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梦麟，字文子，一字瑞占，号谢山，又号午塘、耦堂、喜堂，蒙古正白旗人，姓西鲁特氏。《清史稿》云：“梦麟早年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2]所谓早负清望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绩；二是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清史稿》梦麟本传在列传第九十一，属于政界大臣一类。而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却将他归于“文苑传”，曰：“梦麟，字文子。蒙古人。乾隆十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工诗。乐府宗汉人，五言古诗宗三谢，七言古诗宗杜韩，皆能具体。一时台阁中无出其右者。惜早逝，未竟其才。”[3]重其文化上的贡献。国子监祭酒和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两个清要之职只有通儒才得以担任，梦麟以二十一岁官祭酒，三十一岁署掌院学士，可见他具有非凡的才华。

梦麟自幼便以能诗著名。初有《行余堂诗》，入词馆有《红梨斋集》，继而有《梦喜堂集》，后重订为《大谷山堂集》。《大谷山堂集》共六卷，收诗328首。梦麟诗歌内容广泛，有反映人民疾苦的，有抒写个人情怀及政治抱负的，也有描写山水风光及军旅行役之作。梦麟生活于“乾嘉盛世”，当时诗坛上盛行沈德潜主张的诗作应温柔敦厚、效法古人的“格调说”，翁方纲主张的以义理为主、以学问为主的“肌理说”和袁枚倡导的写诗须抒写性情、关注个人内心怀抱的“性灵说”。在这众多的诗学思想中，梦麟对沈德潜所倡温柔敦厚的复古思潮最为感兴趣，但他对这些学说所造成的诗坛上脱离现实的风气并不满意。梦麟认为“丈夫读书务实用”[4]，在他十几年的畅达的仕宦生涯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儒家伦理关怀始终紧密结合，兼济天下是梦麟不变的追求。所以，当诗坛上高歌盛世繁音时，梦麟却独辟蹊径，写出了很多关注苍生的现实主义佳篇。正如沈德潜对《大谷山堂集》的概括一样：“诗凡若干卷，皆奉使于役，经中州江左，成于登临校士余者，凭吊古迹，悲闵哀鸿，勖励德造，惓惓三致意焉。准之六义，比兴居多，盖得乎风人之旨矣。至平日歌天宝，咏清庙，矢音卷阿，铺张宏体，扬历伟绩，应有与雅颂相表里者。”[5]在梦麟的诗集中，《河决行》《嶅阳夜大风雪歌》《沁河涨》《舆人哭》《哀临淮》《悲泥途》诸篇，通过诗人选择的冷峻、豪骤、跌宕的意象，呈现出了生活于“乾隆盛世”的劳工、舆夫等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众生世相图，以其深广的力度、更具典型性的生活面来反映现实。

黄淮水患历代为害甚大，特别是明清以后为便利内河行船，筑闸积水，致使河床淤积，时有决堤。乾隆十八年（1753），黄河在山东铜山一带决口。作为这场水患的目击者，梦麟曾写了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河决行》。乾隆二十一年（1756），黄河又在孙家集决堤，次年春梦麟奉命驰勘，并兴办荆山桥工程，工竟议叙加一级。同年，乾隆皇帝南巡阅视河工，又命梦麟前往勘治六塘河以下积潦。身为河工大臣，梦麟脱略官吏行迹，深入工程第一线，勘察河形、督理河工，对水害的肆虐、人民的灾难以及治河大员们借机肥私等情状都有了深入了解。于是，他又写下了《沁河涨》《嶅阳夜大风雪歌》等描写人民在河患危害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境况的诗篇。《沁河涨》云：“涛翻浪吼大堤决，冲屋屋塌墙坍墙……东家携孩稚，西家呼爷娘。苍茫未识天地意，夫挽妻袖牵儿裳。传闻泽州水更大，冥冥暴雨连宵堕。沁源村户数千室，十家遭水死五个。时见浮尸逐堤岸，半日已阅数人过。”用白描的手法，刻画出暴雨涨河中仓皇出逃的百姓的惨状，“呼”“堕”“时见”“逐”这些颇具力度的词，用在“爷娘”“急雨”“浮尸”“堤”这样的物象前后，更深切地展示出了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人微物渺，把哀鸿遍村野的惨状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冲屋屋塌墙坍墙”这样适度的重字运用在强化诗歌节奏感的同时，呼应了诗人心理情绪的节奏，也为诗歌营造了更深层次上的冲击力。《嶅阳夜大风雪歌》云：

嗟乎！儿泣尚可休，无衣之人何以活？君不见，铜山县东四十里，筑堤十日工方起。呼集丁壮谐汝声，下扫日仅尺与咫。手僵脚冻扫不稳，眼见千夫万夫死。我乞天神顾神已，此风莫入黄河水。呜呼！此风莫入黄河水！

质直的语言展示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君不见”句式，在南朝宋诗人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后渐成风气。李白二十八次使用了这一句式[6]，他常常把此句式同历史反思联系起来，在强化诗歌气势中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梦麟在使用这一句式时，虽没有同历史反思联系，但结合“君不见”后惨酷的纪实性诗行来读，依旧可以让人触目惊心。《触目行》中诗人又写道：“仁恩如海民弗及，费而不惠空嗷嗷。岂必官吏肆吞嘬，偏全极次分纤毫，我历徐淮逮高宝，触目未免中切切。收因所见道余意，作歌聊当陈风谣。”大胆写出皇恩浩荡而不及民的现状。此时的梦麟在经过多年水患灾区的实地考察后，对现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的诗歌从写作《河决行》时歌颂“天子纡策促使忧悴民命也”到《触目行》的“仁恩如海民弗及”，诗歌的思想性明显增强。不惟如此，诗人在《新安坑卒行》里更有“君王自有函谷关，何与新婚更垂老”这样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的诗句。

梦麟承载了太多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因而当他为朋友送行时，他勉励友人“使君何以筹苍生”（《送何西岚出守凉州》）；当同僚宴请时，席间他高谈“君不见，东南其亩稼与禾，高坟潦退茎穗罗。卑壤浸渍犹盘涡，河声昨夜奔前坡”（《检沁楼宴歌》）；独居四望时，他期盼“顾祝百室盈，吾亦心安居”（《园居夏夜》）。之所以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当梦麟倾听着盛世下的悲吟，常常感受到生命在大变动到来时候的无助，“天地深恩在，苍生痛哭存”（《从谒景陵》）。梦麟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态度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燃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大量伤时忧世、体恤百姓的诗篇。尤其是描写灾害使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场景，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在整个蒙古族诗学史上，没有一个诗人的“灾害诗”，尤其是“水灾诗”，写得像梦麟这么多、这么好的。梦麟以其《大谷山堂集》在我国18世纪中叶的诗坛上崭露了头角。“四方才俊，揽其所作，无不变色却步”[7]，可见影响是颇大的。

作为一名蒙古族诗人，梦麟虽然没有生活在牧区，但他的诗作中对北方牧区生活状况还是多有关注的，如其《榆台行》：“朝登榆台，暮登榆台，榆台高高胡天开。天四垂，风倒吹，牛羊日暮声大来。军中甲士歌胡歌，胡人坐地吹胡笳。胡笳声悲，胡歌声苦。吹笳胡人泪如雨，壮士拔刀夜中舞。夜中舞，悲向天，健马死途人死边。”胡天开阔，风吹草低，胡人吹胡笳、讴胡歌、旋胡舞，一幅牧区民俗民情图。然而，生活在牧区的人们和戍边的兵士们的生活却并不仅仅是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简单。他们在胡歌和胡笳声中，倾诉的是死边的恐惧和悲情。似梦麟这样描写牧区人民艰辛生活的诗篇，比那种浮光掠影、单纯描写风光景色的作品，自是高出一筹。蒙古民族的生活和命运，作为一种斩之不断的精神根脉和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早已构成了诗人丰厚的创作资源和强烈的言说冲动，使他在面对和驾驭这一切时，足以激情澎湃并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他一直回望着、咀嚼着和反思着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蒙古牧民的生活与命运，努力发掘着其中的精神元素与文化内涵，从而构成了记忆的深度和历史的重量。正是这种感受与思考的双重积累，使得他的诗集质文俱佳，显示出较高的社会价值与审美意义。《企喻歌》对牧区的贫富悬殊作了揭示：“鹞子经天飞，黄羊窜黄丛。有钱生风云，无钱莫抬头。”有钱人可以呼风唤雨，无钱人连抬头的权力都没有。这首诗对牧民贫困生活的描写更深一层，揭示出穷匮的只是人民，而鱼肉人民的统治者则可以任意横行。除此而外，梦麟对当时少数民族间的征伐也有描述，同一首《企喻歌》中他还写道：“闻说单于来，歇马青海西。不愁人不多，但愁心不齐。”可见，无论民族怎样不同，人心俱是思安的。梦麟的民族类诗歌多系白描之作，他在这些作品中选择有分量的意象，承担沉重的历史，像《企喻歌》中的“生风云”“莫抬头”，《榆台行》中的“泪如雨”“死边”等皆是如此。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本是诗歌创作之大旨。梦麟以其朝官之身份，竟能感同身受，作品几达与吴嘉纪的民生诗相近之境地，沈德潜称他“得乎风人之旨”盖为知言。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清诗反映社会矛盾趋于淡漠之际，《大谷山堂集》出现于帝都京师，流布诗坛，此事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无怪乾隆朝及后世的诸多学者名流、文坛耆硕曾给梦麟的诗以这样的评价：“午塘先生未弱冠而入词垣，未三十而跻入座，且屡掌文衡，进参枢务。而其为诗……方处春华之时，已造秋实之境，盖得于天分，非人力所能与也。”[8]青年梦麟诗歌中的深厚的思想内涵确乎是同时代诗人中罕见的。可惜诗人早逝，若天假以年，可以想象，他的诗歌造诣必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