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陈三五娘”戏曲刊本的纵向传承

第一节 明清戏曲刊本版本概况

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陈三五娘”故事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明代嘉靖丙寅年间刊刻的《荔镜记》。这一刊本末叶有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有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5]由此可知，在明嘉靖之前“陈三五娘”故事就已广泛搬演于闽粤地区的戏曲舞台，并形成了“潮泉二部”。遗憾的是，虽经诸多前贤访查探究，还是未能准确还原“前本荔枝记”的真貌。

可以肯定的是，闽、粤两地的戏曲表演历史由来已久。从文献资料的记载，闽地戏曲表演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余善在广业里教士卒作傀儡戏。到南宋，闽地优戏、傀儡戏更是盛行。著名诗人刘克庄在其诗文中多有描述，如《田舍即事十首》其九：“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6]这首诗不仅交代了戏曲表演内容，还简单勾勒了当时的观演盛况与观众的情感反应。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闽南方言的独特性，闽地，以泉州为代表，其戏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声腔——泉腔戏曲。语言是声腔的基础，尽管我们难以准确描述泉腔戏曲的发展历史，却无法否认泉腔戏曲在方言、曲调上与传统的四大声腔（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及其他地方戏曲的差别。漳浦人蔡奭在《官音汇解释义》中就特别指出：“做正音，唱官腔，做白字，唱泉腔，做潮调，唱潮腔。”可见，当时泉腔、潮腔和官腔是截然不同的。而演述“陈三五娘”故事的最早戏曲刊本《荔镜记》恰恰就是由“潮泉二部”整合而成的。现今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个故事的明清戏曲刊本除了嘉靖本外，还有四本，依次为万历本、顺治本、道光本、光绪本。下面就各个版本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见表1-1），并一一说明。

一 书题

关于书题，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强调“重刊”“新刻”“新刊”“新调”，试图在标题上显示出该本与其他书坊刻本或旧刻本的不同。不同时期不同书坊的争相传刻，可以印证“陈三五娘”故事长期以来在闽南地区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嘉靖本自告由“潮泉二部”合编而成，题目中还与众不同地凸显“戏文”二字。尽管对“戏文”这一概念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准确统一的界定，但多数人认为它是中国戏剧最早的成熟形式，用代言体的形式敷演长篇故事。考察嘉靖本《荔镜记》的体制特点，可以说，书题中“戏文”之名未尽失实。第一，“开场”不标出次，由副末用一阕词演述家门，概括主要剧情，存有南戏“副末开场”的古意。第二，在场次安排上，第二、三出男女主角悉数登场，与南戏体制一样。第三，在曲牌格律上，分“引子”“过曲”“尾声”，不仅“过曲”没有明分粗细，单支“引子”“过曲”也能成为套数。所押韵脚都属方言俗韵，且平上去入四声可通押。总体来说，格律宽松、灵活更近南戏本色。第四，脚色体制上，虽标“五色”，实有生、旦、占、外、末、丑、净七类，各个脚色担任之职与南戏《张协状元》相似。不过，《荔镜记》刊刻于明嘉靖年间，此时正是南戏向传奇过渡转型的最后时期，《荔镜记》在体制状貌上又带有传奇的特点，故我们不能将这个作品归入纯粹的南戏范畴。书题“荔镜记戏文”将传奇常用书名称呼“记”与南戏标志性名号“戏文”糅合交叠，正显示了嘉靖本《荔镜记》所独有的因过渡而不纯粹的体制特点，这也奠定了这一版本在戏曲发展史上在考察南戏与传奇的血缘关系这一主题上的重要文献价值。万历本书题中则特地标署“乡谈”二字，以此凸显此本“潮腔”的鲜明地方特色。顺治本书题中最有意味的是“泉潮雅调”四字，相比于嘉靖本的“潮泉”二字，顺治本这一微调显示了以泉州为宗的基本立场。

二 刊刻年代

关于刊刻年代，五个刊本从明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漫长的300多年的历史岁月里，一部地方戏曲作品不断传刻，其艺术生命力不言而喻。就内容而言，五个刊本之间也不是简单的重刻再版关系，而是有所变化、有所增删，具有活态艺术不断传承变化的基本性质。

三 作者

关于作者，诸本只有万历本标明“潮州东月李氏编集”。戏曲向来不登大雅之堂，就连被誉为“一代文学”的元曲都遭遇“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7]的命运，更别提流传范围不广的民间地方剧作。能署上编集者籍贯、姓氏已是不易。而这仅有的一点信息并不能给关于作者的考证带来多大的帮助，我们无以得知“潮州东月李氏”的具体生平资料。

四 刊行者

关于刊行者，嘉靖本于卷末告白明言“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据汉学家龙彼得教授收集稽考，在法国、英国、日本尚有三种明代万历藏本其刊行者与“新安堂”名号有关，分别是“新安余绍崖自新斋刊本”“书林余幼山新安堂刊本”“书林余苍泉新安堂刊本”，因刊行时间相近，刊物性质相似（同为民间通俗读物，其中还有一部《新刊韩朋十义记》同为戏曲刊本），龙彼得推论嘉靖本《荔镜记》的刊行者应与上述诸人有关，刊刻地点应是福建建阳。福建建阳余氏刻书由来已久，在中国刻书史上赫赫有名。它始于北宋，世代为业，连绵相沿，直至清初才逐渐衰落。

而万历本《荔枝记》卷一首题“书林南阳堂叶文桥绣梓，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卷二、卷四之首又署“闽建书林南阳堂叶文桥绣梓”。由此可知，“南阳堂”是福建建阳书坊，堂主是叶文桥。但此本书末另有牌记“万历辛巳岁冬月朱氏与耕堂梓行”。据龙彼得教授考证，朱氏与耕堂也是福建建阳书坊，堂主是朱仁斋。在古代刻书史上，版片易主是常有的事。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万历本《荔枝记》曾由南阳堂与与耕堂两个书坊刊印过，但究竟孰先孰后不得而知。

顺治本的刊行者“人文居”因目前无其他旁证资料我们难究其实。不过从其倒转嘉靖本书题“潮泉”二字为“泉潮”，而且刊本中标有【潮调】的曲词仅剩三支，其出于闽人之手的可能性极大。

道光本的刊行者是“见古所”。这一刊刻单位未见文献载录。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条与之相关的线索。福州大学西观楼藏书有一本刊刻于清道光年间的歌仔册，该书封面下端残缺，上端横书“道光辛卯年新镌”，其下竖写书名，可惜书名只存留“新集”二字。书之首页有“绣像上大人歌，附刻新集录歌，泉城道口街见古堂书坊”字样。令人惊喜的是这里明确指出“见古堂”这一书坊位于泉州道口街。回顾福建刻书史，我们知道，清中后叶泉州刻书业很繁荣。泉州刻书业的发展得益于宋代理学家朱熹。朱熹曾于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泉州讲学，一洪姓子弟从其学习金石镌刻。洪姓子弟出师后初刻图章，后繁衍发展为木刻雕版，其子孙多继承祖业，聚居于涂门城外的田庵村。故泉州绝大多数刻工都出自田庵村。泉州的道口街则是清代书坊最为集中的区域，其中不乏辅仁堂、绮文居、郁文堂、尚志堂、会文堂、湖山草堂等一些有精本传世的书坊。虽说“见古所”与“见古堂”有一字之差，但两书刊刻年份相同，封面版式相同。而且，在古代刻书史上，民间书坊堂铺名称因某种特殊原因略有改动，比如书坊规模的变化或营销分点的设立等原因，改变书坊堂铺名称也是正常之事。福建连城四堡邹氏的“素位堂”与“素位山房”即为一例。至此，不妨推论：“见古所”即“见古堂”，是清道光时期活跃于泉州道口街的一家民间书坊，主要刊刻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日常读物及通俗文学作品。当然，此一论断的最终确立还需新的文献证据的旁证。

光绪本的刊行者为“三益堂”,“三益堂”同样未见文献载录。不过此本在宣统辛亥（1911）曾由“泉郡绮文居”石印再版。后来在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资料室又找出一本钤有“许书纪家藏书”印章的光绪本《荔枝记》（许书纪，晋江安海人，曾为《陈三五娘》剧目的整理做出极大贡献）。这本“许书纪家藏书”，与法国施博尔博士所藏光绪本实为同一版本，但保存更为完好。

五 版式行款

从版式行款上看，五种刊本都有插图，都采用上图下文的版式，但插图数量随着时代推移而递减，文字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嘉靖本共有插图208幅，构图比较细腻，主要表现舞台表演场景，图版旁还有四句与剧情内容相关的诗句，这些插图与诗句配合得很好，传达了剧中人物各种特定的情感意绪。或许正如卷末告白所言，嘉靖本是“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的案上本。万历本共有插图175幅，图版左右是一句榜题式的文字，用以概括图版内容，这些插图具有一定的连环图画的性质。到顺治本，插图数量锐减为10幅，而且图版旁无任何文字说明，这些插图作为版面装饰的意义更突出些。道光本与光绪本在插图数量与画面内容上如出一辙，插图与剧情内容虽有一定联系，但仅仅是版面点缀而已。从五种刊本插图数量与性质的变化来看，嘉靖本、万历本案上阅读欣赏的价值更大，而顺治本、道光本、光绪本更接近于舞台演出本。

以上我们从版本的角度对五种“陈三五娘”明清戏曲刊本做了简要介绍。可以看到，在明清三四百年的历史岁月里，五种刊本一脉相承，不断传刻，清晰地展现了“陈三五娘”故事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