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研究的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纷争日益激烈，因此，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为任何社会核心政治力量取得和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前提与基础。作为中国社会核心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其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也自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冷战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如何有效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已然成为世界各国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由此，国家利益等相关问题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目前，国内众多学者对国家利益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国家利益的概念、内容等方面，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代表性的著作有：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洪兵的《国家利益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玲玲的《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利益》（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朱炳元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诗成的《蓝色的挑战——海洋国家利益的战略思考》（中国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张文木的《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俊国的《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代表性的论文有：阎学通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7期）、冯贵贤的《论国家利益原则——学习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4期）、柯继铭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历史追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唐凯兴的《浅谈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外交战略新思路》（《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楚树龙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朱炳元的《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杨奎松的《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刘德喜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主权理论及其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戴兰花的《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S2期）、李才义的《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王彦峰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权》（《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陈金明的《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之比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路金龙的《国家利益是中苏恩怨的死结》（《西安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张俊国的《毛泽东与建国初期国家利益的争取和维护》[《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林尚立的《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等。这些成果对于国家利益的概念、内涵、中国国家利益的某些具体方面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国家利益观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并未直接以中国共产党作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问题形成相关研究成果。概括而言，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认知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因素。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与条件，而主要领导人的国家利益观是全党关于国家利益问题认知的集中反映，其中主要代表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学者指出：世界上两极格局的存在与发展、对立与斗争是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形成和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生与进行是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形成和发展的国内背景。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在波澜壮阔的中外现实社会实践深厚土壤中得到滋润与培植。[1]关于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政治文化修养及政治天赋分不开的。”“他所经历的饱受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使他深深体会到国家主权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多么重要。”“坎坷的革命生涯使他了解政治稳定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对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也有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成为他分析国家利益的方法。”[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思想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则是其国家利益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与实践。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国家利益思想研究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有学者指出：“尽管毛泽东在其一生中从来没有专门用过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但长时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独具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国家利益观无不体现在他的浩大著述之中和领导中国人民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国家面貌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之中。”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观、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观、国家政治利益观、国家发展环境观、国家经济利益观等。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则主要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
其一，维护国家主权：党的主要领导人国家利益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都强调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生存和发展下去，首先必须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最高准则。”[3]有学者认为：“事实上，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国家保持的关系，无论是‘一边倒’关系还是‘一条线’、‘一大片’关系，无不说明毛泽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比较高超的政策策略思想。”同时，也有学者指出：“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利益核心是主权。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这些内容不同的国家利益对国家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同的。然而，总的来讲，国家主权是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没有了主权，一个国家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就更为重要。”“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百余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4]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郑重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与人民的最高利益。”[5]所以，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始终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国家利益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二，推进国家现代化：党的主要领导人国家利益思想的重点。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毛泽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但他对其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6]。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安全利益曾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有轻重缓急之分。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里，中国国家利益的重点是经济利益”。[7]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之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8]由此，便不难理解国内学术界对于邓小平在推进国家现代化方面所给予高度评价的原因了。如有学者指出：“在继续巩固国家独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牢牢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是邓小平把握独立和富强关系的基本着眼点。”[9]更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是新中国领导人中明确提出应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出发点的第一人。他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由各种利益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是其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利益，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10]可以看出，学者们大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开始，推动国家现代化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首要任务。
其三，国家利益至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国家利益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确立国家发展战略和处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在建国初期与苏联结盟，但为了捍卫国家利益，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与苏联并不是亦步亦趋。”[11]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制定还是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都是遵循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12]由此可见，国家利益至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三，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活动。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活动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当然，不同学者对于具体阶段划分的认识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是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家利益在各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外交战略和政策也有所调整和变化”。第一阶段（50年代初）：把安全利益置于首位；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将国家政治利益置于首位；第三阶段（80年代）：把国家经济利益置于首位；第四阶段（90年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既重视捍卫国家政治利益，也重视追求国家经济利益。[13]而多数学者认为是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关节点。有学者曾经指出：“新中国一成立，中国领导人就确定了外交工作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1949年11月，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提出了外交工作要保卫国家利益的任务。此后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观。邓小平长期作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关于国家利益的论述多了起来。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起，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国际形势和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14]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实践性活动的两个阶段，也体现为“建国后，对内进行土改、反霸、镇反和民主改革，还政于民；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综合国力，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坚决粉碎一切‘挟洋自重’分裂祖国的图谋，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而努力”。[15]还有学者明确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为创建新中国、争取国家独立而奋斗，为保卫新中国、巩固独立而奋斗，并且开始了谋求发展、实现富强的探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承袭国家独立的历史遗产，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重点的转移。从近代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富强、走向复兴的统一的历史过程。”[16]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问题的研究已经起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前提。但就问题本身而言，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系统分析。国内学者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探索，主要关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国家利益思想，没有把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机制化的政治组织作为关注对象，因此，国内学术界尚缺乏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围绕其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问题，形成系统并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
第二，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利益思想的全面梳理。就目前而言，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内容，形成了一些零散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或关注国家主权与安全，或关注对外开放活动，或集中于对外政策的实施，或分析某重大外交事件，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活动，没有从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国内外重大事件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全面概括和梳理。
第三，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构建。当前，由于国家利益理论的研究发轫于西方，因此多数国内学者借助于西方学者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特别是借用西方国际政治学领域关于国家利益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模式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诚然，西方学者构建的国家利益理论，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分析和认知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但这些理论或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或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分析思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理论存在着明显“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导致在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相关问题时难免出现偏颇。所以，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利益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当前，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著述没有见到，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国外学者及政要以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著述不在少数。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学者威廉·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达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国学者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国学者魏菲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学者戴维·W.张著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俞晓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学者滨胜彦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亚纪书房1987年版）、日本学者天儿慧的《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日本东方书店1992年版）、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等。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发表的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文章也值得人们关注，如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的《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美国学者鲍大可的《中国是否将重蹈苏联覆辙：邓小平后的中国》（《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的《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俄罗斯学者B.H.波尔加科夫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马贵凡摘译，《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俄罗斯学者季塔连柯的《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的《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日本学者矢吹晋的《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6期）等。
客观而言，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著述和文章大都没有直接以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与本书研究较为接近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容，其他大都围绕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的个人地位、功过是非以及他们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展开，其内容大致涵盖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确保国家安全。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名义上统一事实上地方各自为政的状态，导致整个国家难以有效凝聚力量对抗外来侵略和压迫。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国家完全统一目标，《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指出：“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7]英国学者吉丁斯在《国务活动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捍卫中国革命及民族利益的中国政治家，毛泽东表现了他能把握住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矛盾的才华，能掌握住适当时机作出决策或调整政策。”[18]英国前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斯在《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中指出，邓小平把国家统一看作首要任务。日本学者天儿慧则认为，实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与自主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中国共产党明确国家发展目标，努力建设强大国家。国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相当明确，那就是通过建设强大国家最大限度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的《现代化和毛主义者的理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目标的某些反思》和阿瑞夫·德里克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对毛泽东进行解读。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则认为，与众多有识之士一样，毛泽东执着追求建立强盛中国的目标，不同之处在于达到强盛的手段。毛泽东代表了自强运动的新一代。他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探索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加强中国的实力。[19]同时，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追求建设强大国家目标和努力的连续性问题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美国学者戴卫·W.张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一个坚定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目标，他们都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20]日本学者天儿慧在《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历史是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历史”。当前，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民主、统一、富强这一目标却未能完全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吸取了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了更为合理的政策来实现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俄罗斯学者季塔连柯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种构想都考虑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这种社会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桎梏，建立现代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在这方面，毛和邓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形态不断进行历史性更替，最终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的”。[21]
第三，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国家发展道路，推动民族复兴。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或者模式的问题上具有一贯的连续性。俄罗斯学者波尔加科夫指出：“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请比较一下：毛泽东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邓小平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2]就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而言，他们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探索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或道路是基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形成了适合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概括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即“中国模式”的最重要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23]“北京共识”这个概念，是2004年5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舒亚·库珀·雷默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他把这种模式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经济改革所取得伟大成就的理性认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探索的执政道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中称之为“第三条道路”。他认为“第三条道路”实现了国家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并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中国共产党实施积极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利益。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与外部国际环境实施良性互动的问题，国外学者关注点集中在了第二代领导核心。一方面，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外政策是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在《国务活动家邓小平》一文中指出：“邓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在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和定位，以及他再次使中国同世界连接起来。他领导他的同胞从长期阶级斗争的仇外破坏状态走向经济发展和繁荣兴盛的道路。”“邓小平通过把中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创了中国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意义重大的转变。”[24]美国学者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指出：“邓小平的外交着眼于维护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25]对于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外政策的前提，美国学者鲍大可认为，“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中国领导人这样一种基本看法，即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改变，已经减少了外部对中国的战略性威胁和所造成的危险”[26]。另一方面，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世界实现灵性互动，努力推动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法国学者罗兰·列夫在《中国活力的秘密武器》一文中指出，邓小平“从胜利的世界资本主义角度寻求兼容性，同时在可能的限度内保持国家的独立性”。[27]美国学者万尼·阿瑞基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对中国独立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为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契机。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指出：“中国着力于发展全面的国际合作。中国领导层始终强调，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明显落后于发达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领导人坚定地表示，要推行与所有国家保持和平与合作的政策，因为国家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思想被概括为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的国际关系’”，[28]目的是“积极促进文明对话、预防‘文明冲突’、建设多极世界、在国际关系方面建立公正、民主的秩序”。[29]
另外，国外学者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国家利益的时间，并对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总结。日本学者宇野重昭在《中国共产党史绪论》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国家利益肇始于1949年之前，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必要顾虑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了。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民众的利益，只要与中国的民众的利益一致，就可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开展工作。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予了积极评价。库恩认为：“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30]“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31]“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在工业化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有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32]应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发展，更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
国外众多学者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差异，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内容缺乏深入了解，同时缘于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在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内容，很难被真正触及。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这些著述，仍然可以发现，在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中，既包含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肯定与认可，也包含了他们站在非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所进行的探寻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进行的总结。尽管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远远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与全貌，但梳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及实践问题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为我们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