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黄帝内经》的成书源流与生命意涵

文化史与思想史上的溯源，旨在论辩中医文化的理论定位，明其脱胎于“巫”、“经验”，承先秦以来“天道”思想的伦理精神，杂糅乃至统合各地域理论养分，所开创“自然医学”“辩证医学”的新医学气象。在进入《黄帝内经》论域所及的相关问题之前，本节拟先就一些考证问题作一番廓清，以求适然的态度来面对文本。

一 《黄帝内经》的书名

以《黄帝内经》为名一书最确切的出现时间在公元一世纪初，即《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黄帝内经》十八卷”[1]。该书名可能由当时医学流派所传承，亦可能为向歆父子所命名。更早关于医经的记载当见于《史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2]

据《史记》对扁鹊年代的医书记载，悉以“禁方书”统称；既未见内、外经之别，医经亦未与“帝”名发生联系。到了仓公年代，医书的名目便有了较为清楚的条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高后八年……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及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谒授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3]

阳庆传仓公一批医书，该批医书中虽无《黄帝内经》一部，但已见医书使用“黄帝”来命名。事实上医书不仅与黄帝息息相关，甚至到后来在命名上还发展为“黄帝”独霸的局面。原本阳庆传仓公一批医书中有“黄帝、扁鹊的脉书”，医书在那时仍以黄帝、扁鹊之名而各有所托，到《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录医经家亦各托黄帝、扁鹊、白氏不等；今上述诸医书均已亡佚或不见史册，而独留《黄帝内经》一部。

医书会与“黄帝”出现关系，并以阴阳五行释物秩序论述医理，乃与两汉的特殊学术、政治环境有关。首先，汉初黄、老并称，窦太后、萧何、曹参、陆贾、贾谊等多崇奉黄老之学，于是有《淮南子·修务训》所言：“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4]的风气出现。倘若《黄帝内经》在当时编纂成书，自不能不受其影响。再者，医书发展至《黄帝内经》，已大量使用阴阳五行学说。邹衍丰富和发展了阴阳五行思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述。”[5]邹衍于其学推崇黄帝，《黄帝内经》又大量使用阴阳五行学说论理，当然易于与“黄帝”有所关联。《黄帝内经》大致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或经官方的助力，由医学团体编汇当时所有的医书而来。

医学团体或学派自古即有，近人李伯聪提出“扁鹊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学派”[6]之论，认为扁鹊之名所以能横跨史册四五百年，盖以其所记载诸医者同为扁鹊学派之故，可资佐证。日本的山田庆儿教授亦提出“早期中国医学学派的存在”[7]，指出了首先兴起者为黄帝学派，继之为少师派，然后又有少俞派、岐伯派、伯高派超越了他们，终统归于黄帝学派名下。这与上述各有所托的医书多亡佚，最终仅剩《黄帝内经》的史实相符。实际上，《黄帝内经》所描述的以黄帝为中心的五师（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鬼臾区）一徒（雷公）的成书结构亦是此说有力的佐证。黄帝与五师一徒的问对内容显示着某些差异，其中岐伯为诸理论之导师，擅于医理及内外各科；伯高精于解剖、生理、病理及各种食疗；少师论医理以阴阳学理论为核心，如以阴阳为准将人的体质分成“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五种，辨其同异，而与伯高用五行来划分二十五种不同人格的五行体系有别；少俞论医则富于精神、食物、病因病理等与个人先天禀赋互不关联的知识。以上四者兼能针灸，也能以药物进行治疗。鬼臾区只论天文地理，黄帝与雷公问对则无所不包。

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黄帝内经》的编汇者以记录黄帝与五师的问对方式来整理当时流行的各派之说，个别业师的言论即一派医理的论要，又假以黄帝教雷公来记录其与授业师之间的问答。整理《黄帝内经》的医学团体以这种方式来编纂此书，此医学团体有可能即是以仓公师徒为首的医学学派，并在王莽的支持鼓励下日益壮大。

史载王莽曾于元始四年：“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说记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8]，又载：“莽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9]今本《灵枢·经水论》言：“其死可解剖而视之”[10]，及其所涉解剖知识的许多章节，也只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才产生得出来。王莽自称“黄帝之后”，“黄帝”之名、“黄帝学派”可能以此在医书的命名与内容的编纂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而有别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医家各有所宗的局面。

综上所述，医书与“黄帝”出现关联，最后占主导地位，《黄帝内经》十八卷的成书原因大致如下：

汉初崇尚黄老，故有《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11]的风气出现。医家继承以气、阴阳、五行释物秩序来演论医理，此与两汉尊崇黄老的政治因素、黄老学流行的学术因素有关。黄老本为道家所宗，阴阳五行思想因邹衍推本于“黄帝”，其名源自易学，而后随其学术观念进入医学论著的命名与理论核心。“黄帝”自秦汉以来始终被尊崇，王莽时自称其为“黄帝之后”，将《淮南子·修务训》中托言神农、黄帝立说的风气提到顶峰；王莽又对当时医书发展提供相当的助力，故托名“黄帝”的医经大书可乘势而出。

《黄帝内经》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文化背景与政权的推波助澜下由当时的医学团体（可能为“黄帝学派”）博采各家医经整理编汇而来。

二 《黄帝内经》与《素问》《灵枢》

《黄帝内经》包括《灵枢》《素问》两部的说法自西晋皇甫谧始，此种说法亦为王冰所宗，然此并非历代的共识，多有学者以为《黄帝内经》《素问》《灵枢》实为三书，《素问》九卷、《灵枢》九卷非即《汉书·艺文志》所录《黄帝内经》十八卷。如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即言：“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以为《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12]

近人吴考槃、范行准、廖育群亦持此观点，廖氏以为《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在篇幅上只能是今本《黄帝内经》一百六十二篇的九分之一，并推论今本《黄帝内经》中黄帝与五师一徒的问答，只有黄帝与其徒（雷公）的问对诸章最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题名。黄帝与雷公问对诸章中，论医理各方面无所不包，并自成一系；《素问》与《灵枢》只有这些篇章为黄帝讲述医理，由此最合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题名；其余黄帝与五师的问对则为汇入《黄帝内经》各派医学理论的遗迹。也就是说，今本《黄帝内经》极可能是在博采《汉书·艺文志》所录各种医经著作的基础上成书，所成书名分别为《灵枢》和《素问》。称此两部为《黄帝内经》只是皇甫谧的一种猜测，唐代王冰宗之，再由历代医家口笔传播至今。然而此种说法却未被历代书志所承认，历代正史书目中，《灵枢》（针经）与《素问》两书书名一直是被分开记载使用的。

《素问》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张仲景《伤寒论·自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论》并《平脉辨症》为《伤寒杂病论》十九卷。”[13]

此后一千七百多年便以《素问》《黄帝素问》等书名著录于历代书志，未有较大的变动。关于《素问》的书名含义，历代有多种说法。有以为“素问”即问“素”，托黄帝与岐伯（或五师一徒）讨论“质之始”“五行之本”，如元代全元起、宋代林亿与高保衡、明代吴昆与张介宾等以为“素问”即“平素所讲问”，以其为笔记书性质故名。

《灵枢》一称，最早见于唐代王冰《黄帝内经素问·序》：“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14]《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王冰所谓《灵枢》九卷，实即张仲景所谓的《九卷》、皇甫谧所称的《针经》。按《灵枢》与《素问》内容中一再提及《针经》，可见在此书成书之前该有一部称为《针经》的著作，共为《素问》与《灵枢》成书的雏形。《灵枢》有可能便是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后汉书》载《针经》出于涪翁：“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脉诊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士，玉（郭玉）少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测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15]

《灵枢》出于《针经》，或为《针经》别本，且两者有实质上或篇章上的差别。据《中兴馆阁书目》云：“《黄帝灵枢》九卷，黄帝、岐伯、雷公、少俞、伯高问答之语，隋杨上善序，凡八十一篇。《针经》九卷，大抵同，亦八十一篇。《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又间有详略。王冰以《针经》为《灵枢》，故席延赏云。《灵枢》之名，实最后出。”[16]到北宋初年，高保衡、林亿等校正医书时，《针经》已佚，而只存有《灵枢》；实则《灵枢》本身也已残破不全。迨宋哲宗元祐八年，高丽进献的一批医书中，有一部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的《针经》，今本《灵枢》亦以《九针十二原》为首，正是当初高丽所献的《针经》。北宋初年的《灵枢》残本已佚。

关于《灵枢》的书名内涵，马莳解释曰：“谓之曰《灵枢》者，正以枢为门厂阖辟所系，而灵乃至圣至玄之称。”[17]张介宾以之为“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18]。或以为《灵枢》之名为王冰根据《隋书·经籍志》中的《九灵》，并与道家“玉枢”“神枢”诸观念联系命名而来。

三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的问题

今本《灵枢》是宋哲宗元祐八年高丽所献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的《针经》，经史崧由九卷改编为二十四卷，改题为《灵枢》复刻。目前所能看到最早的《素问》是题为“启玄子注”的王冰注本。该本《素问》八十一篇已佚《刺法论七十二》《本病论七十三》两篇，存七十九篇；后又有此两篇的遗篇问世，虽托为王冰注，但后世多以其词理浅薄鄙陋而不取。此外《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亓正纪》《至真要》七篇大论于篇幅和内容行文与该书其他各篇明显不相称并自成一系，历代皆以其为王冰所补入。

成书年代的考证问题困难重重。《灵枢》与《素问》既为汉以前所有医经的总结，那么各篇章与论点便会有其各不相同的学术背景与归属年代。从文本传世的情况观之，《素问》至王冰时佚、补的状况已是如此，即使从较无争议的七十二篇来看，内容上不一致或重复的地方亦颇多见；可知该书诸篇不仅非一时之作，连编汇整理亦非成于一人之手。再者，典籍整理者在整理医经的过程中对原始资料进行有意识的段落重组、删削、改字、增字与别撰，都增加了我们对《黄帝内经》成书年代了解的困难度。

尽管《黄帝内经》成书年代问题于考证上困难重重，学者们仍试图从不同角度理出各篇成书的年代。如近人刘长林研究通过历代官职考定某些篇章的年代，傅维康、吴鸿洲等亦据《文选》引晋代傅玄的说法：“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评人才之高下，辈目，州置州官，而总其义。”[19]而以《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所举“相傅之官”“州都之官”为由，判应出于曹魏至隋代之间。龙伯坚亦分别以《素问》中文体、历法、阴阳、五行、治则等不同方向，分《素问》诸篇年代为前期、后期、个别后代的著作三部分。

前期著作：上不早于扁鹊，下不晚于仓公，时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二世纪。包括除了“运气七篇”和《六节脏象论》第一段及个别后代作品外，皆属前期作品；这是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载病理、诊疗法则相对照比较，其中又分具阴阳五行调和色彩者与不具阴阳五行色彩者，以阴阳五行学说参揉的运用程度判断应出于邹衍年代左右。

后期著作：约公元二世纪。此时期的作品包括“运气七篇”和《六节脏象论》第一段。龙氏以其篇幅和内容与其他篇章明显相称、自成一系；再依时书《易纬·蛹卦验》《神农本草经》《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及《淮南子》中所使用纪年方式的异同判定。

个别后代著作：列举《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玉版论要》《玉机真藏论》四篇，其论要与傅、吴之说略同，并判此些篇章为公元三世纪以后的作品。

考证等相关问题当然重要，有助于我们对文本中诸概念的明晰掌握。类似龙伯坚、傅维康、吴鸿洲先生等以各种不同角度去考证、推敲《黄帝内经》诸篇成书年代者，历代不可谓不多；这些研究成果的确也让我们在阅读《黄帝内经》时有更多历史的视域与文化脉络的方向感，并为厘清《黄帝内经》中偶有的理论杂陈现象提供进一步的线索。然从《黄帝内经》文本中所显现出来的资料缪杂不一，我们或可理解为“成书年代的统一性”“医学理论的一贯性”“触通性”等，并不是《黄帝内经》编撰者一开始即刻意去保存的。我们除了用缜密的小学工夫作为进入《黄帝内经》前的窥探外，更需要了解的是医家，其理论撰作的始点都是站在临床的经验及需求上，以身体为中心，借鉴诸文化或当时的科学语言，将整个自然观、身体观与可操作的医疗技法理论组构起来。

医学派别于《黄帝内经》行文中的遗迹、历史名词的杂然共存，正显示了《黄帝内经》编汇之初的目的，乃在兼容并蓄医学相关的各种论说。那么除了在概念转化与文字上考证诸先后外，我们似有另一种不错的立场更能掌握《黄帝内经》这一文本的编汇立意。亦可以“档案”的态度来看《黄帝内经》：如果我们能从“专书”的成见走出，将《内经》视为存放中国古代医疗技术、身体认识、身体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档案”，所谓《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云云，不过是此“档案”的总目或分类的标题。后世整理者自可对“档案资料”加以选析，分章命篇；而医者亦可从“档案”中择取临床辨证论治所需的知识。从思想研究者的立场而言，我们亦可以对“档案”进行主题式的阅读，以重新抽绎出相关的思想内容，重塑崭新的理论结构。

历史上进行上述“主题式的阅读”“重新抽绎出相关的思想内容，重塑崭新的理论结构”的尝试并成功者，如张介宾的《类经》《类经图翼》。张氏认为《黄帝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本着“发隐就明，转难为易”之意，“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张氏也曾推究《黄帝内经》成书的根源，能在应有的考证工夫之后跳出既有的成见，以独到的方法意识重构《黄帝内经》，终成其医学上的伟业。这个态度也是今辈在览观诸子的相关考证之后，觉得较为适切解决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所需。