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题解

一 “软实力”的界定问题

软实力是指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2]具体一点说，“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技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的储备情况，政府的凝聚力，社会团结和稳定的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3]都属于软实力的范围。总体而言，它是相对于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明显具有强制性的“硬实力”概念而言的。这个概念虽然是由约瑟夫·奈提出的，但在此之前，中外思想家都已有类似的论述。例如，“在西方，韦伯关于‘卡里斯马’（charisma）及其统治类型的社会学研究、葛兰西的‘霸权’论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等，实际上都为‘软实力’的提出和发挥影响做了理论铺垫。”[4]至于《孙子兵法》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老子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6]，“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7]等则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的软实力观念资源。不过，这些与奈的“软实力”思想都有所区别。如韦伯的“卡里斯马”是指一种领袖或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及这种魅力的表现和运作方式。葛兰西的霸权论也提到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基于某种认同，但葛兰西的意思是，“通过包括节日、戏剧、报纸以及政治运动在内的各种文化手段，共产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影响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世界观，这就能为合法夺取国家权力奠定基础”。[8]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也主要针对国家内部。《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针对敌对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老子的“柔弱胜过刚强”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思想。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却是基于当代国际政治关系，这种“软实力”强调以吸引和感召的方式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维护或获取国家利益，它只有通过与他国的比较才能体现出来，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被有效地衡量和评估。本书谈的软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基础层面，即文化软实力。对此下文将进一步界定，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文化及文化的传播并不是天然具有非强制性，殖民或后殖民的文化灌输实际上都具有强制性。正常合理的文化吸引是为了增进理解、加强交流，因而与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强迫接受相区别，与各种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相区别。

二 “中国文学”的界定问题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对文学所包含和应包含的文体类别有着不尽相同的观念演变史。就中西差别而言，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将诗（实即文学）分为史诗、戏剧（包括悲剧和喜剧）和抒情诗三大类；文艺复兴以后，散文在西方兴起，“文艺性散文也被纳入文学的范畴”[9]。西方小说可溯源至史诗，但近代小说是在原来的准小说形式（即fiction）基础上产生的，即“novel”，其真正兴盛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于是，戏剧、诗歌、散文（一般而言只包括文艺性散文，不含实用性文体）、小说的四分法便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文学门类划分标准。这一四分法自近代以来随着各种西方思潮一起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文体观念和创作实践，到今天也已成为国人公认的“纯文学”标准。这本身也是文化软实力现象的一个反映。

但是此“纯文学”标准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有出入的，从“纯”的眼光看，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文学”一直是“杂”的。大致到两汉时期，文学才从整体的学术文化中分化出来，但“分化并不彻底”[10]，它一直包含各种实用性文体，甚至可以说，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凡是不入经、史、子的各类文章，都可以编入文集，也都属于传统认可的文学范畴”[11]。六朝时有所谓“文笔之辨”，但不仅其中的“文”仍与西方文学标准不同（“文”的范围实际远小于西方的“纯文学”），而且“文笔之辨”最终也没有为中国古代文学定下稳固的界定标准。[12]那么，在研究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时，我们就必然遇到“中国文学”的范围问题，或者说采用何种文学标准的问题。哪些文本的传播算中国文学的传播，哪些文本不算？本书倾向于认为应该采取以当代公认标准为主同时兼顾历史的原则。以当代比较公认的四分法为主，是因为本项研究毕竟是当代语境的产物，我们不可能以古代某一历史时期的分类标准为标准，尽管这种四分法源于西方，但大体还是可以涵盖文学的基本范围。所谓兼顾历史，是指兼顾接受史，例如有些作品（如《论语》）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够“纯文学”，却有一定的文学性，或者说可以从文学角度考察；但在相当长的外传历史中，国外接受者基本不视其为文学。那么，在研究这段传播史的时候，我们就不宜将其归入文学传播史。

三 “对外”的界定

本书研究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这自然隐含了内外的地理分界问题。“外”当然指中国之外，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名称始于辛亥革命，将这个概念用于历代王朝只是一个习惯用法，并不确切，而且历代王朝的疆域是不断变化的。有些传播现象在某个时代属于国际传播，在今天看来却已属于对内传播，还有些则相反。同样考虑到本书是基于当代语境的研究，为了统一标准，本书所说的“外”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区域，无论历史上的归属如何。

四 “传播”与“影响”的区别与联系

本书基本属于文学的传播研究。过去学界往往将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相混淆，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传播研究是可以用客观事实证明的，着重描述放送—媒介—接收的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而影响研究则需要对文本进行主观的分析，“本质上是作家作品的本体研究，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不是外缘的、外部的研究），是立足于审美判断、特别是创作心理分析、美学构成分析上的研究”[13]。它往往难以实证。但过去我们恰恰把影响研究定位为实证研究，要求用传播的事实来证明影响，从而人为地造成了影响研究的困难，也因而使人们对影响研究产生了怀疑态度，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误会。当然，传播与影响确实又是密不可分的，先有传播后有影响，传播是影响的基础；影响是传播的效果和目的，又是刺激传播的基本因素。一般而言，对外来文学的译介、改编和模仿的研究属于传播研究，因为这时外来作品仍“大体地保持着它原来的本体状态”，而“消化、吸收、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则属于影响研究的范围了。[14]显然，这样的划分只是大致的，本书的描述以文学传播现象为主，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学影响，何况后者与文化软实力问题同样密切相关。

五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叙述方法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研究重点在于突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强调其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而无意对传播现象做面面俱到的描述，因为全面完整的描述对本书而言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本书划分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各个历史时期，但各个时期的界限并不分明，作此划分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例如本书将18世纪和19世纪各作为独立时期，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文学传播当然是有延续性的，而且同一时期，中国文学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传播情况也不同。本书着眼于中国文学在几个代表性区域的传播变迁，其要在于从文化软实力的视域把握文学传播的广度、深度以及关注点的历史变迁。从广度上讲，中国文学的传播是从周边国家扩展到西方再到世界各地，从个别文类扩展到中国文学史上的各种文类，从异域的精英阶层扩展到大众阶层；从深度上讲，则可以分为译介研究、改编借用和精神濡染等既各自独立又有内在层进关系的几个方面，注意作品的初次译介时间、广泛流传时间和被研究的时间；关注点的变化表现为对不同时代作家作品、流派文类的选择，从关注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形象和社会风貌到关注作品本身的审美形式，从关注主流作家作品到关注边缘作家作品（从接受主体方面看，不同历史时期汉学家和非汉学家、官方和民间、精英与大众的关注点都不同）。文化过滤是关注点整体吸引力变化的主要杠杆，因此，文学传播的文化语境是本书时时需要涉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