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如山
——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悲愤控诉
（前言）
常熟是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到常熟，人们总会想起这是一座文化厚重，教育发达，书香润德，才俊辈出的儒雅之城；是历史悠久，山水锦绣，土壤膏沃，经济富庶的鱼米之乡；是滨江近海，交通便利，处于上海、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怀抱之中的军事重镇。以此三点，常熟就成了世人皆晓的江南名城，自然也是外敌觊觎之地。
早在明嘉靖年间，倭寇袭扰频甚，杀人越货，嚣张一时，县令王
身先士卒，勇斗倭寇，不幸捐躯保国而被百姓留葬虞山，万民敬仰。至今常熟沿江乡镇仍有“备倭寨”“退寇桥”“倭子墩”等传说和遗迹存史入志。因此，常熟也是座英雄的城市，面对外来侵略，从无却让。
民国以来，无论1915年五九国耻、1919年五四运动，还是1925年五卅运动、1928年五三惨案，都由日本政府侵我主权，占我国土，夺我资源，辱我百姓的侵略行径所引发，常熟人民为捍卫公理正义，或集会游行，作醒狮怒吼；或抵制日货，激发爱国觉悟；或募捐钱物，援助受灾难民，所有这些，都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斗争热潮互为呼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日本政府先是强占东北三省，疯狂掠夺各种资源，继而又发动淞沪战役，妄图霸占上海，实现其大规模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在此国难深重、民族存亡之际，常熟地方政府与爱国社团一方面全民动员，捐款捐物甚至蒸馒头、炒米、缝制棉背心，送往淞沪前线；另一方面由红十字会常熟分会联合地方自卫会、医学会，建办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建立救护队。为防止日军深入进犯，国民党第五军和第四十七师还在常熟积极备战，常熟百姓帮助掘战壕，送干粮，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据统计，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总计救治伤员269人，治愈257人，诊疗难民1641人（次）。
常熟人民的急公好义，获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的高度好评，他们为《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二十一年纪念册》分别题词：“同心急难”“惠彼伤残”“惠及军民”“救国之道，各尽所能，勇猛行动，博爱精神”。无疑，这些褒奖是对常熟人民爱国精神与抗战业绩的充分肯定。1937年，日本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足一月，日军就肆无忌惮地将战火再次延烧到上海。8月17日，常熟首次遭受日机轰炸，在此后三个月内，常熟就有近三十次轰炸，城厢乡野，生灵涂炭，损失惨巨。11月13日，大批日军在常熟沿江多个口岸相继登陆，与从沪宜公路进犯的日军一起水陆并进，已成疲惫之师的中国军队虽作英勇抗击，但无论人马数量，还是装备质量，与装备精良、凶焰炽盛的日军相比均难于抗衡，在顽强抵抗一周后奉命西撤，从此常熟人民在铁蹄蹂躏下饱受磨难，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顿成人间地狱。
据日军管属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于1939年六七月间在常熟所作调查显示，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无论县级行政机构、各项产业和事关民生的社会事业均“完全遭到破坏”“相当程度破坏”或“大部分遭破坏”。尽管距常熟沦陷已有一年半，但中小学校“已经开学的尚不过以前的三分之一”,“以致教员失业，并引起其生活的不安定”，县立图书馆的藏书“在此前的事变中散失颇多，目前古籍珍本已很少”。在各项损失中，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因事变而引起人口激减的事实。以事变为最大原因，加上其他种种因素，人口因此减少了约14万……以其男女人口减少情况观之，男子减少约6万，女子减少约8万”[1]。从上述所引录文字中可看到，常熟这座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在侵华战争初期就遭受了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社会动荡，经济重创，民生凋敝，哀鸿遍野。
笔者长期从事地方史志、档案工作，从2002年起就着手对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军暴行口述史料的征集采访并对一百多篇口述史资料作了概要分析，现就日军主要暴行和民众所蒙受的灾难酌加梳理，希冀能为研究日本侵华史者提供帮助。与此同时，从这些口述史料还可了解到常熟百姓在抗战初期就已表现出来的患难与共、侠肝义胆的英雄壮举，中国军队与抗日志士为抗击日军所作出的艰苦抵抗和英勇牺牲。
一 轰炸、焚烧造成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
从空中轰炸、扫射，从停泊于长江中的军舰上炮轰，日军在进犯常熟途中随心所欲地放火焚烧，使各种民居、厂房、店铺、市场、学校、寺、庵，家庭财物及农民将已收割稻子堆成的稻萝均毁于一旦，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许多人家从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许多工厂、店铺从此消失或难于复业。虽时隔久远，但对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受害者来说，日本侵华战争给常熟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与灾难依旧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城区毛德新说，1937年夏，日机第一次轰炸常熟，炸弹落在益勤布厂，距他家仅隔一条前辛巷，以后又轰炸过几次。两周后，日机大肆轰炸谢桥集镇，待日机轰炸毕，镇容镇貌已面目全非，苦心经营的毛元记绸布号也不复存在。李硕年建办在南门外四丈湾的立丰染织厂，在抗战初期被烧毁厂房三十余间，脚踏织布机一百台，损失布匹纱线等共约六万余元法币，折合棉纱三百件左右，致使工厂无力复工。吴鸿范是绸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他在南门大街开办有协茂盛棉布批发庄。所有这些绸布业、布庄均随着日机轰炸、日军进犯而损失殆尽。
梅李马洪元说，清末民初，他祖父在梅李市镇中心开办协成森南货店，发展到日军进犯常熟前，已成为梅李本帮人开办的四大南货店之一，店内从经理到学徒有十多个人。就是这样一家凝聚着两代人心血、有着相当影响的南货店，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农历十月十一被日机完全炸毁。此外，他家在东街的住宅有四进楼两进平屋（总长54米），也被日军先抢后烧，夷为平地。住宅楼底层存放的60包棉花也被劫掠一空。梅李镇被炸毁的商号还有金元兴土布庄、慎余南货店（其资金在协成森的十倍左右），时升、裕通两家典当及恒裕鸿烟纸店、恒昌绸布店、天来福银楼、裕泰祥茶食店、日新成绸布店等。梅李东街、西街长达一千余米，被烧成一片火海。裕泰祥茶食店老板全家避难至万渡桥秆稞坟内，结果遭日军机枪扫射，全家十多口当场遇难。
城区戴逸回忆，八月底的某天，他从淼泉回城看望父母，走到离城约五里时，突然传来了尖利的空袭警报声，抬头望去，只见六架日本飞机从远方飞来，霎时飞临县城上空，稍作盘旋，即俯冲投弹。顿时，呼啸声、爆炸声混成一片。扫射的机枪子弹，啪啪地打在离他不远的田野里。城里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出城外，争先恐后，惊惶失措。这次日机空袭，除了轰炸南门外热闹的市场外，还炸了南宋方塔附近的民房、学校，南门外市场炸死了很多人，还炸了一座尼姑庵，炸死一位老尼。
当年家住城郊泄水陆桥的顾达元回忆说，他父亲顾四根曾两次亲历日机轰炸，第一次是在八月里，父亲和女儿去常熟城里卖砻糠，三架日机先是在辛峰亭一带盘旋，接着一个俯冲扑向西门湾菱塘，这时顾四根正从菱塘岸边将船撑出来，一看飞机俯冲下来，就急忙跳到河里，等钻到甸桥底下站定，回头一看，船已炸成两段，站在船尾的女儿被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掀到岸上，人吓得发痉。第二次是重阳节那天，顾四根去南门缪家湾老虎灶人家收砻糠钱，看到飞机过来，急忙躲到路边人家里，人刚奔进去，炸弹已掼下来了，墙门间坍下来，将他压在下面，后经人抢救脱险。
在同一时刻，家住缪家湾的王菊生家及其叔父家、祖父母家，连同两个学生一共十四人在这次轰炸中竟有七人遇难，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至今未愈。在轰炸中罹难较多的还有在东门大街建有常熟第一座洋房的程元鼎家，在八九月里的一天，因日机轰炸，正在程元鼎家大厅中的五位帮工全部成了日机轰炸常熟的殉难者。还有比这更惨烈的，据城区沈惠英说，她家在往谢桥逃难途中和另外一家十二人在北门外竹园里为躲避日机轰炸相遇。那十二人因急于赶路而在日机轰炸后便匆匆离开，谁知刚刚跑过两条田埂，日机再次窜回，在机枪扫射下，十二个人无一幸存，最小的还只是个婴儿。
东张地处常熟东北地区，北枕长江，东与太仓县毗邻，境内有白茆口。据郑耀明、曹宝生回忆，日机两次轰炸东张镇，其中九月初三早晨的轰炸，因炸弹落在早市的人群里，当场死伤五十余人。第二次轰炸中，曹宝生家的小楼房被炸成废墟，从此只能租房居住。王坚民回忆，日本兵舰在长江里停了几个月，经常打炮，岸上百姓一直提心吊胆。1937年11月13日，日本兵舰先是炮轰，然后在白茆口起岸，日军一路烧杀，把北新闸的店铺、民房全部烧光。他父亲等六位村上百姓被日军强行拉夫，从此一去无回，抛下一群孤儿寡妇。吴市高华媛回忆，逃难到小市街上时，东洋兵的飞机拼命掼炸弹，住何家巷的薛启南当时还在吃奶，他娘抱了他逃难，结果他娘被炸死在小市街中段石桥头，小启南还趴在娘身上吃奶。
徐市马文华回忆，全镇被烧毁的房屋几百间，西街、市镇西南角、香弄、校前街等处被烧毁房屋最多，有的地方直至解放还是废墟，一些人只能租房居住。智林寺被炸毁，高等小学被烧毁。董浜陆根林回忆，应家角有十五户人家，共一百三十多间房子，日军来时烧剩两家半。当时应传传好公应连连，一只脚有点毛病，当时躲在家里，日本兵放火烧屋后又去烧隔壁人家的屋，这时应连连从家中逃出，不料被日本兵转身看到后，又把他推进屋内活活烧死！珍门沈家市何耀文回忆，11月13日上午，沈家市“吃”了三颗炸弹，分别炸了沈市小学、张家厅和开肉庄、酒店的沈小六家。支塘陈涵树回忆，1937年11月12日，日军在支塘投下第一颗炸弹，掼在支浏路1号桥，当场炸死炸伤三四个人。第二天，有九架日机轰炸支塘，循环往复。我家隔壁陆家的房子被炸毁了，还有五六家房子被掼着炸弹。镇上裕泰纱厂在熊熊燃烧。梅李任春嘉回忆，日本鬼子在常熟起岸那天早上，对梅李狂轰滥炸，到处墙坍壁倒，烟火缭绕。老百姓从睡梦中惊醒，纷纷弃家逃难。当小船行至兴隆附近，回头望望梅李上空，只见日机还在疯狂轰炸，市镇上空依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飞机俯冲时的怪叫声，炸弹的爆炸声惊心动魄。很快，日机已经飞到我俚头顶上轰炸了，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大家人心惶惶。王市曹敬元回忆，王市镇北街到东街被东洋兵烧成一片瓦砾场，计有三十一户人家一百六十七间房子被烧光。东洋兵经过王市小泾岸时，村民章普安家四亩稻谷被烧毁。路过张巷时，将村民已收割的近百亩水稻约三万斤铺在地上践踏并烧光。
二 学校寺庙古迹名居成为侵华战争牺牲品
学校、寺庙、庵堂、人文古迹、名人故居，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地方对教育的重视，对崇德向善理念的传播和历史文化的悠久，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就成了广大百姓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向往，或是生命的庇护场所，但在侵华战争的烽火中，这些地方成了日军作恶造孽的兵灾之地。
虞城西郊周龙兴回忆，属两代帝师翁同龢家族的瓶隐庐占地十亩，有大厅、船楼、大楼，两座楼里都是红木家具，书多得不得了，另有假山亭池、花木果树，日本人冲过来经过瓶隐庐时，看见大门上写有八十八师驻地，就用机关枪朝里扫射，引爆了放在屋里的弹药，随即火光冲天。大火烧了一整天，最后烧剩下几间附屋，其他楼房、家具及屋里的东西都烧得一无所剩，各种树木花草也都被烧煞。看护瓶隐庐的周根根（周龙兴祖父）被日军当场戮杀。
据港口祁龙威回忆，他的表兄杨无恙是常熟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家住北郊港口镇（现属张家港市）。日军进犯时，祁龙威一家和杨无恙家结伴避难至溧阳。战火稍远，才重返家园，发现无恙表兄家里的藏书狼藉满地，有的已被日军当大便纸用，污秽不堪。字画均被日军将画芯掠走，把装裱的头尾撕下，也是狼藉满地。无独有偶，何市蔡瑞荣回忆，何市开明士绅徐翰青家里被劫去珍贵字轴一幅、画轴三幅，均是何市乡贤明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科乡试中第二名举人管一德及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管高福所遗真迹。城区杨增麒回忆，逃难回来时发现，家中挂的祖宗画像也被日本人当作好东西，把画像撕走，把轴头厾在地上。
城区俞炳夏回忆，学前小学连同设在学校里的国民党部队的第十六伤兵医院被炸。在乡区的学校也未能幸免，徐市归之春回忆了智林小学被炸的情况。他说，日军登陆前的一两天，他和母亲刚经过智林寺，飞机俯冲下来，他回头看到两颗炸弹掼在智林寺旁边的智林小学高级部位置，砖石木料飞到半空，烟尘满天。徐质田回忆，日军在何市陈泾小学搜查时，在课桌里发现了抗日教材，即将教室里的课桌、椅拖到一起叠起来放了一把火，要烧毁学校。尽管日军走远后，大家忙着浇水救火，但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1938年7月1日，日军扶持下的常熟县公署成立，开始了所谓“从破坏到建设的强有力的一步”[2]。为安抚人心，1939年，县立初级中学招生开学。当王菊生于1943年进县中读书时，他清楚记得“校门口门房间隔壁有一间监视室，里面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在那里监视进出的师生，从无笑颜，也不和人说话。同学们看见他像看见瘟神一样，很害怕。有一天放学时，校门紧闭，同学们聚在门口，心里充满恐惧，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家。隔了好长时间，终于开门了。大家紧张的心情才得以放松，赶紧跑出校门。第二天才知道，昨天关闭校门是因为有日本人在学校里盘查师生，看他们有没有抗日倾向”。可见，日军除将学校作为轰炸目标外，更注重从思想上控制学校师生。为开展奴化教育，许多老人回忆，从小学四五年级到初中都要开展日文教学，虽然不少老师属于应付性教学，但也有老师十分严厉，背不出日语课文，要以打手心作为惩罚。
寺庙庵堂是历古至今民众消灾避难、祈福平安的吉祥圣地，每有战乱发生，就会有百姓将此作为避难场所。但侵华日军的野蛮行径将常熟百姓的向善理念作了颠覆性践踏。兴福联珠庵与联珠洞前后相连，日军进犯常熟时，不少百姓避难于此，家住兴福寺附近的姚美保回忆，日本人的冲锋队冲到联珠洞，将躲在里面的老百姓一齐赶到大殿上绑起来。隔了一歇，听见“乓乓”的枪声，原来洞里还有从其他地方逃难来的一对夫妻带个小孩没有随人群一起出来，就被日本人开枪杀死在洞里。南门马金保回忆，在永济桥附近资福寺的放生池里也有好几个死人。
由于学校、寺、庵有较多房子和空间，在日军于1941年7月实行的残酷“清乡”期间，这些地方就成了他们驻扎的地方，同时也是囚禁被抓捕来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人士的场所，这在瞿永沂、曹宝生、柯新民、归之春、王鸿生、徐虎生、杨增麒等人的口述档案中均有反映。
三 日军凶残杀戮在常熟土地上犯下累累暴行
侵华日军在常熟犯下累累暴行是不可饶恕的，尤其是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在进犯常熟期间大开杀戒，而屠杀的主要对象就是手无寸铁、惊恐不安的平民百姓。许多老人回忆，日军在沿江起岸后是见人杀人、见房烧房、见女就奸、见物就抢，杀人如麻、陈尸遍野。除在进犯路上一个一个地杀戮外，还有将几人、十几人、几十人围在一起的集体屠杀，百姓称为“兵灾”。
徐市姚桂英说，从北新闸起岸的日军冲到徐市邱家巷后，见人就枪杀，死人成了堆。在家的老人被拉到邱家巷用绳扎住，戳杀在粪坑里，再用石头压住。日军过后，从里面捞起来十三具尸体，都是被枪杀的当地百姓。梅李陆顺泰回忆，梅李师德村王家小桥河边有一片秆稞，有二十二个老百姓躲在这里，日本兵烧房子时，有个张老伯听见竹节爆裂声就站起来看自家房子有没有被烧掉，被日本兵发现后用机枪一阵扫射，顷刻间二十二个百姓全部殉难，最小的只有三岁！有十几个被拉夫的吴市农民，从常熟城区返回，当时有一张回乡证明，途经梅李师德村石井头时，遭到一队日本兵盘问，这些农民因心里有火，回答时声音响了点，就被认为是游击队，当即全部杀害。据陆顺泰留意调查，了解到日军经过梅李那几天，至少有一百七十九人被无辜杀害。福山支根涛回忆，农历十月十三日本兵起岸后，福山塘东面支家宕有十廿个老百姓拖儿带女逃难到了金家村金家湾的竹园里，不料被日本兵发现后，一个个拉到场上用机枪扫射而死，有个六七岁叫支惠惠的小男孩躲在哥哥支惠祥的长衫里，听日本兵喊“预备”时，就先扑倒在地，等枪声响过其他人倒下来就将他压在下面。日本兵机枪扫射过后，还用刺刀在死人堆里戳，将他耳朵旁边一块头皮戳掉了。事后，日本兵还将稻柴盖在死人身上焚尸灭迹。支惠惠听日本兵走后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为这次屠杀的唯一幸存者。
日军不仅在沿江乡镇大肆屠杀，在远离沿江口岸的常熟等乡也毫无收敛，依旧以杀人为乐。冶塘陆根保回忆，冶塘西面东水庵村有秆稞编织的帘子（平时用来盖在砖坯上）斜靠在墙上，里面刚好可以躲人，被日军掀起来一看有一排老百姓躲在里面，就把他们喊出来排队，然后开枪，一枪穿过去要打死几个人，一共打死三十二个人，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包小弟因没有伤及要害而装死倒在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练塘平金保说，日本兵打来时，俞家坟堂的老百姓躲在颜巷西面两千米的徐家坟堂内，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后，带来的米吃完了，就有人摇船乘了六个妇女回家取米。半途，有日本兵招手，摇船者不敢靠岸，只管摇，日本兵就开枪，情急中摇船的跳水逃命，而船上六个妇女均被打死，其中两个是孕妇。船回到俞家坟堂，只见半船死人、半船血水！平金保还回忆，距他所在村两公里的洙泾村丁家湖滩，有个老伯伯喝了酒，将一个下乡掳掠的日本兵打死后藏了起来。第二天，二三十个日本兵下来报仇，结果跑错了地方，到了陈家湖滩，当时正是午饭时分，日本兵不管男女老幼，见一个杀一个，共杀了十个左右。藕渠钱全
回忆，日本人到厍上，将当地百姓排成队，用机关枪一齐摇（扫射）杀，共死了二三十个人。
另据殷惠芬回忆，她的舅母的父亲带领全家共六个人一起乘船逃难。在一个不知名的乡间，有日军将他们驱赶上岸排好队，然后朝他们开枪。等舅母的妹妹张林林醒来，见家人都倒在地上，只有她和嫂嫂还活着，过了一会儿，嫂嫂也倒地而死，一家六人瞬间死了五人，最小的还在吃奶。数十年过去了，张林林只要一想起就哭，一提起就哭。可见，血海深仇，永世难忘。
这些只是所采访到的口述者的回忆与控诉，相信类似的集体屠杀还有许多，但这些已足以证明侵华日军的凶残本性。他们用滴血的武器随意剥夺普通百姓的生命和自由，还妄称侵略中国是为了“东亚共荣”，这种谎言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被无辜杀害的亡灵前，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家破人亡的事实前，还能欺骗多少人呢？一个也没有！
四 对妇女儿童奸淫残害的暴行令人发指
妇女儿童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最为残酷的弱势人群，一边是全副武装、强悍凶暴，另一边是手无寸铁、柔弱力薄，后者受到了前者的强暴凌辱。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讲到日军每到一地就是强抢东西和强奸妇女。也有的说，日军每到一地，男女青壮年凡落入敌手者，“男的挑物品，女的打水炮”，话语不同，意思一样。吴市高华媛回忆，逃难回家后，东洋兵经常要来捉鸡、捉鸭，把搜出来的麦喂马，还要找大姑娘，女人们用灶墨拓黑了面孔东躲西藏，来不及跑掉的就被拉去惨遭污辱，年纪大的也要。有的被强奸后，还被东洋兵用舂麦榔柱活活钉死。徐市姚桂英口述，徐市蒋家湾有个叫瞿长长的孕妇，就要临盆生产了，行动不便，就躲在灶前的柴堆中，因为腹痛难忍，人在柴堆里颤动，被日本兵发现后把人拉出来，用农家织布用的经布桩，从阴门直刺进去，顿时血流满地，母子两人同时丧命。在张家巷，有几个妇女来不及逃难，被日本兵抓住后，胁迫她们脱得一丝不挂在地上爬行，谁要爬得慢就用军刀在屁股上打。
城区缪毓清说，1937年时她十一岁，母亲带着她逃难到王市外公家，由于日军到处找“花姑娘”，为防不测，母亲就要她头上戴一顶毡笠帽，腰间系了一条围裙，装扮成男孩。但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在船上，有时就躲到家后竹园里。有一次，日军来了，她随三四位妇女躲在竹园里，只听见日军用刺刀往竹园里捅的声音，大家吓得气都不敢喘。等日军走远了，大家从竹园出来，真有劫后余生之感。当时有人传告，说某人家媳妇躲避不及，被日军在肚子上捅了一刀，将胎儿都挑了出来，母子俱亡，惨不忍睹。这一幕，她至今依旧心有余悸！
苏禹回忆，迎春桥弄有个十八岁的叶姓姑娘，一天晚上，她在经过迎春桥时被一个日军拦住，拉到竹行街的厕所里奸污。第二天，那姑娘就上吊自杀了。陆根保口述，有一对姓魏的夫妻从城里西门大街逃难到冶塘后陆街，男的五十多岁，叫魏伯，女的四十五岁，叫魏英，魏伯看到日本人经常下乡来强奸妇女，就对女的说，你如果被日本兵拉住强奸，我不会责怪你的。女的说，我宁愿死，也不会被强奸。一天，日本人下来，看见魏英就追，魏英就拼命逃，逃到葫芦潭底里眼看要被追牢了，她就跳到河里自杀了，日本人看她跳河，就“哈哈哈”大笑。
王溥季口述，日军登陆后，叔父的女儿王季彩（当时二十二岁左右，王溥季称呼她彩阿姐）就惨遭轮奸，以后叔父就带着她外出逃难。一天，让日军看到后，又要抓彩阿姐，她失魂落魄地拼命跑，但还是跑不过日本人，眼看又要落入魔爪，彩阿姐就毅然跳进路边粪坑中，但还是被日本兵一枪打死。避难在城郊北积善庵的朱淑英回忆，日军多次在李家桥北积善庵内强奸抓来的民女，有个二十多岁的女的被强奸后还不许她离开，以后每天有十几个日军到此轮奸，直到部队开拔才得以脱身。还有两个百姓在此被枪杀。白茆陆瑞英回忆，她娘的妹妹张安银，十九岁，还没嫁人。一天看见日本人来，她拔腿就跑，日本人追到牛车盘里要强奸，她不肯，被一枪打在心口，当场打死。
日军强奸妇女的罪行在常熟沦陷初期每天都会发生，可说是不分长幼，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由此引发不从枪杀、奸后被杀、受辱自杀者不在少数，为躲避凌辱之灾而东躲西藏者更是比比皆是。一些不愿为日军带路寻找青年姑娘的当地百姓被日军随意枪杀。除此之外，还有更为令人发指之事发生。城区庞炳汉回忆，有个姓邹的大户人家和他家是亲戚，日本人打进来时，家中只有四十多岁的主妇和三个刚成年的女儿，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母女四人不但遭到日军奸淫，还被掳到三峰寺长期霸占。有一次，日军到一大户人家，将家中男女老幼全部集中起来，逼他们裸身而立，并胁迫男佣人和女主人交合，还让男主人在边上看。当年家住花园浜高丘上的韩惠英回忆，1937年农历十月底的一天，宅基上有四五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在一起孵（晒）太阳，被下乡的日本兵看到了，就胁迫她们脱光了站在一起，观看裸体取乐。
关于对儿童的伤害，甚至残杀，也时有发生。徐市包咲姐口述：“东洋人一路烧杀，连小孩也不放过。我就看到严家小桥有个五六岁的小孩被东洋人刺死在路边，也不知是谁家的小孩。东洋人看到老百姓逃难时走失的两三岁、三四岁的小孩，就将他装在棉花袋里，然后挂在屋檐下的扎钩上打转转取乐，小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日本人在边上哈哈大笑。”浒浦季月英口述：“我有两个弟弟，一个虚岁十岁，一个七八岁，在1937年11月底，两个弟弟藏在浒东小居家河边秆稞里，日本兵经过时看到秆稞叶在动，举枪就打，我两个弟弟被当场打死。母亲得悉后，哭得昏了过去。”钱妙林口述，藕渠街上有座庙，里面躲了二十多人，被日本人杀干净，有些小孩子小了呀，只有三四岁、五六岁，也被杀掉。有个十四岁的男小人同日本人讲：“先生，覅杀我。”日本人讲：“不可以。打！”把这个男小人打了一顿又杀掉，总共杀了二十多人，作孽呀！徐市王康元回忆，当年他才八岁，他和父亲逃难途中被日军一枪将其右手臂打断，血流不止。由于兵荒马乱，无处求医，三天后伤口发炎腐烂，只能将断臂活生生拉下来，造成终身残疾。凡此种种，不忍卒读。
五 急公好义与患难见真情的常熟百姓
常熟人民是英勇不屈的人民，面对强敌入侵的种种暴行，虽然大多数百姓为避敌于水火，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逃难，但也有人于危急时刻救人于虎口狼爪，铁骨铮铮。更多的是对逃难百姓解囊相助，于为难之处搭手相救，体现了患难与共、雪中送炭的美德。
何市宋二宝回忆，他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后，让他看管被抓来的妇女，而日本人又出去抓别的大姑娘。他趁日本人不在，就把所看管的妇女全部放掉了，结果他还来不及跑，日本人回来一看被抓的妇女不见了，就把他打死了。城区戴逸回忆，1941年盛夏，正值日伪大“清乡”时期，淼泉有个姓殷的新四军负伤后逃到他家，他就让其躲在他家门楼上。平时基本不下来，由他给伤员送水、送饭有一个多月。戴逸上学后由其他人送。日本宪兵队长带了宪兵和翻译来搜查，幸得戴逸沉着应付，使那位新四军得到保护。少年戴逸和全家人的勇敢保护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忠肝义胆的爱国主义精神。何市徐质田回忆，1941年7月底，在他父亲徐凤书（爱国士绅，前清秀才，抗日民主政府何市区区长）被日军抓走后的第二天，太仓县的抗日干部金秉义来到他们家中，为躲避日军抓捕，要求隐蔽两天，母亲何茂月就将金秉义隐匿在邻居家中，并帮助改名，编好理由，以便应付敌人搜查盘问。次日，日军冲到何茂月家中，将其捆绑后吊打审问，何茂月临危不惧，矢口否认，从而保护了金秉义。一个农村妇女能如此深知民族大义，临危不惧，称其巾帼英杰是恰如其分的。
当日军大举进犯常熟的时候，曾有“不杀不威，不烧不怕”的血腥狂言，冲锋队更是奸淫烧杀抢，无恶不作，以至于扶老携幼的逃难人群川流不息，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危急情势下，还是能感受到常熟百姓的向善情怀。屈虞生回忆，日军进犯常熟那几天，他随父母逃难到兴福寺往北一个叫天庭心的地方，那里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坟客，原想去歇歇脚再走，不料女主人看到他们就说：“不要跑了，就在这里住下来吧，我三亩田的稻刚收，等吃完了再说。”这位女主人除挽留屈虞生一家外，还留住了笪姓母女二人。就在他们避难期间，女主人的儿子遭到日军无辜枪杀。在此家庭蒙受极大痛苦之际，女主人强忍悲痛，依旧行善济难。这种不计私利的仁慈美德，无疑展现了女主人的博大胸怀。苏禹回忆说，他家一路逃难，一路得到好心人关照，乘船逃难，摇船人不收船钱；到了冶塘张家坝村，有位姓蒋的老人招留他们住下来，给他们稻草打地铺，还借给他们行灶烧饭；时间久了，逃难带的钱已所剩无几，又有个叫毛生生的农民给了他家米和菜，帮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逃难日子。支塘陈涵树回忆，日机轰炸支塘那天早上，他们匆忙逃难，隔夜准备的东西啥都没拿，当他们来到杨泾口一个周姓农民家里，“周家和我俚虽然非亲非故，也不认识，但很热情，招待我俚住下来，以后我俚还攀了亲眷”。冶塘陆平保回忆：“颜巷后面郭家尖、宴泾塘的五六十个百姓逃到我俚东浜。大家都是穷人，娘、老子体谅逃难人的苦，就把一只八十来斤的猪杀了，烧好后端到他们睡觉的垄坊里，请几十个人一起吃。”兴福姚根金回忆：“日本人来时，我俚逃难在联珠洞，躲在联珠洞的有四五十人。联珠洞前筑有观音殿，有三四个和尚，由兴福寺监管。日本人的冲锋队来后把躲在这里的大人全部绑起来关在观音殿里。有个四五十岁的和尚写字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这里都是老百姓，要他们放人。当时有个国民党兵也躲在这里，身边还带根长枪，是和尚帮助他将穿的军装换成老百姓衣裳，救了这个兵，也救了洞里的老百姓。”
国难见忠贞，患难见真情。在侵华炮火中的常熟百姓尽管饱受惊恐，度日如年，但行善积德、珍爱生命之心不变，危急时刻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的分忧解难思想成为他们的坚定信念。历古至今，每逢国有大难、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种责任担当显得尤为鲜明而突出。
六 中国军队与抗日志士的英勇抵抗和重大牺牲
抗战爆发，常熟沿江口岸就有国民党军队布防，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军队调防比较频繁，有的武器装备精良，有的就不行，连军装都是破旧的，但面对强敌入侵，都能以守土有责之决心与敌作战。徐市钱康元口述，国民党军队在徐市渡船桥、蒋家湾与公路之间，与日军打了一仗，从上午九点多一直打到下午三点许，打得相当激烈。日军被打退了几里路，败退到徐市南渡桥一带，等日军援军到后，才重新反扑，一直打到支塘。国民党军队有一两百人在利泰纱厂抵抗，最后被日军四面包围，全部战死。蒋家湾一仗死了许多人，有中国军人，也有当地百姓，事后，在当地一个露天粪坑内就发现有七具尸体。王康元说，当时国民党守军和日军打得很厉害，眼看敌人快要败下阵去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飞得很低，只比树梢高一点，从飞机上吊下来一箱箱子弹，敌人有了支援才又凶猛起来。董浜陆根林回忆，当年11月14日下午两点钟，日军登陆后冲到董浜时，与国民党军队广西兵有过激战。日军飞机飞得很低，只比树梢高一点，但国民党军队不去打飞机。为啥？因为没有打飞机的炮！
日军对被俘的中国兵的处置极为野蛮，毫无人道可言。碧溪王溥季在沈家市避难半个月后在回碧溪途中，“看到河里有好多五花大绑后扔在河里淹死的中国兵的尸体”。
周龙兴回忆，日本人还在沿江野猫口打仗时，国民党的第八十八师已经来了，指挥部设在瓶隐庐，门口有人站岗，中国兵在半里路外开壕沟，有大壕沟、小壕沟，总要开坏四五丘田，准备同日本兵打仗。等到周龙兴避难回来时，一路看到好多战死的中国兵，有不少是靠在树上被打死的。以后有土工匠将这些尸体抬到翁家坟西面的台地安葬。家住练塘颜巷的平金保回忆，在颜巷吴家郎打仗的中国兵死了一百多人，还死了几十只军马。西湖里被大西北风吹下来的中国兵的尸体总有几百人，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第二年春天，他摇船出去卖砖头，到湖桥口，仍有交关（许多）尸体没有烂尽，枪支不见了，但腰里还是缠满子弹，还有一捆捆的手榴弹。他家离顾家港半里路，那里也有交关中国兵的尸体，肉都被鱼吃了，骨头沉在湖底里。冶塘陆根保回忆，11月里，日本人打到冶塘时，有一两百个穿青布衣服国民党军队奉命抵抗，但壕沟里都是水，根本没办法打，牺牲了四五十人后就撤退了。练塘王杏宝回忆，靠近练塘街上有两座石桥，叫前坟桥、后坟桥，这里是大户人家的坟堂。日本人来时这里打过仗，过后有不少尸体，在汽车路边上的多数。大多是国民党士兵的，也有老百姓的。到开春，才有人喊附近农民在荒野里开只大灰潭，另外有人用草席将尸体一卷，两头一扎，埋在大灰潭里，都是些无名尸体。
从上述口述档案中，虽然没有国民党军队如何抵抗的具体描述，但从战前备战及战后惨状来看，国民党军队确实做了英勇抗击并付出重大牺牲。这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捐躯、客死异乡，又姓名难觅，甚至尸骨无存的国民党官兵理应获得国家和人民的敬仰与纪念。
日军统治常熟期间，对抗日分子一概予以残酷镇压，其镇压的手段多种多样，尤其在叶飞、谭震林先后率领新四军部队东进常熟并在此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各项抗日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对日伪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时，日军的镇压也愈加残酷。东张瞿永沂口述：“1939年五六月里，‘江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简称）部队到了东张，我父亲瞿同元就参加‘江抗’部队，任征粮员，为部队筹粮。1940年农历二月里的一天，父亲不幸被日军抓捕，天天严刑拷打，因坚强不屈而于三月初八被枪杀，并被抛入硝镪水池中毁尸灭迹，牺牲时虚岁二十九。”何市端木莲芬口述，她的姑妈端木瑞投身抗日工作后任中共太仓县三五区区委委员，1940年6月4日被日军大隆部队抓获，不但严刑拷打，还把铁丝戳在她的奶头上，用火烤，备受折磨。由于端木瑞始终不屈服，日军于6月29日将她杀害后抛在硝镪水池中，尸骨全无。唐市钱翠娥口述，她叔父徐青萍在唐市搞抗日地下工作是蛮出名的。1941年在“清乡”中不幸被捕，徐青萍大义凛然，宁死不降，农历八月初六被日军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最后被杀害在唐市小学后面的空场上并洒上硝镪水，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藕渠钱全
口述，1941年7月，他作为抗日青年被日军抓到藕渠镇上关在“清乡”队队部，先打了一夜天，把他往地上掼“沙包”。在这里，他看到还有十几个人被关押于此，有的被掼“沙包”，有的被灌水。何礼福承认自己是自卫队大队长，被押解到苏州枪毙了。他本人后来又被关到古里、白茆，一共关了十六天才放出来。东张王坚民口述，日本兵还在白茆塘边的河滩上打了四五根木桩，把抓来的抗日分子绑在木桩上，等白茆塘涨潮时，把他们活活淹死，被日军用这种残酷手段杀害的中国人有好几十人。梅李王鸿生回忆，由于他姑妈是“民抗”（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是中共常熟县委组建并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司令任天石的妻子，日军抓不到任天石而多次到他们家搜捕，先后将任天石妻兄夫妇和嫂嫂抓去关押，最后将任天石的妻兄王二
、岳父王福先后杀害。白茆陆和生回忆，他十一二岁时在白茆中心小学读二年级，有两个教师教他们，一个姓王，一个姓陈，都是三十岁教了一个月不到，就被日本兵捉到支塘镇上枪杀了，说他们是新四军。他还回忆，“清乡”时，日军就住在他所在村的一个大户人家，日军把俘虏的两个女新四军关在屋里，不许她们穿衣裳，任其轮奸，后来那两个女的都死了。
日军对抗日力量的镇压并不局限于“清乡”这一特定时期，而是长期的，一贯的，且不以“抗日分子”这一罪名抓捕，因为这样做过于暴露自己的狰狞面貌，所以往往以“不良分子”的罪名进行抓捕。据宋以天回忆，县警察局督察长顾本因私放两名女新四军，被汪伪特工队盯住不放。在194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夜里，日军搞大搜捕，抓了三十一个“不良分子”，顾本也在其中。不久，又抓过两次所谓的“不良分子”，三次共计四十六人。这些人被带到外地后惨遭残害，一个都没回来。
以上对日军暴行的分类和梳理自觉尚欠精细、全面，如百姓外出逃难的艰辛艰险；日军强行拉夫造成的家破人亡；日军滥杀无辜的凶残兽行和对家禽家畜无休止的抢掠；对中小学生实行奴化教育；在城乡建办慰安所；等等。又如，新四军开展的各项抗日活动；日军统治下的民生社情；为抗日牺牲的忠勇志士；日军暴行亲历者、受害者在时隔七八十年后的想法、看法尚未列举细说，好在只要通读全书，即可有完整了解。因为每篇文章都记载了当年的历史信息，从口述者对轰炸、焚烧、杀戮、奸淫、拉夫、劫掠、殴打、逃难的悲愤回忆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常熟百姓所亲身经历的苦难、屈辱、损失、惊恐、忧愁、悲伤、坎坷、仇恨，这一切都发生在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常熟，是掩藏在心灵深处的深创剧痛。
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提到讲述着亲人、亲戚、友人惨遭杀戮的情节，都提到逃难的经历和家庭财产的损失，有不少口述者还讲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和牺牲，通过日军对抗日志士的屠杀，可以间接看到常熟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笔者以为这些口述档案大多有着对细致情节与具体场景的详细诉说，具有相当价值的真实性、史料性、可信性。多位老人在忆述时哽咽垂泪甚至痛哭失声，他（她）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无论是对侵略者的憎恨还是对遇害亲人的思念。他们无须造假作伪，因为他们的口述绝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名利，如将他们的口述档案与当年常熟报纸上的报道，与专门机构编纂的史志书籍，与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对照，他们的回忆凡关联重大事件的，大多可找到历史踪影，而且亲历者的回忆更翔实、更鲜活，可作史志记载之补充和印证。千千万万个家庭之灾难，千千万万个个体生命之痛苦，汇集起来就是我们民族的灾难，就是全体中国人的痛苦。因此，这一百多篇口述档案不仅属于常熟人民，同样属于江苏人民，属于全国人民，这是中华民族血和泪的记忆。
今昔相比，许多老人在安度幸福晚年的时候，回想当年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无不有着“不堪回首”的感慨，有着“天壤之别”的深切感受，每位老人都衷心祝福祖国永远富强，再不受外敌侵略与蹂躏。
可以说，这些口述档案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暴行的悲愤控诉，又是常熟作为铁蹄下的江南名城所经历的屈辱史、血泪史的有力见证，更是对年青一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1].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11、26页
[2].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