心雕龙·杂文》云：“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以宋玉《对楚王问》为始，置“对问”一类，《答客难》亦在其内，都总属于“杂文”。至南朝梁萧统《文选》，分类更加琐细，卷四十五虽先有“对问”，然仅录《对楚王问》一篇；紧接着又置“设论”一类，即首列《答客难》。其实，不管怎样划分归类，均系着眼在表层的结构形式，故程千帆说：“此体假设客主问答，以畅作者之怀。散而不韵，实战代游谈之嫡裔，然羌无故实，则赋家凭虚之流风。”[4]既然载具了赋体的基本范型特征和精神实质，并被历代论赋者所认同，便完全可以将之视作赋的旁衍或分枝，归纳入赋的大范畴内。

有关《答客难》的制作缘起与主旨，《汉书》本传记叙说：“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已清楚表明他是不满意于自己的“徘优”地位，长期沉沦下僚，致空有辩智才能而不得机会施展，辜负了满腹抱负所作的。所以，文章开头虚拟的“客难东方朔曰”，就是其本人多年来积郁于心头的实实在在的苦闷憾恨，势在必发，必尽吐方为快。“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文心雕龙·杂文》），正概括出《答客难》的主要内容和写作特点，故以下便承之长篇大论的答辩之辞：

是固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摄，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

它首先提出时世各不同的观点，然后以从前战国苏张之世与天下一家的今世作对比结构，揭示出即便同样的智能，机遇处境便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引先贤著述为证，由之结论为“时异事异”，并非个人的原因。首尾呼应，严密周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另外，文中以大量四言句式为主体，间或用参差不等的杂言，时出之惊叹、疑问口吻，滔滔流泻而下，酣畅奔涌，气势充沛盛溢；再穿插一些偶对譬喻，增加了形象性，新奇妥帖。要之，这种铺陈张扬、夸夸其谈而汪洋恣肆的风貌辞采，多体现出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习气，或许还渗染着齐地的地域民俗因素，是与鲁地儒家学派的谨重朴实有着明显区别的。后面又转过笔意，以“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领起，大量引证《诗经》《荀子》《礼记》之语和太公封齐，体行仁义，“七百岁而不绝”之事为例，强调无论古今，都务须注重自我修养、不可懈怠的道理——大概在东方朔看来，这是取决于个人意愿而不再听由人支配的唯一，也是他引以自傲的吧。所以，接着又逆笔挽回文势，仍然重申士之得用与否，其根本在于时之遇与不遇上：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抉，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筦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繇是观之，譬犹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仍然是运用征引古事古语以证今的手法，并借助譬喻，连类以从；虽纵说横议，排比“何疑”“何怪”之落差，也仍然是“时异事异”之理的展衍引申。正缘由此，才给心头留下永久的隐痛，激发为嬉笑怒骂的谑浪放荡之笔，去回答“客难”，实际上则是聊以自我慰谕宽解吧。

《答客难》的设为主客问答对辩的基本结构模式，与汉大赋相似，但它作为小赋、短赋，却对以后的同类体制之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大赋家扬雄《解嘲》便是直接规仿《答客难》命意之作，其“序”云：“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号曰《解嘲》。”赋中屡称：“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这类的烦闷郁抑，不是与《答客难》异代同心、共出一辙吗？再自东汉以降，如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崔寔《答讥》、蔡邕《释海》，以及陈琳《应讥》、夏侯湛《抵疑》、曹植《客问》、庾《客咨》、郭璞《客傲》、韩愈《进学解》等，皆承《答客难》之余绪；更为嬗变发展所作，由此亦可见它的血脉绵延之久长。

另有同样备具赋之体却无赋之名的《非有先生论》，也是东方朔负盛名之作。“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论也者，弥论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陈政则与议说合契”（《文心雕龙·论说》）。据此标准，其所说的道理条畅不紊、清晰有序而没有差失，内容即广博且专精，属于国家政治方面的问题，故合乎政论文的体裁要求，《文选》卷五一即将之归入“论”类，列在政论文性质的贾谊《过秦论》后。然而，就它设对问答的结构形式与敷采摛文、铺张扬厉的作风来看，“其实，《非有先生论》也是设论的赋，与《答客难》不同的是，这篇作品有明确的讽谏用意”[5]，而与《答客难》相同的是，它们皆为赋的旁衍分枝，并非正体的赋。另外，它假托“非有先生”进谏吴王，顾名思义，也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此讽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措意、手法相类似，均为汉赋的一般常用表现方式。东方朔在篇中，四次用“谈何容易”的喟叹感慨之笔引领束结，大量援举关龙逢、比干、太公、伊尹、蜚廉、恶来革、伯夷、叔齐、接舆、箕子等人史事作为正反对比映衬，将古例今，阐明进谏难而纳谏更难，与察言纳谏、从善如流的重要性，证之以由此带来的不同后果。其声势闳阔奔放，雄辩滔滔，与《答客难》的风貌多有相通处。但是，它以吴王纳谏从善，遂得天下大治，“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的美好理想圆满告终，自然便少了些《答客难》的牢落不平之气。再者，《非有先生论》还有一些人物情貌行态的描写，如说吴王“惧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用笔既简洁有味，使形象鲜明生动，又渲染出整个事件的演进过程，颇见流动之致。

东方朔还有一些书札，似是信笔出之，却颇见出真性情流露，可以据之想见其为人。如《从公孙弘借车马书》：

朔当从甘泉，愿借外厩之后乘，木槿夕死而朝荣者，士亦不必长贫也。

这是元朔四年（前125）冬东方朔将侍从武帝行幸甘泉宫前事。公孙弘（前200—前120），淄川薛（今寿光）人，时为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三公，秩万石），朔与之友善，或许是因为同乡梓故。但此处特见他的傲岸，以朝开夕谢的木槿花为譬拟，虽久不得升迁，地位类似俳优，但仍充满高度自信心，言简意长，兀然之神态毕现凸显。故公孙弘《答东方朔书》回应说：“譬犹龙之未升，与鱼鳖为伍；及其升天，鳞不可睹。”（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九六“鳞介部”引）亦颇有期许。又如《与友人书》：

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

另《文选》卷一二晋木华《海赋》唐李善注引东方朔对诏曰：

凌山越海，穷天乃止。

皆极具高渺旷逸、独立遗世的意味和廓朗寥远、包举四海的境界，尤其是前者，更飘飘然有神仙家风致。汉武帝信神仙之事，好方士从海外仙山求不死之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这类文字。但就文学本身而言，它上承《庄子·逍遥游》《楚辞·远游》的余韵，下开晋郭璞《游仙诗》、乃至李白访道游仙，“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杜甫《赠李白》）一类诗作的风气之先，那踪迹脉络是历历可寻的。总之，东方朔上述作品，不加雕饰而任心挥洒，短章深味，或以率真袒露见长，已涵纳了后世所谓“小品文”的情韵神致，在以高古严重、巨丽闳侈为主流风貌的西汉时代，尤能彰显它的隽永简洁、略形传神的艺术精神。

前曾言及，赋始盛于汉，是其具载时代标志意义的一种文体。再具体说来，从西汉武帝到东汉安帝的大约两个半多世纪间，为它最发达的阶段，大赋系代表形式，主要赋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但自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外戚宦官擅权专政，造成社会黑暗混乱，国势也日趋衰弱，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强盛安定。在这种大背景下，以铺陈夸饰为能事的大赋也伴随物质文化基础的改变，逐渐走向没落，而被体物述行、抒情表志之类的小赋、短赋所替代。山东文坛上，则有祢衡异军突起，形成高峰，同时他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作家，这是因为其写作有《鹦鹉赋》的原因。

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临邑东北）人。《后汉书》本传谓其“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孔融将之荐于曹操，说他“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荐祢衡表》）。曹操欲见之，但“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随之又发生了击鼓《渔阳》、裸身庙堂等直接冲突，曹操发怒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刘表亦不能包容其侮慢，以江夏太守黄祖性躁急，又与之。终因祢衡出言不逊，相互间发生龌龊，“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箠，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衡时年二十六”（《后汉书》本传）。而《鹦鹉赋》便成于此际。据“序”云，黄祖子黄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座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

《鹦鹉赋》属于体物、咏物之制，以各种诸色之物为题材是赋中的大宗，《文选》再细分之，于卷一三将之归在“鸟兽”类内。首作的当是西汉初贾谊《鹏鸟赋》，不过，他只是视鹏鸟为其问答的客体，并未正面描写它的形貌神态，却借题发挥，转而谈说哲理，抒发人生感慨。后来孔臧《鸮赋》，则只议论鸮鸟的凶兆。东汉末赵壹《穷鸟赋》，仍旧忽略刻画形象，诚如“序”中所言者，“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故托物抒怀，借鸟的艰窘危困来拟喻当时士人遭逢的险恶处境，以鸟的获救来表示对友人帮助的无限感激。因为他“恃才倨傲”（《后汉书》本传），为乡里摈排，后又以犯法几被杀，幸得友人援手方获免，故特制此赋以答谢之。所以，这首仅100余字的短篇小幅，虽然也名之为“赋”，实际上却更像是寓言故事。祢衡的构思命意与赵壹近似，但避免了他简率无文的不足，而注重表现鹦鹉艳丽辉美的外在容貌和聪明灵慧的内蕴精神；并且吸取贾谊因鸟寓情、由物写心的艺术方法，从而将鹦鹉高度拟人化，用以自况，来传现那份深沉的身世之悲与忧生之叹。或许可以说，只是到了祢衡手里，才得物我交融合一，比物取意，使这类赋真正臻达成熟圆满的境地。

清何义门评析《鹦鹉赋》云：“前言鹦鹉之所由来，中言鹦鹉之至，有离群之感，后言鹦鹉怀旧不遂。深感恩托命之思，明明自为写照。”（《文选集评》卷三引）它开头极力摹写鹦鹉的美形慧质，超越凡鸟，以渲染声势，而造成被人捕获的不幸结果：“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其实，才高众嫉、过洁世嫌，正是那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故令多富智志又傲岸不阿的祢衡，每每顿生孤危不永的深重思虑。接下来，就鹦鹉落入罗网后的遭际来抒写自我心志：

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愍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感平生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抉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

这一大段文字实为此赋之主体，亦主旨之所在。看似写鸟，又夹写人，两者融汇成有机的统一体。你看，鹦鹉的剪羽笼囚、身不由己，正像是人的事主从宦，便丧失独立人格和自由，连生命安全都不得保障，时时有鼎俎之险；鸟的亲族远绝两隔，怀旧思乡不遂，于严霜凉风中哀鸣悲吟，凋零憔悴，不正是生当季世、流离无定而忧谗畏讥的才俊之士的真实形象写照吗？所以，文中连续排比“痛”“哀”“愍”“背”“侍”“惧”“耻”“羡”“识”“怀”之语，以领起情思行迹，接着再描述秋天的萧索凄清景象作为映托，更特见纷乱哀苦、焦虑恐惧的心绪。基于此，由于认识到一介寒士无法与严酷的现实对抗，更谈不到改易它，故末段转而发作委身托命的循顺之言，谓鹦鹉愿以“微命”“薄躯”去报德效忠于主人，委婉表示了祢衡自己苟全性命、以企久安的想法。

只不过一时的委曲求全话头，终究难以救护这位刚傲偏激的狂士的年轻性命，他很快便结束了悲惨而短促的一生。“衡恃才倜傥，肆狂狷于无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谓咎悔之深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又，宋叶廷珪《海录碎事》云：“黄祖杀祢衡，埋于沙洲之上，后人因号其洲为鹦鹉洲，以衡尝为《鹦鹉赋》故也。”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被流放夜郎西行至巫山遇赦东归，途中在江夏停留时怀想祢衡说：“一黍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又有《望鹦鹉洲怀祢衡》诗：“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痛悼他的悲剧性身世，敬佩他的才情文藻；但联想到孙登说嵇康的话：“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晋书·隐逸传》）又深深惋惜他的不知机变，终至枉自丧生，那扼腕凭吊之态溢乎言表。但千载之下，连类触感，实引为同调，由此也可见出祢衡及其《鹦鹉赋》的象征意义和恒久范型价值。

刘师培曾经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着眼，评论祢衡说：“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鹦鹉赋序》云：‘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知他文亦然。是以汉、魏文士，多尚骋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此皆衡文开之先也。”[6]此或源于《文心雕龙·才略》中“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之论。上述特点，也同样体现在祢衡的《吊张衡文》（《太平御览》卷五九六引）里。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北）人，亦为东汉后期的文学名家。安帝时为太史令，曾以“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徒，自去史职，五载复还”（《后汉书》本传）。顺帝朝迁侍中，阳嘉中出为河间王刘政相，“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愁诗序》）。对于这样才秀运蹇、逢时不偶的前辈名士，祢衡自然是会滋生萧条异代的共同慨叹，文云：

南岳有精，君诞其姿；清和有理，君达其机。故能下笔绣辞，扬乎文飞。昔伊尹值汤，吕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独值汉。苍蝇争飞，凤凰已散，元龟可羁，河龙可绊。石坚而朽，星华而灭，唯道兴隆，悠悠永绝。……周旦先没，发梦孔丘。余生虽后，身亦存游，士贵知己，君其勿忧。

先是盛赞张衡的文采华美却叹息他生非其时，“苍蝇争飞”以下云云则言辞激烈剀切，痛斥社会政治的极端黑暗，流露出愤世嫉俗以至于近乎绝望的情绪。但是，浊不掩清，而仍然坚信张衡高标独举于俗世权贵之上得长辉：“河水有竭，君声永流”，并推自己为知己以慰其英灵，以照应遥映开首。如此立意，诚合《文心雕龙·哀吊》云者：“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至于其中又说“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细观《吊张衡文》，系四言句而兼或用韵之体，它造语清简而气脉流动酣畅，情感充溢而文辞爽劲骏利，虽已有异于以前一般汉文的质重奥朴，却也没有后来六朝文的繁缛华丽，况且措意沉痛挚切，并无飞扬轻举的脱达之致。

据《隋书·经籍志》载祢衡曾有集2卷，录1卷，然久已散佚，犹存世者仅文5篇，除上述者外，尚有《书》《鲁夫子碑》《颜子碑》3文。东汉末儒学衰微，已失去正统独尊的地位，而老庄思想、刑名之学，乃至外来不久的佛教都争驰竞盛，日渐流行。祢衡却不为所动，仍对乡先贤的孔子推尊备至，认为他兼具“天则”“地德”“洪式”三者，乃“圣极也”，并称颂说：“懿文德以纡余，缀三五之纪纲；流洪耀之休赫，旷万世而扬光。”只不过整体上都显得板滞枯涩，缺乏文学价值，仅个别句子，如“譬若飞鸿鸾于中庭，骋骐骥于闾巷”，比喻贴切灵动，意隐象中而发人联想，文采也较为富赡，已略具后来骈俪文的风华形制了。

汉代的政论文也较为兴盛，它基础于先秦散文、主要是其中的诸子散文并有所发展演进，对后世颇具影响。当然，它仍旧呈现杂散文形态，故文学的审美价值薄弱，而以实用性现实功利目的为取向。于此端，山东文坛无多建树，尚可称道者则为东汉末、年辈略迟于祢衡之仲长统。仲长统（180—220），山阳高平（今金乡西北）人，曾以荀彧荐为尚书郎。《后汉书》将之与王充、王符合列一传，说他“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又称其“性椒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诏，辄称疾不就”，又以文章与王符、崔寔并名为“汉末三子”。他感慨于当时的政弊俗衰而成为著述，“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但全书早已散佚，仅存部分文字散见于《后汉书》、《群书治要》、《齐民要术》等书中。《艺概·文概》说：“《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严可均云：“其闿陈善道，指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全后汉文》卷八八引）就是着眼在它的议政深刻、说理透辟，指斥社会的黑暗腐败则犀利尖锐，于字里行间充溢着激诡怨愤之情与飞扬蹈厉的气势；文辞骈散间杂，善于夸饰而流畅不拘，类似贾谊政论文的“开阖起伏，精深雄大”与“雄骏闳肆”（《古文辞类纂》卷一引明归有光、清姚鼐评语）。

不过，这些也只是相对比较而言之，从实质上看，《昌言》终究非文学作品，似乎还不如《后汉书》本传中所载录之《乐志论》写得生动有味：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文中描述了远避乱世而全身免害的逍遥悠闲生涯。其实，这是当时封建地主庄园的场景，却非真正隐士的弃世绝俗、遁迹山林与鸟兽同群，那样是十分清苦寂寞的。所以，仲长统所“乐”者，便在于个体生命的感官物质享受和精神情性的娱愉满足的合一，心与物的两者交融兼得，互相促发。另一方面，他流露的思想倾向与老庄之说一脉循承。所谓的探求老子之“玄虚”，踪迹庄周的“至人”境界，也只是聊发极高远缥渺之想而已；那真正的现实根由，则应是楚狂接舆之歌表述的：“凤兮号，如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这就说明回避现实苦难、注重现世生存方式及舒适度的道家潮流的盛行和正统儒学意识形态控制力的衰微。再发展下去，便出现了仲长统更异端的言论：“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述志诗》其二）

若就艺术特征来说，《乐志论》使用铺写陈述的表现手法，一一罗列周遭之自然环境和人的各种活动、志趣，文采繁丽缛华，笔致畅达流转，多存夸扬美饰的风气，与其《昌言》有若干相通处。且它排比偶对骈俪之句，语言较为整饰，以体物、敷理、明志。总之，上论诸端都显示出赋的浓重色调，虽无赋之名而具赋之实，俨然一篇抒情小赋，或者说是赋的旁衍变体。换言之，从思想内容到文体形式，《乐志论》都显著呈现出从汉到魏晋之间大转变的过渡期痕迹，甚至将之视为骈体文的始初作品之一也未尝不可。仲长统尚存有《述志诗》二首，其一云：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汉末时作为新的诗歌体式——五言诗已甚流行且臻达真正成熟的境地，甚至出现了拥载着经典意义的文人五言诗标志之作《古诗十九首》与传苏武、李陵赠答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惆怅切情”（《文心雕龙·明诗》）。然而仲长统仍沿用古老的四言体式，诗中刻画的境界瑰奇清扬，气象汪洋恣纵而颇具飘然飞举高远之致，这与前引《乐志论》后半叙写者相类，已近乎道家、乃至神仙家流所想了。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一“天部”载仲长统“春云为马，秋风为驷。按之不迟，劳之不疾”诗句，浩杳闳阔，空濛丽异，其意想、形象可与上论者并《述志诗》之二“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诸句共参味。要之，或许是受到体式的硬性规范所制约之故吧，这些四言诗总觉得质直典实，味随言终，缺乏委曲深蕴、婉转含蓄的弹性和张力。是以南朝梁钟嵘《诗品·总论》比较它与五言诗的短长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若复按之文学史，则《诗经》以后，仅有曹操《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和嵇康《赠秀才人军》等个别四言篇章可谓佳制，其余绝大多数作品均庸弱不足道。它的衰落是文体发展更代规律的必然，非个别的名家人力所得能挽转。因此，也就不必苛求于仲长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