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唐后期的礼书修订与格敕代礼
——从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说起
吴丽娱
唐代礼书的制作和行用是一个至今仍不甚明确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开元中有两部大制作引人注目：《唐六典》《开元礼》。众所周知，二书是玄宗粉饰太平之作，但是唐后期这样的制作不见了。那么，唐后期是否还有由朝廷组织的礼仪修订或者礼书制作呢？关于这一点，《文苑英华》卷六四四所载元和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很有启发。
人们最初注意到这件状文，乃因为它说二书“草奏三复，只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就是都没有真正实行，接着就有下面的要求：“臣请于常参官内，选学艺优深，理识通远（《集》作‘敏’）者三五人，就集贤院各尽异同，量加删定。然后敢尘睿览，特降德音，明下有司，著为恒式。使公私共守，贵贱遵行，苟有愆违，必正刑宪。”于是引起学者的疑问和讨论。
首先是二书究竟有没有行用，吕温状中所说与其他文献记载不甚一致。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卷二一《礼仪志一》（《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略同），关于《开元礼》的撰成都有“制所司行用之”或者“颁所司行用焉”的说法。《册府元龟》卷五六四《掌礼部·制礼》二更将《开元礼》的“颁所司行用”换成了“颁示天下”。“颁示天下”显然就是“宣示内外”，比颁所司行用范围更广。
但《唐六典》似乎记载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只说奏上，百僚称贺。《直斋书录解题》卷六引韦述《集贤记》说“（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亦不行”。但刘肃《大唐新语》卷九却说《唐六典》“开元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所以关于《唐六典》记载是矛盾的，这一点在宋人程大昌已提出疑问。他以白乐天诗《新乐府·道州民》言“阳城不进矮奴”，有“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供有不供无”为依据，认为“岂是成而不用”[1]。近人胡玉缙提到这一点，说刘肃是元和人，那么是不是在郑相公状之后就用了呢？[2]这导致对《唐六典》行用的看法一直有所不同。
今人关于《唐六典》的研究也有不少，如内藤乾吉《唐六典の行用について》（《东方学报》7，京都，1936年，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严耕望《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53年），韩长耕《关于〈大唐六典〉的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刘逖《试说〈唐六典〉的施行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钱大群、李玉生《〈唐六典〉性质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收入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钱大群《〈唐六典〉不是行政法典——答宁志新先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戴何都《〈唐六典〉正确描述了唐朝制度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0期），宁志新《〈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唐六典〉性质刍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以及吴宗国主编、撰写《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绪论第二节“《唐六典》与唐前期政治制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汪超《〈唐六典〉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等等。
诸多文章的一个共同目标，仍在讨论《唐六典》是否行用。而讨论说明，《唐六典》究竟实用与否，牵涉它的性质问题，即《唐六典》是不是真正的法典。其中宁志新和钱大群两位先生的辩论也集中于此。针对钱大群先生所认为的《唐六典》不具有法律的属性，从未作为行政法典行用，只是一部普通的官修典籍或供人阅读的官方图书的观点，宁志新先生则提出《唐六典》“应是一部存在严重缺陷的行政法典，或更准确地称之为准行政法则”，他在文中还指出德宗、宪宗以降援引《唐六典》以规范行政活动的史实有35例，用以证明《唐六典》与律、令、格、式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一部行政法典。
但是对《唐六典》，陈寅恪曾说它是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3]，多数人的看法也认为《唐六典》并不是一部有法律效力的法典。这一点严耕望关于《唐六典》“盖欲全部摹仿周礼”已经说明。其实如果将它与《开元礼》一样当作礼书，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开元礼》的目标是“改撰”《礼记》，而《唐六典》根本就是取法《周礼》，所以不管记载是怎样，作为中古唐代的礼书，它们是有共性的。
以往笔者对《开元礼》是否行用做过一些讨论，也兼及《唐六典》，认为两者作为礼书，对它们的行用问题不能简单地认定。因为现实中的礼是不断修改的，而元和状中提到开元两部礼典的落实，也表明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与照搬，而是从损益、弛张之间“量加删定”，这正是考虑到已经变化了的因素，是唐后期对待《开元礼》《唐六典》的原则。因此二者之作，虽然是粉饰太平，但具体实施与否也关系到法令。这一点通过下面的讨论就更清楚了。
其次，《开元礼》《唐六典》元和以后行用与否也牵涉状所说“删定施行”是否做了，或者说是不是本着这一原则落实《开元礼》《唐六典》，以及重修礼书？所以这里还要针对郑相公状的第二个问题进行讨论，即通过元和礼仪活动以及元和格敕与格后敕的增修对“删定施行”的具体内涵加以解读，证明礼、法同修及现实中礼的实行对法的依赖。
这个考察分为两点。第一，笔者发现元和初年确实有许多修订礼仪的活动及内容，其中确实有对《开元礼》《唐六典》删定施行的问题。其中有参考、肯定，但也不是照搬，都是结合现实进行的，宁先生提到元和以后关于《唐六典》的数十例也大都在这一范围内。
第二，从德宗建中、贞元到元和，有删定或者详定礼仪使的派设，而且删定和详定都是结合司法进行的，有时候刑部官员参与。最典型的是元和十三年（818）郑余庆领导的“详定”礼仪。参加者礼官、法官各占一半，而更重要的是其成果不称礼书而是所谓“详定格后敕”[4]，也就是记载皇帝敕令的法书。可见元和时代对礼的删修成果不是礼书，而是现实中具体的法令格敕。
那么为何修礼最终又变成修格敕了呢？这一点还应结合唐初以来礼法同修的格局和惯例来理解。贞观律令、永徽律令和礼都是同修的。到《显庆礼》修成“其文杂以式令”。礼法的结合更密切了。而《开元礼》快成书的开元十九年（731）有主持人萧嵩“奏令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颁于天下”，《唐六典》快成书的开元二十五年（737）有主持者李林甫等人对旧格式律令及敕“共加删辑”的《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颁于天下”。说明修礼之先须对以往所行法令制敕加以整备，礼有现行法作为支撑，而这些法令制敕实际上又是被吸收进《唐六典》和《开元礼》的。
既然礼书变成格后敕，说明所谓“删定施行”就是对格敕加以整理。因此从实用的角度讲，格敕修撰的意义越来越大于礼书，甚至取代了礼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唐后期综合性的官修礼书见不到了，格敕的修撰却甚多。《唐会要》记载了唐后期格敕的修撰，其中元和修制敕甚多。而对照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修礼实际修成格敕的情况，我们也发现元和初许孟容等六人“删定《开元格后敕》”，开始于元和二年（807），结束于元和五年（810），与吕温状的时间和提到的选常参官进行完全对得上，所以无论是从一些实际的礼仪活动还是从人员，都证明元和确实是进行了修订礼仪的活动。只不过，这时已经不再修那些大而不实用的豪华礼书，而只剩下实用的礼法制敕了。事实上宁志新先生所总结的唐后期以后关于《唐六典》的吸收，也是经过制敕认定的，这样就使《唐六典》本身看起来具有了行政意义，像是一部行政法典。但它们所表现的作用其实是制敕的，而不是礼典本身原来就具有的。相关礼制的实行内容完全通过制敕规定，所以唐后期即使是由一些礼官个人所修的礼书，也都吸收了大量制敕。王彦威的《曲台礼》就是“或后敕已更裁成，或当寺别禀诏命”的“开元以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5]也就是由制敕集成。当然就像各种制度纳入《唐六典》一样，这些制敕也包括其他制度（戴建国说过，支持组成的格式当代法，不同于律令这样的前朝法令，现实意义很大），并不完全是礼了。
所以唐后期的修礼是将礼、法更密切地结合了。或者有人会问，为何《贞观礼》《显庆礼》都明确谈到颁行的问题，《开元礼》却颁而不行呢？笔者认为，这只能说明，唐前期的礼尚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礼、法可以分离，礼尚可以独立颁行，且有相对引用的意义。但从《开元礼》开始，礼的实行更依赖于法，礼的独立性减弱了。了解了这一点，《开元礼》《唐六典》有没有实行过就不成问题或者可以说是伪问题了。因为凡条文被现行制敕法令规定者、纳入者便是实行的，否则即是不实行的。礼书中的具体仪注与现实结合才是实行的，而今古、新旧混合的礼典整体性施行则是不可能的。明确了这一问题，《开元礼》《唐六典》实行与否的公案是不是就此可以了结了呢？
（附记：这是我在上海政法大学2013年举办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是介绍我提交的《唐后期的礼书修订与格敕代礼》一文的内容观点，此文后经修改，以《从唐代礼书的修订方式看礼的型制变迁》为名发表于《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8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由于宁志新先生很早便在《历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唐六典》的相关文章，故虽观点不同但仍将此发言稿修改后寄赠宁先生，表明对朋友学术的褒扬关注以及祝贺华诞之礼，以共同促进学术的进步与昌盛）
（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 《考古编》卷九《六典》。
[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中华书局1963年版。
[4] 《唐会要·定格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 《唐会要·五礼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