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奎报咏史汉诗的创作背景

第一节 高丽王朝的内忧外患

一 外敌的侵略压迫

高丽自建国以后，遭到与之几乎同时立国的辽的多次侵扰，随后兴起的金朝对高丽也多有不轨意图，而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对于高丽造成的侵掠伤害则远甚于辽、金。李奎报则见证了契丹、女真、蒙古、日本倭寇等外国势力对高丽的侵略。

（一）“顽戎”契丹

李奎报在《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丁酉年行）》中曾曰：“昔显宗二年（1011），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五》）李奎报所指系辽圣宗入侵高丽一事，当时辽军侵入高丽京城，高丽国王不得不避难南下。不难看出，辽带给高丽的创伤长久地被高丽君臣所铭记。李奎报出生时，辽虽已被金所灭四十多年，但契丹残余势力仍旧存在，并不时侵扰朝鲜半岛，最突出的莫过于契丹人乞奴、喊舍对高丽的劫掠。金崇庆元年（高丽康宗元年，1212），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降蒙，高丽高宗三年（1216），耶律留哥部下乞奴、喊舍叛蒙，并东渡鸭绿江占据江东城，成为高丽朝野难以轻易对付的大患。关于这一点，崔滋曰：“赵文正公器识德行文武兼备，望倾朝野。丙子年（1216）讨丹寇命元帅，公为副，不自颛制，战不利。”[1]其后契丹流寇长久肆虐于高丽境，高丽朝野苦不堪言。高宗十九年（1232）十一月《答蒙古沙打官人书》曰：“越丙子岁，契丹大举兵，阑入我境，横行肆暴。”[2]而李奎报在《谢蒙古皇帝表（不行）》中亦沉痛言道：“伏念世承箕子之封，地摄契丹之壤。曾未有与我释憾之故，奈今举如此无名之兵，阑入封疆，大残人物。顾蜂毒之尚甚，出虎旅以莫除。”（《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八》）高宗五年（1218），高丽联合蒙古、东夏合击入寇的契丹军，并于次年正月获胜。关于契丹军的侵略及高丽的反击，李奎报相关作品中对此有所反映。试看李奎报《闻官军与虏战捷（与契丹战）》一诗：“虏气日披猖，杀人如刈草。虎吻流馋涎，吞噬无幼老。妇女慎勿忧，腥秽行可扫。国业未遽央，庙谋亦云妙。行且自就诛，焉得避天讨。吾言岂妄云，今日闻捷报。”（《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四》）契丹匪军流窜进入高丽国境，激起了高丽君臣极大的忧虑和愤怒。李奎报《闻胡种入江东城自保，在省中作》一诗中，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必胜的信心：“残胡猒窜逃，已入圈牢内。得肉幸平分，万人甘共脍。”（《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四》）契丹入侵势力最终虽被消灭，但入侵事件却在高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因此，李奎报在高丽打败契丹匪军后所作的《平契丹颂》中曰：“犷彼顽戎，阑入边鄙。吞噬我生民，血流于齿。圣皇赫怒，克扫厥类。”（《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九》）

契丹的入侵无疑给本已内讧不绝的高丽乱局再造麻烦，更为严重的是，它成为随后蒙古以及女真人入侵的导火索，“自乞奴至喊舍，契丹军已经完全蜕变为流寇，对高丽东抄西掠，已成为赤裸裸的侵略；东夏、蒙古出兵进入高丽境，表面上是帮助高丽镇压喊舍契丹军，实质上是一箭双雕，既消除敌对的喊舍，又可进入高丽腹地炫耀武力”[3]。的确如此，契丹流寇不但自己劫掠高丽，且引发东夏、蒙古染指高丽并于其后连年入侵朝鲜半岛，尤其是蒙古，自首次以助剿契丹流寇为名于1218年年底进入高丽国境，其后便累年入侵，并最终将对朝鲜半岛的疯狂染指活动持续了将近两百年。

（二）金与东真寇

对高丽形成威胁的还有金国的女真人。李奎报生活的时代，正是金朝国运由盛转衰之时，尽管如此，高丽对金仍不敢掉以轻心，而是处处小心，唯恐有所闪失，这首先表现在外交方面。如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世宗完颜雍去世，高丽不得不作出回应：“三月戊午，遣奉慰使及祭奠兼会葬使如金。己未金遣使来告丧。金使初至境上，凡军从三十一人，边吏以人数多于旧例，固留不迎。金使牒曰：‘大行皇帝于尔国有大恩宠，今闻讣音，宜颠倒迎命，即行丧礼，今既累旬稽留不纳，大乖礼制。’命群臣会议，迎入界。庚申，王素服，率百官迎诏于都省厅。举哀，金使见王哀痛，莫不动色。”[4]高丽方面诚惶诚恐之状、事大之诚尽显无遗。而直到金灭亡前两年，高丽之于金的这种畏惧心理仍然未能消解，这从时为庆成府右詹事知制诰的李奎报《上大金皇帝表（癸巳三月，遣司谏崔璘赍去，迷路还来）》一文中可以看出：“恭惟皇帝陛下，乾坤覆焘，日月照临，应天顺人，宅万世无疆之地，柔远能迩，得四方向内之心。伏念臣权袭世封，自小国之基构，忧在戒邻，及上朝之抚绥，泰然无患，久荷太平之化，切输乐率之诚。”（《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八》）高丽君臣对金之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李奎报所处的时代，金虽已处于强弩之末，但其对高丽的军事威胁则是始终存在的。高丽明宗六年（1176）二月，“甲午，金人以兵船十余艘侵掠东海霜阴县”[5]；高丽高宗十一年（1224）金元帅亏哥下侵高丽，“亏哥下虏去静州人二百余口还”[6]；十三年（1226），“亏哥下欲使其兵变蒙古服入寇义、静州”[7]。正是由于对金国之于高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存在长期的心理恐惧，因而当金国一朝灭亡，高丽本已绷紧的神经遂得以放松，由李奎报所作、高丽国王进呈给蒙古皇帝的《上都皇帝起居表》之《陈情表（同前状）》颇能说明金国灭亡后高丽君臣既庆幸又余悸尚存的心态：“弊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历世已来，必行事大之礼，然后能保有其国家，故顷尝臣事于大金。及金国鼎逸，然后朝贡之礼始废矣。”（《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八》）

李奎报和其祖国所遭受女真人的真正巨大伤害并不来自金国政权，而是来自由金分化出的东真政权。金贞祐三年（1215），金将蒲鲜万奴叛金建大真政权，后又称东夏、东真，该政权很快就成为高丽高宗时代侵扰朝鲜半岛的主要外寇之一。高丽高宗四年（1217）四月，蒲鲜万奴开始了对高丽的军事骚扰，“己未，金万奴兵来，破大夫营”[8]，高宗六年（1219）八月，“东北面兵马使报云：蒙古与东真国遣兵来，屯镇溟城外，督纳岁贡”[9]。其后高丽累年遭受东真兵寇，就此记载不绝于史书。而在东真的全盛时期，“至于南邻高丽，则是东夏国经常出兵进行侵扰、威迫或表示亲善协助、施行软硬两手欺凌的对象，甚至曾企图将高丽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0]。高宗十八年（1231）十月，“辛巳，东界和州驰报：东真兵寇和州，掳宣德都领而去”[11]。高宗二十年（1233），蒲鲜万奴被蒙古擒杀，次年二月壬申，“边报蒙古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12]。东真余部作为蒙古可以利用的兵源，成为蒙古侵略高丽的重要枪手。高宗二十二年（1235）九月，“蒙兵引东真兵攻陷龙津镇。戊寅，东真兵陷镇溟城”[13]。高宗二十三年（1236）八月，“戊子，东女真援兵百骑自耀德、静边，趣永兴仓”[14]。高宗三十六年（1249），“九月己巳朔，东真兵入东州境”[15]。而东真对高丽的侵扰实际在李奎报去世后也一直在持续，如高宗三十七年（1250），“二月甲辰，东界兵马使报东真兵二百骑入境”[16]，高宗四十年（1253）二月，“东界兵马使驰报，东真三百骑围登州”[17]。

（三）“蒙古狼”

李奎报时代，对高丽构成最大威胁者莫过于蒙古人，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高丽高宗五年（1218）底，蒙古假借“契丹六哥据高丽江东城，命哈真、札剌率师平之；高丽王遂降，请岁贡方物”[18]。关于蒙古染指高丽之始，《高丽史》载：“时蒙古、东真，虽以讨贼救我为名，然蒙古于夷狄最凶悍，且未尝与我有旧好。以故中外震骇，疑其非实。”[19]蒙古人的横空出世使得高丽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李奎报曾代表高丽政府作《蒙古兵马元帅幕送酒果书（都省行）》，其中如是道：“始闻贼徒入江东城自保，小国乃以为此已圈牢中物耳，不足患也。方遣人致谢，兼问起居，其使人未及上道，续有急报，果闻其党出城自降，咸就枭俘，举国快心，异手同抃。此实大邦扶弱恤邻之义，而小国万世一遇之幸也，感荷大恩，罔知所报。今者伏承王旨，略备不腆酒果仪物等事。特差某某官等，赍押奉送，其数目具在别笺，幸勿以微薄却之，亦不以迟缓罪之也。惶恐惶恐。”（《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八》）实际，这仅仅是蒙古人小试牛刀而已，而高丽对蒙古实力底细也是不知，“疑其非实”。高丽高宗十八年（1231），当蒙古人的铁骑大规模踏上高丽的土地时，高丽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体会到蒙古人的强悍，史载，“（八月）壬午，蒙古元帅撒礼塔围咸新镇，屠铁州。……（九月）癸卯，北界驰报：蒙兵围龙州，城中请降，副使魏玿被掳。壬子，蒙兵陷宣、郭二州。……（十月）壬申，郎将池义深押平州所囚蒙古二人到京，一是蒙古人，一是女真人，自此国家始信蒙古兵也。……（十二月）甲戌，将军赵叔昌与撒礼塔所遣蒙使九人持牒来，牒曰：‘蒙古大朝国皇帝圣旨：……你底官马里选錬一万个匹大马、一万匹小马，与来者。王孙男孩儿一千底，公主、大王每等郡主进呈皇帝者外，大官人母女孩儿，亦与来者。你底太子、将领大王令子，并大官人男孩儿，要一千个。女孩儿亦是一千个。’”[20]客观言，高宗十八年蒙古的入侵是相当严重的事件，由于先前料敌不足，高丽朝廷不免慌乱，首都也受到威胁。曾于该年亲自投入到首都保卫准备行动的李奎报有如下相关诗，且看《是年九月，因备御胡兵，以白衣守保定门》：“白衣来作守门人，不惮长城昼夜巡。犹胜炎州岚瘴地，折腰甘向海村民。”（《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七》）在蒙古巨大的军事压力下，高丽朝廷不得不满足敌人金银、衣物等部分要求，且于高宗十九年（1232）称臣于蒙古，其后则为逃避蒙古对王廷的进一步威胁，被迫于六月迁都江华岛，而李奎报则受命撰写致蒙古要人耶律楚材的《送晋卿丞相书》这一外交信件，其中曰：“今者又遣使介诣皇帝阙下，伏望阁下益复护短，特于冕旒之下，乘间伺隙，善为之辞，使小国可矜之状，得入聪听，永永保安弊邑，则予虽不敏，敢不报效万一耶？”（《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八》）从该《送晋卿丞相书》，我们看到跃然纸上的李奎报毕恭毕敬之态，“也看到高丽在艰难处境下为谋求自保如何殚精竭虑”[21]。

迁都对本已遭受蒙古侵略之苦的高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高丽高宗二十二年（1235）九月癸亥制：“国家移都，民方疮痍，又经犬兵，甚可怜恤。”[22]另据《高丽史》：“遂迁都，时霖雨弥旬，泥泞没胫，人马僵仆，达官及良家妇女至有跣足，负戴鳏寡、失所号哭者，不可胜计。”[23]迁都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的确严重，李奎报相关作品即反映出其仆人暨民众对迁都之畏惧与排斥心理，试看《奴逋（移都后）》其一：“西江已渡仆逋亡，应恐新京馁尔肠。取鸡折葼犹未觅，问渠何处固深藏。”（《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一》）而就高丽君臣来说，对于蒙古占领军的厌恶、无奈之情和迁都后心理承受的伤痛也是相当巨大的。如高丽迁都江华岛次年，李奎报曾作《癸巳年，御殿春帖子》二诗。其一曰：“丽日明珠殿，祥云绕紫微。梅随南使至，雁逐北胡归（时达旦犹在）。”其二曰：“绮丽新京事事新，新年更占太平辰。都人莫讶韶光早，此是花山第一春。”（《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八》）如上诗作中，“雁逐北胡归（时达旦犹在）”句所表达的祈愿和平、对侵略者的愤恨之情一目了然，尤其是“时达旦犹在”这一特意之加注，则表达出作者对现状深深的无奈之情，而“此是花山第一春”等句则在看似放达的语气中传递出一种迁都江华岛后的苦涩与自嘲，且我们也可以明显感觉到高丽君臣作出迁都江华岛以图长期困守这一决定时的痛苦心态。另外，对蒙古侵略者的强烈仇恨不绝于高丽时代各种公私文献，仅就李奎报言，其文集中这种强烈的痛恨之情多有流露。如《闻达旦入江南》一诗曰：“北俗不习南，胡为入炎洲？忍令万民食，肥泽一邦仇。婴城虽首策，清野亦良筹。安得天上剑，一时堕胡头。尽随白刃落，跳转如圆球。不然大海水，倾注使漂流。化为鱼与鳖，作脍我民喉。此言亦迂阔，天意非人谋。但愿皇上帝，悔祸无尽刘。乌呼何更陈，流泪纷难收。”（《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八》）再如《十月电》一诗曰：“天放骄儿毒已弥，当冬震电又奚为？翻然若向胡头击，纵曰非时可曰时。”（《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五》）

在高丽弃陆保岛后，蒙古对高丽的侵伐仍未放松。高丽高宗二十二年（1235），窝阔台汗再次侵高丽，高丽王廷在经过艰苦抵抗、付出巨大人力与物力代价后，不得不于高宗二十八年（1241）夏四月，“以族子永宁公称为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蒙古为秃鲁花。遣枢密院使崔璘、将军金宝鼎、左司谏金谦伴行。秃鲁花，华言‘质子’也”[24]。和平的希望似乎来到，李奎报遂于悲喜交加之中写下了《登后园，望永宁公北使诗（遣宗室永宁公入达旦朝觐）》一诗：“银潢接派本连天，犷俗惊传贵胄仙。宾馆授成加豆礼，客程还作促辕旋。神披笃副人倾伏，义重元开国活全。亲嬖只频挥滴泪，老衰惭蔑效微涓（自谓）。臣忠必岂劳官列，属近当先取戚贤。麟信感回顽兽悍，凤威归革丑雏膻。春秋计外寻回旆，暮旦心同竞擘莲。辰宿应精钟铁胆，杳冥悬寿畀椿年。振振服脱归伊洛，漠漠途悠梦代燕。尘土视如增户万，邻交较岂夺争田。”（《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十》）秋九月二日，一代文豪李奎报去世。但是，李奎报临终之前看到的由永宁公入质蒙古所带来的和平只是昙花一现而已。蒙古贵由汗上台次年（1247），即发动了对高丽的又一轮军事征讨，而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对高丽更是采取严厉的军事攻势。高丽高宗四十一年（1254）十二月，朝廷合祀山川神祇于神庙时提到：“越辛卯岁以来，不幸为蒙人所寇，国家祸乱不可殚言。……噫！比年来，人畜之被害驱掠者，已不可胜言。至乃孑遗，亦皆父子不相恤，妻子不相保矣。况今一年之间，饿莩（殍——笔者注）已满于闾巷，则国之势其不危哉？”[25]此言一点不假，而也正是迫于蒙古如潮的进攻和屠戮，高丽朝廷最终于高宗四十六年（1259）选择了弃岛登陆的投降政策，而次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元遂正式成为高丽的宗主国。曾有相关专家就忽必烈时代，即元代前期的中韩关系如是曰：“在这段时间里，元朝完全确立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不仅如此，与前代中原王朝相比，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更加强化，通过设官、驻军等方式操纵高丽的政治，高丽则对元朝负有纳贡、助军、输粮、置驿等义务。上述新的控制方式和义务，大大超出了传统封贡宗藩关系的范围。这也是元代中韩关系在整个中韩关系发展史上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在元朝前期与高丽的关系当中已经基本形成了。”[26]忽必烈时代元丽关系的这种“和平”的取得是以元朝一方宗主国地位的确立为条件，与蒙古对高丽长达几十年的持续征讨密不可分，而李奎报则亲历了高丽所遭受的压榨。“鞑靼虽狼，天其可避”（《平契丹颂》，《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九》），这是李奎报对蒙古势力的怒斥和自己国家最终战胜对手的信心表达，但是这一“可避”的战胜结果来得实在太晚。李奎报离世之际，他还未看到笼罩在国家上空的压迫阴霾散去，直到他离世百又五十年之后，高丽才从蒙古的铁蹄之下解脱出来。

（四）倭寇

以蒙古政权为代表，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高丽王朝最大的外患，而高丽西南海中的日本，也对高丽构成威胁。李奎报曾有《大藏经道场音赞诗》道：“玉殿年年佛事精，吾君今日痛输诚。琅函雾湿龙擎到，檀席风生象踏行。教海珠探如意宝，祖家灯续自心明。一声梵呗千灾散，倭寇区区不足平。”（《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八》）该诗是高丽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李奎报之应制禳灾作品，从该诗末句我们不难看出，在北方强敌大兵压境、高丽国家主权面临严峻挑战之际，倭寇侵掠高丽之行径无疑为趁火打劫。据《高丽史》相关记载来看，倭寇犯高丽始于高丽高宗十年（1223），是年五月，“甲子，倭寇金州”[27]。高丽高宗十二年（1225）四月戊戌，“倭船二艘寇庆尚道沿海州县，发兵悉擒之”[28]。次年，倭寇卷土重来，加大对高丽的入侵，先是“倭寇庆尚道沿海州郡，巨济县令陈龙甲以舟师战于沙岛，斩二级，贼夜遁”[29]，其后六月“倭寇金州”[30]。高丽高宗十四年（1227），高丽抗倭之战有所升级，后经顽强抵抗，终于迫使倭寇谢罪，且看相关记载如下：“倭寇金州，防护别监卢旦发兵捕贼船二艘，斩三十余级，且献所获兵仗。五月庚戌，倭寇熊神县，别将郑金亿等潜伏山间，突出，斩七级，贼遁。乙丑雨雹。日本国寄书谢贼船寇边之罪，仍请修好互市。”[31]为防止倭寇进一步的侵略，高丽不得不采取外交手段：“是岁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时倭贼侵掠州县，国家患之，遣寅赍牒谕以历世和好，不宜来侵。日本推检贼倭诛之，侵掠稍息。”[32]

对日本加于朝鲜半岛之祸害，朝鲜王朝文人洪万宗曾不无痛心地总结过：“盖我国僻介山海间，壤地狭小，东南与倭奴作邻。……江外自三国时屡被侵扰，新罗、百济皆质其子于日本。其后新罗统三，专受日本之害。高丽自高宗亦被侵掠，元宗时尝与蒙古合力征之。忠烈王时再征不利而还。忠定王以来，日本尝侵犯固城、巨济等地。恭愍王时，倭大炽，我国屡被其害。崔莹尝自请击之，我太祖亦与李之兰等击破之，自是以后，无岁不侵。”[33]的确，日本自三国时代起就开始染指朝鲜半岛，而高丽时代，自高宗朝起，日本之于朝鲜半岛的侵略活动一直不曾中断。李奎报目睹了日本逞凶于自己祖国之罪恶，但他可能不会想到，直到高丽朝结束——乃至进入新的五百年之久的朝鲜李朝——甚至直到近现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扰一直未曾停止。

综上，李奎报生活的时代，高丽王朝濒临亡国的危险境地，但就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朝鲜半岛人民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之下纵横捭阖，以期国祚之延续。这当中，作为国家重臣，李奎报则使出浑身解数，坚守于高丽王朝外交最前线，而“高丽最终能够成为亚洲唯一保全王室朝廷的独立国家，说明了外交周旋的极大成功，而这其中李奎报发挥了重要作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