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高丽人民深重的生活苦难

李奎报出生后第三年，高丽武人政治开始，于是高丽历史也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百姓纷纷走上武力抗争之路。翻阅此一时期相关文献，充斥着较多官逼民反的记载。明宗十二年（1182），“全州司录陈大有，颇负清介，用刑极酷，民多苦之。及国家遣精勇保胜军造官船，大有与上户长李泽民等督役甚苛，旗头竹同等六人作乱，啸聚官奴及群不逞者，逐大有于山寺，烧泽民等十余家，吏皆逃窜，乃劫判官高孝升，易置州吏，孝升但授印而已。及按察使朴惟甫入州，贼盛陈兵伍，诉列大有不法状，按察不获已，械大有送京师。因谕贼以祸福，不从，于是悉发道内兵讨之”[61]。造成人民群起反抗的根本原因无疑在于封建官府对人民的压榨，这从如上“械大有送京师”等记述也可看出，连高丽朝廷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再如在明宗十六年（1186），“晋州守金光允、安东守李光宝，皆贪残屠剥，民不堪苦，谋为叛逆，有司议赃并流之”[62]。而为防止人民反抗，缓和阶级矛盾，国家更是不得不下诏以限制官吏盘剥人民。试以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的王诏就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国家对策作一考察：“九月丙辰，诏曰：自古有国家者，所重在民。唐太宗拣天下清直有名之士，分补守令，抚绥黎民，事在简策，垂法后世。今国家酌古思今，扬清激浊，黜陟之法，庶几贞观乃何？近民之官，先私后公，损人益己，剥民膏血，恬不为愧，虽赃状已露，犹且托付权势，以图苟免。故习俗因循，狃于奸宄，欲臻至治，其可得乎？咨尔两界兵马使，五道按察使，尚一乃心力，见善若惊，疾恶若仇，其有守节效职者褒之，使知劝；卖公渔利者劾之，使知戒。如此则廉耻之风兴，而贪残之行息矣。其令有司施行。”[63]如上王诏说明，高丽时代进入武人统治之初，人民与官府之间的矛盾已很突出。

而当武人专政进入崔忠献、崔怡父子时代后，人民反抗暴政的事件更是有增无减。尽管崔忠献把持朝政之初为笼络人心也向国王提出了一些迎合人民要求的建议，但崔氏父子的专横与暴戾，足以将百姓推向反抗的地步。李奎报曾有《晋康侯茅亭记》，记崔忠献豪宅之富丽：“负鹄岭腋龙首，扼四方之会。据神京之中，葱葱有佳气可掬者。男山也，丽其麓而家焉者。门千户万，若鳞错栉比，而特控引形势。螭起凤舞者，相国晋康侯之甲第也。”（《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三》）而崔忠献之子较之其父，奢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崔怡裹胁高丽高宗迁都江华后，“怡营私第，役都房及四领军，输旧京材木，又多取松柏植园中，悉以船输入，人多溺死者。其园林延袤数十里。怡于西山，发民私藏冰，民甚厌苦，又安养山去江华数日程，怡使门客将军朴承贲等取其柏树植之，时方冱寒，役徒有冻死者。沿路郡县，弃家登山以避之。有人榜升平门云：‘人与柏孰重？’”[64]崔氏的这种大肆营私行为必将引发更大的反抗。崔忠献上台不久的高丽神宗元年（1198），“私僮万积等六人樵北山，招集公私奴隶，谋曰：‘国家自庚癸以来，朱紫多起于贱隶，将相宁有种乎？时来则可为也。吾辈安能劳筋骨，困于捶楚之下？’诸奴皆然之。剪黄纸数千，皆钑丁字为识。约曰：‘吾辈自兴国寺步廊至球庭，一时群集鼓噪，则在内宦者必应之，官奴等诛锄于内，吾徒蜂起城中，先杀崔忠献等，仍各格杀其主，焚贱籍，使三韩无贱人，则公卿将相，吾辈皆得为之矣。’”[65]“金州杂族人群聚谋乱，杀豪族人，豪族奔避城外，乃以兵围副使衙，副使李迪儒登屋，射首谋者，应弦而倒，其党四散。已而还，告曰：‘我等欲除强暴贪污者，以清我邑，何故射我？’”[66]而崔忠献死、崔怡接掌朝政的高宗六年（1219），义州戍卒别将韩恂、郎将多智反叛，而其陈述反叛理由曰：“兵马使赵冲、金君绥、丁公寿等清白爱民。余皆贪残，厚敛于民，剥肤椎髓，不堪其苦，乃至于此耳。”闻此理由，方欲效仿其父崔忠献而大展身手的崔怡亦不得不作出一定公允姿态以笼络人心，并以此为契机清除异己。据载：“崔怡闻其言，以安永麟、柳庇、俊弼、李贞寿、崔守雄、李世芬、高世霖、洪文叙、李允恭、崔孝全、宋自恭、李元美、崔谧等尝谄事忠献，或为按察，或为分道、分台、监仓使，或求巨邑，侵渔无厌，分配诸岛。”[67]

至于武人专政时代官逼民反的原因，“从根源来讲，是由于特权阶级及官吏，过度贫困和吏道堕落而引起民乱的”[68]。的确，高丽社会等级制度严苛，贵族独享特权，如“仁宗九年（1131）五月，停内外锦绣工作，限十年。禁庶人罗衣绢袴、骑马都中及奴隶革带。……神宗二年（1199）二月，禁工匠着幞头”[69]。再如就接受教育而言，仁宗时发布的学式规定曰：“凡系杂路及工商乐名等贱事者、大小功亲犯嫁者、家道不正者、犯恶逆归乡者、贱乡部曲人等、子孙及身犯私罪者，不许入学。”[70]而李奎报笔下，社会的这种等级差别和阶级剥削也有着明显反映。试看其《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一诗：“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舂粒莹如珠，或饲马与狗。碧醪湛若油，沾洽童仆咮。是皆出于农，非乃本所受。假他手上劳，妄谓能自富。力穑奉君子，是之谓田父。赤身掩短褐，一日耕几亩。才及稻芽青，辛苦锄稂莠。假饶得千钟，徒为官家守。无何遭夺归，一介非所有。乃反掘凫茈，饥仆不自救。”（《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一》）武人的政变上台从另一角度言，实际也是武人为改变等级差别和阶级剥削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可上台后的武人集团，并未消除等级差别和阶级剥削这一社会痼疾，当然事实上也是难以根本废止的，因而，其上台只能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类似万积等人为寻求身份上的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并非孤例，并且是早就存在的事实，试如明宗十八年（1188）五月，“癸丑，少监王元之婢婿私奴平亮灭元之家。丙辰流平亮于远岛。平亮，平章事金永宽家奴也，居见州，务农致富，赂遗权要，免贱为良，得散员同正。其妻乃元之家婢也。元之家贫，挈家往依焉。平亮厚慰，劝还于京，密与妻兄仁茂、仁庇等要于路，杀元之夫妻及数儿。自幸其无主，可永得为良”[71]。平亮夫妇虽勤劳致富，但为获得一个公正的社会名分，先是赂遗权要，后又铤而走险，这种行为实际是不合理社会制度造成的。而理应富足但实际不惯营生的少监王元之不得不求助自己奴婢这种现象，李奎报诗中也有着记载与批评。试看其《士人女乞食，既以与之，因作诗》一首：“汝虽生士族，丐食已云卑。更亦怀何耻，犹蒙破羃篱。”（《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八》）在权贵，尤其是在由中下层武人摇身一变而来的新的特权阶层压迫之下，百姓生活艰难，许多人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就反抗武人暴政的群体言，除如上所述奴婢而外，还有僧人、普通百姓，甚至下层军吏等，而“延续九十余年的武臣统治期，是韩国历史上发生民乱最多的时期，贫民、私奴等下层民众的抵抗动摇了武臣的统治”[72]。随着高宗四十五年（1258）崔忠献重孙崔竩的被杀，武人的统治最终走到了尽头，而终结崔氏六十余年高压统治的金仁俊等，其出身则基本为奴婢。

高丽武人专政时代，人民反抗封建暴政之行动接连不断地发生。较著名者如明宗六年（1176），“（正月），公州鸣鹤所民亡伊、亡所伊等，啸聚党与（羽——引者注），自称山行兵马使，攻陷公州。甲戌，幸神众院行香，遣祗候蔡元富、郎将朴刚寿等宣谕南贼，犹不从。王引见群臣于便殿，咨访讨贼之策。二月丁亥，招募壮士三千，命大将军丁黄载、将军张博仁等将之，以讨南贼”[73]。其后更有金沙弥、孝心领导的起义，这一起义历时长久，影响深远。明宗二十三年（1193），“（七月），时南贼蜂起，其剧者金沙弥据云门，孝心据草田，啸聚亡命，摽掠州县，王闻而患之。丙子，遣大将军全存杰率将军李至纯、李公靖、金陟侯、金庆夫、卢植等讨之。……八月辛丑，李公靖、金庆夫等击贼，败绩”；明宗二十四年（1194），“二月癸巳，南贼魁金沙弥自投行营请降，斩之。甲寅，将军史良柱击南贼，败死”[74]。虽然该次起义被武人所镇压，但余火并未平息，如神宗三年（1200）五月，“密城官奴五十余人盗官银器投云门贼”[75]。而《东国李相国集·年谱》就神宗四年（1201）东京的叛乱记载曰：“壬戌，泰和二年，公年三十五。……冬十二月，东京叛，与云门山贼党举兵。朝廷出三军征之。”李奎报目睹了人民的苦难与反抗，这在其笔下也便有着较多反映。试看李奎报于明宗二十六年（1196）所作《八月五日，闻群盗渐炽》一诗：“群盗如猬毛，生民洒腥血。郡守徒戎衣，望敌气先夺。尚未扫蜂毒，况堪探虎穴。嗟哉时无人，谁继来嚼铁。贼臂捷于猿，放箭若星瞥。贼胫迅于鹿，越山如电灭。士卒追不及，聚首空呀咄。幸能触其锋，物故十七八。妇女哭夫婿，髽首吊枯骨。荒村早关门，白日行旅绝。今年况复旱，望雨甚于渴。田野皆赤土，未见苗芽茁。富屋已忧饥，贫者何由活。朱门日吐茵，百爵耳自热。高堂森玉簪，密席拥罗袜。但识门熏灼，不忧国杌。腐儒虽无知，流涕每呜咽。嗟非肉食徒，未掉直言舌。已矣若为陈，天陛无由谒。”（《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六》）

而就起义的广度而言，武人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实际是无年不民反，无处不烽火，尤以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的新罗故都庆州，即高丽东京等边远地区为著。如：明宗十七年（1187），“九月壬子，顺州归化所安置贼数百人溃散行掠，兵马使发兵捕之”[76]；明宗二十年（1190）正月，“己卯，盗起，东京按察副使周惟氐率兵欲袭贼，贼觉而拒之，杀伤甚众”[77]，“盗又起东京，与溟州贼合，侵掠州郡。遣郎将吴应夫借阁门祗候宋公绰于溟州道，将作少监赵通、郎将韩祗于东京，招抚之”[78]。李奎报曾在其《庆州东西两岳祭文》中就庆州乱象痛心曰：“呜戏！以国不幸，逆贼崛起。然非特国之不幸，亦神之耻。非唯耻尔，神之不幸亦至矣。何者？国以我神威灵可倚，故崇以大王之号，飨以春秋之祀。所冀者镇卫国家，屝恶兴利，如是而已耳。脱上国有不利，四方将有事，神威听及，无有远迩。宜以阴灵遏绝祸始。何况鸡林之旧邦，实大王所食之地。孽徒肆虐，聚党如蚁，乱纪逆常，违命弃义。神若有灵，理宜柅止。夫何不然，使至于此。”（《庆州东西两岳祭文》，《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三十八》）而在远离半岛的济州岛，人民的反抗则与本土的反抗遥相呼应。神宗五年（1202），“冬，十月，耽罗叛，遣小府少监张允文、中郎将李唐绩安抚之。庆州别抄军与永州素有隙，是月，乃引云门贼及符仁、桐华两寺僧徒攻永州。……十二月乙亥，耽罗安抚使张允文、李唐绩奏：贼魁烦石、烦守等皆伏诛。丙子，庆州贼孛佐等起，遣金陟侯、崔匡义、康纯义等分道讨之”[79]；“神宗五年（1202），东京夜别抄作乱，攻劫州郡，遣师讨平之”[80]。而就人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深度言，人民的斗争已严重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他们通过对代表封建权威的官府、宗庙、王陵等的破坏，宣泄内心的不满，熙宗三年（1207）八月，“丙申，盗发武陵，王命礼部诸陵署巡审诸陵。又有盗发者五六，即命中使令愿刹僧修之。有司劾罢诸陵直，配陵户人于远岛。明年获盗数人诛之”[81]。高宗时代，这种公然蔑视封建王权的行为更加严重。高宗四年（1217）三月庚寅，“盗发纯陵”[82]；高宗十七年（1230），“五月甲寅，盗窃大庙九室累世所上玉册、绿饰、白金”[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