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路遥生平解读

第一节 精神创伤对路遥文学创作的影响

精神创伤（或心理创伤）是指由于生活中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精神的或肉体的）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一些精神创伤的影响会延续较长的时间，甚至是终生。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十八讲《创伤的执着——潜意识》中提到：“病人都 ‘执着’ （fixed）于其过去的某点，不知道自己如何去求得摆脱，以致与现在及将来都脱离了关系。”“每一病人的症候和结果都足以使自己执着于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就大多数的病例而言，这过去的时期往往是生活史中最早的一个阶段，如儿童期或甚至于早在吸乳期内。”[1]

关于精神创伤，特别是童年的精神创伤对作家性格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隐忍苟活，发愤著书；鲁迅先生童年常出没于当铺与药铺之间，过早地尝到了人间的冷暖与世道的沧桑，形成了冷峻、犀利、深刻的文风。现代文学史上曾红极一时、现在不为普通读者所知的梅娘，父亲是民国时期的高官，梅娘是父亲的私生女，从小生活在失去生母的精神创伤之中，笔名便是“没娘”的谐音，她笔下的人物大多像她那样母亲缺失。张爱玲从小生活在无爱的家庭，父亲是晚清遗少，父母不和导致母亲远涉重洋留学他乡，她过早感受了生命的孤独与苍凉，性格孤僻乖张，因而有这样的喟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作家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创伤的影响。

在路遥一生有几次精神创伤：早年过继生活在贫困之中、“文化大革命”中被停职及失恋、与夫人林达感情的不合、中年患病，它们深深影响了路遥的性格气质和文学创作。路遥没有因此而沉沦，在人民的关怀和温暖中顽强地生长，以生命的热情表达着黄土地儿女们的痛苦和欢乐、光荣与梦想。

一 第一次精神创伤：早年过继

路遥亲生父母是陕西省清涧县（现属于陕西省榆林市）人，养父母则在陕西省延川县（现属于陕西省延安市），两地相距八九十千米。路遥父母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路遥是长子。因家庭贫困、伯父没有子女，路遥8岁时（1957年）被过继给伯父。多年以后，路遥回忆这段经历：跟父亲走了两天的路，到伯父家的第二天早上，父亲大清早悄悄离开。他躲在大树后看着父亲悄然离开，眼里噙满泪水。一个8岁的孩子，过早地离开自己的亲生父母，尝遍了生活的艰辛。这是令人痛心的事，也给路遥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表述为八岁更确切——笔者注）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然后是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2]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这样的离别又何止路遥一人呢？路遥的养父母虽然条件有限，但还是给了路遥全身心的关怀和爱护，使路遥在艰难的岁月中坚持上完了中学。

路遥一生都在渴求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亲情，但从他的成长轨迹来看，社会环境对路遥的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因素。由于生活时空的限制，路遥在离开家上了中学以后，就很少和父母亲人生活在一起，而是投入社会生活的大熔炉中，不断地历练、成长、疗伤、修正，逐步成为专业作家。因此，他与亲生父母的情感既深沉又缺少表达，这种心理创伤影响了路遥一生，包括后来的夫妻感情。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1991年9月，路遥曾经和弟弟王天乐回清涧老家看望父母，清涧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解决最小的弟弟王天笑（小名九娃）的工作问题。在回家之前，清涧的地方领导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这位为家乡赢得声誉的大作家，路遥也为清涧的乡亲和文学爱好者作了两场报告。航宇曾经在路遥生病的日子陪伴、照顾路遥，他回忆路遥兄弟到家和离别父母的场景：

我们从他家坡里的一条小路爬上去，老人家静静站在硷畔上，面无表情，背抄着双手，一句话没有说，只是用眼角扫视了一下从院里走进去的路遥。

路遥也没跟父母打招呼，直端端地走进边窑里。

……

父亲没跟路遥进去，仍然在院子里站着。

兄弟俩走得非常从容，头也没回一下看看站在他家硷畔上的父母，很快上了面包车。眼看就要离开王家堡了，年迈的父母还一直在硷畔上静静地站着。

我不明白，路遥走的时候为什么不给他的父母打声招呼，却默默地坐在面包车靠窗的位置，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直到所有的人都上了车，司机在关门的那一瞬间，他才扭头看了一眼站在硷畔上的父母，眼里顿时涌满了泪水。[3]

在笔者看来，这是与父母缺少表达和交流、多年没有一起生活而形成的疏离感，在这表面的冷淡之下，却深藏着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远离亲生父母、贫穷与饥饿的精神创伤使路遥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形成了既自卑又自强、既自尊又敏感的性格特征。“在我看来，路遥拼力搏击的一生中，潜意识里一直有个支撑点，那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摆脱苦难和贫穷的童年给他的诸多屈辱和阴影。”[4]

早年过继带来的亲情缺失对路遥影响至深，也成为路遥文学创作的经验和素材。《在困难的日子里》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对于饥饿的描写以及在饥饿与贫穷中对道德的坚守是路遥内心真实的体验。路遥认为即使处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也要有灵魂的高尚和精神的坚强。不仅是马建强，就连讨饭的陌生母女，也保持着自我的尊严，不偷盗不欺骗。《平凡的世界》中的饥饿描写更是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主人公的成长史也是他与饥饿的对抗史。路遥对饥饿的描写始终饱含着诗性、宽容和善良，没有因为遭遇饥饿而有仇恨、不满和发泄。

在长期困顿的生活状态中，路遥竭力证明自己的才能和价值。路遥对带有他心灵折射的主人公有一种偏爱。路遥常常形容高加林、孙少平、孙兰香等农村青年：“一点儿也不像农村人”“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痕迹”。作家刻意强调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和强大思想，这种近乎完美的描写，实际上是路遥的一种自我假想或是自我塑造，也是受伤的精神世界在作品中留下的投影。在描写爱情时，爱上孙家三兄妹的，都是高官子弟或是出身优越的人。孙兰香出场时，一家人因为姐夫贩老鼠药被抓去劳改无暇顾及家事，最后冷静下来才发现孙兰香已经把猪喂了。作家将孙兰香描写成从小懂事、学习优异的孩子，最终走出黄土地，成为北方工业大学的学生。路遥是否自己就想成为这样的人呢？路遥是否认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农村青年呢？或是路遥内心怀着深深的自卑，想用这样的方式证明农家出身的青年也是很优秀的。这样塑造人物，显示出路遥对他笔下主人公过于偏爱，根源在于路遥自卑、屈辱的童年记忆。

童年精神创伤影响路遥创作另外的一方面是母爱的描写。后面的章节会谈到，路遥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母亲都不是故事的主角，无论是孩子的成长还是家庭事务，路遥笔下的母亲都处在“缺席”或“失语”状态。《生活咏叹调（三题）》之《小镇上》，描写了一位部队政委回到家乡，家乡的景物勾起了他童年的记忆：自己“身上常常连一分钱也没有”，于是想钻“下水洞”到学校的操场里去看戏。可是被看场的焦二抓住。卖包子的大嫂鼎力相助，又是骂，又是用热包子贿赂焦二，这位被抓的小男孩才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一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了我面前。我不接但被硬塞到了手里。接着，又是那只温热的、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下。泪水顿时像浓雾一般模糊了我的眼睛……[5]

“温热的、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小说的这段描写是他对母爱向往的写照，也是作家童年深刻的情感体验。刘巧珍（《人生》）、田润叶（《平凡的世界》）、贺秀莲（《平凡的世界》）、吴亚玲（《在困难的日子里》）、卢若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姐姐（《姐姐》）等，这些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对待与她们相爱的男性，都有像黄土地一样深沉、从容、浓烈的母性特征。作家还将土地、农村内化为一种潜在的母亲形象，在路遥的潜意识中，农村、土地犹如伟大的母亲，任何时候带着伤痛回来都会得到母亲般的温暖。

二 第二次精神创伤：停职返乡

1966年路遥初中毕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考取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所有的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路遥想要走出农门的愿望未能实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他曾徒步到北京串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是路遥第一次走出陕西，也是他人生一次重要的远行，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此行必然引发了路遥无限的革命热情。路遥的这段出行经历目前还没有文献有详细的记述，以下的文字出自一位比路遥大几岁的退休干部，可以对路遥当年的经历作以参考：

10月18日，我们终于等到了毛主席检阅的日子。那天天不亮，我们就起来，由崇文小学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到达东长安街，街上已经坐满了人，大家静静地等待着，但每个人的内心都如万马奔腾。9点钟，街边的高音喇叭突然开始播放《东方红》的音乐，人群里渐渐地骚动起来，大家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过了没多久，就看见检阅车队从西向东风驰电掣而来，前边是摩托警车开道，后边就是主席的车。只见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魁伟，站在车上，频频向大家招手，我们所有人都大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嗓子喊哑了，还在拼命地喊。在这样的场景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们亲眼看见了毛主席，我们跳跃着，欢呼着，频频向检阅车队招手招手再招手……[6]

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动荡岁月，路遥忘我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因文学、演讲、组织方面的才能，他很快成为延川县学生组织“红四野”的领袖。“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7]路遥是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进入革委会的。在一个陕北县城，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岁月里，一位农家子弟，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又不愿在黄土地上刨挖一生，他能做的就是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自己谋得一点生存的资本。可是路遥的政治生命极为短暂，当年冬天，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农村青年也必须返乡劳动。年仅19岁的路遥被口头宣布停职，被迫返乡。正式停职在一两年以后，目前各个版本的路遥传记对这段史料考证的时间不同。

高加林在民办教师工作被顶替后在土地上疯狂劳动，以至于血染红了镢头，这可以看作路遥当年真实的生活体验。停职加之失恋的打击（这是路遥的初恋），使路遥跌入痛苦的深渊，然而这对于路遥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桩幸事。路遥在从政无门的情况下逐渐走上文学道路。人生际遇、社会环境、他本人的文学天赋，加上他牛马般辛勤的耕耘，结出路遥的文学硕果。

路遥这段“文化大革命”经历，在以后的文字和社交场合中，他从未有过表露，只在为曹谷溪写的序言中含蓄提及。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从政无门、文学开道的人生经历，从事文学创作的路遥并没有将目光从现实社会中离开。“文学之路对于当时尚处青年阶段的路遥来说，既有无奈之后的选择，也有不幸中的幸运。文学创作改变了路遥的人生之路，抚平了由于政治挫折留下的心灵创伤，从这样的独特经历分析路遥早年的创作心理，‘弃政从文’很容易隐含着一种焦虑的转移。”[8]生活为路遥关闭了从政之门，却为他打开了文学之窗，路遥利用自己的手中之笔，记录着社会的变迁，“以一种精神的方式介入于社会实践”。[9]

很多回忆路遥的文章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路遥是一个政治情结浓厚的作家，十分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如果路遥从政，他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喜欢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始终坚持并践行“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10]。在《平凡的世界》正式写作前，他翻阅了十年间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一些场景和地点，包括物产、气候等信息，他都要像记者般地亲身考察，他的小说也就成为描写社会进程的史诗般的作品。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一个个点，然而，在这些小点的背后，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现实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真实的社会写照，是社会发展留下的深刻记忆。“作者哪怕写农村生活极微小的一隅，也力求写出跟这一隅有普遍联系的中国与世界的某个宏观图景，并见微知著，从微小的一隅感知和预测整个国家和社会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与趋向。”[11]这些社会背景，可能不经意地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中，比如田晓霞去铜城煤矿看望孙少平后，他的同事高朗（高朗此时对晓霞有意）前往机场迎接，同为记者的两人谈到了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和世界杯足球赛；也会作为故事素材参与到普通人的叙事中，如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天安门诗抄；还会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渗透到人物的日常生活，如生产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废除等。

“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不仅使路遥的文学创作带有浓厚的政治背景，还带有英雄崇拜的色彩。高加林在洪水中冒着生命危险去一线采访；孙少平勇救落水的跛女子侯玉英，为偷手帕的郝红梅解围，解救被包工头胡永州践踏的小翠，在煤矿事故中搭救工友脸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田晓霞主动到受灾前线去采访，为抢救群众而光荣牺牲。杨启迪在洪水中勇救被困的张民（《夏》），马建强在饥饿中仍然拾金不昧，碰到要饭的陌生人把自己的土豆和玉米棒子让给了同样饥饿的母子俩（《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些男女主人公，不仅有坚强的毅力和高尚的精神，还具有英雄般的品格，在危难的关键时候勇于担当、助人为乐。

三 第三次精神创伤：感情离异

路遥注定要与北京知青结缘。这既是特殊时代的人生境遇，也是路遥带有功利色彩的主动选择。“正是陶正、孙立哲等这些在特殊年代中被迫辗转至陕北的北京知青，以远远迥异于本地人的见识与思考，打开了路遥等乡村文学青年的心灵视窗，强化了他们本就葆有的自我奋斗意识，并使他们从狭小的生活空间中果断挣脱出来，渐渐具有了走出陕西，面向全国的勇气。”[12]

路遥与妻子林达相识前，有过一段影响至深的初恋。恋人是被晓雷称为“林琼”（有著作称为“林虹”“林红”或L，本书在各处的不同表述是为了遵从原文献中的称呼）的北京知青，与路遥相识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路遥这段恋情的基本事实是：第一，林琼曾与路遥相爱；第二，路遥把铜川招工的名额让给了自己的初恋情人；第三，林琼当上工人以后与路遥分手；第四，这段恋情让路遥终生难忘，它一直存活在路遥隐秘的内心世界，在作品中屡有情感失败的焦虑表达。路遥放弃了自己珍贵的招工名额，也就牺牲了自己的远大前程，这个情感创伤有恋爱失败的伤痛，也有他人背叛的屈辱。从晓雷的记叙来看，林琼当了工人是在路遥被革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之前[13]；曹谷溪却说是职务被免后，组织才给了路遥这个招工名额，那么林琼当工人肯定是在路遥被革职之后[14]。厚夫、张艳茜各自的《路遥传》对路遥的这段经历有详细的记述，对于“革职”“招工”“分手”三件事情的前后顺序记述不一致。近年来，程光炜老师对路遥的感情经历有较为详细的梳理[15]，林琼的招工名额是否是路遥让给她的，在什么时间让的？路遥是完全让给她了，还是只帮助林琼活动了关系，做了一些外围的辅助工作？根据现有文献，这段史实具体的来龙去脉还存在一些争议。作者将在《路遥生平的细节考证和史料辨析》一节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人生》在全国引起轰动后，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路遥的亲弟弟、文学道路上的知己王天乐这样表述：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请读者原谅，这篇文章里关于路遥很多重大的灾难我暂时还不能写，因为当事人都活着，我不想让这些残酷的经历再折磨活着的人。[16]

对于这个“重大事件”，笔者推测了两种可能，一是感情纠葛；二是路遥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对立派的告发。笔者曾推断这个“重大事件”有可能指的是路遥与弟弟王天乐的矛盾。但是2019年8月《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李建军的《路遥有没有说过那句话？路遥兄弟失和的原委》一文显示，路遥兄弟失和应发生在路遥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这段引文所述的时间段是在《人生》获奖后不久，“重大事件”指兄弟失和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时期，路遥刚刚成名，事业顺利，亲人健在，很有可能是感情世界出了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路遥成名后有些人重提路遥“造反”的经历，路遥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不愿提及。高建群先生曾提及：路遥自述《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穿着一件红风衣”的女人来找过他，路遥还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17]这是否是原来的女友林琼？曾经承诺“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把这些风暴一定展示给读者”的王天乐也离开了人世，只有等待时间逝去，让知情人讲述给路遥的读者和研究者吧。

“他是延川青年第一个与北京知青谈恋爱的”[18]。与林琼分手后，路遥在曹谷溪的帮助下，与同在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林达相恋。曹谷溪是路遥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爱情婚姻的见证人、文学生涯的支持者，他本人也是著名的“老镢头诗人”，历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

这时路遥是编外干部，身份是一位农民，林达是北京知青。路遥上大学期间，生活上全靠林达的帮助和支持。邢仪回忆：

大家分析这路遥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本事和魅力，两个优秀的北京女知青都对他一见倾心，而达更是我们在清华附中时的班长和才女呢。

印象中初恋时的路遥对达的指示言听计从。

路遥渐渐融入了北京知青的圈子。

她节省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资助路遥的学业。[19]

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分配至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延河》编辑部工作。1978年1月25日，路遥与林达在延川县举行了婚礼，不久林达调至西安电影制片厂主办的《西部电影》编辑部。两人的结合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当两人终于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在感情上却越走越远。“这个时候的路遥一方面在享受读者和社会对他的钟爱，另一方面又深陷于不能自拔的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20]。就在两人谈好协议离婚之际，路遥重病不起。

对于两人的感情不和，有很多说法，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两人成长背景不同，因而生活习惯、处世方式不同。身为知识女性的林达，性格比较自立自强，不愿生活在路遥夫人这样的阴影里。第二是成家后的路遥潜心于文学创作，对于家庭琐事无暇顾及。常年奔波在外忙于写作，每天的生活都是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是好的作家，却不是好的丈夫。“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的事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的前十年，两人的矛盾就闹得很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21]。也就是说，伴随着路遥文学事业的日益兴盛，路遥的感情生活却走向了另外一极。路遥弟弟王天乐对此采取了十分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当作家的夫人同样要经受普通女人无法容忍的各种心灵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不恨林达，也不恨路遥。”[22]第三是精神世界的差异。路遥与夫人林达的感情离异，表面看是二人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差异。从深层来说，一个是成长于黄土地的农民的儿子，代表传统与保守，另一个是成长于清华附中的高才生，代表现代与开放，都市的精致浪漫与乡土的朴实沉重在他们的家庭中无法调和。爱情、时间、子女都不能使他们完全融合，最终成为令人遗憾的爱情悲剧。

路遥病重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对照顾他的航宇谈起自己的初恋：“经历过恋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恋爱有多美好。我可以这样告诉你，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到死也忘不了。”[23]感情的缺失使得《平凡的世界》在宏大叙事中，少了早期清新、雅致、诗意的情感基调，多了忧伤、沉郁、凄美的叙述，显现出忧郁哀婉的美。这固然与路遥年龄增长、人生阅历增加有关，但也是路遥感情世界的折射，从中可读出青年路遥在走向中年过程中的心境变化。

四 第四次精神创伤：身患绝症

美国儿科医生纳丁·伯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的研究发现，童年期的精神创伤，不仅影响个人性格，还容易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儿童期遭遇物质依赖、父母离异、重大灾难、受虐待、缺乏情感关怀等精神创伤后，大脑发育、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不良情绪会使身体长期处于应激反应中，各种疾病发生的概率和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预期寿命甚至会缩短20年（TED演讲，2020年3月13日）。路遥在过继后依然得到了奶奶和养父母的关怀，邻里乡亲也给予路遥各种温暖。贾平凹先生在《怀念路遥》一文中认为：扼杀路遥的是遗传基因。

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

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正病得厉害。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做出来就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但也就在这种基因的命运下，路遥短暂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

路遥的生父母都患有肝病，他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发现身体不适，后来诊断为肝硬化腹水。“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24]“此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陕西的一位作家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三十九节也说：“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路遥自述在三伏天用电炉子熬中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文后记录的时间为：“第一稿：一九八六年秋天至冬天，第二稿：一九八七年春天至夏天”，据此推算，作家在1987年已经明确知道自己身患重病。患病后的路遥采取了向社会隐瞒的做法，独自承受身患重病的痛苦，很多怀念的文章都提及当时的路遥具有了明显的症状：朱砂掌、体力不支、长时间腹泻等，给大学生作报告，听众可以明显地感到他身体的虚弱。许多朋友的回忆文字也说明路遥对自身的病症是清楚的，比如他在与好朋友海波出行时坚决不让海波喝他的饮品，吃饭时他也不和众人一起用餐。

路遥对待疾病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性格特点：固执、要强、自尊。他在给学生作演讲时很轻松地讲到自己在创作期间曾经北上榆林看病，并开玩笑地告知听众：“最好到火车站三天不吃饭，扛上三天麻袋，你就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患病使路遥对人生和创作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不同，他做了一些旁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在去世当年的三伏天装修房子，住院前急切地回到延安，等等。

患病体验对路遥的创作产生了促进作用，反过来，疾病中的创作又加重了作家的病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路遥曾目睹精神导师柳青在病榻前坚持写作，最终作品却未能完成，给自己和读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他担心自己像曹雪芹、柳青那样，留下不完整的作品，因此更加努力地创作。路遥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并且在构思下一部小说《祖国纪事》。在《平凡的世界》创作后期，死亡的阴影也投射在了小说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有关人物的死亡故事涉及达七人之多，分别是：李向前、郝红梅、王世才、武惠良、田晓霞、孙少平和秀莲；其出现比例远远超出了前面两部死亡人数的总和（五人）”，并且“在小说卷六的第三十六章当中，路遥还首次专门、长篇幅地正面谈论到了死亡这个话题”。[25]这反映出路遥已经超越了患病引发的生理病痛和心灵煎熬，开始理性地在更高层面思考生命、死亡这些无法回避的人生课题，并且影响到了他对于人物命运的选择。比如，孙少平负了工伤，此时孙兰香希望通过她的恋人吴仲平的关系（吴仲平的父亲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把少平的工作安排到省城，但是少平拒绝了，依然回到了艰苦的大牙湾煤矿。《平凡的世界》最初的题名是《黄土》《黑金》《大世界》，看来最初路遥是想让主人公走向“大世界”，这里的“大世界”应该就是农村出身的路遥们所向往的繁华的都市。笔者据此推断路遥对孙少平的结局作了调整，这与他患病后严肃地思考生命的意义可能有很大的关联。

路遥于1992年春完成了《早晨从中午开始》。其中详细地记述了作家的患病经历，只是当时路遥没有说破，一般读者没有想到，作家是有意地将这些文字作为他的绝笔，要将自己的创作经历展示给世人，使读者能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的内心世界。在去世前，作家完成了《路遥文集》的编选工作，借此告别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有总结一生的潜在动机。就在《路遥文集》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路遥离开了这个世界，给他的读者留下诸多遗憾与感伤。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精神创伤使作家一生都沉浸在忧伤、感奋的人生中，很少享受过生活的甘甜，苦难成为他永恒的伴侣。也正因为此，作家留下了数量不多但却足以使后人永远铭记的作品，还留下了他不畏人生艰苦、勇于挑战自我的可贵精神，这些都是路遥的读者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